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语境限定了意义诠释的空间和边界，同时铺设了意义诠释的法则与框架，因而是视觉修辞实践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学理命题。在图像的释义体系中，语境并不是先天的固有之物，而是话语实践中的构造物。本节并非只关注语境形态的区分，而是要在修辞学意义上思考语境问题，即语境生产如何成为一个修辞问题。进一步讲，我们在视觉修辞维度上考察语境，不能离开图像本身的“语法”问题，也就是在图像的构成与形式维度识别并发现语境的构造原理。甘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西奥·凡勒文（Theo van Leeuwen）在影响深远的《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中关注图像意义生产的“视觉语法”（visual grammar），其研究起点就是图像的构成与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接近图像意义的释义规则。
因此，将语境作为视觉修辞分析的问题和对象，其实就是要探讨图像形式与视觉语境之间的对应逻辑——作为释义规则的语境是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的，而这一建构过程又是否可以在图像的构成与形式维度上进行辨识和把握。接下来，本节将分别立足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探讨不同语境形态下的图像形式逻辑及其深层的视觉语法问题。
互文语境强调两个文本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意义上所确立的认知框架。所谓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形成的一种文本理论。法国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最早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普遍的关联性。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任何文本都镶嵌在一个关系结构中，而且必然体现为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所谓“另一个文本”亦即伴随文本（co-text）。任何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或关联信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文本发生关联，并深刻地影响了文本的释义方式，这些伴随性的信息形态即为伴随文本。
在西方文论史上，互文性之所以发展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本理论，离不开诸多学者对互文性思想的批判与发展——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复调小说”、克里斯蒂娃的“生成文本”（genotex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可写文本”、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史学误读”、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踪迹”（trace）等概念的提出，都共享了互文性这一话语基础。这些有关互文性的研究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关注文化艺术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
一种文本与另一种文本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克里斯蒂娃最初的互文性概念，主要聚焦于文本系统内部的意义生成与阐释层面，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则将互文性概念拓展到广义的文化层面，尝试在一个更大的共时和历时维度上思考文本之间的勾连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热奈特倾向使用“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这一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旨在强调一种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普遍的联系。热奈特将跨文本性概括为五个子系统，亦即五种互文关系，具体包括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类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和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
可以说，热奈特的五种互文关系，不仅对应五种具体的互文语境，同时概括了互文语境的五种生成机制。受热奈特的“跨文本性”概念的启示，赵毅衡将伴随文本具体区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框架意义上的类文本、类型意义上的型文本、引用意义上的前文本、评论意义上的元文本、链接意义上的超文本、续写意义上的次文本。
相应地，文本与其伴随文本所搭建的语境关系，被称为伴随文本语境（co-context）。可见，互文语境是一种典型的语境形态。在文本与其伴随文本所搭建的意义管道中，意义呈现出一种“传送”趋势，尤其体现为从伴随文本向文本的流动状态。而伴随文本作为一种互文信息，其功能和目的就是搭建特定的认知框架，从而赋予文本一定的意义体系。
在视觉修辞维度上，互文语境构建的关键是对伴随文本的识别与确立，由此便涉及图像认知的图式基础。图像具有不同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对应的认知基础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其特点尤其体现为“对事物之一般结构特征的捕捉”
。按照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观点，对图像结构的把握，往往依赖既定的图式思维，其工作原理就是“在大脑里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式”，从而在图像意义上形成一定的知觉概念。
两幅图像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互文语境，是因为修辞学意义上图像本身的形式构成与符码系统。
