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空间失配问题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公共产品领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区位效率、社会分异以及空间公平等引起众多西方国家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涉及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及公共娱乐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有研究发现，随着福利制度的淡出，城市公共服务出现了供给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公共服务可能呈现“反向法则”（inverse-care law），即公共服务的供需反向变化，空间布局更有利于高收入者。Wilson（1999）研究指出，在社区层面，内城区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在经济社会变迁和社会政策共同作用下，中产阶级撤出内城区的贫困社区，以享受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优越的商业、居住条件，这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Nicholls和Shafer（2001）对得克萨斯州College Station社区公园的研究表明，低收入者和非白人居民居住区社区公园的可达性差，但他们对社区公园的需求并不比高收入者和白人少。Squires和Kubrin（2005）也曾指出，美国弱势社区存在公共产品失配现象：政府政策鼓励商业和就业由城市向郊区迁移，财政激励造成城市社区的去工业化和低投资率，商业逃离到以低成本招商引资的地区。为了平衡财力，地方政府出于无奈只能消减对传统弱势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由此造成弱势社区的生活品质、商业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投资进一步下滑，强化了城市公共产品的空间失配。Heynen、Perkins、Roy（2006）采用相关性检验方法，结合人口统计变量对密尔沃基市绿色开敞空间的服务区域进行了公平性研究，发现其具有向高收入社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居住区以及低空置率住宅区集聚的特征。这些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者聚居区公共设施供给不足的论断提供了现实依据。
公共产品空间失配与城市贫困也密切相关。Massey（1990）研究表明，社会隔离和职住分离造成黑人聚集区的贫困，贫困使这些居住区的公共设施质量严重下降，造成城市内部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空间分布不公平、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化，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城市贫困。Wilson（1999）指出，内城区的黑人居民较外城白人居民更需要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来寻找工作和通勤，但公共交通供给的不足阻碍了内城区工人去郊区就业的可能，进而加剧了内城区的贫困。因此，为消除城市贫困，促进城市内部各区域协调健康发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应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人群。Wilson（1999）认为，公共设施空间分配的公平意味着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分布要与居民的需要、偏好标准相一致。西方实践证明，符合社区文化方式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最受欢迎的，但现行的规划目标往往是追求公共服务设施在城市范围内分布的地域公平，而非根据不同居民群体需要来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这容易造成公共产品在空间上失配，导致城市内部公共产品在空间上供求失衡。
尽管西方对公共产品空间失配现象的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也已形成涵盖理论、实证和方法的研究体系，但该研究领域始终未能成为相关学科的主流方向，研究成果数量也较少。
目前，国内对公共产品空间失配的研究非常少，且不像国外那样系统和全面，主要是对国外研究的介绍以及对单个城市中某一类公共产品空间失配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周江评（2004）最早介绍了国外对“空间失配”假设的研究情况，并指出我国借鉴空间失配理论的意义。李纯滨、吴静（2006）对西方学者在空间失配假设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在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在中国城市就业、城市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改造拆迁四个方面应用空间失配假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牟永福（2008）认为，受市场化的利益驱动，投资主体通常追求公共产品集中性分布，忽略可及性和空间匹配，导致城市公共产品集中于闹市区和富裕群体聚集区，城市边缘区或低收入群体聚集区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因此，公共产品市场化提高供给效率时，也导致空间失配：一方面应实现公共产品的空间差异性分布；另一方面增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然而，了解整个社会或城市的公众偏好极其困难。且政府不能根据每个人的偏好设计和提供公共产品，因为成本会太高，所以须在社会偏好和私人偏好两极间选择一个有限偏好集。即使市场机制受到政府管制，但只要保证居民自由流动，在社区层面就会形成有限偏好集，最大限度实现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在实证研究方面，晋璟瑶等（2007）研究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问题时发现，公共设施供给结构性不足。例如，停车设施统计表明，当前存在“总量不足、局部有余、新旧不同、上下有别”问题。712个建有停车场（库）的小区，户均停车位不足0.22个，距户均停车位0.3~1.3个的标准相距很远。经验表明，交通网络通过连接服务设施和居住点来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利用。但王婷娜（2007）发现，当前城市交通的可达性条件无法满足公共设施充分利用的需要。周林刚、朱昌华（2008）发现，深圳市便民设施、城市休憩空间、文化娱乐设施、福利设施及高中阶段教育设施等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空间布局不合理还导致公共产品使用效率受损，公共产品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同时存在，加剧了城市贫困。李薇薇、张德金（2008）研究发现，北京的社区商业设施空间布局不平衡。以各区域每万人拥有的社区商业网点数量为标准，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分别为37.2个和30.4个，与居民消费服务需求有较大差距。且老城区配套薄弱，社区商业设施有效供给不足；新城区则因不适应社区商业经营者和居民的消费需要，有效供给也不足。在公共产品配置上，杨梅、甄峰、杜文平（2009）研究深圳市龙岗区社区医疗设施空间布局状况发现，商业化、市场化导致医疗服务质量和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呈现出空间不配套现象，医疗服务资源向高端产品集中，地域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医疗卫生服务可达性降低，供需出现结构性矛盾。例如，2004年深圳市龙岗区各类卫生机构仅有349间，其中国有133间，社会216间。高军波等（2010）研究广州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异发现，公共交通设施供需存在空间不匹配问题。周素红、程璐萍、吴志东（2010）研究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的空间分布时发现，广州存在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凌莉（2011）运用空间失配方法，从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可达性和服务设施配套等三个方面分析规划选址要素，揭示了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上海保障性住房规划选址正由空间失配逐步走向空间适配。关于空间失配的主要因素，虞晓芬、高鋆（2015）认为，城市职住分离程度加大、交通教育设施配置不当以及居民对通勤的重视不足，是造成空间失配的主要因素；住房价格、居住时间、收入水平、通勤方式、性别等也对空间失配存在显著影响。
不难发现，我国对公共产品空间失配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对某类公共产品空间失配现象的描述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模型化定量分析和建设性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