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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手头就有一份共产国际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填制的毛泽东履历表（图12
）。该履历表此前从未公开，其下方注有填写日期和填写人签名，分别为“1935年11月27日”“Кара”。“Кара”读作“卡拉”，即“卡拉伊瓦诺夫”（Караиванов），他在1935年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的秘书，负责人事。
而1935年11月27日，毛泽东本人却远在中国陕北的偏僻小镇。准确地说，毛泽东率领长征部队终于抵达陕西省北部的吴起镇、长征告一段落，是在同年10月下旬；而11月下旬，则是毛指挥红军在陕北击败国民党军队、打破其阻止红军南进企图的直罗镇战役前后。因此，上述履历表，当然不是毛本人在莫斯科填写的。如前所述，直至1949年，毛泽东从未出访过任何外国，包括苏联。
图12 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毛泽东履历表（1935年）
那么，为什么这时需要由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的秘书填写毛泽东的履历表？此事与同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有关。时隔七年召开的这次世界性大会，有来自65个国家、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500余人参加，但却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大会。或者，说它是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大会，读者可能更有印象；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一般都这样解释。
这次大会与中国关系很大，此点留待后文探讨，此处且说毛泽东。他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召开时，他正率领红军走在四川省的深山里），但却因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取得辉煌成就而受到高度评价，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的“长征”实际上是反“围剿”失败后的大撤退，但在莫斯科却被说成是“进军”，是为了建立新根据地，红军的兵力也被报道为多达50万人。
“进军”之说，或可视为开脱之词；但“50万”兵力云云，显然是不着边际。但在外界看来，当时除苏联以外，拥有如此规模部队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家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备受关注并不奇怪。实际上，据参会者记述，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言的中共代表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会场内各国代表们全部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乌拉”（万岁）的欢呼声足足持续了五分钟之久。
当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连呼“乌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斯大林被念到名字时，偌大的会场总会向他“起立致敬”。
毛泽东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舞台上受到热烈欢呼的中国革命的英雄，又已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当然需要了解毛到底是怎样的人物。而应其要求、由其秘书调查和填制的，就是上述履历表。
开场白就说到这里，让我们来看这份履历表的内容。一看便知，履历表有不少内容没有填写，随处都是空白。姓名（Мао-Цзе-Дун，毛泽东）、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没什么问题，接下来表内第一栏就没有填写。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总部，连毛泽东多大岁数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出生地”一栏，也只填了“中国”。或许填表人认为，既然是中国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写“中国”就足够了，却也让人感到敷衍了事。但有些栏目似乎是在认真调查后填写的，如“入党时间”（1921年）、出身阶级（小地主）、受教育程度（高等师范）等，都很准确；最后一栏记述毛的主要经历，即自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任各届中央委员、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31年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毛泽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被推为中央委员，所以，称他历任各届党中央委员，不能说没有问题，但大体上没有错误。
此外，“语言”栏填的是“中文”。中国人自然说中文，填“中文”没有错，但这本身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不过，这样填写或显示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除中文外，不懂其他语言。如前所述，毛确实几乎不懂外语，但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世界里，英语且不说，不通德语、俄语是得不到关注的。换言之，以国际性革命家的标准判断，毛泽东是“不合格”的；借用现在的说法，毛算不上“国际人才”。共产国际秉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原本就不好理解，又是用外国文字写成、要用外国语言讨论。语言不通的人在莫斯科感受到的自卑和孤独，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或许也可以说，与外语半通不通、莫斯科的生活经历在其内心深深植入了语言、理论方面自卑情结的许多中共干部相比，正因为不通俄语等外语，毛泽东才能面对来自莫斯科的权威而坦然无惧。他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因而不了解外国；但这也使对外国的崇拜无法在他心里扎根。面对莫斯科的权威，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知不觉间趋附、遵从，但只有毛泽东，从经历到内心都使他感觉不到这种权威的存在。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革命思想。
姑且不论上述解释能否成立，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看到这份履历表，恐怕会大失所望。内容如此简略，还不如前文提到的日本出版的人名录详尽。提到共产国际，不少人都煞有介事地说它是一个庞大的谍报组织，喜好阴谋史观的人认为，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以及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国之外的不少毛泽东传记作者也持此类阴谋论。
在他们脑海里，共产国际就是通过特工、间谍刺探各国的机密情报，或为实施挑拨、破坏、暗杀等而在敌方阵营中安插谍报人员、劝说内奸反水的组织。
但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形却是，连最高领导人有时都无从把握己方阵营重要人士的基本情况，更不用说刺探、破坏敌方阵营了。若说这样的组织竟能在背后操纵炸死张作霖，那才叫不可思议。把什么都说成是共产国际的阴谋，要么是过分抬举共产国际，要么就是间谍电影看得太多。
回头再看毛泽东。共产国际掌握的毛泽东信息如此稀少、如此粗略，令人意外。但从另一角度看，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而言，最需要掌握的或许是中国革命的发展状况；只要能够很好地领导中国革命，谁在领导是次要的。极而言之，只要能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符合莫斯科的意图，则其领导人是“毛泽东”还是“王泽东”都没有关系。但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了解实在不多，甚至填不满一张完整的履历表。实际上，直到1936年毛泽东告知前来采访的斯诺之后，人们才知道他生于1893年。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尚不健全，某人何时出生，只能相信他本人的说法。
另外，共产国际档案中还有两份毛泽东的履历表。一份出自毛的妻子贺子珍之手，另一份则是由毛的胞弟毛泽民（中共干部）填写；前者成于1938年，后者成于1939年，填写地点皆为莫斯科，
都是应共产国际总部请求而填写的。毛的生年，在贺子珍写的履历中是1893年，准确无误；但在毛泽民笔下却误作1894年11月，或许是因新旧历换算错误。不过，毛泽民代其兄填写的履历表包含一些贺子珍也无从知悉的重要信息；如毛母名文素勤（中文名字），就是毛泽民首次证实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母亲的名字是“Wen Ch’i-mei”，中国出版的资料长期写作“文其美”；但实际上应为“文七妹”，即在文家姐妹中排行第七。不过，留在莫斯科的这些毛泽东个人信息，直到苏联解体、相关档案开放后才为人所知，在那之前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从这点讲，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也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因为，该书不仅首次披露了共产国际直到1935年11月都尚未掌握的毛泽东的生年等许多重要信息，还完整地描述了毛泽东的前半生。
至此，我们匆匆观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外界所能了解的毛泽东的基本信息状况，算是本书论述的铺垫。外界——尤其外国——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何？曾有过哪些毛泽东的肖像和传记流传？下面让我们一一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