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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所属的几座古园林中，朗润园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何以如此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在1860年“庚申之变”中基本未被殃及。
那么，为何圆明园周边蔚秀园、鸣鹤园、镜春园、淑春园等都被毁于一旦，而与圆明园仅一墙之隔的朗润园却得以幸免呢？
这一点，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谜底则在园主人恭亲王奕訢身上。那时候，道光皇帝北逃热河，他受命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周旋，最后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的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是不是也因此，他的朗润园得以保留？他究竟是一个“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时代英雄，还是崇洋媚外的“鬼子六”？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号太岳、乐道堂主人。道光帝第六子，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民间称其“鬼子六”。
奕訢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兄弟。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早死，遗命托孤给奕訢之母静贵妃。这样，奕訢和奕詝就同在一母照抚之下，且年龄又相仿，无异于亲兄弟。
道光十七年（1837），奕訢入上书房读书，先后拜状元翁心存和贾桢为师。他天资聪颖，学习又刻苦，在名师教授下，对儒家经典、满蒙汉三种语言及武功骑射都颇精通。两位兄弟间关系也十分融洽。然而，到道光帝立储时，裂隙出现了。
恭亲王奕訢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无论是才学还是武功，奕訢都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事实上，道光帝在秘密立储时几次都要写奕訢。如《满清外史》载：“方旻宁（道光帝）之在位也，于储子中，酷爱第六子奕訢，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于金匣缄名时，几书奕訢名者数矣，以奕詝尚无失德，龄且居长故逡巡未决。”然而，后来事情发生了变数。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事，也就是说，道光帝这时已下决心传位于皇四子奕詝了。由此，他们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奕詝继位后，碍于君臣之理，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已被尊为康慈皇太妃奕訢生母、咸丰帝乳母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渐疏远。
清人绘清帝王狩猎图
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恭亲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亲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
咸丰皇帝
咸丰帝继位后，对奕訢采取了一系列的友爱行动。咸丰元年（1851）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同年，赐海淀春和园（改名朗润园）为奕訢别墅。翌年四月，又将城内原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改赐奕訢，并于八月十五日，驾幸“朗润园”，为之题园名，题山、水、亭、轩之名，并赐诗一首，示极关切之意。奕訢有答诗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此后，咸丰帝又不惜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命奕訢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在军机处行走，管理三库事务，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奉旨总理行营事务等重要职位，还恩赏其穿黄马褂。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北逃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挽救了危局，也算是回报了奕詝的皇恩和手足之情。
