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政界报刊的毛泽东传
——中国最早的毛泽东传

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转战于湘赣闽等省农村。此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毛泽东是只闻其名、难见其面的神秘人物；但仇视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却并不陌生。如前文所介绍，在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约三年间，毛泽东与其他中共党员一样，都曾加入国民党。

20世纪20年代的国共合作，采取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异乎常规的方式（党内合作）。其背景是，当时共产党成立不久，比孙中山领导的老牌政党国民党弱小得多。而且，孙中山对本党和他提出的思想（三民主义）充满信心，他判断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也会承认三民主义的优越性，进而放弃“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的确，要在当时的中国开展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异想天开。因此，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开展民族革命。对此，不久前为追求社会主义革命而成立的中共的党员们自然大为不满，但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就只好遵守。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少人因其特有的行动能力而崭露头角，被提拔到核心岗位。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时期曾历任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是汪精卫）等职，即其一例。另一例则是周恩来。周被任命为当时设于广州郊外的国民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校长就是蒋介石。也就是说，在国共合作时期，毛、周都曾在国民党要人周围工作，与他们频繁接触。因此，对国民党首脑们来说，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农村开展武装割据的“共匪”，其领导人如毛、周等，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同志。毛泽东最早的传记文字出自国民党人之手，也就不足为奇。

据研究，中国已发表的最早的毛泽东传记，是上海《文化日报》1932年7月15日刊载、署名“孙席珍”的《共党主席——毛泽东》一文（图7）。所谓“共党”，显然指共产党；毛当时任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该文仅约1500字，分“‘湖南王’的尊容”“几个特点”“从小就露头角”“自以为能够领导群众”等七小节。文称毛是湖南湘潭人，现年三十七八岁（照此算来应生于1894、1895年），“他的家庭地位是一个富农……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脑袋很大，所以智力很充足。头发长得像监牢里犯人，往往三四个月不剪，脚是常年不洗，不穿西装而穿长衫，但他的长衫像乡下剃头司务穿的那样常常是被油渍占据着，说话是一口湖南土音”云云，对毛的为人、性格做了清晰描述。

该文还这样介绍毛泽东：长沙因有了毛泽东这位风云人物而不再平静；毛泽东对于大凡报纸等有字的东西什么都拿来读；他自认是民众领袖，且这种自负比谁都强烈。还提到毛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工作情景、与同事的交谈等，自然也提及具体地名和同事姓名。该文尽管较短，但在当时的确相当客观，是一篇很好的传记文字。尤其是，该文称毛泽东因在国民革命时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全力来做农民运动”，结果，曾经的“湖南王”又得到了“农民王”的绰号。考虑到当时把“共匪”与常人一样描述会触犯禁忌，如此评说毛泽东，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

从行文看，该文作者似在国共合作时期与毛泽东十分熟悉。署名作者“孙席珍”确有其人，是一位文学家。孙席珍（1906—1984），浙江省绍兴人，很早即发表诗作，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已小有名气，1926年加入共产党，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执教，同时支援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活动。1934年被捕，翌年被释放。其后也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同时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并从事文化活动，直至去世。

假如署名不虚，那么，这篇值得纪念的毛泽东传的作者，就是左翼文化名人孙席珍。而且，孙既然曾作为共产党员参加过国民革命，传中写入有关毛的见闻、交谈等，也就不难理解。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有几处疑点难以解释。特别要注意的是刊载《共党主席——毛泽东》的报纸《文化日报》。该报创刊于1932年6月，日报，横四开，每期出四版，是常见的所谓“小报”体例，但好像绝非普通的商业报纸。

