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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思考：是不是只要在研究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包括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影响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结构），并通过这些研究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叫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一项研究不是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那么即使在模型中放进了结构，也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们以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为例。在其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不一样，但是在其模型中结构没有被内生化，而是被当作外生给定的，所以，虽然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中有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结构差异的分析，但是这样的理论分析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同样，在新近的经济学文献中，也可能有些论文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只要在这些文献中，结构是外生给定的，没有内生化，就不算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再强调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所谓内生，指的是一个变量是模型中各个决策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决策者作选择时不可改变的参数。当然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采用这样的定义是有目的的。
第二点思考：在现代的经济学文献里，当然也有学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内生化，比如有些经济学家用家庭偏好推导出产业结构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内生变化，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所以不仅要研究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和演化，还要由此内生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家庭偏好作为切入点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家庭偏好可以说明由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家庭的需求会有所变化，从而内生出产业结构的差异，但收入的变化则被外生给定；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产品可以贸易，那就没有办法确定随着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将如何演变。
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在每个时点上都是给定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分析，都必须以一个给定的参数作为切入点，才能去内生那个时点的其他变量。如果这个参数本身对各个决策者来说不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那就不能以其为切入点来内生出其他变量。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决策者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家庭，都只能将其作为给定的参数，无法进行改变。
有人讨论：是不是在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要素禀赋是给定的”这个假定就被推翻了？我认为不能推翻。虽然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绝对不会流动到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的程度。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是由人拥有的，资本拥有者配置资源的目的是使回报最大化。如果资本流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样才能实现回报的最大化？一定是流向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即便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愿意让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模型假定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人均资本就不重要了；但是这样的假定本身就违反了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实际上，即使国际资本可以流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来说，这一因素也是不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禀赋结构差异的本质特性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像伽利略为了验证重力加速度，在比萨斜塔做实验时假定没有空气阻力，因为相对于他做实验时所用铅球的质量、密度和塔顶到地面的距离而言，空气阻力产生的效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现在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来研究产业技术选择，即使有国际资本的流动，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所以，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很需要这个被作为分析切入点的参数。它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参数对于所要解释的现象非常重要，对改变世界来说，决策者也将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的发展绩效差异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的理论切入点是，四五百年前，欧洲对美洲开始殖民时，拉丁美洲天气炎热，去那里的白人死亡率很高，白人在那里活下来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开始的时候就要大量掠夺，形成了掠夺性的制度安排。北美地区天气较温和，到那里的白人大多活了下来，在那里工作，慢慢形成了社区性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写了一个很严谨的理论模型，将制度内生化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好像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使我们倒回到四五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拉丁美洲的天气改一改。你说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没办法做到，即使知道了天气因素很重要也没有用。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因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个时点，对一个经济体所有的决策者（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来说，都是给定且不能变化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资本是可以积累的，劳动随着人口的增长也是可以变动的，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抓手”，来改变要素禀赋及其结构。
第三点思考：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不仅是因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个时点是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而且是因为此两者是经济分析中最根本的参数。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时，无非是从收入（预算）效应（income/budget effect）和替代（相对价格）效应（substitution/relative price effect）来分析决策者的选择。张五常先生常说他研究问题时只考虑替代效应，也就是相对价格效应。这是因为他研究的不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只看替代效应就可以了。我们研究的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除了替代（相对价格）效应，有时还要看收入（预算）效应。其实，除了做统计学或者经济计量之类的方法论研究，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即使很复杂，到最后也不是讲收入（预算）效应，就是讲替代（相对价格）效应如何影响决策者的选择的。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决定一个国家在这个时点可支配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总量，也就是这个国家在该时点的总预算；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由各个要素在该时点的相对稀缺性决定，这一相对稀缺性就决定了各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还需要考虑生产技术和家庭需求的特性）。所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
