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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谈谈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什么是新结构学的研究？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些都是我经常谈到的问题。各位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来工作，必须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于一般经济系或经济学院，任何有特殊定位的研究机构都会有类似的要求。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有个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一位经济学家不管多有名气，如果不用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s）的方法来研究与减少贫困相关的项目，那么就不会被贫困行动实验室聘任。同样，牛津大学有一个网络经济研究院，其成员都是做网络经济研究的。各位既然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自然应该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希望各位不仅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做出能发表、有影响力、有原创贡献的研究。
我最近经常提出要“强本固元”，上述问题是“强本固元”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各位抓住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创新“金矿”所给予的时代机遇的关键性问题。我相信如果各位弄清楚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做研究，就会找到很多原创性或开创性的研究方向，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一个子领域发表的成果多了，各位就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
经济学理论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以及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这应该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初心。就像我常讲的那样，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现在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而成功实现向发达国家追赶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实现追赶梦想的经济体，它们在追赶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分析起来不难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这些理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该理论产生时的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等作为前提或暗含前提，忽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前提条件上的差异，把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自然难以实现改造好世界的目标。如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研究也是像现在国内经济学领域学者所做的研究那样，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或是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主流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理论，则从个人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难以真正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所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遇，也难以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而且这类研究还可能强化了看似逻辑严谨，但未触及根本原因，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理论，从而可能误导经济决策和社会舆论。所以，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做研究，还可以使各位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做好，而且能够做得有意义，提出的理论能够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统一，践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知成一体”的哲学理念。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沿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做研究，就很难发表文章。但是任何理论创新一开始都是很难被学界接受的，都只有在与旧的理论冲突和斗争中披荆斩棘才能前进并得以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比任何理论创新难。即便很难发表文章，为了让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够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好世界”的功能统一，各位也要迎难而上，做正确的事。
下面我再系统地讲一下我在过去不同场合谈到的内容，对我而言同样是一个重新思考和学习的过程，有助于我自己也有助于各位加深对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
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
，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学科。这里的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结构的内涵指具有异质性的因素的组合，例如在单一部门的宏观模型中，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概念。所以，技术结构指各种不同技术的组合，产业结构指各种不同产业的组合，同样地，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指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组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各种子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结构。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使用新古典方法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使用新古典方法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对象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除了表明所用的研究方法，其核心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等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结构的转型也是内生的，因为如果不是内生的就不会有研究其决定因素的说法。同时，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既然是内生的，在研究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及其影响时，就必须把结构的内生性考虑进去。例如，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结构的影响之一是低收入水平，要提高收入水平，自然要从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结构向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结构升级，但这种升级必须从改变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更根本的决定因素着手才能成功。同时，不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和风险等特性可能不同，可以为其生产和交换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让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释放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为何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并强调其内生化？因为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现代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开山之作后，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财富，以及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本质上研究的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亚当·斯密的开山之作现在被简称为《国富论》，全称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以及许多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每年只有0.05%，按照这个速度人均GDP翻一番需要1 400年；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时，西欧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突然提高为原来的20倍，提高到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时间从1 400年减少为70年；19世纪中叶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35年。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将西欧等发达国家自18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加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
其实，在18世纪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说“世界是平的”。当时，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距，如最富的荷兰与最穷的非洲以及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只有四五倍，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与差距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的差距，这也是为何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规模之和在18世纪之前的将近两千年里长期占世界经济规模的50%左右，而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时甚至占世界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在那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人均GDP水平基本不变化。只有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人均GDP的持续增加。这种人类经济史上的巨变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使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但是，工业革命不仅使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新的分化，同时，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流程细化、资本投入增加，技术、市场和经济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对“硬”的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金融、法律、教育、政府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也相应有了新的需求。只有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适应不断升级的产业和技术需要，才能使交易费用足够低、风险可以承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所以，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