不久，咸丰帝又同意了奕訢、文祥、桂良等人的提议，准以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取代原来的理藩院。这样，军机处以外又出现了一个中枢政府机构。这个衙门后来还倡导、支持和实际领导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同时，与列强维持和局，并借师助剿，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訢也由此获得“贤王”的美称。
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禧太后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加上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便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但是，由于他政治上很有主见和作为，使得慈禧太后既想用他内心又忌惮他，于是他的官运也是几起几落，一度还失势成为赋闲之王，或每天喝得有些醉意在王府戏楼听戏，或在朗润园听雨赋诗，甚至还曾隐居于戒台寺。反复的浮沉渐渐磨平了他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再也提不出应对之策。如中法战争中，以他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迟迟拿不定主意，致使军队节节败退。到光绪二十年（1894），又被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奕訢一病不起，终年66岁。他死后，哀荣不小。谥“忠”，加恩进贤良祠，入皇家太庙。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奕訢墓地占地一千多亩，宝顶、享殿、碑楼、石狮、石坊、华表、赑屃石碑、神桥，一样都不少。只可惜，岁月淘洗，今只剩那座三门四柱三楼的石牌坊。
奕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功过是非，虽盖棺而难以定论。
大体上，一种意见认为他是咸丰、同治、光绪的三朝重臣，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军事实力，外交上主张保持与欧美大国的和平。他支持洋务运动，在他的奏请和筹划下清政府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他的一手筹划下，清政府又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从而为中国晚清政治、中国教育的改进做出了贡献。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唯洋人马首是瞻，《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认为英俄等列强只是“肢体之患”，而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从而开“攘外必先安内”，甚至“借师助剿”之先河。后来，光绪的维新图强，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之上。因此，给他安个“鬼子六”的诨号也并不冤枉。
人物定评，留待时间和历史。我们下面且来看看他的朗润园。
朗润园位于燕园的北部，南邻鸣鹤、镜春二园，北依万泉河，对面隔路为圆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
朗润园前身在雍正年间先为怡亲王胤祥的交辉园，后为傅恒的春和园。嘉庆年间赐给乾隆帝第十七子庆郡王永璘（后晋庆亲王），所以当时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园”。嘉庆二十五年（1820）传永璘之子庆郡王绵慜，道光十六年（1836）传永璘之子庆郡王奕采。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采获罪夺爵，此园可能随之没官。咸丰元年（1851）改赐恭亲王奕訢后始有“朗润园”之名。
由于自嘉庆帝起，圆明园便成为“第二政治中心”，所以，今天燕园一带临近圆明园的附属园地位非常高，只有最受恩宠、最有权势的皇亲或权臣才能获赐居住。有幸得赐者自然也是备感荣耀，奕訢亦不例外，曾以“朗润园主人”为别号，可见其对此园的珍爱。
奕訢得到前海西街原和珅府第之后，在豪华奢侈的原有三路建筑之外，又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38.6亩的花园“萃锦园”。园中也是中、东、西三路建筑，既有体现皇家气派与威严的宏大殿宇，又有来自民间讲求精巧与细致的小品构件。最有代表性的是东路主体建筑大戏楼。戏楼建筑面积685平方米，采用三券勾连全封闭式结构。在戏楼的下南面，是高约1米的大戏台，上悬“赏心乐事”大匾，台顶挂有大红宫灯，地面则方砖铺造。据说，戏楼下面特意安设有几只大水缸，目的是使音响更好，让人在戏楼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楚。由于王府花园和王府如此地洋洋大观，不由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而恭亲王及其前身主人们波澜起伏的命运，也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故事颇为相似。因此，周汝昌等红学家及一些红学爱好者就将这里视为《红楼梦》的“原产地”。