一般来说，如果两种图像共享相同的或相似的视觉图式，则很容易形成一种联想关系，也就是从一种图像到另一种图像之间的视觉想象，由此便形成了视觉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语境。纵观当前的图像政治景观，图像成为公共议题建构的直接符号形式，往往离不开互文语境的生产。一般而言，图像之所以被符号化、成为一个承载意义的符号体，是因为其伴随文本的存在。简言之，图像符号的出场，往往意味着对其伴随文本的召唤或邀约，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图像文本与其伴随文本之间的联想关系。正是在一个互文性的联想结构中，图像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其释义方式体现为联想方式，而联想的起点则是图像与伴随文本之间的相似性。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相似性体现在视觉形式与构成层面，也就是二者在视觉特征上具有从一种文本抵达另一种文本的想象方式。在2011年的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中，实载64人的幼儿园校车与一辆货车相撞，致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另有43人受伤。这一事故迅速引发了舆论的集体关注，并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修订。然而，真正点燃公众愤怒情绪的符号则是一幅车祸现场的图像——幼儿园校车被迎面而来的货车撞毁（见图3.2左）。这幅图像让人迅速联想到网络上热传的另一张照片——一辆美国校车与悍马相撞，后者几近粉碎（见图3.2右）。显然，图3.2（右）的出场源于图3.2（左）的“召唤”，二者共同搭建了一个互文语境，从而赋予图3.2（左）一种基础性的释义规则。作为图3.2（左）的伴随文本，图3.2（右）的功能就是提供一种经由图3.2（右）抵达图3.2（左）的想象方式。正是在一个互文结构中，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校车安全之痛及其深层的制度建设问题。概括来说，图像与其伴随文本之所以能够在修辞学意义上铺设一种互文语境，是由二者在视觉形式上的相似性决定的。正是基于相似性原则，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双重视域”（double vision）或“泛灵投射”（ani-mistic projection）
的意义框架。
图3.2 校车事故现场图片
由此可见，正因为两个视觉文本共享了某种相似的视觉形式与构成，二者在修辞学维度上搭建了一种互文语境，由此形成了经由伴随文本抵达文本的想象方式，而这恰恰构成了互文意义上的释义规则。要回答两个视觉文本如何在修辞维度上产生关系的问题，不能不提到视觉语言层面的相似性逻辑。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互文语境的视觉修辞生成原则：一是构成性原则，二是联想性原则，三是隐喻性原则。第一，就构成性原则而言，一个视觉系统往往体现为不同视觉文本的“拼图”或“连接”，任何一个文本都作为系统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当我们在系统层面思考问题时，两种文本之间的伴随关系和逻辑关系便产生了，从而形成一种构成性的互文语境。第二，就联想性原则而言，两个对应不同意义体系的视觉文本若在形式上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当二者处于一种并置结构或对比关系中时，便很容易产生一种联想关系，从而形成一种联想性的互文语境。第三，就隐喻性原则而言，隐喻的工作原理是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
，其思维基础体现为基于联想认知的替换逻辑
，即“借助另一种事物来认识和体验我们当前的事物”
。当两个视觉文本共享了某种认知图式，我们便可以沿着喻体图像来想象本体图像，从而形成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说的“图式的转换”
。
如果说互文语境是文本系统层面的语境，情景语境则是文本系统之外的语境。在文本的系统之外，存在许多外部因素，它们铺设了一个更大的“语义场”。
在不同的情景之中，人们往往会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时赋予符码不同的意义体系。即使是同一种符号文本，当它穿梭于不同的情景边界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视觉修辞实践中，一种图像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特定情景中的表意符号，是因为其图像形式与情景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性。
不同于文本系统层面的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往往呈现出明显的边界。符号的边界，建构并确立了情景的边界。具体来说，一方面，不同情景中的视觉文本及其符码构成存在显著差异，文本的意义依赖情景本身的语言系统。比如，“表情包”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文本形态，总是依赖特定的亚文化圈子、场合与平台。如果脱离亚文化情景，我们便难以把握表情包图像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不同情景总是对应某种既定的视觉形式，我们可以根据视觉形式上的差异完成情景边界的识别与确认。表情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形式，诸如“金馆长”“姚明脸”“兵库北”等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表情包都携带着明显的形式特征。换言之，表情包之所以成为一种亚文化意义上的视觉文本，是因为它在视觉形式与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幽默、戏谑和“魔性”特征。姚明的“囧”脸图像被“移植”到熊猫图像的头上，这种极具后现代色彩的拼贴形式和游戏风格完全属于亚文化圈子的视觉实践。因此，从视觉修辞意义上把握情景语境的释义规则，实际上就是要发现视觉文本的发生情景与文本形式之间的生产关系，即在视觉形式维度上发现情景语境的形式逻辑。