等各种结构不断转型，不断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逐步在西欧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和地区未能发生同样深刻和全面的工业革命，于是出现了引领工业革命的国家和工业革命滞后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迅速扩大，出现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落后的依赖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的国家之间的“大分流”
。经济是基础，落后就要挨打，人均收入低的地区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开始启动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赶超发达国家。
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工业革命还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从亚当·斯密讨论的针工厂是传统的法国手工作坊而不是当时在英国已经出现的更为先进的现代针工厂，可以了解到他并没有观察到工业革命的发生。
《国富论》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论断都是总结自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一直到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和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被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研究。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到美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由于英国和美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所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的理论也主要是根据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和问题总结而来的。他们的研究通常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结构为前提，探讨这些结构如何作用和运行，例如财政理论、货币理论、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或探讨其中的某个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例如内生增长理论。
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开启工业化，发展经济学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认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制造业。然而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这些现代化制造业无法在市场中自发发展起来，于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就认为这是落后的文化、价值观等深层结构因素造成市场失灵的结果，从而主张由政府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给收入水平带来的影响，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发展中国家确实建立了一些现代化制造业，但是，这些制造业的效率非常低下，出现了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X效率问题
，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这些产业后发展速度很慢，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而且危机不断。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未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的，在未具备改变内生现象的条件下拔苗助长，用意很好，却只能以失败告终。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式微，经济学界盛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学者看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的巨大差异，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扭曲市场，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政府失灵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改善经济绩效，必须建立起像（理想化的）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制度，所以提出了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以财政平衡达到宏观稳定化”。从逻辑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分析一样是很严谨的，但是推行其政策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低于结构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是后一时期高于前一时期，其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忽视了政府的干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在结构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各种结构方面的差异性，要使理论能够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目标的统一，还需弄清楚各种“落后”的、“扭曲”的结构的内生性。只有着手改变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现象的改变才能水到渠成，获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很可能好心干坏事。
既然结构是内生的，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结构和结构转型呢？目前主流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何出现农业比重下降、制造业比重呈现驼峰形、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库兹涅茨曲线，并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谢丹阳等人提出的需求收入弹性假说
，其认为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收入弹性不一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产业则会发生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另一种是德隆·阿西莫格鲁提出的不同技术进步率的假说
，其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慢的产业的比重会变大，技术进步快的产业的比重会变小，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最慢，因此服务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变为最高。
这两种假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发达国家库兹涅茨曲线产生的机制，并且他们的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也能够符合卡尔多事实。但这样的理论假说对于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财富如何随着结构的转型而不断增加而言，却有明显的缺陷：第一种假说（收入弹性假说）将收入增长的机制外生化。然而收入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却是现代经济学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第二种假说把技术进步的方式外生化。但是，技术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机制。这样的假说也同样放弃了我们最想研究的问题。
对于我们想要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而言，比库兹涅茨曲线和卡尔多事实更重要的事实是：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低的自然资源产业，如农业和劳动相对密集的制造业。第二，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和资本的密集度越来越高，同时在制造业内部的企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提出的雁阵模型所描述的，不断生生灭灭地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升级。
第三，在发展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和“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社会组织、价值观）等结构也在不断演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形成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要构建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则需要找到一个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我认为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唯一能够把上述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一层地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都迎刃而解的自变量，就是一个经济体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给定的
，是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上的总预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越发达的国家资本禀赋相对越多，越不发达的国家资本禀赋相对越少，所以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可以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每一期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以及剩余中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劳动的增加则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现代社会可以假设为不变。要素禀赋增长速度不同将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出发，对于一个现有产业和技术处于世界产业和技术前沿之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在不同的产业中会有不同的要素生产成本，采用不同技术的成本也不一样。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各个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其产业会集中在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并且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反之，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相对短缺，其产业则会集中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采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技术来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
同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从任何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经济体会像赤松要描述的那样，不断进入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并且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
