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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本意义的生产都依赖特定的生成语境。对于社会符号学传统而言，语境被上升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释义规则问题，“传播实践客观上要求传播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语境之中开展信息活动”
。由于符号表意的不确定性，语境的功能就是对意义的锚定，防止外部信息对视觉画框的各种“入侵”。因此，语境的出场总是伴随着意义的识别与区分，其功能就是对诠释过程的限定与引导，使得人们能够沿着某种共享的认知框架和领悟模式完成意义建构。只有将符号置于特定的语境关系中，才能避免意义的漂移和滑动。理解语境在符号释义实践中的作用机制，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学概念——“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所谓浮动的能指，强调的是符号能指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呈现出一种流动的、浮动的、不稳定的指涉状态。
这一认识符合符号意义建立的任意性原则，即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指涉结构，而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换言之，同一个符号能指，往往对应多种不同的所指内涵。
之所以会出现符号学意义上的“浮动的能指”现象，本质上涉及符号表意活动的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问题。按照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意义存在一个深刻的“生产”之维，即意义并不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而是“通过文化与语言的方式”，在一个开放的、流变的、偶然的意指实践中被建构出来的。
因此，符号能指与所指对象之间并不是一种发现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构造关系、一种勾连关系。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使用了“话语性场域”（the field of discursivity）这一概念来诠释符号表意的浮动状态及其意义争夺实践，认为“意义场”即“话语场”。
具体来说，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确立了一套有关意义诠释的底层规则，相应地也勾勒出了一种“诠释的边界”。当话语形式发生变化时，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拉克劳和墨菲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话语溢出”，即强调不同话语形式之间的冲突与争夺导致话语性场域的游戏规则发生的变化。而话语性场域的属性与规则一旦发生变化，符号所处的释义体系也随之改变，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或接合（articulation）关系发生变化。
因此，符号之所以出现浮动的能指现象，是因为它被置于不同的意义场域之中，也就是进入不同的话语性场域，从而获得了不同的释义法则。于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对象之间的指涉关系呈现出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流动的不确定状态。这里的“话语性场域”，实际上对应的是语境的问题。所谓语境，强调的是意义发生的底层规则或外部环境。语境不但确立了阐释的边界，还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元素参与意义的直接建构。因此，我们探讨意义世界的运行法则，不能离开对语境及其话语实践的学理探讨。相对于语言文字，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本涉及更为复杂的意义规则和表意实践。鉴于此，本章主要立足视觉修辞分析范式，重点思考语境如何确立释义行为的边界和规则，又如何上升为一个修辞问题而作用于意义实践。具体来说，本章首先梳理图像阐释学的知识谱系，探讨图像释义系统的意义规则和阐释方法；其次聚焦于图像释义系统中的三种语境形态，揭示语境对图像意义的锚定方式；最后立足互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阐释视觉修辞的“语境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