情景语境中存在不同的情景内涵，即不同的情景系统具有不同的修辞实践和语言系统。为了进一步把握情景的特征与内涵，我们需要对具体的情景形态进行识别。作为意义发生的外部环境，情景并非漫无边际的社会场域，而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意识，或者说正是在“边界”意义上才有了“情景”的概念。就视觉修辞实践而言，确立视觉实践的情景边界是考察情景语境中意义实践的首要命题。根据视觉文本的存在方式和出场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话语边界、议题边界、空间边界三种具体的边界形式来把握情景语境的意义实践，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情景语境形态——话语情景、议题情景、空间情景。
相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不稳定的，是暂时的，更是流动的，而且往往依托具体的话题或事件而存在。一旦话题或事件离场，情景也就不复存在，原本汇聚在情景中的事物或元素则散落一地，等待下一个情景的接管和认领。正因为情景本身的偶然性和不稳定状态，话语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景中的视觉修辞实践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逻辑。
第一，话语情景是经由特定的话语形式而形成的意义场域，视觉文本的出场总是携带着某种稳定的符号特征，其功能就是在视觉形式层面体现并深化既定的话语内涵。如“网络民族主义”话语图景中的视觉符号体系，往往会征用一系列宏大的国家政治符号，并对其进行后现代化的拼贴和改造，从而形成一种通往国家认同的独特的视觉风格
；在视觉文本的呈现方式上，“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大多会挪用某种对立的、冲突的、矛盾的视觉框架（visual frame），同时经由夸张、讽刺、幽默的修辞语言将这种对立和冲突转换为一个阶层或阶级概念。
第二，议题情景是经由特定的公共事件而形成的意义场域，最有代表性的议题情景是基于图像事件的图像政治。图像事件是由图像符号直接驱动的公共事件形态，其标志性修辞实践就是生产某种承载社会争议或集体认同的视觉化的凝缩符号（condensation symbol）。多丽丝·A.格雷伯（Doris A.Graber）将公共事件中那些永恒定格的符号形式（如特定的术语、人物或图像）称为凝缩符号，认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公众对某一议题的认知与态度，并使其上升为一个公共事件。
当公共事件中的凝缩符号以图像的方式出场，实际上便成为一种凝缩图像（condensational image）。一种图像符号之所以能够成为凝缩图像，往往是因为它进入了一个冲突性的话语图景，尤其是在图像意义上创设了一个“政治得以发生的语境”，进而成为公共议题建构的符号形式。
纵观当前图像事件中的凝缩图像生产，情感动员是一种普遍的视觉修辞策略，即强调在情感维度上“捕获”公众的关注和认同。
第三，空间情景往往依赖既定的时空概念和物理场所。不同的现实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而且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流变趋势，相应地也对图像的形式与风格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网络“人肉搜索”事件中，官员佩戴高级手表的历史照片之所以成为抗争性的符号资源，是因为这些照片本身处于一种抗争性的情景语境。如果离开既定的时空情景，这些照片就依旧处于一种黑暗状态，成为一些无人问津的视觉碎片。而这些照片之所以会成为“弱者的武器”，是因为照片中的视觉元素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结构，手表作为罗兰·巴特所说的符号“刺点”
破坏了照片本身的和谐状态与稳定结构，其功能就是赋予照片一定的隐喻内涵，而这便构成了符号抗争的修辞原理。
文化语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语境形态，它以文化的方式确立了一种基础性的释义系统。在文化语境中，图像的释义规则必然受制于文化的概念、语言与逻辑。换言之，一种图像之所以能够回应一定的文化内容，是因为它携带了文化意义上的规约信息。按照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可以区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三种形式。
不同于语言文字，视觉文本的主导性的或第一性的符号特点就是像似性（iconicity）。像似性建立在感知基础之上，为感知过程提供了意义的生成基础，同时确立了像似性的表现方式。可见，像似性意味着对符号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把握方式。然而，图像符号不同于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文化内容是如何进入图像的，或者说作为像似符的图像是如何承载并体现规约信息的？
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原则，作为像似符的图像符号依然存在三层属性，即“再现体”与“对象”的指涉关系可以分为像似（第一性）、指示（第二性）和规约（第三性）。“再现体”与“对象”的每一种关系，分别对应不同的“解释项”，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符号概念。让·菲塞特（Jean Fi-sette）进一步指出，像似符本身具有流动性。
文化语境中的图像之所以携带了规约信息，是因为像似符在第一性（像似关系）、第二性（指示关系）和第三性（规约关系）之间发生了移动和循环。伴随着图像在像似、指示和规约关系之间的流动，“我们不仅掌握了图像传播的复杂性，而且掌握了图像的传播力量”
。在第三性（规约关系）中，图像符号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文化元语言系统，按照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法则获得了一定的含蓄意义或象征意义。正如皮尔斯所说：“每一个规约符都或多或少地通过一个指示符去指称一个实在对象。”
当图像符号的释义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社会约定时，它便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功能。按照玛蒂娜·乔丽（Martine Joly）的观点，任何图像都是再现事物：“如果这些再现事物是被制作它们的人之外的人所理解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最小的社会文化方面约定的东西……这些再现事物应该将其大部分意指归功于它们的象征符号的特征。”
一般来说，图像符号的指涉结构建立在“相像”“模仿”与“再现”这些基本的概念基础之上。
相对于“相像”与“模仿”，文化语境中的视觉修辞实践更加依赖“再现”逻辑。“再现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具有规约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再现依赖约定。”正是在特定的规约规则下，图像符号进入一定的指涉结构，成为表象。