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所用的技术也会越来越趋于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大，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需求和风险不断增加，对“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等）和“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社会组织、价值观等也会有相应的改变。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只有能够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使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所以，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则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
上述分析框架不仅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而且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经济中的运用。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以及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组成的，但是生产力是由何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实际上与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很密集的轻工业，那么这样的产业结构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比较低。而靠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在生存线边缘挣扎，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无法生存。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远离生存线，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除偶尔团结起来进行革命之外，与资本家讨价还价从而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很低，因此容易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力水平高，则这样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会高，劳动者会有积蓄，一年半载不工作也能生存，资本家不雇用工人则无法获利。因此，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谈判中，天平往往向劳动者倾斜，劳动者的权益和地位上升。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要素禀赋结构。同时，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产业，其规模经济、分工程度和风险特性不一样，与其相适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会有差异。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满足经济基础的需要，交易费用才会低，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所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在2018年9月25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内部讨论会上对于禀赋内涵的讨论
中，我们论述了一个经济体除要素禀赋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禀赋。禀赋的定义是：一个在当前是给定的、对决策者的决策会产生影响的变量。按照这样的定义，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在目前的生产、生活、社会互动中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一个经济体拥有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风俗等，以及所拥有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也都是禀赋。既然这么多变量都是禀赋，为什么要素禀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禀赋呢？这不仅是因为其他类型的禀赋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了，再从这些因素入手做研究，只是印证现有的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忽略了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技术结构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性作用。以广为研究的社会资本为例。社会资本对发展有没有贡献？什么时候社会资本才有贡献？我认为社会资本有贡献是因为某种制度安排缺失，这时社会资本可以替代那些制度安排来使生产活动得以实现。举例来说，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拥有社会资本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比较好的互相信任，克服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问题。在金融不发达或者金融扭曲的地方，金融可得性不足，这时社会资本所增加的人的互相信任就可以通过相互赊欠来弥补金融供给的不足；另外，当法律制度不健全，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无法依靠法律来保障时，社会资本可以使市场交易得以进行。但是，在社会资本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并不会违背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比如，温州以拥有高社会资本闻名，早期发展的产业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一个地方即使缺乏社会资本，例如广东，在政府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政策下同样能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第一位的。其他禀赋的作用也一样，具有某种特殊禀赋的地区有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快地或更容易地把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
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结构分析中的关键地位，将来如果出现经济学研究“中国学派”或是“北大学派”，很可能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在思考问题时有一个共同的切入点——以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内生化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等其他结构并研究这些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他禀赋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其实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一个经济学理论无论多复杂，对分析一个现象来说不是用收入（预算）效应就是用替代（相对价格）效应来解释。要素禀赋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上的总预算，而其结构决定了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同时包括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时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
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经济体内生化结构分析的第一要素，还有一个好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是可以随时间变化的。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结构分析的起始自变量不会陷入像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历史命定主义——500年前白人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由不适应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导致的高死亡率是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攫取性制度安排、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
——之中。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强调一个经济体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为企业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变成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个经济体就能快速发展起来，缩小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变成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上面我们谈了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并侧重谈了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将结构内生化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呢？总而言之，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研究发展问题主要是研究一个经济体如何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升级带来的对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软硬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各种结构环环相扣，又是内生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驱动的，因此就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即如何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帮助企业家将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而言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是竞争优势的产业。首先，在发展上可以研究政府如何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甄别和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如何给创新企业家提供激励，要素禀赋以外的其他禀赋如何发挥作用，比如原有产业所形成的技术资本如何造成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其次，可以研究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推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后，如何进一步从供给和需求双方推动“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软”的制度安排在现有基础上的内生变动。再次，也可以研究上述各种结构变动对分工、收入、分配、家庭、社会、政治、规范、价值、理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最后，可以研究在这些结构的变迁中，市场、政府、企业家、社会组织等的作用。对于上述几个层次的问题都可以建立数理模型，提炼出可验证的假说，然后收集国别、地区、企业和家庭的数据来验证这些假说。
研究经济发展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全世界的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多数产业、技术处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之内，对于和世界前沿有差距的产业和技术，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可以有后来者优势，这种后来者优势也存在于各种制度安排的创新上。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后来者优势时对于选定的产业、技术、制度升级安排也必须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否则可能就变成了赶超，要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或引进的制度安排不能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等，欲速则不达。这方面也可以构建理论模型并以实证资料来检验。
