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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刘家的际遇跌入谷底，没有一丝光亮。刘大墉被关在牛棚，郑康致身体不好，还不时被拉去批斗。老大永言在几年前的高考中考得很好，却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上不了大学，去了成都的工厂上班；老二永行因为腿疾无法下乡，在街上摆摊修半导体；老三在农村务农挣工分；老四刘永好卷起铺盖，下乡做了知青。
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顺江公社六大队四中队，那里与三哥家只有一田之隔，离母亲曾经教书的平岗小学也很近。刘永好一到队里，就感受到母亲的好人缘和农民的淳朴带来的暖意。
暖归暖，干活可不能含糊。18岁的刘永好，身高已经蹿到1.76米，却只有110斤重。挑担子时，鹤立鸡群的刘永好选择了170斤上手，结果几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咬牙坚持，几个月后，200斤的担子都不在话下。
更大的挑战是吃饭。刘永好刚进大队时正值农忙——“大战红五月”，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别人都是家里有人做饭，他一个人手足无措，结果到了下午就饿得头昏眼花。农民有心，看见刘家老四挨了饿，就帮他在屋外搭了个茅棚和灶台，还放了一口大锅。
做饭当然不是问题，他在家时早已是熟手。头天晚上，他将饭菜一起煮好，再留一部分作为第二天的早饭、中饭。不过饭菜留到第二天，又冷又硬，吃了不舒服。他又想了个招，晚上把米煮个半熟，再装进暖水瓶，经热水泡了一晚，米饭颗粒大，又松又软，好吃又撑肚子，他特别高兴。不过饭不能一直放到中午，容易馊，他又想了个办法，早上起床后把饭盛到簸箕里，再放到茅屋顶上晒，太阳可以帮忙保温。结果没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原来他不知道要盖盖子，一上午鸟儿虫子都来光顾，不拉肚子才怪。
做知青的四年多时间，刘永好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当然，那时所有人都在与饥饿抗争，因为实在太穷了。
有一年春天，生产队种下蚕豆，没两天，就发现许多蚕豆种被人刨出来吃掉了。生产队进行了一轮补种，队长这回学聪明了，先把种子用敌敌畏泡一晚，结果还是防不住被偷吃，后来队长又想到先用敌敌畏泡再用大粪泡的方法，依然不解决问题。每次蚕豆种下去，都有20%左右的种子被刨出来吃掉……没办法，农民实在太饿了，在中毒与饿死之间，总有一些人冒险。
那些年，村里年轻人最渴望的是报名参加年底农闲时的修筑河堤、挖水库等劳动，因为管饭。他们最远到达过岷江三江口，有时只有20个名额，大家争着去。平常上工的日子，大家主要煮牛皮菜吃，随便将就，把伙食费攒着，到最后吃一顿大餐。刘永好还记得，有一年年前散工，他们买了一头病死的肥猪、几只鸡鸭。年轻小伙们忙活了一整天，等晚上9点多村民都回家睡了才开始做这顿大餐，结果刚煮上肉没多久，全村人都闻着肉味围过来了。
他们在全村人的目光中点上灯，开了席，结果每桌四周都围了至少30人的“闻香团”。一分钟后，不知为什么灯灭了，黑暗中一片混乱，片刻之后有人摸到火柴再点上灯，桌上就只剩几个空碗了。望着空空的桌子，刘永好只捞了点残羹，也没说什么。他知道，“闻香团”都是有权上饭桌的壮劳力的亲人，大家在老父老母、儿女子侄们的“围观”中吃香的喝辣的，心里一定不好受，肯定要把好吃的“输送”出去一些。
从那时起，刘永好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行动者立下心愿，总是能很快找到机会。一年春节前，刘永好找到生产队长，说：“快过年了，我们买一台爆米花机，去县城和各镇各大队炒爆米花，肯定能赚钱。”队长犹豫再三：“这样会不会犯错误啊？再说你去哪儿搞机器呢？”刘永好信心满满：“哪至于犯错？！我们为老百姓炒爆米花过年，这是为人民服务。机器我去弄。”
不久后，爆米花二人组就开始为集体创业了。他们挑着设备，找个宽阔、人多的地方，摆起摊子。不一会儿就围了很多人，老乡们端着一碗米或者玉米，交3分钱，刘永好就把大米或者玉米倒进罐子，加点糖精，烧起柴火，拉起风箱，摇起罐子，看着气压表升到指定位置，然后通知队长开罐。放炮般轰的一声巨响后，他们将冒着米香、白烟的罐子口对准布袋用力一倒，白花花、香喷喷的爆米花就涌了出来，一碗米就膨胀成了一大袋米花。
物资匮乏的时代，爆米花生意好得出奇，队长每天收钱收到手软。短短三个月，这对创业组合就为队里赚了近1000元钱。当时，队上每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是1毛2分钱，全生产队一年的产值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元。大家对“四乖”刮目相看。
刘永好很高兴，队长给他每天加5分钱工分，这样他每天的收入就是1毛7分钱，终于能吃饱饭了！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客观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业，即使钱都上交给了生产队，他依然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
那时的乡下没有肥料，种田种地用肥主要靠人和猪的粪便。为了获得粪肥，生产队要求大家养猪，算工分。刘永好没有猪圈，怎么办呢？那就在自己的床底下养一头小猪崽。床骨架是用两条长板凳搭起来的，上面铺个门板，门板上睡人，门板下可以养猪。晚上他跟小猪崽一起入睡，半夜起来上厕所老踩到猪粪便。他舍不得，在床下用破塑料布铺了个底，第二天一早再收集起来。现在城里有人养猪当宠物，但总不会有人喜欢猪的粪便吧，那时他可是把那头小猪，连带它的粪便都当宝贝。
母亲郑康致关心儿子的身体，买了六只小鸡托人送过来，希望儿子把鸡养大能吃上鸡蛋。结果没几天，有经验的村民一看，里面有五只是公鸡，待到最后一只小鸡长出形来，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只也是公鸡。不过刘永好不以为意，继续养着。
那时的刘永好还不太会养鸡，每天还要出工，对鸡只们照顾不周，好在那六只鸡跟他一样，个个活力旺盛、“自力更生”。每天随着他开门出工，鸡就一窝蜂地跑出去，有时溜进村民家的菜园啄菜，有时抢别人家的鸡食，被邻居们戏称为“强盗鸡”。但就算这样，村民们也没有骂过他，还时常帮他喂鸡。他还有一块自己的小自留地，起初不太会种，三哥陈育新和邻居们就手把手教他，别人家厕所里面的粪，他也可以随便掏去浇菜。
所以刘永好说，他从十几岁养猪、养鸡一直养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年了，堪称中国资历最老的猪倌儿了。为什么新希望能把猪和鸡鸭养好，一是有感情，二是经验真的丰富。
回忆做知青的四年多，尽管充满艰苦，但刘永好总是带着一种苦中有乐的心情度过每一天。他锻炼了吃苦的能力，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他深刻了解了中国这个最大的群体，理解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农民简单、直接、知恩也报恩，他在农村创造了价值，也收获了农民、乡土对他的接纳、善意和爱护……这些，奠定了他日后在农牧领域创业、大展拳脚的基础。
但刘永好并没有像有些知青那样，在农村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他心中始终隐隐回响着一种召唤，一种向命运的安排说“不”、一种走向恢宏天地的希望。这种希望，也许就来自父母从小用知识向他投射出的希望之光。
这个善良的家庭从未放弃过期待，总有一束光会把他们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