再看《文化日报》文章的内容。该报每期都刊登政治评论、八卦之类的评传，而且以揭露内幕为主。显然，这样的文章，只有熟谙内幕者才能写得出来。比如，《共党主席——毛泽东》见报的次日，该报有《邵力子与共产党》一文（署名“元林”），称共产党建党时，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也是成员之一；再次日则有《风流才子周佛海》（署名“定生”），揶揄中共早期党员周佛海善于见风使舵。与共产党从前的瓜葛被如此冷嘲热讽，邵力子和周佛海恐怕都不会高兴。每期都刊载此类政治小道消息的《文化日报》创刊后仅三个月、出至第90期，即于9月18日停刊；而于10月4日创刊的后续刊物、具有同样倾向的杂志（三日刊），就是专家们才有所了解的《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图8）是一份政论杂志，由国民党内坚定效忠蒋介石的蓝衣社或实为谍报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创办，用以攻击党内反蒋派和共产党等。 虽说是政论杂志，但所刊文章多对国民党反蒋派领袖、共产党人士加以批评，而没有一篇牵涉到蒋介石。此外，共产党原最高领导人、1935年被捕的瞿秋白，被杀害前曾留下一封颇有争议的遗书《多余的话》，最早将其公之于众的，就是《社会新闻》。这样的独家报道，没有国民党谍报部门背景是做不到的。由此也可知该杂志的性质不同一般。

《文化日报》就是这份背景特殊的政界杂志的前身。《社会新闻》的每篇文章、杂志都有署名，但和《文化日报》一样，大部分都是笔名，据此难以推断作者是谁，然而，不知何故，只有《共党主席——毛泽东》一篇的署名“孙席珍”用了真名。而这并非这篇传记的唯一疑点。《文化日报》和《社会新闻》刊载的类似政治家评传、革命家秘闻，后来被收入《现代史料》丛书，刊行该丛书的是海天出版社（上海）。但是，该出版社不仅此前不闻其名，在20世纪30年代也只刊行过《现代史料》这一套丛书。该丛书共出版四集。第一集出版于1933年2月，所收文章均为《文化日报》所刊载；第二集以后收录的，则多录自《社会新闻》。

《现代史料》和《社会新闻》极少有人知晓，《文化日报》是稀见报刊，在中国国内也难得一见，故我借此机会将丛书与报刊的对应关系列表（附录1）。由该表所反映的对应关系推测，海天出版社与《社会新闻》社很可能是同一个组织。

《共党主席——毛泽东》一文，收于《现代史料》第一集，篇名改作《毛泽东》。奇怪的是，作者署名不再是“孙席珍”，而是“王唯廉”。也就是说，文章没变，作者却换了别人。《文化日报》刊载的披露政治家、革命家秘闻的文章，不少都署名“王唯廉”，似为笔名，真名则不得而知。《现代史料》收录的“王唯廉”的其他文章——如《汪精卫反共记》《“朱毛”的起源》《南昌暴动外史》等——在《文化日报》上也曾署名“王唯廉”，只有这篇毛泽东传记的署名，由“孙席珍”改成了“王唯廉”。

鉴于“王唯廉”的文章记述的人物（陈独秀、朱德等）、事项（南昌暴动、武汉政府等），与真实人物孙席珍青年时期的经历多有重合，因此，要说“王唯廉”是孙席珍的笔名，也不无道理；用善意的笔触描述毛泽东，也可以解释为出自他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果真如此，逻辑上就只能说，不知何故，曾为共产党员的孙席珍在1932年至1934年间，曾为国民党蒋介石派的宣传活动效力过。但即便如此，他为什么用真名发表毛泽东传，依然不得其解。

实际上，孙席珍作为文化人士，在文学界名气颇高，所以既有他人为其立传，他自己也有自传传世。 但是，无论是他人的评传还是自传，都只字未提他曾写过毛泽东传，或者曾与《文化日报》《现代史料》有过关系。当然，在履历上，曾经参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是不体面的，甚至是致命的污点。所以，只字不提，可视为孙席珍有意隐瞒，但也可能原本就没有这码事。假如事属后者，上述毛泽东传就是别人冒用“孙席珍”之名所写——在民国的八卦文坛上，借用别人名义发表文章并不罕见；曾为国民党效过力等说法，就是对已经过世的孙席珍的诽谤。总之，“孙席珍”“王唯廉”署名之谜暂且无解，继续揣测亦属无益。

附带说，《社会新闻》虽然是八卦杂志，但如上所述，文章都出自熟悉内幕者之手。或正因如此，除外国的中国（中共）观察家外，中共党员好像也经常阅读，他们所写的毛泽东传，似乎也曾参考过这些文章。关于此点，下文将另做介绍。 c/OCUNsxJjCWy/ojlyZK5M6Kr0IcmewhBE1rwe7Hg6+1Qtf/4bgq1QJ9APIlvJ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