转型问题主要研究一个结构存在扭曲的经济体如何消除扭曲从而变成一个各种结构环环相扣且没有扭曲的经济体。扭曲可以发生在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的层面上，可以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来研究扭曲产生的原因、扭曲的后果以及如何有效消除扭曲。
在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有两点不同。
首先，由于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的最适宜结构是内生于各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因此，扭曲与否是与自己的“最适宜”比较而得来的，而非像现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的流行做法那样，把凡是与发达国家有差异的都当作扭曲来对待。并且，转型的目标不是发达国家的制度，而是适应自己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所需要的制度。这方面可以研究的题目很多，我们可以把那些发表在重要杂志上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拿来，比较我们定义的“扭曲”和他们定义的“扭曲”的差异，用他们所用的资料重新验证计算，然后比较其结果。
其次，既然扭曲是内生的，那么消除扭曲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不能像把扭曲当作外生的一般主流经济学文献那样，认为去掉扭曲就可以。而是必须针对扭曲产生的原因，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消除那些原因，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地去掉扭曲，使结构恢复到最适宜。仔细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对“休克疗法”和“渐进双轨制”改革的论述，就可以了解把扭曲当作内生和外生的转型方式的结果为何不同。这方面可以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题目也非常多，例如，为何“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崩溃而“渐进双轨制”改革却带来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华盛顿共识”把取消预算软约束、消除财政赤字以实现“宏观稳定化”作为转型的三大改革内容之一，但是为什么在多数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却是预算软约束越来越严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而继续维持预算软约束的国家反而宏观经济稳定，在转型期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私有化改革在中小国有企业中实行的效果好，在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的效果差，为何会有这种差异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在金融结构方面模仿发达国家而不是采取最适宜的结构，金融扭曲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如何消除金融结构扭曲才能维持经济稳定并改善经济绩效，包括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等。
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包括货币、财政、金融、劳动、产业组织、制度、区域、环境、国际发展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如何运行。从亚当·斯密开始，这些子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发达国家的问题和现象的。在将其背后的道理总结为理论时，其理论越简单越好，通常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几个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变量，用这几个变量来构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模型，舍象
了其他和这个现象没有直接关系的变量，也就是任何一个理论模型其实是内嵌于（embedded）被舍象的诸多变量之中的，这些没有直接关系的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当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发生变化时，适用的理论也就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时，是内嵌于存在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结构环境之中的。到了60年代，产能过剩和不充分就业的情形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消失，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不仅不能带来就业和增长率的增加，而且得到的结果只是滞胀。因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被反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性预期学派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因为暗含结构差异而不适用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西方经济学派，包括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提高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优政策选择，其暗含前提是这个经济体不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中国家那样，存在大量需要低息补贴才能生存，又不能让其倒闭的战略性企业。又比如，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等于新知识的产生，只能来自自主研发或从自己工作的经验中获得，并研究其成功的条件和影响，其暗含前提则是这个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前沿，但对于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创新机制可能是引进、消化、吸收，不能因为新增长理论只研究自主创新或干中学，发展中国家就只能“依样画葫芦”。总而言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是内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文化的结构之中的，所以，实际上研究的是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受到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由于缺乏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和差异内生性的认识，会以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理论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美国顶级大学的经济学家拿着经济学教科书到处“指点江山”，却不知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在发达国家构建理论时被舍象的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变量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也能被舍象。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使得理论成立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因此把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会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在一些根本原则上会有“共性”，例如，经济发展有赖于创新，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功能，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等具有内生的差异，其规模、风险特征以及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有差别，各项“硬”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需求，以及合适的“软”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殊性”。例如，同样是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主要靠自主研发来获得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发达国家购买新的嵌入了更好技术的设备来获得新技术。前者在增长核算中会表现为剩余项或全要素生产率；后者则由于资本的增加而不表现为经济的剩余，但并不代表没有技术创新，并且，其实是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在运用财政政策做反周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时，由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所以大多是挖个洞、补个洞，对提高增长潜力的作用有限，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破除“李嘉图等价”对财政政策运用的限制。挖掘、探索清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结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运行的“殊性”是使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时，得以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的必要前提，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在研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不应该像现在学界惯常的做法那样，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都认为是可以也应该消除的扭曲，而是应该先问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到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有什么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最根本的自变量出发推导出内生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以及从不同层面结构变迁自发协调的滞后性和政府过去好心干坏事所导致的许多内生扭曲等视角来看问题，与现在主流的观点比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凡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经济问题研究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其实，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等于将现代经济学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系统的研究会在各个子领域产生许多新的重要的理论见解，产生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组织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而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革命爆发的前夕。
现阶段，在新结构金融学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并逐渐成形。我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在自己所属的子领域里都能按照上述建议，在做研究时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以及存在扭曲时扭曲的内生性等，放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中，这样各位都有可能成为各自的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的开创者。
接下来谈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把结构的内生性引进理论分析，使“二维”的主流经济学变成“三维”的经济学，并以此推动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其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则。
