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苏大人园到农园

农园在今五四运动场、三座教学楼、“治贝子园”和邱德拔体育馆一带。

农园之名始于燕京大学时期，这个园子此前有过好几位主人：第一位是道光年间的工部尚书苏楞额；其后是道光皇帝长孙载治；载治殁后传给其子溥伦；光绪中叶再传载治第二子溥侗。

由于他们都处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所以他们在园中的生活也都难免或多或少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1.苏楞额与“苏大人园”

苏楞额是清皇室远亲，曾为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内务府大臣、镶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

嘉庆年间，皇帝常在圆明园临朝听政，为上朝方便，苏楞额于二十二年（1817）建造了这座园林，时称“苏园”“苏大人园”。

比起附近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等园林，苏大人园虽没有它们那样多建筑，那么大气派，却也有自己的特色：玲珑精致。金勋老先生民国年间的《北京西郊成府村志》对其有过描述：

苏大人园，在成府南头。该园南向，东临旱河，西界车库，南界海甸……该园地形较高，一丈有余，有一人工掘挖的水池，夏季大雨时注满雨水，经二三年而不干枯……池北岸用云片石就土山叠成高台，上建龙王庙三间。池之东为果园，林木成行，桃、李、杏、杮、海棠、鸭梨、栗子均有。其南为流杯亭。流杯亭北向为三间一抱厦，远望如戏台。抱厦内地面用大理石嵌成云形石沟，宽约八寸，深亦如之。其东北房内有辘轳转井，石槽接入流杯庭，辘轳井注满水池，放水入云形沟……再东为正殿五间，三卷式共十五间，后殿亦三卷十五间，硬山卷棚顶，东西游廊与前殿互通。前殿盛植牡丹数百棵……西北角建石台，高四丈余，皆用虎皮石包砌。

由此可见，苏大人园鲜花四季、果木成林，颇多野趣。特别是那个按浙江兰亭王羲之“曲水流觞”意境设计的“流杯亭”，让园子有了一些文化品位。亭中“云形石沟”，原为当年“圆明园四十景”中“坐石临流”建筑群里流杯亭的基座。“坐石临流”流杯亭，建于雍正朝，仿绍兴会稽山阴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那座兰亭所造。后乾隆帝下令将该亭改建为八方形，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即成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此亭基座北大迁来后长期放置于五四运动场北端体育器材室中，20世纪80年代送还圆明园。

苏大人园后来传到苏楞额孙子那兴阿手中。那兴阿与那位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人龚自珍交往甚密。道光十四年（1834），龚自珍来园作客后，作有《题兰汀郎中园居三十五韵》，盛赞苏园之美。诗中有：“清池足荷芰，怪石出林里。禁中花月生，天半朱霞曙”等句。

2.治贝子园与“红豆馆主”

同光年间，道光皇帝长孙载治封贝勒，得赏苏园，遂改称治贝子园。后来，此园传给长子溥伦。溥伦曾首次率中国代表团赴美参加世博会，并于1907年与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同任资政院总裁。他在治贝子园中，常聚众习武练功，据说陈氏太极拳经其扶植，才得以从陈家沟扎根于北京，进而辐射全国。如今太极拳不仅仍为国人喜爱，而且被列入奥运会项目，溥伦和治贝子园功不可没。

至光绪中叶，此园由载治第二子溥侗承继。

溥侗（1871—1952），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曾世袭镇国将军，后又加封辅国公，因此人们经常尊称其为“侗将军”。这位“将军”不擅军事，却酷爱艺术，是著名的京昆艺术教育大师、文物专家、音乐家，是民国初年北平城里有名的“四大公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红豆馆主溥侗、张伯驹）之一。曾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国学院教授昆曲艺术的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曾与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一同创作了清朝及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正式国歌《巩金瓯》，也曾在未名湖岛亭给燕大学生上过课。他还在家里组建了演习京昆的戏班，修建了演出的大舞台。在一段时间里，他这里遂成为文人雅士京昆艺术的活动中心。据说不仅他本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吊嗓子、拉云手事事认真，就连当时的看园人花春和都是一位“戏包袱”。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八九十年过去了，北大至今还有不少人是京、昆剧的“票友”，这里不能说没有溥老先生的“基因”。

可惜，这种歌舞升平的粉墨岁月并未能持久。溥侗由于花钱无度，至宣统二年（1910）不得不以园子为抵押，向北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后因无力归还，园子于1928年被银行拍卖。燕京大学以45200银圆购得此园。

此时园子已经破损不堪，燕大便将大部分园地作为农学系的试验地，“农园”之名即由此而来。

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后，园中建筑多遭毁坏，仅存的“后殿”先后成为北大的体育器材室、学生食堂、木工车间、杂物仓库等。后来又拆了大戏台，改建成游泳池。在其修建过程中，还挖出一具女尸，传说是一位清代的公主。在这块旧址上，先后建起了五四运动场，第二、第三、第四三座教学大楼以及五四体育馆等建筑。

3.治贝子园的新景观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大于2004年开始修建邱德拔体育馆，地址选在农园。

据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记载：为了不使北大校园的最后一座皇家故园永远湮灭，季羡林、侯仁之、张岱年、吴良镛等文化耆宿和建筑专家一起联名致信给有关部门：

治贝子园距今已有200年历史，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园林建筑。它的价值不仅体现于建筑形式，也体现于该园在其历史变迁中所嵌刻的时代烙印，及其所凝聚的历史人物活动和人文艺术景观；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和文物信息非一般古建房屋可比，如果拆迁，将是北京的一大损失，也是历史的一大损失。哪怕在异处仿建十座，也无法弥补。因为仿建最大的不足，是历史的失真。这一失真的本质与历史家伪造历史或艺术家制造赝品一样，是没有任何历史与艺术价值可言的。我们强烈呼吁：为后人负责，为历史与艺术负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负责，勇敢地承担起保护治贝子园的责任！乒乓球馆的建设用地可以有选择余地，而治贝子园一旦拆除，将永远不能复原！

此信言辞不可谓不恳切，命意不可谓不沉重，然而，建议还是未被采纳。不过，事情后来还是让这些“中国文化最顶尖的人们”（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略可欣慰。

一是体育馆建造之时，为了保护后院西北角当年四株白皮松中仅剩的一株，设计者曾专门修改设计方案，一时传为佳话。

二是1995年仲夏，经著名学者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奔走，又得一位台湾中学校长和企业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出资20万美元，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得以重新修缮了治贝子园原址的一处四合院。院门外挂有两块牌子，左边一块是季羡林先生所题“治贝子园”，右边一块上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大门口有一尊新刻的老子汉白玉雕像，方拥主编《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称其“须发飘飘，仙风道骨，将一份穿越千年的大智慧与超然静静地传递给我们”。庭院内洋溢着人文的书香气息，廊壁上镌刻的《治贝子园重修记》记述了这一桩盛事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