新结构经济学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其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什么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指的是生产方法和方式，也就是产业的技术、资本、规模、风险等产业结构的内涵。马克思以生产方法和方式为经济基础来研究制度结构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变化，但是生产方法和方式及其变化是怎么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些因素是外生给定的，没有解释生产方法和方式的决定和变化机制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这些因素则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以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把生产方法和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都内生化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为什么把结构内生化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把结构内生化，那么一个理论模型即便再漂亮，也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还经常会误导改变世界的努力。回到结构主义的例子。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当作外生给定的，那么就会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进口替代的方式直接采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同样，新自由主义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当作外生给定的，所以就会建议发展中国家用“休克疗法”的方式直接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结果是好心没有好的结果。另外，像解释“卢卡斯谜题”一样，如果在模型中没有将产业结构内生化，而是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直接当作外生给定的，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度高，从而需要的资本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低，从而需要的资本少，所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资本就注定会流到发达国家去，则根据这种模型，除非发展中国家改为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否则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模型的政策建议来实施，那么其结果将和原来的结构主义政策一样。其实这样的模型并没有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现象。实际上，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出现资本外逃，而且存在资本流入。只有发展得不好的国家，资本才会流出到发达国家。原因是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会不断升级到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资本的回报高，资本就不会外逃。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结构主义的政策建议去进行赶超，资本被配置到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产生许多扭曲，创造扭曲的租金和寻租的机会，寻租的不法所得就会有外逃的积极性。只有把产业结构内生化，才能解释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资本流入，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资本外逃。
一个理论只有在根据这个理论的逻辑所做的所有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被暂时接受。经不起这个考验的理论通常是因为这个理论把内生的现象外生化了。经济学家容易好心干坏事，一般是因为他忘了所要改变的现象是内生的。
另外，要内生化就要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出发，不要把由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果”的中间变量作为出发点。用禅宗的语言来说，就是要从“第一义”出发来观察现象，而不要从“第二义”“第三义”出发来观察现象。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最根本的“因”会产生“果”，这个“果”又会变成“因”，产生下一个层次的“果”，这个“果”又会变成“因”去产生下下个层次的“果”，如此因因果果，生生不息。如果不是从最根本的“因”出发来观察世界，而是以中间的“果”作为“因”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虽然似乎也能解释现象，但是如果实施这种理论的政策建议，则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转型前，经济效率很低，政府对市场有许多干预和扭曲。不难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这些干预和扭曲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以致经济效率低，新自由主义就是根据这样的模型，建议转型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各种干预和扭曲。但是，这样的模型忽略了转型前政府的干预和扭曲是政府违反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为了保护和补贴在赶超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内生的制度安排，推行这种忽略扭曲的内生性的转型方式的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然而，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的理论就能够逻辑自洽地解释最多的现象。比如说，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以中国转型前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讨论了中国转型前后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的形成及其效果，探讨的问题很多，我自信整本书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以同样的切入点把观察的范畴扩大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60年的发展成败，探讨的问题更多，整个逻辑也是一以贯之的。我不仅讨论了各种扭曲及其效果、如何转型才能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同时还讨论了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最适宜
金融结构、教育结构、“潮涌”现象，等等。针对每个现象都可以写一个很严谨的数理模型，并且这些模型最后都是可以加总的、内部逻辑自洽的，因为这些模型都以同一个最根本的“因”作为出发点，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内生决定了上层建筑。遗憾的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是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流向的，其他的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理论中，都没有结构的概念，也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国际贸易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转向以专业化来解释国际贸易以后，也忽视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重要性。例如，现在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异质性企业（heterogeneity firms）来解释贸易的产生；不管处于哪种发展程度，每个产业中确实都有企业异质性的现象，其中只有比较好的企业才会出口。但是，在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里，不管企业如何优秀，也不可能对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很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实际上还是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的专业化也是这样。其实克鲁格曼自己说得很清楚，专业化指的是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必须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来解释。我们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怎么逐步地趋向发达国家，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是怎么决定和演进的，怎么逐渐地变成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研究这一问题最有说服力，而且这个切入点可以逻辑一贯地解释最多的现象。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产业技术以及作为其上层建筑的各种结构的差异，导致实施其政策建议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希望经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的努力，能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性引进主流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理论模型中，这样不仅发展了主流经济学，而且能够使现代经济学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那么目前来讲，有志于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朋友们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把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各种理论数理模型化，另一个是用数据来检验各个数理模型的推论。一个理论只要逻辑清晰，就应该可以被数理模型化。新结构经济学对各种问题、现象的分析，逻辑是清晰的，所以应该都是可以模型化的，无非是有没有找到好的数学形式罢了。当然，我们要将结构引进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并将其内生化，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与王勇和鞠建东老师在JME论文
