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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王朝定鼎北京以后的“文治”中，“尊孔”是一出大戏。
康熙少时读儒家经典，刻苦发奋到咯血。继位后，曾亲赴曲阜祭孔，赐“万世师表”御匾。乾隆皇帝继位后更是为遥祭孔子，还曾拆掉景山原山前殿而新建朝向山东曲阜的“绮望楼”。
在北京西郊造园也是他们文治的一个实绩。康熙、乾隆多次南巡，遍访江南名园，搜罗画稿，在海淀大兴土木，积数十年之功，建成以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和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为主体的庞大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如此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就其持续时间、面积广袤、艺术高度而言都空前绝后。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他们这是通过对历史的夸张复现，一再强调自己乃是天下江山的主宰。
“三山五园”中，康熙皇帝的畅春园是第一座。这座园林虽然与北大联系在一起的时间，要比燕园其他几座古园林都要晚，但就其历史与地位而言却不可小觑。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于二十三年（1684）和二十八年（1689）两次南巡，对江南山水园林之美颇有心得。第一次南巡后，他就心生宏图，想把那里“钟灵毓秀”的气象移植到京城，作为“避喧听政”之所。
此时，昔日号称“京师第一名园”的清华园虽已破败，但作为“神皋之胜区”的水脉地气尚在，于是，他任命叶洮这位来自江南的著名画家、造园家为总设计师，并聘请江南造园大家张南垣之子张然叠山理水。
叶洮，字金城，号秦川，上海人。擅山水，喜作大斧劈，又工诗词。康熙朝来京城祗候内廷。作畅春园图称旨，得赐锦绮。作为和珅淑春园前身的自怡园亦出自他手。
叶洮绘画
张然奉旨来京后，主持建造的名园有畅春园、怡园、万柳堂，以及重修西苑瀛台、新建玉泉山行宫等。其家族后来有一支落户北京，即是有名的叠石世家“山子张”。
这两位名家的主持，使清初宫廷园林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代诸朝营建的重点是大内御园，如西南三海即是那时的代表。至康熙建畅春园就把重点变为离宫御苑，而且在保留皇家气派的同时，融糅进江南私家园林的意境、文人墨客的趣味以及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姿。
据《日下旧闻考》载，畅春园坐北朝南，园区南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部则是以水景为主、以游冶修心为主要功能的园林部分。由此可见，该园为京城西郊第一座兼有庭园和休闲双重功能的离宫型园林。
畅春园以园林景观为主，建筑朴素，多为小式巷棚瓦顶建筑，不施彩绘。园墙为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园内有大量明代遗留的古树、古藤，又种植了蜡梅、丁香、玉兰、牡丹、桃、杏、葡萄等花木，林间散布麋鹿、白鹤、孔雀、竹鸡等，景色清幽。所以，一位曾目睹过畅春园的官吏说：畅春园“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从中可以看出畅春园虽为皇家园林，但整体上仍然具有自然雅淡的特色。
畅春园这种自然朴素的造园风格影响了在其以后落成的避暑山庄和乾隆扩建之前的圆明园等皇家宫苑。清代皇家园林的铺张豪华则始于乾隆帝。
畅春园建成后，设有总管大臣、郎中以及总领等官职，用以对园子进行管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在畅春园做过总管，主持营缮。
畅春园（光绪年间绘《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地图》局部）
由于实现了自己移江南风光于京师的愿望，再加上将玉泉山的清泉引入园中，这里“酌泉水而甘”，康熙皇帝非常喜欢畅春园，除了要在城里皇宫举行重大庆典外，他经常在这里“避喧听政”。据统计，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清溪书屋，凡三十六年，每年都要来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三十六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257次，3800余天，年均驻园7次107天。最短者为29天，最长者为202天。可见畅春园在康熙朝是多么得宠。因为喜爱，康熙皇帝还专门写有《御制畅春园记》一文。
