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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泽园地处海淀挂甲屯，圆明园以南畅春园遗址以北，东隔万泉河与蔚秀园相望。
承泽园不仅是北大九座古园林中收归最晚的园林之一，面积也仅比最小的镜春园稍大一些。但其历史却甚悠久，距今已二百多年。其间历尽沧桑，主体建筑和基本格局能够保存至今，已是一个奇迹。它先后的几位主人，各有其独特的经历，给历史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记，也给后人留下值得记取的教益。
在当代关于海淀古园林的文献中，多记载承泽园的前身为雍正年间果亲王胤礼的赐园自得园，大约始建于雍正三年（1725），属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但经张恩荫《自得园与承泽园史实考补》和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等考证，承泽园的前身为嘉庆、道光年间大臣英和（1771—1840）的别业依绿园。道光六七年间，英和作有《依绿园十四咏》。诗人说到“朝夕便趋承，地近依灵囿。退值赋燕居，因风听宫漏”，以其地近便于上朝，园中甚至能听见御园的宫漏之声。由此可推测，依绿园的建成也就在这个时期。不幸的是，到道光八年（1828），英和父子即因坐孝穆皇后陵寢浸水一案而被革职系狱并籍没家产，此园也随之没官。道光十七年（1837）发还，改名“承晖园”，但两年后又奉旨交还园居。所以，从园名、位置和没官时间来看，这座承晖园无疑就是后来的承泽园。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此园被赐给寿恩固伦公主，始名“承泽园”，因寿恩固伦公主为道光第六女，故又俗称“六公主园”。是年寿恩固伦公主下嫁工部尚书、一等公博启图之子景寿。据《清实录》记载，道光帝曾于当年四月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两度临幸该园。
寿恩公主去世后此园又被朝廷收回，并于光绪中叶再度改赐给庆亲王奕劻。奕劻此时春风得意。《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临幸承泽园，并有御笔匾赐其园居。奕劻去世后，承泽园为文化名人张伯驹购得。因该园邻近燕园，燕京大学的师生和京城其他文化人常来此雅集，文化氛围甚为浓厚。1953年，北大购得此园，从而成为北大校园的一部分。
据史料可知，寿恩公主改建前的依绿园、承晖园是一座平面形状狭长，周边曲折的私家花园，依托河池平行展开各种建筑和假山、花木之景。园中从北至南大致分布建筑院落——水——土山三个横向的层次。改建后的承泽园南北方向加宽，并将万泉河纳入园中，大大增加了水景的丰富效果。从谢凝高等《燕园景观》所绘《承泽园平面图》可见，园中布局从北至南变为建筑院落——水——洲渚——水——空地五个平行的层次，增加了景致的深度，也加强了全园空间的高低变化和虚实对比。
承泽园平面图（采自谢凝高等《燕园景观》）
从道路流线上看，依绿园主要靠池北岸的小径由东向西串连全园，而扩建后的承泽园以南北道路为主轴，东西向路径为辅助，中央增设两座连续的小桥架设在两条长河上，整个流线系统复杂而有序：自大门折西，倒座房、石桥、二门、木桥、三门、垂花门、正寝、后照房形成一条中轴线，体现了贵族府园庄重气派的特点。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承泽园侥幸得以免灾。1900年八国联军再劫圆明园时，又由于奕劻与列强关系密切而未被殃及。所以，侯仁之先生《燕园史话》说，北大购得此园时“大体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后来北大在园区南部修建了教工楼，原来的建筑荡然无存。北部得以保留的建筑中，有一座位于西北隅小湖北岸的楼阁，是北大旧日园林所保留下来的唯一双层建筑，弥足珍贵。
承泽园平石桥和二宫门
1992年和1999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先后将承泽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北大在马来西亚华裔人士廖宗明先生的资助下，按原貌对西所进行了修缮，部分地再现了承泽园的往日面貌，并作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工程结束后，侯仁之先生题写“承泽园”三字于石碑之上，立于西所院内，并有石碑记其盛。现在北部又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用，但愿能够对旧园手下留情。
重修后的承泽园北楼
承泽园的第一位主人英和（1771—1840），幼名石桐，字树琴、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英和工于诗文书画，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他的依绿园颇多江南景致和文人意趣。园中营造有卷阿承荫、信果堂、味道斋、槐阴轩、得佳亭、再思居、振秀精庐、守真堂、拂云山馆、却雨廊、林水翳然、致爽楼、听泉榭、知乐矶十四景。
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对其园林景观的文化内涵做了探究：园名“依绿”，出自诗圣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中“名园依绿园，野竹上青霄”句；“得佳亭”，用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饮酒》名句及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林水翳然”用《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典故：“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其景为“有屋五小楹，景物近濠濮”；“知乐矶”用《庄子》“濠濮知鱼”的典故：庄子与惠子游濠梁之上。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其他一些匾额题名，也多有文化含量，如：“信果”，信仰佛教的“三世因果”；“守真”，执着于道家的“抱朴守真”；“再思”导源于儒家的“三思而后行”；园中正堂“卷阿承荫”和后来园名中的“承晖”，亦体现了忠君感恩的儒家思想。
英和书法
关于园中景观建筑的性质、功能，有些亦可据英和的诗句来推断。如：“烟云日变幻，西牖一一收”，当是指西北部的“致爽楼”，这座二层楼宇可以通过西窗远观西山烟云变幻，又称楼中“如城好书摊，愧未精校雠”，可见这是一座藏书楼；“山气夕真佳，趣即于此得。小亭对西巅，苍然来暮色。移置水之滨，规模本旧式”，这应是指水边土山西侧的方亭；“屋角有老槐，势与青天参”，这自是指因屋角一株老槐而得名的槐阴轩；“空阶少点缀，种树三四株”，这是指有高树拂云之势的“佛云山馆”；“夕秀最宜振，佳构怀平原。窗虚远峰列，波静斜阳翻”，这又显然是说面对西山夕阳的振秀精庐。