中所做的研究并不完美，模型中做了很多特殊假定（ad hoc assumption）。但目前来说，该论文中的模型可以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模型，因为它至少表达了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观点，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一国在某一特定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该国在那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推动的。这个模型基本上是马歇尔的体系，即假定是信息完全、不存在摩擦的完美世界。如果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等引进来，就可以讨论政府、产业政策等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如果再引进家庭进行储蓄提供资金、企业进行投资提供回报，以及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就可以讨论金融的作用。因此，该论文中的模型可以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来模型化新结构经济学讨论的其他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野心”也可以大一点。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简称AD）的一般均衡体系里引进要素禀赋结构以及产业和其他结构，并让产业和其他结构的决定和变化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使没有结构的AD一般均衡体系成为这个更为一般的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我知道要引进结构并将其内生化很难。但是，阿罗当初要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体系用数学很简洁地表示出来也是很难的，所以他找了数学家德布鲁和他合作，虽然阿罗自己的数学也非常好。他们对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理论的整个体系、整个机制是什么都很了解，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形式把这个体系、机制表示出来。AD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结构，我们现在认为经济发展的表层现象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表层之下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技术结构和决定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结构的不断变迁，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及其演变则是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又是由家庭的生育选择所决定的劳动力增减和家庭的消费与储蓄选择所决定的资本积累的相对速度推动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最一般的条件之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以JME论文中的那个有很多特殊假定的模型作为基本模型，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这些特殊假定的约束都放松掉。我认为只要思路清楚，一定可以用数学模型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背后的因果逻辑关系表示出来，无非就是还不知道哪种数学方式合适。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寻找。当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推动理性预期革命时就是这样。他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不能解释滞胀现象，他对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的数学方式才能表示出来，他就去找，最后找到了贝尔曼方程（Bellman E-quation）。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知道在研究发展问题时，结构非常重要，而且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演化必须由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和推动，那么用什么样的数学方式能够将其表述出来？目前的微积分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泛函分析是否能达到这个目标？努力看看再说。在这一点上，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万一成功了呢？而且，若泛函分析不行我们就再找另外一种数学方式。既然逻辑这么清楚，就一定能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
但是，努力必须有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长远目标当然是使AD一般均衡体系变成我们提出的新的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不是推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都表示出来。这个目标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可以实现的，仅JME那篇论文就用了六七年时间，这个目标也许要六七十年以后才能实现。在这种状况下，我接受鞠建东老师的建议：每年应该先有五到十篇使用模型有特殊假定的理论文章和实证研究文章发表。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文章不用追求完美，只要逻辑上没有漏洞，即使有特殊假定也没关系。这个认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你要等到一篇文章完美再发表，那你可能一篇也发表不了。这是他在已经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讲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力去做，有特殊假定没有关系，有时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甚至有几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后来发现使他获奖的那篇文章的数学是有问题的。例如，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就是这样。但这不影响他们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新的观点，只要观点是对的、重要的，即使所用的数学有点问题，后来的学者也可以改进，但是当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观点时，你先把那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现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成立了。中心的任务是什么？我在此说明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将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将用来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这个中心会有几位核心的、全职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但是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中心搭建一个网络来联系志同道合者，推动大家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大家可以经常在中心开会，经常来中心交流、辩论。
第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应该收集尽量多的数据，以支持大家做实证检验。目前的学术规范要求在理论模型的文章里，必须至少用经验数据把特征事实描述得很清楚。一个理论模型应该有很多可检验的推论，有了数据就可以做实证检验。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是实证检验的文章，而不是数理模型的文章。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还肩负推广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的任务。我深受王阳明的影响，一向是一个行动主义者：“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如果认为我们倡导的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就要将之付诸行动，而且行动产生的结果必须与行动前的预期一样，才能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现在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运用这些理论帮助地方政府、我们的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找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所了解的结构及其变迁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政府、企业、市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来助推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如果我们能在实践中做出结果并展示给社会看，就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和接受新结构经济学，同时这也是我们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改造世界，通常是因为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世界，这样的理论模型只是逻辑游戏。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希望成为一个实践的平台，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和大家一起合作来推动实践。