为了听政之便，康熙皇帝把附近的园林都先后赏赐给他的儿子们居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畅春园的北边，修建了“镂云开月”景区，并赏赐给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居住。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即位以后，便在此基础上大肆扩建，遂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区，并正式命名为圆明园。乾隆时又在圆明园西边修建了清漪园。至此，清代在北京西郊所建的皇家园林区“三山五园”就基本形成。
康熙皇帝驾崩后，雍正和以后的乾隆均居住于圆明园。畅春园凝春堂一带即改为皇太后居所，其中崇庆皇太后（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生母）在园中居住了42年之久。
随着清王朝国势转衰，逐渐放弃了对园内建筑的增建和修补。至道光年间，畅春园已趋破败，迫使道光帝将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接往圆明园绮春园居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将其一并烧毁。此后畅春园废址失于保护，园内残存建筑在同治年间多被拆用于圆明园复建工程。至民国时期，畅春园遗址已成荒野，仅有恩佑寺及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残存。
1983年以后，畅春园有了一些变化。旧址西南部建成芙蓉里居民小区和万泉河中学，东南部建成海淀体育馆和畅春园饭店。侯仁之先生曾撰写《新建畅春园饭店记》，文中扼要地记述了畅春园一带的历史沿革，引起人们对这一带历史变迁的重新关注。
不久，畅春园遗址的西北部划归北大所有。北大先后在这里建有北大二附中（现为北大附中实验学校）、教职工住宅楼和研究生宿舍楼，与蔚秀园、承泽园的教职工住宅区连成了一片。这样，畅春园成了迄今为止与北大结缘的最后一个古园林，使北大的历史文化资源更为丰厚。
自民国以来，关于康熙畅春园的野史传说很多，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大概要数雍正夺宫案和康熙死亡之谜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中旬，康熙南苑行围回园即一病不起，不久便驾崩于畅春园。由于在废掉太子胤礽后再未立太子，且一直到病逝都没有明示传位于哪个儿子，于是便留下“世宗夺嫡”之疑案。关于皇四子清世宗雍正继位大体有三种说法：一说康熙临终前写有“传位十四子”胤禵的遗嘱，四子胤禛通过其舅父隆科多得到遗嘱，改“十”为“于”，这样“传位十四子”就变为“传位于四子”了；一说康熙病重时，胤禛用一碗人参汤将父皇毒死而得位；还有一说，谓康熙特别喜欢他的皇孙——胤禛之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因而传位给胤禛。
雍正皇帝
对这三种说法，后人众说纷纭。对于第一种说法，有的影视剧就表现过，但可信度并不高：康熙遗嘱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即便将汉文“十”改为“于”，满、蒙两种文字依然为“十四”，岂能服众？对于第二种说法，赞同者认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张淑媛等著《北京深处》一书就云：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驾崩后葬于西陵。顺治和康熙都葬在东陵，他何以葬于西陵呢？原因就在于他曾毒杀父皇，嗜杀骨肉兄弟，无颜面见地下父祖。因而，他不惜违背不轻易改变祖坟基业的祖制，生前就在远离康熙帝的易县另选了墓地。有专家说，他另辟西陵是因为东陵再也找不到满足这位皇帝争强好胜的风水宝地了。这个理由不免牵强，因为他之后依然有三个清帝和他们的皇后葬于东陵。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其实应该明白其中的真情，但本着子为父隐的孝道不便说破。最后，乾隆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昭穆而建。”意即：老祖宗居中，左为昭，安排儿子位；右为穆，安排孙子位。第二个昭位是重孙，穆位为重孙的儿子。以后依此类推。此说表面上掩盖了父亲迁陵真相，却也有巨大的漏洞：昭穆有了，祖宗的位置却远在东北沈阳的福陵。实际上，乾隆的内心并没有因此“高招”而平静。据说他曾经替雍正为争夺皇位残杀同胞兄弟的罪恶写过忏悔录，放置在养心殿西厢佛殿内的佛龛里，以期替父亲赎罪。忏悔祈祷文用红纸包好，外面写着“子孙不得打开，谁打开谁不是我的子孙！”语气十分严厉，显见得是一封绝密到顶的宫廷文件。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一百二十年后，竟然被小宣统溥仪和进宫陪他读书的弟弟溥杰小哥儿俩无意中发现，并且打开看了，这才验证了关于雍正篡位的结论。
