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明对毛泽东的扶助
——第一部毛泽东著作集的出版

毛泽东的肖像相继出现在苏联的刊物——包括爱伦堡的毛传——是在1934年。如上所述，这些肖像的源头，毫无例外都是1927年拍摄于武汉的合影照片。而与爱伦堡的传记有关且值得关注的，是附有同样肖像（图26、29），也于同年在莫斯科刊行的两种中文宣传册，其名称分别是《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均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如其名称所示，是专为居住在苏联的各国劳动者即各国共产党、工人团体出版刊物的出版社，也出版上述宣传册这样的中文刊物。这两本宣传册所以珍贵，除附有毛泽东肖像外，更因为它们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

这两本宣传册问世的1934年，莫斯科且不论，在距其万里之遥的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正在竭力保卫根据地，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从前一年秋天起对赣南根据地展开“围剿”，此时正步步进逼。1934年1月，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与国民党大军激战正酣的情况下勉强召开；但就在两个月后，瑞金北方约百公里的最后要冲（广昌）被攻陷，保卫根据地已没有希望，中国共产党秋天决定放弃根据地。该时期的毛泽东时运不济，被留苏派等党内对手斥为“自以为是”，并被剥夺了党政一线领导岗位。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政府首脑时，毛虽连任象征性的政府主席，但却没有当选拥有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然，选举是按中国共产党事先拟定的名单进行的。

对毛泽东受到冷遇的情况，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似乎未能马上充分掌握。中华苏维埃的大会和政府人事安排，中共中央是不能独自决定的，而须事先通知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得到其允可才能确定。但在1934年1月的第二次大会上，或部分由于通信不畅等原因，毛泽东的对手们（秦邦宪、张闻天等）未经通知莫斯科就剥夺了毛的几项职务。而莫斯科的王明等人得知选举详情，已经是半年之后的同年9月。王明等人感到颜面尽失，致函秦邦宪等表示“很不满意”。 “不满意”的理由，最主要的当然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权威受到了蔑视，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在选举以前，王明等人已经开始对外宣传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其确定的革命运动象征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上述附有毛泽东肖像的两本中文宣传册于1934年夏在莫斯科出版的背景之一。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共112页，图34）是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资料集，收入大会日程及报告。这次大会的开会情形和相关资料已刊于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编刊的机关杂志《斗争》（第66期），莫斯科出版的该宣传册系将其重新编辑而成。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未能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但作为上一届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做了政治报告。因此，这本宣传册形式上是大会报告集，实际上却是毛泽东的讲演集。

包括中途休息在内，毛泽东在大会上连续做了两天报告。中华苏维埃形式上是“国家”，毛的报告相当于现在外国的国家元首在国会上口头发表施政演说；不过，连续讲两天，情形自然不同。这项工作虽然听起来十分辛苦，但当时各国共产党无不热衷于开会，其领导人也擅长演讲，在会上口若悬河两三小时并不算什么。至于毛泽东，连续两天做一个报告也不止这一次。没有这点服众的精力，是当不了领导人的。

另一本宣传册《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共45页），与《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几乎同时出版。其序言称，该书是辑录中国的共产党机关杂志《红旗》所载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而成。这三篇文章 发表时都有毛泽东署名，因此这本宣传册也就标为“毛泽东著”。世间以“毛泽东著”之名流传的著作集不可胜数，但把数篇文章合为一册的，这本小册子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因稀见而极具收藏价值。从前的“红色文献”现在已成为投机者竞相追捧的“文物”；就毛泽东早期的著作集而言，1949年以前共产党在其支配地区编刊的各种旧版《毛泽东选集》十分引人关注，在文物拍卖市场上有时价值连城。但这本著作集，虽说是中文版，但却是在莫斯科出版，作为最早的毛泽东著作集却几乎被人遗忘。

出版于莫斯科的这两本宣传册附有毛泽东的版画肖像（图26、图29），但却没有著者介绍，即毛的传记文字。如前所述，最早的毛传，还有待数月后由爱伦堡来完成。为编刊这两本宣传册而煞费苦心的是王明。曾多少涉猎中国共产党史的人，或许对此都会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王明，就是那位后来被批判为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百般压制毛泽东的人。上文解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时，曾提到不懂中国国情却滥用共产国际的权威、行事专断的留苏派年轻人，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

但是，这个时期的王明却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约半年才收到大会文件的王明，于1934年8月致函中共中央，其中说道：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

王明还宣称，将把该报告译成数国语言，编辑成册刊行。一个月后，王明又致信中共中央，说道：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王明的得意神情，跃然纸上。这两封信明确显示，1934年问世的附有毛泽东肖像的这两本宣传册，就是在王明授意、安排下出版的。我们由此想到，上文介绍的附有毛泽东肖像的法文版宣传册，也是在王明等人主导下、同样于1934年刊行。在王明看来，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光彩四射的明星。

当然，王明也有自己的打算。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在第一线所取得的成绩，对王明在共产国际开展工作也是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本。毛在遥远的中国工作越出色，身在莫斯科的王明也就越能借他的旗号加强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所以，为毛泽东出版两本装帧美观的著作集是值得的。可是，著作集出版后，远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传来了报告，也就是未经事先协商就决定了结果的上述选举报告（不再选毛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已经着手宣传毛泽东的王明下不了台，表示“很不满意”，也在情理之中。

顺带说一下，王明长期驻莫斯科，在此之前应该未曾与毛泽东谋面；所以，在看到宣传册中毛泽东的肖像，亦即其约七年前的容貌时，或许想象过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物。那时的王明当然不会知道，数年后，他将围绕党的领导权与毛泽东展开激烈对决。但必须确认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尤其是莫斯科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的1934年前后，王明对毛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经验丰富的领导人；进而言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积极扶持毛泽东、将其塑造为中国革命明星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借用现在的说法，此时的毛泽东和王明是一种“双赢”关系。

王明支持出版的值得纪念的第一部毛泽东著作集，装帧、印刷之精美似乎难得一见，但身在中国瑞金的毛泽东却没有看到。该书在莫斯科出版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就放弃瑞金，开始了长征。或许样书离开了莫斯科，但收件人已经不在原住址。 Fh9kvogJiysofmFs55DNUMt4iJ3CuBgZEkqUsMpng8AjqnX0AHquJgo1j+HmXP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