第四，在新结构经济学文章发表方面，我们不想直接创办一本杂志封闭性地进行内部讨论，而是应该“打出去”。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每年选一些主题，开一些研讨会，找一些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杂志出版专刊。我发现，学界看专刊的人比较多，在有影响力的杂志出版专刊，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这些文章的观点和发现。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勇气，直接投稿到排名前五、前十的杂志。因为愿意出专刊的杂志通常不会是顶级的。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建模、做严谨的实证研究，直接瞄准主流的顶级杂志，接受匿名评审的考验。新结构经济学还处于新创阶段，可以研究的重要题目很多，如果每年我们能够在顶级杂志发表五到十篇论文，这样经过五年、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理论在学界将具有影响力，届时再创办自己的杂志，学界就不会说我们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第五，就组织新结构经济学学会而言，可能还要再过几年。这个学会的成员不能只是中国经济学家，如果朝着上面的方向去努力，十年后新结构经济学就在经济学界立住脚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十几至二十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出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个新理论体系将是做研究的“金矿”，国外学者也会乐于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做研究，那时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就不会只有中国经济学家了，届时再成立学会也就水到渠成。目前我们可以把成立学会作为目标，建立同盟，鼓励更多经济学家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但暂时还是把这个目标放在心里面，而不是马上去做。
一直有很多人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潜力。我相信不仅是新结构经济学有这个潜力，新结构经济学衍生出来的很多领域也有这个潜力。首先是最适宜金融结构理论
。最适宜金融结构理论是现有的金融理论中没有的，它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金融问题。过去的金融理论都建议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来发展其金融体系，但这满足不了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贫困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孟加拉国出现了小额贷款，但是小额贷款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贷款金额太小，不能解决发展问题。金融存在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它的资本需求和风险特性不一样，适合的金融安排当然也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其次是潮涌理论。它对现有的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很多新的思考，是对现有的主流宏观理论的扩展，使宏观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现象能够进行比较好的结合，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也是一个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
我们要努力。不要“醒得早，起得晚”。这些题目都是我常讲的，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内生决定产业、技术结构和基础设施及制度的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这些结构都会变化；在结构演变过程中，我们会对人力资本、金融、宏观经济的作用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政策思考，对于这些题目都可以进行严谨的数学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我总结了十几个目前国际经济学界争论不清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是一清二楚的，都可以用严谨的数理模型来回答，以及用数据进行检验。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把这些研究做出来，不管是做理论模型还是做实证。
我相信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三个、五个，甚至是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而肯定是你们这一代或是你们的下一代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过程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邀请大约1 500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做推荐人，这1 500个人包括北欧四国经济相关院系的正教授、先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再加上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得到推荐多的人也只能得到十几到二十个人的推荐。被别人推荐的，推荐人通常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得到了十几到二十票，进入了前五名，也不是第一次进去就可以获奖，通常要连续几年才有机会。
那么，中国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不是北欧四国，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中国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先教出数名能进入国际排名前1 500名的经济学家来。这不容易，因为现在所有国际顶尖杂志都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控制的。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以那篇JME论文为例——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难以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因为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所以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我们的论文如果沿着他们的话语体系，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写他们关心的问题，那么就相对容易发表。而如果我们的论文是沿着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的理论体系去写，他们就总是半信半疑，而且也不认为这些问题有多重要。所以，即使现在有100个、200个中国经济学家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做研究，要有数十人进入国际前1 500名大概也很难。
既然不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为什么还那么努力呢？
作为一名学者，首先，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结构的视角。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没有引入结构，最近开始有人关心结构问题，但还很少。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并没有引入结构，所以无法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我希望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家首先就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引入这个视角。
其次，有了这个视角后，我还希望为经济学家研究结构问题时引入一个切入点。我刚才讲了，很多带有结构的模型是以更根本的“因”所决定的“果”作为研究前提的，这样的结构模型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希望经济学家在研究结构问题时能够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我很确信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各种结构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已经够根本的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其决定的机制如何，也就是没有把生产方式内生化，只说其是生产力演化的自然结果。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可以把生产方法、方式内生化，而且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自身的变化机制也是清楚的：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分析的原点，实际上是唯物辩证主义方法论宇宙观，以物质为错综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万事万物的第一义原则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上的运用。
再次，我希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留下一个概念：企业自生能力。企业自生能力指的是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我希望企业自生能力能够变成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的一个通用概念。我在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后，讨论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很多，这些讨论之所以能够自成体系、一以贯之，而且我在讨论问题时之所以能够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有了这一概念，就容易找到现实世界中许多现象的微观基础，知道那些制度或扭曲是不是内生的，那些政策变动是不是会有预期的效果。
企业自生能力实际上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经济学理论能够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和繁荣。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尚无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少数几个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国家和经济体推行的主要政策，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我希望经济学理论有一天不仅能够作为批评的利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指引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共享的指南针。
我希望上述的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一个愿望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我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