恭王府大戏楼
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春和园地盘画样全图》，朗润园面积超百亩，主体为一方形岛屿，岛上外环围以一圈假山，山外环以曲溪和湖泊，外围又筑有一圈连绵的假山，山外边才是围墙。如此重重围合，使得园子极为内敛而幽深。
朗润园平面图（采自谢凝高等《燕园景观》）
咸丰帝在赏赐朗润园的同时，还“特发帑金”，让奕訢修缮旧园。奕訢在朗润园的经营完全不同于城里恭王府的豪华与排场，在这里他追求的是自然与清新。
据他在《朗润园记》中自述，他没有大动土木，只是“缮完补阙，是葺是营，肯堂肯构，薙榛莽，剔瓦砾，无丹雘之饰，无雕甍之靡，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而轩墀亭榭，凸山凹地，悉仍其旧，越明年壬子而园成，非创也，盖因也”。
新修整的园子仍以水景见长：“曲榭回廊绕涧幽，大都为水也风流”（奕訢《秋日偶成叠韵四律》）；“山水丹青杂，崎岖碧涧幽”（奕訢《幽赏轩即事》）。园名“朗润”，正是形容其水景之清朗润泽。由于北枕万泉河，活水自西北入园，绕岛蜿蜒盘绕之后由东北角流出，其间忽宽忽窄，或溪或湖、与两侧重重土山、垂柳、水榭、亭台相映照，使得全园笼罩着一种淋漓的烟水之气。园中水系悠长，可乘小舟游遍全园。他还在一首诗的注中说：“园中小舟曩年弟赠”，即是说小船是其弟蔚秀园主醇亲王赠送给他的。晚清大学士宝鋆亦有诗注称朗润园中“水亭泊舟二，曰盟鸥舫，曰载月航，放乎中流，大有江乡之趣”。因此，泛舟成了奕訢园居的最大享受：“池塘垂柳密，摇舸出闲汀。苔色侵衣桁，荷香入水亭。业篁低地碧，甘露淡山青。赏洽情方远，清心豁窅冥。”（《雨后泛舟》）“采莲湖上红更红，水态含青近若空。菱叶参差萍叶重，荷花深处小船通。”（《涵碧亭口占》）诗中也可见园内水面有许多红荷白莲，煞是惹人喜爱。
今日朗润园水景
从谢凝高等《燕园景观》所绘《朗润园平面图》看，朗润园中的建筑都在中央岛上。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籍》，朗润园早期共有大小房屋153间，游廊57间，垂花门一座，石桥三座，四方亭一座。经奕訢修缮增建，房屋达到237间，新建游廊31间，三孔石平桥一座，四方亭一座。
又据金勋先生《北京西郊成府村志》载，朗润园全盛时有东西两门，东门斜对今成府路西口，西门北临万泉河，出门有石平桥，过桥向西，便是直通万寿山的大道。光绪末年在蔚秀园向慈禧太后奏事的诸大臣前来朗润园会议，就是经由这个西门出入的。当时园中建筑分为中、东、西三所。
东所共三进，以游廊相连。大门三间，左右为云片石所叠八字墙，今天仍有东面的一撇。门上原有“春和别业”匾额，后改悬恭亲王所书“壶天小境”。一进院正房五间，原名“恩辉余庆”；二进院正房五间，前出三间抱厦，原名“澄怀撷秀”；再北为后罩房。
中所初期建筑不多，只有一座蝠形假山和前出抱厦的堂屋“致福轩”，庭院十分宽敞。但改赐奕訢时已坍塌。奕訢后撤去假山，重建三进院落，成为岛上主体建筑。其中二进院五间，硬山厅堂为全园正堂，上悬“乐道书屋”“正谊书屋”匾额。
西所分三进院，南为倒座房，内有正房三间。最后一进院进深较大，其北建有三间歇山花厅，前出三间歇山抱厦，造型独特。春和园时期名为“益思堂”。
东所东南侧，有四角方亭一座，其上“涵碧亭”匾额为奕訢手书。在园中，此亭地位突出，园主人常在此眺望西山，沉思冥想。此亭后毁今复建一亭于其旧址。
朗润园建筑并不豪华，但享受的恩宠却远胜别的赐园。园中匾额除奕訢自书外，均为自雍正到光绪诸帝及慈禧太后所赐。其中，“咏恩阁”“幽赏轩”为雍正御笔，可能是春和园旧物，也可能移自别处；“致福轩”为嘉庆帝所题。为园中赐匾最多的是他的哥哥咸丰帝。奕訢在《朗润园记》中多次谈到道光的隆恩：朗润园改造完成时，“是岁仲秋复蒙皇帝临幸，御书易园额曰‘朗润’，宸翰昭垂，所以训迪余之拙陋之心者，至深远矣”，“又赐额曰‘池水共心月同明’，斋曰‘明道’，轩曰‘棣华’，曰‘萃赏’”，“园之正室为堂五楹，额曰‘乐道书屋’，曰‘正谊’，皆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也”。一个园子能有这么多帝王御题，颇为难得。可惜如今仅剩嘉庆帝御笔“致福轩”一匾了。
嘉庆皇帝亲题致福轩匾额
当年恭亲王于朝政倾轧之余在此园居，与山水花鸟为伴，以使胸襟得以暂时的舒缓，故舒衡哲《鸣鹤园》一书称其在北京西北隅建立了一个“想象的王国”。他自己也相当的沉醉，曾在其《朗润园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是园也，临清溪，面层山，树木葱茏，既静以深，荷池环绕，竹径清幽。乐蕃植则有灌木丛花，青翠交加也；学耕耔则有田畦蔬圃，量雨较晴也。松风水月，入襟怀而妙道自生也；仙露甘膏，常浥润而俗虑自涤也。研经史以淑情，习武备以较射。或怡悦于斯，或歌咏于斯，而于乐山乐水之旨，其稍有合也。……仰观俯察，风月之清朗，林池之秀润，遇目赏心，亦有以惬夫恬澹之襟怀也欤，抑余因之有感矣。
可惜，1860年浩劫以后，园子虽然基本保住了，园居的闲静却一去不复返了。国运日衰，朝廷政务缠身的奕訢，不得不在城内长住。直到生命的最后三年才能经常到朗润园寻找慰藉。