关于园居生活，英和还写有《依绿园十四事》分别吟咏读书、临帖、习射、观画、登楼、涉山、泛舟、垂钓、移花、除草、芟竹、采莲、听雨、步月等，极具文人之风雅，是富有文化修养的清代仕宦园居生活和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与珍贵记录。
“初秋一别到残春，花木依然鬓发新。”（英和《依绿园有感》）英和在依绿园和后来的承晖园中实际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燕园文脉中的一股清流，值得我们珍惜。
在皇权时代，金銮宝殿上的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得到天子的恩泽，那是莫大的荣耀，但同时也是神圣而沉重的责任。
康熙、乾隆为了大清江山永固，一方面在上书房“松鹤图”下灌输满族传统和儒家道统，一方面把权力、金钱和荣誉奖励给他们的子孙。鹤鸣九霄，皇恩浩荡。可惜皇子皇孙中，像鸣鹤园主人绵愉那样励精图治的有志之士并不多，而像承泽园主人奕劻那样声色犬马败家误国的不肖之徒倒不少。
奕劻（1838—1917），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第六子绵性的长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过继给永璘第三子绵慜为嗣子。第二年袭封辅国将军。
到光绪朝时，奕劻已是远支皇亲。但由于慈禧太后的宠幸，很快即晋封为庆亲王，乃至世袭罔替，进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衔军机处，就任第一位内阁总理大臣。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宠信的呢？据说与这样一段经历有关：他早年居住在方家园一带，与慈禧的娘家为邻，因为他是“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且擅长书法，并经常为慈禧的弟弟代笔写信向太后问候，后又与慈禧另一弟弟桂祥结为儿女亲家，从而逐渐得到太后的赏识与关照。特别是后来会同奕譞办理海军事务期间，二人一同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就更得太后的欢心和重用。
庆亲王奕劻
然而，在末代皇帝溥仪的眼中，奕劻却是一个“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败类。他在民国六年（1917）去世后，被溥仪一度以“谬”“丑”“幽”和“厉”等字眼作为其谥号，后经溥仪父亲载沣等一再恳请，才赐谥为“密”，意即追补自己以前过错的意思。溥仪之见是有道理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奕劻与李鸿章、荣禄一同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5年与袁世凯同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辛亥革命后，他在促使清帝逊位，帮助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后袁世凯称帝，他也是摇旗呐喊的群丑之一。
京城庆亲王府秀楼
奕劻政治上劣迹斑斑，生活上也以爱财如命、贪污腐化著称，是晚清亲王中地位显赫却名声最不好的一位。由于极度贪婪和大肆受贿，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辛亥革命时，有人估算他的家产总值在亿两以上。敛财以后，便是疯狂的奢侈。他大肆扩修赐给他的原大学士琦善的宅第，在原一百六十余间房屋的基础上，又先后修建了奢华的万字楼和大戏楼等建筑，使他这座庆王府变成了房屋多达千间、前后五进院落的北京最为豪华宏大的一座王府。他还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与绥远等地广置田产，并在北京、天津购买和建造了多处别墅。在奢华的庆亲王府里，奕劻和他的子孙过着极为奢侈荒淫的生活。他和他的长子载振都是荒淫好色之徒。清代规定亲王最多只能有五位福晋，而他却有福晋六人，还与王府内一位女仆发生性关系而使其怀孕。据说为了不使事情败露，他让自己的一个福晋用棉布将腹部垫起假装怀孕，而将那真正怀孕的女仆藏在王府的东厢房里。后女仆产下一女婴，奕劻便说为其福晋所生，从而在宗人府为孩子上了“户口”，这就是他的大格格。大格格成人后，嫁给了亲王那彦图为福晋。而这段内幕终被那彦图得知，这位本身并没有过错的大格格便只能生活在冷嘲热讽的不幸之中。
奕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事务，经常与各国使节交涉。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时，外务衙门就设在东宫门外南河桥路南（现颐和园小学校址），距承泽园很近。奕劻即经常在此招待各国使节，有时也在承泽园宴请外宾。当时承泽园里有多热闹是可以想见的了。
辛亥革命后，承泽园虽仍属奕劻所有，但已风光不再。宣统退位后，奕劻一直避居于天津德租界的别墅内。奕劻去世后，承泽园为张伯驹先生所购得。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誉。他酷爱诗词、书画、戏曲等艺术，并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还酷爱文物收藏，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不惜重金购藏了大量书画文物珍品，其中大多数都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奇人，时人将他与少帅张学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溥仪的族兄溥侗（治贝子园主人）并称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国画大师刘海粟称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著名书法家启功称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文物鉴赏家史树青亦说“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张伯驹