第一，一定要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模型或是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理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重要的理论在于揭示了重要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个现象，进而能够对症下药地去改造这个现象。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都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总结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构建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要从现象出发，而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模型或者流行的研究方法出发，不能因为对某个理论比较熟悉，就用这个理论去“套”新观察到的现象，或是在这个理论模型上加个变量或减个变量，将其改写成一个新的模型，也不能因为对某种研究方法比较得心应手，就找能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在这点上取得了共识。比如王勇说他去芝加哥看导师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的时候，他们不断讨论的就是现象。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参加各种研讨会，来做报告的经济学家也都是先介绍他要解释什么现象，把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了才开始介绍理论模型。从现象出发，一定要对现象的来龙去脉，以及谁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绕过的限制条件等了解清楚，不能雾里看花。大家在做研究时，很多时候也是从现象出发，但可能只看到表层，比如看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在未深入了解现象的内生性时，就去写模型做实证了。要避免这种误区。
王勇：林老师，我要插一句。我认为“从现象出发”的潜在挑战其实非常大，因为它包含两点：第一点是您讲的，首先要了解这个现象本身背后的过程，即事实是什么样。第二点是必须了解现有理论在做什么，因为要解释一个现象，一定要说明现有的、被大家接受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所以表面上是解释一个现象，实际上其是有一个理论背景的，否则什么东西都是现象。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大家感兴趣的现象？
林毅夫：我同意要研究有趣的现象，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和现在大家接受的理论有什么不同。但应该在自己已经想清楚了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后，再去看既有文献的解释，而不是看到一个现象就先看已有文献上有什么解释，这样做很容易“对号入座”，而丧失了提出新理论的机会。所以，我强调的第二点如下。
第二，在面对一个现象时要秉持“常无”的心态。首先，不要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现象，要自己吃透现象，自己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想通。发现一个现象后，在自己想通前不去看现有的文献是保持“常无”心态的一个重要法门。否则容易“对号入座”，认为这个现象是某个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果逻辑机制造成的。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现象有两种可能结果：一是提出的解释和现有文献里的解释不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二是提出的解释在现有文献里已经有了，这也无碍，既然对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已经了解，应该也清楚有哪些资料可用，那么不难写出一篇检验现有理论的实证文章。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实有原创性想法的应该不到10%，而90%以上的文章都在检验现有理论。
要从现象出发就必须对观察到的现象有兴趣，因为理论都是在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使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现。
其次，要吃透现象，把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用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参加研讨会时，那些老师总是先问论文的发表者对研究的问题的经济学直觉（intuition）是什么？所谓经济学直觉是指要一眼看穿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谈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固然重要，但是理论模型是根据经济学直觉来构建的，只有把经济学直觉搞对了，理论模型才有意义。而要搞对经济学直觉，也就是要把研究的现象是由收入效应还是由相对价格效应导致的弄清楚。一个好的研究者要对现象感兴趣，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要不断地兴高采烈地讲故事，把现象背后谁是决策者，影响他做决策的到底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以及这个效应如何导致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因果逻辑从故事中弄清楚。
大家可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内部养成讨论真实世界现象的氛围，碰到同行，或是对这个现象可能有了解的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讲给他们听，和他们讨论，直到自己的经济学直觉很清晰，所讲的故事别人挑不出逻辑的漏洞，根据自己构建的因果逻辑的各种推论也与各种已知事实不矛盾时，才开始看文献，构建理论模型。在观察现象时多找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每位学者都是“瞎子摸象”“雾里看花”。只有多讨论，才能尽可能“吃透”现象，摸清背后谁是真正的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导致他的选择的收入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是什么。
王勇：应该讲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讨论现象时有两个优势：第一，我们的兴趣点是集中的，不像其他经济学系，每个领域只有一两个人在研究；第二，我们强调“知成一体”，有许多从事政策实践的同事，他们和现实世界很近，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好自己的优势。
林毅夫：对，这确实是我们的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主张“知成一体”。当然，我并不要求学术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去参与智库政策研究，但是可以和智库团队的同事多交流，参加一些他们的调研。智库团队的同仁也可以和学术团队的同仁交流在做政策研究时看到的现象或产生的困惑。除此之外，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看报纸、听新闻，也在参加各种讨论会，但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要养成把所看到的、听到的事都拿来分析，把自己的分析说给别人听，和大家讨论、争论的习惯。例如，这两天我与诸位一直在争论，我不能说我的看法都对，但是对这个现象我是怎么看的，我的经济学直觉是什么，你是怎么看的，你的经济学直觉是什么，大家可以来争辩，直到一方能以理（逻辑）、以事实说服对方。在这个争辩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逻辑弄得更严谨。在争论时一定要从现象出发，根据事实和逻辑来分析，要避免一看到现象，就找现有理论解释这个现象，而必须以一种“常无”的视角来看问题，要避免“对号入座”。
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学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外受过严格训练回国的人尤其要警惕“对号入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在国外学习到的理论似乎也能把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就“对号入座”了。例如，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就认为是产权的问题，认为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流行的看法是不是抓住了国有企业效率低这个现象背后最正的原因？有些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常批评我的一点是“林毅夫从来不讲私有化”。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看过《中国的奇迹》和《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
两本书和我于1998年、1999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有关国企改革和预算软约束的两篇文章的人应该知道，我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一向是支持的，因为中小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大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私有化以后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也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效率可以提高。我不主张笼统地以私有化来解决问题针对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效率低，不难从现有的产权理论的逻辑构建一个模型，说明在国有体制下，所有者不是经营者，没有剩余索取权，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效率就会低。企业亏损了，因为是国有，国家只好承包下来，而有了预算软约束，这样的解释逻辑一环扣一环，似乎很有说服力。然后看到国有企业的经理的积极性果然不高，企业效率果然低，企业有亏损国家不会让其破产而是给予兜底，就“对号入座”，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和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产权造成的。这样的文章因为和主流的理论观点一致，在学术期刊上容易发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要记住：一个理论讲的无非是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社会经济变量很多，一个现象如果能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也必然能用由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的其他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例如，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而大型国有企业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的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国家之所以会投资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并让其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这些产业关系到国防安全或国计民生，因此这些企业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府必须为政策性亏损负起责任，就会有政策性补贴。由于政府不参与经营，对实际政策性负担造成的亏损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亏损，包括经理道德风险或是无能、不积极所造成的亏损都包下来，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现象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改善经营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上面两种解释的内部逻辑都是自洽的，但是政策含义完全不一样。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造成的，那么通过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了。
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私有化反而会造成寻租腐败等更为严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转型时，很多聪明的人，像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都支持私有化，因为他们确信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国有产权引起的。但是，结果怎样呢？各种实证研究发现，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新结构经济学的预测，拿的补贴普遍比过去更多，被利益集团捕获（capture）的程度比原来更严重。所以，看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世界”，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一定要用“常无”的心态直面现象，“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探索背后的逻辑”，不然很容易“对号入座”。