尽管如此，朗润园还是依然保留着清新的面貌。所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多萝西·格雷厄姆（DorothyGraham）有幸在园中漫步时，仍然能够享受到“视觉和精神的盛宴”。她在《中国园林》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是理想的完美体现：激发想象力的山丘、使人平静的湖水……高大的树木与深邃的湖水相呼应；坚硬的石头被柔韧的草木缠绕。这是一个完全孤寂的地方。心灵已经远离情绪的波动，只融入一片神秘的寂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去世，朗润园收回内务府管理。这时慈禧权势炙手可热，常驻新经修葺的颐和园垂帘听政。由于朗润园相去不远，因此这里就被用作内阁军机处及诸大臣会议的地方。据金勋《北京西郊成府村志》载，会议每月逢三、六、九在此集会。光绪最后十年间，这里便和朝政有了直接的关系。如1906年假立宪的闹剧就是在这里策划的。据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载：光绪三十二年八月，慈禧令诸王大臣议官制于朗润园。根据会议的结果，奏准后六部名称都有改变：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合并工部商部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称部，大理寺改称院。
1912年清帝逊位后，将仍归皇室所有的朗润园赏给了贝勒载涛作为私产。载涛是原蔚秀园园主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宣统皇帝的皇七叔。这个朗润园的最后一位园主，宣统年间曾任军咨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辛亥革命后赋闲为百姓。
任禁卫军训练大臣时的载涛（左三）
那时候，载涛隐居在北京小汤山大柳村的先人墓地，生活十分困苦，还曾在德胜门外收卖过破烂。然而，就在那种忧困交加的情况下，他仍深知民族大义，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大军阀张作霖、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以及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宋哲元都曾多次请他出山，但是他始终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
载涛（左三）与溥仪（左二）及其家人的合影
但是，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诚邀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时，他欣然出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是中国兴盛的希望。
他在职时，非常敬业，为军马建设、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还担任过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载涛先生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保护了不少文物。就北大来说，他不仅维护了朗润园，而且保护了一些圆明园散落的文物。如北大办公楼的石麒麟、丹墀和未名湖中的翻尾石鱼等圆明园旧物，都是他购买、保存的。
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后，为缓解教职工住房紧张，先后于朗润园东部滨湖新建了六座教职工住宅楼和一座俗称“北招”的外国专家招待所，并于主岛内外又修建了二百多间平房。这些建筑，虽与古园林不尽协调，但未造成大的破坏。朗润园主体建筑虽年久失修，榱桷圮损，丹臒剥落，然大体风貌依旧。嘉庆帝当年御匾“致福轩”、恭亲王题“壶天小镜”匾及张凯等人书法藏之高阁，神采宛然，旧日东所“春和别业”宫门、“恩辉余庆”殿、“澄怀撷秀”殿以及中所的正殿、后殿等主体建筑和山水格局也都未有大的变化。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校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意识的增强，先后对朗润园进行了几次清理、修缮和增建，使北大古园林保护得最好的朗润园重新恢复了生机。2001年，朗润园于主岛土丘之上立石纪念，石上“朗润园”三字由季羡林先生题写，并于致福轩前树《重修朗润园记》碑，碑文由侯仁之、张辛合撰。
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立石
朗润园中新整修和增建的建筑，主要有1997年开始修缮和扩建于原东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落，2001年整个的原中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院落，以及2008年落成的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大楼和2012年3月落成的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院落。
躬逢盛世，枯木逢春，清朗春和，朗润园幸甚！北京大学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