1933年，张伯驹嗣父在天津去世，他继承了五十万元的股票。他没有把这些资产用于个人挥霍，而是将大部分财力投入书画收藏。在购藏过程中，他时常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他所购得的国宝级书画，几乎每一件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曾向友人谈及其中的一些细节：陆机《平复帖》是他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恭亲王奕之孙）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畲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他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他的妻子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袁世凯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给他。但是他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他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那么，他又为何如此痴迷于书画珍品的购藏呢？关于这个问题，他也向章诒和坦露过心曲：“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局部）
确实，张伯驹先生购藏书画，不仅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溥仪流寓天津后，将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等通过上海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导致许多国宝流失海外。为此他曾致函北京主政者，要求予以阻拦，无奈为时已晚。视国家文物为国之重器、文化之根基的他，决定自己挺身而出，以一家之资、一己之力甚至一己性命来救护国宝。
[唐]李白《上阳台帖》
当他得到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等书画珍品时，不仅资金尽数一空，还遭遇到绑架，身陷牢笼数月。然而，他宁可舍弃性命，也不愿以所藏书画换取赎金。后经妻子潘素四处奔走，幸得友人相助，拼凑出四十万元赎金才得以解脱。
抗战爆发以后，张伯驹夫妇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携往西安避难。一路担惊受怕，日夜寝食不安，到西安后，又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他们为了这些文物，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经过这些劫难后，张伯驹先生更是将为国家保存文物上升到高于自己生命的层面。抗战胜利后，溥仪携至东北的文物又因“满洲国”的覆灭而流散四方。张伯驹大声疾呼抢救，但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1947年，琉璃厂商从东北收来一批文物送到故宫，故宫却因得不到政府资助而无力回购，主事者也无卓识，他又不得不“鬻物举债”，收购了多件即将流失海外的书画珍品。就这样，他为祖国留下了大量珍宝。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即有118件之多，其中国宝级的文物不在少数。
后来，他的胞妹与前妻等又通过诉讼要求他分割财产。逼迫之中，他只得于1953年夏季，将承泽园卖给北大以还债。其实，卖掉承泽园他是很不情愿的。北平解放后，他曾应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任教时，他就常住承泽园。
然而，承泽园还是卖了。自此，张伯驹先生也就告别了贵公子的生活，进入北京城的平民行列，但是，他的爱国情怀并没有降温。
1951年，有一件事引起了张伯驹的高度关注：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拨款，以49万港元将流落在香港的《三希堂法帖》《中秋帖》《伯远帖》购回故宫。这件事使关注了《三希堂法帖》十几年的张伯驹欣喜万分，这不仅因为这件国宝终得回归，还在于他看到了共产党这个新政府真正懂得文物、文化的价值，能够领导中国走向长治久安。于是，张伯驹、潘素夫妇做出重大决定：于1956年7月，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珍宝无偿捐给国家文化部，使之重归故宫，“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从而完成了这项他坚持了近三十年的文化使命。这八件国宝是：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园》、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这些国宝都是张先生极为珍爱的。仅举一例：因为喜爱展子虔的《游春图》，他曾将承泽园改称“展春园”。张先生夫妇献宝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褒奖状，称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当时还要奖励他20万元，他婉言谢绝。与此同时，张伯驹先生又把李白《上阳台帖》送给了热爱诗词的毛泽东主席。
文化部发给张伯驹先生的《褒奖状》
此后，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又将宋杨婕妤《百花图》、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无偿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并为吉林省博物馆在东北地区收集了不少流散文物。
张伯驹先生辞世后，潘素仍然在继续着他的事业。2017年2月8日，“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揭牌仪式。这个经国务院批准的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张伯驹曾说过：“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他对酷爱的古典诗词就达到非常精通的程度。他自幼记忆力就特别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时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长时期的积累，使他谙熟掌故，精通格律，又对生活充满诗心，因而他写诗词就像蜜随时从蜂巢里流出来一样。
张伯驹和潘素合作画的《梅菊图》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至，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朴素无华，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让前来家中叩访的文化人都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着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只在有人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竿发出的吱吱声，才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张伯驹先生一生酷爱诗词，谈文论艺，随兴创作，从无懈怠。晚年患白内障，仍通过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写下七绝句177首，集为《红毹记梦诗注》。流入民间后，即获赞誉，香港中华书局于1978年出版。他去世后，北京宝文堂书店予以再版。