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真实世界，是成为一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经济学家的条件，也是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的必要条件。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研究还可能强化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想法和错误的政策思路。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这其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此前王勇与我一起到莫斯科参加会议，发现国内和俄罗斯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国内的经济学界基本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当道，俄罗斯的经济学界则对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反思。我想原因在于俄罗斯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并深受其害。我国因为没有推行新自由主义，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发大多可以找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人们在缺乏“常无”思维的训练时，很容易“对号入座”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王勇：在莫斯科的会议上做主旨演讲的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y Glaziev）（截至写作时，其为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是推行“休克疗法”时的俄罗斯经济部长。他现在非常认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其比新自由主义更有道理。
林毅夫：在波兰也有同样的情形。时任波兰总理的莫拉维茨基（Morawiecki）为我在波兰出版的第二本书《开放经济下的新结构政策》写的序言中提到，波兰过去吃过计划经济的苦，后来又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害，现在认识到像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唯市场论是不对的，而像计划经济那样一切依靠政府也是不对的，市场和政府都有重要的功能。他执政前就对各种新的理论很关注，找来找去发现唯一能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讲清楚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因此，他支持新结构经济学，采纳新结构经济学。他的序言写得很到位。
对于怎样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并开展研究，我想讲的第三点如下。
第三，应回归亚当·斯密，也就是回归对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中。我常说要回归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国富论》里提出的各种理论论断，而是回归亚当·斯密得到那些论断的方法。这是“鱼”与“渔”的区别。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一清二楚地写在他的书的封面上，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亚当·斯密想研究的是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整本书讨论的是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所在的社会，其财富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并由此得出他的论断。我们如果想成为有原创性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任何现象时，同样要先弄清楚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在的社会，其决定因素是什么。
在这一两天的讨论里，对于你们研究的现象，我总是先问：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把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了解清楚后，才能去探索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抓住时代机遇，成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窍门。也可以说是自1988年开始，我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以后一直坚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最近大家看到“伟大时代是我的底气”那篇采访，其中我谈到在1988年时有两件事激发了我的顿悟。其中一件事是，1987年我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国外学的理论都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国内推行的是治理整顿，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从而压低需求来降低通货膨胀。另外一件事是，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学到的理论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那年我到印度参加会议，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私有产权和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有计划经济委员会，而且印度计划经济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和我国计划经济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是同样的。这两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以及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一个自洽的、能够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不一定就是揭示造成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的理论。慢慢地，我把当年顿悟后思考问题的方式归纳为以“一分析、三归纳”的方式来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方法。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放手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对政府来说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政府要自找麻烦劳心劳力地去配置资源？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到某些产业是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扭曲，会造成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但为什么要扭曲价格？是现在主流文献上说的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所致吗？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和印度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集团显然不同，怎么会有同样的制度安排？仔细思索不难发现，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摆脱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位以后的中国和印度都想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以致超越阶段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扭曲各种要素和投入品的价格给予补贴，价格扭曲导致供需不平衡，只有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才能保证廉价的资源要素会被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由此不难理解，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管什么社会性质，若想拔苗助长只能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和扭曲、直接配置资源才能实现。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所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这一点我也是在1988年想通的。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受过的理论训练，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应该提高利率。提高贷款利率，投资成本增加，就会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也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当前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率就降下来了。而且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好的项目因能付得起高的利率而会被保留下来，坏的项目就会被淘汰了，从而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看来，中国当时不这么做，好像很不理性。但我后来认识到这是因为限制条件不一样，当时中国有许多资本密集型、违背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没有廉价资金的支持，这些企业根本活不了。如果提高利率，它们全部会严重亏损，如果让它们破产，那么社会稳定怎么办？国防安全怎么办？如果不让它们破产，就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当时财政和货币是互通的，财政赤字增加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就又来了。所以，在了解了决策者面临的限制条件以后会发现，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其实是理性的选择。
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用现有的理论来了解中国现象的做法。碰到一个现象，自己会想清楚是谁在做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哪些，限制条件又是什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就是抱着“常无”的心态，根据经济学的“本体”，自己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如果决策者的选择从现有的理论来看好像“不理性”，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对决策者的限制条件不够了解所致，此时要站在决策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进一步下功夫去看决策者有哪些可动员的资源，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所以，碰到看似“不理性”的现象时要感到兴奋，因为这正是提出新的具有原创性理论的机会。