清西陵
当代史家则比较多地倾向第三种看法。这自然是有道理的，康熙帝的确很喜欢小弘历。但是应该看到，弘历后来之所以能随康熙帝读书，其实还是胤禛费尽心机造就的。乾隆皇帝晚年在巡游避暑山庄所题《游狮子园》一诗的注解中说了这样一段事：“康熙六十年我十一岁，随皇考（雍正皇帝）至山庄观莲所廊下，皇考命我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当时皇祖（康熙皇帝）近侍皆在旁环听，都很惊异。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我随侍学习。”由此可见，胤禛早就有让弘历随侍康熙读书之心。而在此前，胤禛又冒欺骗康熙皇帝之大不韪，为儿子弘历卜选了八字，按照命相家的说法，其命相出奇的好。此事确实，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29年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就有乾隆的八字，并附有康熙六十一年时人的批语。那年三月，弘历第一次在牡丹台拜谒皇祖康熙皇帝时，果然以其灵秀、聪慧和知礼赢得了康熙皇帝的喜爱，这也就使胤禛有机会将弘历的八字进呈康熙皇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胤禛在与诸兄弟进行夺嫡斗争过程中，虽然假装超脱，以念佛使自己隐藏于其他皇子攻击目标之外，实际上却时刻都在处心积虑地加重自己在父亲康熙皇帝心中的分量。既然如此，在他认为紧急或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夺宫也并不让人意外。
当然，雍正夺宫这一类轶事，可以让史家和史迷们去继续考辨。我们今天更感兴趣的是昔日畅春园里康熙皇帝以及他的继承人的文化遗存，如他举行过两次的“千叟宴”以及雍、乾二帝的恩佑、恩慕两寺。
为了体现自己“与民同乐”“尊老敬贤”的圣君风范，康熙帝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自己六十大寿时，下诏于三月下旬在畅春园正门前，宴赏65岁以上前来祝寿的老人。二十五日，参加御宴的官吏士庶达4240人。二十七日，又有2605人。宴会上，由皇子、皇孙和宗室人员执爵敬酒，对年过八十的老人，康熙还亲自搀扶，赐酒。二十八日，又召集满、蒙、汉七十岁以上的妇人在畅春园太后宫前参加御宴，由皇太后和康熙帝亲赐茶果酒食。每次宴毕，又各赏白银，并谕告老人们回乡后要广弘中华孝悌之道。
清千叟宴文献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又先后召群臣耆老一千余人，宴赏于乾清宫。康熙还即席赋《千叟宴》一诗。被后人誉为“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的“千叟宴”由是定名。
此后诸帝，只有乾隆在乾清宫、宁寿宫皇极殿和国子监辟雍先后再举行过三次“千叟宴”。可见，康乾盛世后，大清国力和亲民意识已渐趋衰减了。
敬老尊贤，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清王朝定鼎初期能有所作为，后来日渐衰落，至晚清则惨遭西方列强蹂躏宰割，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传统的漠视，肯定也是腐朽没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恩佑寺、恩慕寺山门
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要告诉我们的，或许也是同样的道理。
肃穆庄严的恩佑寺建于雍正元年（1723），是雍正皇帝为供奉其父康熙的遗像而建，正殿供奉三世佛。乾隆八年（1743），康熙像移奉于新建的圆明园安佑宫；今存山门“敕建恩佑寺”额，为雍正帝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的母亲孝圣皇太后病逝。乾隆为纪念其母，在恩佑寺南侧建恩慕寺，正殿供奉药师佛，其规模与恩佑寺相同。此前，康熙帝曾在南苑建永慕寺，供其母礼佛。恩慕寺即兼取恩佑寺和永慕寺二寺寺名。今遗存的恩慕寺山门“敕建恩慕寺”额，为乾隆帝书。
这两座山门于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世界喧哗，山门无语，但我们内心不能没有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