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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行业标准及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城市公园涵盖三个方面：第一，公园是城市公共绿地的重要类型之一。第二，公园是具有美化环境、改善生态、防灾避险功能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第三，公园是城市主要开放空间，是居民休闲、游憩、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原建设部颁布的《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 91—2002）》
中，将城市公园定义为“供公众休憩、游览、观赏、开展户外科普活动、文体健身运动，有较完善的服务设施和良好生态环境，向全社会开放的城市公共绿地”。
依照我国《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02）
对城市公园绿地的相关规定，如表4—1，本章的研究对象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和带状公园4类。
表4—1 我国城市公园绿地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02）整理而成。
1. 城市开放空间研究视角
城市开放空间概念提出后，成为城市规划、景观生态、景观设计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我们以国内外城市公园来分析，透视城市开放空间布局的研究进展。
2. 城市公园空间研究的进展
（1）城市公园的可达性研究
Bach（1980）利用可达性方法研究公园，提出了区位—配置模型，来确定到达公园需要的最少时间。总体上，用于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统计指标法、累计机会法、简单缓冲区法、费用加权距离法、网络分析法、最小距离法和引力模型法7类。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单个城市的公园绿地可达性进行了案例分析。国内外关于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研究的方法原理、技术特点及代表性研究如表4—2所示。
表4—2 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方法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自行整理。
（2）基于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研究
国外对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技术路线：第一种路线是结合社会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例如，Erkip（1997）抽样调查居民对公园的使用行为，结合统计学方法，研究土耳其安卡拉公园的空间布局成因及其公平性。文章选取公园数量和质量、人口家庭结构、年龄构成、每个家庭的工作人数、收入水平、汽车拥有量、出行方式、行进距离、行进时间等指标，运用χ 2 检验来检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① 人们对社区公园（neighborhood parks）的使用主要取决于公园到居住地的距离与居民闲暇时间的多少；② 公园规模和建成年限对居民的选择没有明显影响；③ 高端公园及娱乐设施的分布则与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与距离呈现较弱正相关。Heynen、Perkins、Roy（2006）采用相关性检验的方法，结合人口统计变量对密尔沃基市（Milwaukee）公园的空间覆盖区域进行公平性研究，证明公园具有向高收入邻里、非西班牙裔白人居住区以及低空置率住宅区集聚的特征。
第二种路线是结合地理学与社会学、统计学研究方法，运用可达性方法获得公园服务半径，再结合人口社会经济统计变量，计算公园服务人口和服务效率，评价城市公园空间公平性。例如，Talen（1997）利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Pueblo）和佐治亚州梅肯市（Macon）的数据，将空间分布图与人口社会经济变量空间分布图（人种分布图、收入分布图、人口密度分布图、住房价格分布图）进行叠置分析，综合评价两市公园空间公平性的差异。Talen和Anselin（1998）对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的公共休闲场地（含公园）进行空间公平性评价。研究步骤包括：① 采用统计指标、引力模型、最小距离和旅行成本四种方法分别计算每个人口普查单元到公共休闲场地的可达性指标；② 采用局部Moran’s I（I i ）分别对公共休闲场地的可达性水平以及每个人口普查单元的少年儿童比重、非白人居民比重、住房价格中位数三个社会经济变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I i 的计算如下：
其中，z
i
与z
j
表示变量与平均值之差，w
ij
表示空间单元i与j之间的影响程度，m=
2
。
结果发现，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出的公共休闲场地的可达性的空间集聚程度以及可达性与人口社会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均差距明显，造成空间公平性评价结果失真，因此研究公共设施空间公平性必须结合公共设施的消费特点选取恰当的可达性分析方法。Nicholls和Shafer（2001）采取缓冲区和网络分析方法，划分了得克萨斯州College Station邻里公园的服务范围，分别计算服务区内、外各个社区的人口密度、非白人比重、少年儿童（18岁以下）比重、老年人（64岁以上）比重、租房者比重、平均住宅价格与平均租金7个社会经济变量的中位数，以此评价公园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研究发现，老年人和儿童比重高的邻里公园的可达性高，公园需求更强烈，邻里公园的空间分布相对公平，但低收入者和非白人居民居住区到邻里公园的可达性较差。
尹海伟和徐建刚（2009）采用最小邻近距离分析法，选取外来人口比重、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平房住户比重、无厨房住户比重等指标，评价上海市区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再基于上海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标准化后构建需求指数，分析各街道居民对城市公园的需求情况，采用定序变量和因子空间叠置两种分析方法，测度公园布局的空间公平性。李文、张林、李莹（2010）研究哈尔滨城市公园的服务效率，通过可达性分析得到哈尔滨城市公园500m和1000m两个门槛的服务面积分级与人口密度分布图叠加统计，得到公园的服务人口比来评价公园服务的空间公平性。梁颢严、肖荣波、廖远涛（2010）提出“建设用地见园比”（P j ）和“社区见园比”（P R ）两项指标，来分析城市公园服务能力和绿地布局合理性。
其中，S j，2000 为综合公园2000m服务范围内建设用地面积；S j 为区域内建设用地总面积；S G 为区域内公园绿地面积；S RG 为综合公园800m、社区公园500m和街旁绿地200m服务范围内居住用地面积总和减去重复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S R 为居住用地总面积。
结果发现，中心城区见园比较高，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少；外围城区的见园比较低，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高于中心城区，表明中心城区公园较多，分布均匀，但规模较小；外围城区公园较少，分布集中，但规模较大。江海燕、周春山、肖荣波（2010）采用GIS网络与缓冲分析方法，建立公园服务人口比和公园服务面积比两个指标：
公园服务人口比=公园服务人口/总人口× 100%
公园服务面积比=公园服务面积/总面积× 100%
在街道尺度上评价广州公园绿地服务水平的空间差异特征和社会公平性，并结合街道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利用SPSS 13.0进行105个街道的SES类型与公园服务覆盖区类型的关联分析，发现SES越高，公园服务水平越高。
（3）基于景观生态学视角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RS与GIS技术，分析城市公园绿地景观的空间结构。Turner等（1988）采用景观的多样化、优势度和邻接度等指数，从景观生态学视角，划分公园绿地的景观生态格局。景观多样化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邻接度指数分别为：
其中，P i 表示斑块i占斑块总面积的比例；m为斑块个数；H max 为各类绿地景观所占比例相等时，景观最大的多样性指数，H max =log 2 M，M为绿地景观类型的总数；Q ij 表示与j类公园绿地相邻的i类公园绿地的比例；K max = 2mlog（m）。
车生泉和宋永昌（2002）采用破碎度、绿地景观构成、最小距离、多样性、连接度和分维数等景观生态学指标，分析上海建成区77个城市公园的景观格局。周廷刚和郭达志（2003）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基于GIS工具，对宁波市城市绿地景观按行政单元进行综合评价。吴妍、赵志强、李文（2011）选取景观多样性、优势度、均匀度、破碎度等指数对哈尔滨市公园斑块景观格局进行异质性分析评价，发现公园斑块类型组成及空间分布不合理，景观异质性指数较低。
综合上述几类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两点明显不足：① 目前的城市公园研究以可达性分析为主，强调城市公园的交通便利度，较少考虑公园的自身特点及提供的开放空间面积；② 现有城市公园空间研究多以整个城市或市辖区为行政单位尺度，无法准确揭示公园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有失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