在《本体与常无》那本方法论对话集里，对于如何秉持理性人的“本体”以“常无”的方式来观察现象，我把它归纳成“一分析、三归纳”。所谓“一分析”就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以演绎的方式分析对于所要研究的现象，谁是决策者，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又面对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存在哪些可行的选择。“三归纳”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以计划经济的形成为例。从“一分析”来说，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那么谁是这个体制的决策者？是政府。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限制条件为何？资本极端短缺。可选择方案为何？市场配置或政府直接配置。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想要建立的目标产业违背比较优势，企业又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去投资，即使因为信息或决策失误而投资建了工厂，也不会有意愿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显然靠市场配置资源无法把这种产业建立起来。因此，只能靠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来投资，并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其经营。如果这种产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很低，像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那样，那么政府可以采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全国的GDP而言，所要发展的产业的规模非常大，财政直接补贴受到税收能力的限制，就只能用扭曲价格的方式来暗补。价格扭曲以后，凡是价格被压低的要素和产品都会出现短缺，有短缺就要有计划，只有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才能保证有限的资源会被配置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所描述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归纳”中的第一个方法是历史纵向归纳法。过去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然而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从1929年才开始的，1918—1929年有11年的时间实行的是市场性质的新经济，并没有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推行计划经济。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斯大林开始推动发展重工业。过去苏联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关。当时，苏联也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体，因此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只能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
第二个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法。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体制不同，怎么会有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往远一点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相似，比如都有金融抑制，对投资、金融、外汇都要管制和配给。这些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还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虽然名称不同，但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所以，可以用这种跨国的大视角来分析思考，这是当代横向归纳法。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政府干预、金融抑制、汇率扭曲，等等，这些干预和扭曲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背后有无共同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Mckinnon）和肖（Shaw）观察到了金融抑制现象，并形成了一组文献资料
。但是他们没有做综合分析，而是把金融抑制当作是独立的、外生的，认为金融抑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于是建议进行金融自由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经济危机不断，为什么？因为有大量资本密集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那些产业根本无法生存。同时金融自由化以后外国资本即使进来，也不会进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本国资金反而外逃，经济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在观察现象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现象放在一起分析，看这些现象有无共同的决定因素。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预、扭曲同时存在？归纳起来都与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关。结果就如前文“三位一体”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扭曲成为另外一个扭曲的“因”，这个扭曲又会造成其他扭曲，如此循环反复。把同时存在的多个现象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最根本的“因”。
上述“一分析、三归纳”方法在《本体与常无》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大家可以再仔细去揣摩一下，根据事物的本质演绎分析其成因，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进行纵向归纳，对同一个时代多个国家进行横向归纳，对同一个国家诸多同时存在的现象进行综合归纳。通常不同的国家会有相同的扭曲，扭曲于何时开始产生？一个扭曲会造成另外一个扭曲，这个新的扭曲又会造成其他的扭曲，如此环环相扣，交错在一起。能不能从中理出一个思路来，找到一个初始的扭曲？这个初始的扭曲通常会和问题本质的分析相关，所以，“一分析、三归纳”虽然是分开讲的，但在运用时则需综合运用，相互印证，以找到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第四，要从特殊到一般进行研究。从现象观察出发，经常会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把现象的存在归于特殊原因。尤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能不能从特殊性看到更底层的一般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停留在特殊性，那是中国经济学，没有一般意义。新结构经济学固然总结于中国的经验但不是中国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从现象出发研究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一般观察的是中国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发展与转型中的大国有太多特殊性，不难从特殊性出发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很成功，可以构建一个模型强调党的坚强领导是成功的关键，党的坚强领导确实十分重要，但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成功，那就没有一般意义，因为其他国家很难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政党。不过，在改革开放前同样有党的坚强领导，为何那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所以，这样的论断通不过历史纵向归纳。而且，毛里求斯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经济发展的绩效也很好，因此，上述论断也通不过当代横向归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最大的改变是从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战略的转变。毛里求斯之所以发展得成功，也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开始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所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归因于遵循了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了一般意义。
另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经济体发展的成功，学界的一个流行解释是东亚经济体有儒家文化下的权威型政府。同样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归因于此。这种观点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文化决定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把韦伯强调的基督新教换成了儒家文化。但从历史纵向来看，东亚经济体一直有儒家文化，但是过去发展却不成功；从当代横向来看，毛里求斯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印度人，没有儒家文化也没有权威型政府，但和东亚经济体同样成功。所以，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也许有贡献，但不是东亚经济体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其根本原因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从现象出发，但要超越特殊性去了解其背后更根本的、更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固然各有特殊性，那些特殊性对其成功也许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例如中国所拥有的党的坚强领导、东亚的儒家文化下所形成的权威型政府，但这些都是有利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就像我在谈禀赋时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地理条件等给一个地区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决定成功与否的更根本因素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经济运行要成功，发展的产业必须要符合比较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企业家的努力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竞争优势。产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与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关。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发展的产业可能不一样，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出口产业中，有的是成衣、有的是制鞋、有的是玩具，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早期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所以，符合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在做研究时首先观察到的通常是现象的特殊性，如果不上升到一般性，研究的贡献就会小得多。研究只有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才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真正的贡献。要从对特殊性现象的观察飞跃到对一般性原因的总结，其方法是在观察一个现象时，对此现象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说，且不要满足于一个假说，要反复用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归纳法来检验这个假说。只有通过了这三个归纳法的检验，才有可能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因果逻辑机制。要运用上述三个归纳法，就必须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足够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随手拈来各种历史的、跨国的现象经验来做比较分析，而不是就事论事而已。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胸怀，平常多看、多想、多积累，不是坐井观天，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是临时抱佛脚。