在文化语境中，图像符号与对象的像似性程度是最低的，但我们却可以在一个规约性的解释系统中建立二者的联系。换言之，图像符号实际上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来自文化的规约系统超越了纯粹视觉意义上的像似逻辑，从而使得图像成为一个文化意义层面的符号文本。
从视觉修辞意义上讲，图像携带的规约信息是否具有某种形式特征，或者说我们如何在图像文本的形式维度上发现图像的文化内涵？要理解文化语境的规约系统，并不是因为图像“看上去如此”，而是因为它“看上去具有某种平行表达的潜力”，即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一个再现体的再现品质”。
显然，文化语境中的释义方式，意味着通过一种具体的图像来想象并代替一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情感，而这一释义规则对应的主要修辞命题便是象征。我们之所以沿着某种普遍共享的领悟模式来把握图像的规约意义，主要是因为文化的沉淀与约定。正是在文化所铺设的巨大的释义体系中，我们得以在规约而非理据的维度上接近图像的意义。因此，当图像的释义体系超越了简单的像似逻辑而遵循文化意义上的规约逻辑，视觉修辞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图像文本的象征语言。一般而言，图像携带某种规约信息，它要么体现为对文化符码（cultural symbol）的征用，要么体现为对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的再造。而文化符码与文化意象是可以在视觉形式维度进行识别的修辞内容，因此成为视觉修辞意义上文化语境研究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种集体共享的符号形式，文化符码往往来自历史深处，具有相对普遍的认同基础。在视觉文本的修辞实践中，如果文本的构成元素征用了某种文化符码，它便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某种规约性的文化内容。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文化符码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视觉形式和风格。“手持天平的女人”之所以反复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宣传材料中，是因为她是法国文化传统中“公正”的象征。文化符码并不是镶嵌在历史表层的符号形式，而是参与了文化本身的建构，因而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的形式”。新式的“弗吉尼亚小红帽”之所以会成为通往“自由”认知的规约符号，是因为“小红帽”是那场奴隶解放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的动员符号。因此，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元素，“小红帽”的意义内涵是象征性的，是规约性的，往往承载着历史叙事或文化表征的修辞功能。
如果说文化符码体现为视觉图像的文本本身或构成元素，文化意象则往往指向某种原型内容。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将原型视为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原型。正如荣格所说：“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和原型打交道。”
一般来说，一提到某一概念，我们就会本能地在视觉意义上寻找它的“对应物”，而这一普遍共享的视觉形式便是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意象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视觉形式，这是由文化本身的底层语言决定的。在苏联的宣传画中，“集体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意象。
而在西班牙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由于这位国王酷爱马术，因此表现“骑马”的视觉符号出现在各种绘画作品中，逐渐沉淀为一种象征君臣关系的视觉意象。显然，“集体劳动”“骑马”等视觉符号之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意象形式，是因为它们驻扎在集体无意识深处，而且作为“感觉的‘遗孀’和‘重现’”
，成为一个时代通往某些抽象概念的视觉想象方式。因此，文化语境中的视觉修辞实践，往往体现为对某种视觉意象的激活与招募。而对意象本身的激活与再造，并非一个完全概念化的产物或对象，而是可以在视觉文本的形式维度上进行识别和抵达的。
基于以上关于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语境内涵、语义系统、意义锚定方式、语境类型四个层面归纳出图像释义的语境形态及其运作机制（见表3.2）。作为文本实践的发生环境与底层语言，语境确立了文本的释义规则，其功能就是对释义行为的锚定。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语境研究，旨在探讨视觉形式与文本语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在图像形式维度上揭示语境运作的形式逻辑与形式语言。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构成了通往文本释义规则的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
表3.2 图像释义的语境形态及其运作机制
互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境内涵伴随文本问题意义情景问题阐释系统问题语义系统文本系统时空系统生态系统意义锚定方式基于视觉想象基于符号边界基于象征语言语境类型构成性互文语境联想性互文语境隐喻性互文语境话语情景议题情景空间情景文化符码文化意象。
概括而言，互文语境依赖图像与其伴随文本之间的视觉想象，具体包括构成性互文语境、联想性互文语境和隐喻性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具有明显的边界意识，而话语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景分别对应不同的修辞实践和语言系统。文化语境铺设了一种规约性的意义场域，其视觉修辞实践主体上体现为对某种普遍共享的文化符码和文化意象的挪用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