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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尽千辛万苦终成眷属的他们，此时面对的未来却是高度不确定的。因为这对非凡的、了不起的年轻夫妇坚定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这条道路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危险、充满了艰辛，这注定他们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种种难以想象的坎坷和磨难。但马克思和燕妮对此无所畏惧，他们知道并坚信，只要爱情之火不熄，就没有什么坎坷和磨难能够将他们打倒，熊熊的爱情之火会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幸福。马克思在《歌之书》中就曾很有预见性地写道：
燕妮！岁月如流，往事恼人，
前进的道路啊并不平坦，
让万种愁情在暴风雨中
或者在静夜里慢慢消散……
只要幸福之光刚一倾注闪亮，
赐给咱爱情，救星就在爱中藏。
我们的眼里将放射喜悦的光芒，
星星将向我们温柔地闪闪发亮。 [1]
果然如此。婚后，他们的爱情不但像“救星”一样保护他们，使他们在极度艰辛困苦的生活中和敌人卑鄙无耻的攻击下仍心存幸福感，支撑他们度过了无数次危机，更像“守护星”一样始终守护着他们，使他们同甘苦、共患难、互支撑，在不经意间证明了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的伟大殿堂，还是事业的稳固后方。尽管贫穷困苦、磨难纷繁始终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而且在完婚后的6年中他们一直颠沛流离、四处流亡，但马克思和燕妮始终深深爱着对方，他们的爱情如同钻石一般坚固和璀璨。而这座由他们共同筑成的伟大爱情殿堂，既为他们遮风挡雨，也使他们的心灵安宁，是他们永远的温暖家园。虽然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经常遭遇各种困难和挫折，但由他们共同开辟的这个稳固大后方，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勇气、信心和能量，使他们始终勇敢、始终乐观、始终充满力量。
马克思和燕妮正式完婚后，马克思意气风发地忘我投入革命活动中，燕妮则全身心地、竭尽全力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极其穷困和艰辛，但是，他们熊熊的爱情之火却始终炽热、始终旺盛。1845年他们在布鲁塞尔时，同样来自德国的23岁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看到了这对非凡夫妻的幸福生活和伉俪情深，他说：“我极少见到如此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全身心相互扶持、共享喜悦，共担苦难，共度悲伤。我更没见到过像燕妮那样有魅力的女士，不管是外貌还是精神都如此和谐。” [2] 在燕妮一生中，只要是马克思关心和投入的，她都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深爱他的妻子，她也共担他的志向。
后来，他们屡遭驱逐，最终流亡到伦敦安家后，燕妮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为了全力支持马克思，“她想尽一切办法，向朋友借钱，向当铺抵押，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她说自己是‘靴子联盟进步党’的成员，意思是每天下午花费数小时在城里转来转去，想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财务状况” [3] 。而这对于她来说，确实太艰辛了。如1853年4月底时，全家陷入了生活危机，家中不但没钱而且面临断粮的危险，燕妮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去维持家人生存，却处处碰壁，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很不好意思地给恩格斯写了一封求援信。信中，她描述了全家人遇到的困境和她尽心竭力的艰难努力。她在信中讲道：“为钱的事给您写信，使我极不愉快。您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已经太多了。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办法，别的出路。我已给波恩的哈根 [4] ，给格奥尔格·荣克 [5] ，给克路斯 [6] ，给婆婆 [7] ，给柏林的妹妹都写了信。骇人听闻的信！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回信。这就是说，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您能给我们寄点什么来吗？” [8] 处境如此艰难，燕妮仍竭力支撑马克思、支撑全家，她的艰辛与坚韧，由此可见一斑。而支撑她自己，使她无惧任何艰辛困苦始终勇往直前的，无疑便有她和马克思那钻石般坚固璀璨的爱情，这是她生命中的强大精神支柱。
1850年5月20日，燕妮给她和马克思的朋友、战友约瑟夫·魏德迈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中，燕妮向魏德迈详细描述了她们一家当时的悲惨经历和境况，同时也表露出她对马克思无与伦比的爱和支持，直接、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无比忠贞璀璨的爱情和她对马克思全身心的倾力支持。她在这封信中写道：“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 [9] ，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 [10] 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 [11] ，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12] 出生了……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 [13] 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14] 然后，燕妮详细讲述了他们当时“十分悲惨”的处境究竟有多么悲惨，真可谓糟透了。
由于雇不起奶妈，尽管胸和背经常痛得很厉害，燕妮还是决定亲自给刚出生的孩子哺乳。但孩子“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 [15]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女房东却突然上门要钱，她“否认合同” [16] ，要求他们必须支付根本不应付给她的房租欠款。而燕妮根本无钱可付，“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 [17] 。
最后，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马克思和燕妮终于付清了房租。但是，他们被查封财产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 [18] 的老板们立即跑来向他们要账，于是燕妮“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 [19] 来偿还欠款。床都已经抬出家门装上车了，但是“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20] 。这个恶毒女房东的卑劣做法及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赤裸裸的欺凌和示众式的莫大侮辱，但马克思和燕妮不得不含垢忍辱，在二三百人的注视下又把床搬了回去，第二天早上再交给买主。最后，他们在“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 [21] ，在一家德国旅馆的两间小屋里“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22] 。
这种极其糟糕的处境不但“十分悲惨”，而且也令人愤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遭遇这样的处境，一定会感到无比烦闷和怒不可遏；特别是对一名正在哺育婴儿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欺侮、打击和压力重重的处境，无疑会对身心造成很大伤害，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更何况，燕妮出身贵族，年轻时地位优越，作为一名革命者也一直受人尊敬，在艰难时刻竟遭恶人如此欺侮，对她而言这无疑太沉重、太不可接受了。但是，燕妮不愧是大家闺秀、革命斗士，她对此的反应令人十分钦佩。她告诉魏德迈：“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 [23] 显然，婚后的多年里，燕妮只多不少地深深爱着马克思，他们的爱情给她提供了无穷力量，并无比牢固地支撑着她，使她对于“十分悲惨”的处境和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欺侮毫不挂怀，在她心中这些仅仅是“小事”而已，只要有马克思在，她就感到非常幸福。真正使她“痛苦万分”和“十分伤心”的不是自己的艰辛困苦，而是马克思“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和他热情助人后遭遇的冷漠，这些才是令燕妮无法忍受的。这充分说明，燕妮对马克思的爱已经超越了对自己的爱，她爱马克思甚于爱自己，马克思确实是她“生命的支柱”。