附带说一点，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但是，做学术研究和做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完全一样。做学术研究要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做智库、政策研究则正好相反，要用一般性原理结合所研究的经济体当地的特殊条件来提建议。每个地方总是有一些当地特殊的有利条件，如要素以外的禀赋，以及特殊的限制条件（如过去的赶超所遗留下来的扭曲等）。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限制条件，把有利条件动员起来，绕开不利条件去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五，要把将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结构的“二维”主流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的具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前面谈到的四点对任何学科或是任何理论流派研究者而言，都是必须共同遵守的。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经济学家则还需要有一个认识理论创新“金矿”的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就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试图把主流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的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的具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涉及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个革命现在还只是“星星之火”，尚未“燎原”，到处是可以做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研究的机会。我常说“不要坐在金矿上挖煤矿”。什么是“挖煤矿”？就是只会萧规曹随地跟着国外的热门问题和方法做研究，不会自己找出新的问题、采用新的方法来做研究；或是根据主流文献的理论视角人云亦云地看中国现象，不会提出新的、更到位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会有原创性的贡献，是在“挖煤矿”，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发表的成果，但不会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尤其对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
经济学家都会有“挖金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意愿。之所以不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新的现象，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没有认识新现象的眼光。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者，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接近稳态，新的、大的社会经济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不经常发生，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一个有原创能力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以后，跟着去做一些注脚性的研究。在我国更多的原因则是后者。我国的经济学者从本科开始就学习、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自觉地就会戴着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现象，容易“对号入座”，难以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新观点。
如何“挖金矿”而不“挖煤矿”？需要知道“金”为何物以及“金”与“煤”有何不同？首先，对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和发达国家具有内生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各种内生性的扭曲。了解了这两点，就不会简单地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上述两点正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所在。所以，要“挖金矿”就要先熟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次，要认识到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的总结，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可以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内生地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使现有的“二维”主流理论变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理论，以数理建模深挖理论扩维以后的新视角、新见解，并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来检验这些新视角和新见解。要做到上述两点，既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能开悟，知道了“各种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扭曲是内生于对上述内生结构的偏离”，就能做出许多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来。但是，真要把上述观点运用自如也不容易，因为主流理论的影响容易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思考问题、观察现象时一不小心就会“对号入座”。
禅宗讲“顿悟”和“渐修”，绝大多数人是经由“渐修”而达到“开悟”的，难以像六祖慧能那样只是偶尔听人念了《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就开悟了。对于各位有心要认识和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金矿”的学者，首先要下功夫好好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著，全面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才不会看到“金子”却有眼无珠不认识，而把“煤”当作宝贝；其次是要根据自己的领域，不断探索深挖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在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并用中国和跨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由此得出的认识。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研究者而言，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把理论参照系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结构内生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花精力去完成这个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变是各位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金矿”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勉励切磋，培养和提高认识这个“金矿”的能力，共同挖掘中国经济的“金矿”，深化、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让我们有底气放弃“西天取经”式的做学问取向，总结我国的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学界一般崇尚“西天取经”。鲁迅这么伟大的学者倡导的却是拿来主义，主张外国有的、好的拿来用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代知识分子倡导的是全盘西化，无非有全盘照搬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或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道路之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是这样的情形。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这代人才有这个文化自信自己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一个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开了国内自主理论创新的先河。要引领时代的新思潮，就必须有敏锐的眼光，也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一个引进国外先进理论还处于主流的时代，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容易发表文章，而且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也容易获得社会的掌声。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总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用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政府，批判社会的黑暗面会让群众认为你是有道德勇气；而总结自己国家成功的道理，掌握理论和话语权的声音却不容易被国际主流学界所接受，在国内也容易被人误解为“歌德派”。但是，根据中国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休克疗法”，前面提到的格拉济耶夫是当时的执行者之一，他今天已经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转型是主流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是怎么形成的？它固然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美国经济学家的鼓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自己的学者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大力鼓动宣传才形成了这个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潮。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休克疗法”的失败是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对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缺乏认识的结果。“休克疗法”方案的主要制定者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后来我和他见过多次面。他与其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样，是爱国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学者。当时他确实对“休克疗法”深信不疑。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缺乏结构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如果还去推波助澜，不仅将辜负时代给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还将违背作为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责任。我们应该有“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德担当。
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的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这是因为，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先机，因此，不应该把这个推动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的机会，让给在外国工作的经济学家。理论创新从提出到被学界和社会接受，每一步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最难的是第一步——发现有趣的现象，并真正“吃透”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鼓励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内部形成一个关心真实世界的现象、讨论真实世界的现象的氛围。大家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要“对号入座”，拿现成的、自己熟悉的理论来解释，而要秉持“常无”的心态，根据“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从特殊性深入到一般性，去了解背后的道理。在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时，要谨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在分析扭曲的影响以及做改革建议时，也要记得扭曲的内生性。我相信只要掌握好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沿着上述方式来做研究，就可以做出很好、很有创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成果来，不仅能够推动学术进步，也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统一起来，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达到“知成一体”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