张伯驹先生著述和创作，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有《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诗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与京剧韵》《氍毹记梦诗》《氍毹记梦诗注》《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许多人所以欣赏张伯驹先生的诗，不仅因为他的诗词很有情趣，艺术造诣很高，还因为它有着一些更可宝贵的东西：现在不少人，最大的生活目标不外乎自我价值的实现。继之而来的事，便是如何经营推销自己，实现目标。而所谓经营推销，就意味着一个持久又复杂的运作方式。如此经营人生，自然属于人性的、审美的东西都要摈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感性基石，也是张伯驹的创作基石。连基石都没了，哪儿还有张伯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中国的文学再发展，以后也不会再有张伯驹。”
张伯驹先生酷爱戏曲，他在戏曲界有不少知己，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余叔岩等。他们情趣相投，不以利害相交，其关系远远超过一般公子和名票与名伶之关系。
张伯驹先生不仅爱看戏曲，而且爱亲自演出。他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
蜡庙》等。特别是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1937年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演出后，有人以杜甫“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誉之。文化名人章士钊也曾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正是因为爱得深，琢磨得透，自己又有亲身体验，张伯驹对戏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许多老戏，内容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戏迷们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欣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让人击节叹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而又各有千秋。正是这些角儿，让中国戏曲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因而，当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撒手人寰时，张伯驹便会叹息：“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
张伯驹在《借东风》中扮演的孔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方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化部还划出二十六个禁演剧目。眼看着《马思远》等一些含有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不合时宜，或被查禁，或被淘汰，张伯驹忧心如焚。
张伯驹对戏曲艺术的高度执着和深度痴迷，使他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同时也使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保守派里的顽固派”。
对此，很多人难以理解：《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文物捐给政府，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政府叫板又较劲呢？有人这样解释：张伯驹之所为，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所以，他要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有人这样理解：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也有人把这件事和他向国家捐献文物的事联系起来评判：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1982年，张伯驹因得感冒转成肺炎病逝。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有两位曾激烈批评过张伯驹的民盟著名人士，此刻对他做出了新的评价——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
晚年的张伯驹和夫人潘素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词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就这样，张伯驹谢幕了，带着一腔浓得化不开的文化情结谢幕了。然而，他曾经的承泽园还在，他献给国家的珍宝还在，他的精神还在。
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98年4月16日，“张伯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等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2011年6月19日，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故居内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正式揭牌。
北大和这样的人结缘，应该是一种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