马克思对燕妮也是同样如此。马克思的朋友、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曾就马克思对燕妮深深的爱讲道：“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甚至包括屠格涅夫 [24] 在内，马克思最有权利说自己只有唯一的爱。” [25] 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马克思对燕妮深深的爱，与燕妮对他深深的爱完全一样，在完婚之后也同样有增无减，直至人生的尽头。燕妮同样是马克思“生命的支柱”，他们的生命是彼此互相支撑的。
1856年5月22日，燕妮带着孩子们回特里尔娘家探望和照顾生病的母亲 [26] ，马克思则在6至7月间去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虽然这段时间他非常难得地每天和恩格斯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燕妮的无限思念。6月21日，小别仅一个月的马克思便耐不住对燕妮的思念，给她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长长的炽热情书。信中一开头，他便忧郁地写道：“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 [27] 。
显然，马克思到曼彻斯特是有备而去的。尽管此时他已38岁，与燕妮已经完婚13年了，大女儿小燕妮都已12岁，但他仍像一个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时刻想与自己的爱人厮守在一起并随身带着她的照片，时不时地深情凝视并亲吻这张照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饱受相思之苦。虽然他认为燕妮“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 [28] ，但马克思仍觉得对他“极有用”，是他“崇拜”的至宝，很明显，这张照片极大地缓解了他的相思之苦，至少能让他部分寄托对燕妮本人的爱与思念。
然后，他炽热地写道：“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 [29] 他热烈、亲密地向燕妮倾诉自己抑制不住的爱。他还进一步向燕妮倾诉了离别之后他对自己爱情的发现和认识，他动情地写道：“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 [30] 显然，由于空间的分隔，马克思对燕妮本就是“巨人一样”的爱情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变得更加巨大、更加强烈。虽然马克思和燕妮才分开一个月——并不算太久，但这一个月对他而言，显然太漫长了。
信中，马克思还倾诉了对燕妮的无比依恋乃至依赖之情。他非常动情地写道：“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31] ，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 [32] 从这段透着悲伤的情话可以看出，燕妮之所以对马克思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魔力”和“治愈力”，完全是因为马克思对燕妮深深的、无尽的爱，这份爱集中了马克思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给他带来了无限的美好，使他在遭受最沉重打击之后也能在其中找到慰藉，克制自己的巨大悲痛。因此，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是马克思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也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回忆双亲时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什么样的战斗呵！悲苦贫困的年月，还加上无情的怀疑，卑鄙的诽谤和冷酷的淡漠。但是，整整的一生中，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死也未能使他们分开。” [33] 爱琳娜生动描述了在燕妮临终时那幕催人泪下的临别场景（当时，马克思患了严重的肋膜炎，也有生命危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上，父亲终于有了足够的力气走进亲爱的母亲的房间 [34] 里，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她是盛开的女孩，他是爱慕她的青年……他不是疾病缠身的老人，她也不是垂死的老人。” [35] “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像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话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 [36] 显然，在燕妮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的爱情依然无比强烈、炽热，紧紧地把他们连在一起，让他们再次焕发出青春。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57.
[2] 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朱艳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73.
[3] 同①267.
[4] 泰奥多尔·哈根，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者。
[5] 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6] 阿道夫·克路斯，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7] “婆婆”指罕丽达。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53-654.
[9] 1849年5月，马克思遭到普鲁士政府驱逐，6月初来到巴黎。
[10] 大女儿燕妮、二女儿劳拉和长子埃德加尔。
[11] 1849年8月26日左右，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离开巴黎来到伦敦。
[12]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
[13] 指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0.
[15] 同②631.
[16] 同②631.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1.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1.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1.
[20] 同①632.
[21] 同①632.
[22] 同①632.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2.
[24]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爱情极为忠贞，对心上人极为痴情，为了心上人而终身不娶、孤老终生。
[25] 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朱艳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416.
[26] 燕妮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于1856年7月23日逝世，燕妮住到9月10日左右才离开特里尔。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5.
[31] “无限的悲痛”和“无可挽回的损失”指爱子埃德加尔的不幸夭折，此事令马克思痛不欲生。在马克思的一生中，这是他遭遇的仅次于燕妮逝世的最沉重的打击。而在此时，这是最令马克思心碎和痛苦的事。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6.
[33]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38.
[34] 当时，生病的马克思住在燕妮隔壁的房间，医生不许他探视燕妮。
[35] LIEBKNECHT W.Karl Marx：biographical memoris.London：Journeyman Press，c1975：158.
[36]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