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刘家的际遇跌入谷底,没有一丝光亮。刘大墉被关在牛棚,郑康致身体不好,还不时被拉去批斗。老大永言在几年前的高考中考得很好,却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上不了大学,去了成都的工厂上班;老二永行因为腿疾无法下乡,在街上摆摊修半导体;老三在农村务农挣工分;老四刘永好卷起铺盖,下乡做了知青。
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顺江公社六大队四中队,那里与三哥家只有一田之隔,离母亲曾经教书的平岗小学也很近。刘永好一到队里,就感受到母亲的好人缘和农民的淳朴带来的暖意。
暖归暖,干活可不能含糊。18岁的刘永好,身高已经蹿到1.76米,却只有110斤重。挑担子时,鹤立鸡群的刘永好选择了170斤上手,结果几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咬牙坚持,几个月后,200斤的担子都不在话下。
更大的挑战是吃饭。刘永好刚进大队时正值农忙——“大战红五月”,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别人都是家里有人做饭,他一个人手足无措,结果到了下午就饿得头昏眼花。农民有心,看见刘家老四挨了饿,就帮他在屋外搭了个茅棚和灶台,还放了一口大锅。
做饭当然不是问题,他在家时早已是熟手。头天晚上,他将饭菜一起煮好,再留一部分作为第二天的早饭、中饭。不过饭菜留到第二天,又冷又硬,吃了不舒服。他又想了个招,晚上把米煮个半熟,再装进暖水瓶,经热水泡了一晚,米饭颗粒大,又松又软,好吃又撑肚子,他特别高兴。不过饭不能一直放到中午,容易馊,他又想了个办法,早上起床后把饭盛到簸箕里,再放到茅屋顶上晒,太阳可以帮忙保温。结果没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原来他不知道要盖盖子,一上午鸟儿虫子都来光顾,不拉肚子才怪。
做知青的四年多时间,刘永好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当然,那时所有人都在与饥饿抗争,因为实在太穷了。
有一年春天,生产队种下蚕豆,没两天,就发现许多蚕豆种被人刨出来吃掉了。生产队进行了一轮补种,队长这回学聪明了,先把种子用敌敌畏泡一晚,结果还是防不住被偷吃,后来队长又想到先用敌敌畏泡再用大粪泡的方法,依然不解决问题。每次蚕豆种下去,都有20%左右的种子被刨出来吃掉……没办法,农民实在太饿了,在中毒与饿死之间,总有一些人冒险。
那些年,村里年轻人最渴望的是报名参加年底农闲时的修筑河堤、挖水库等劳动,因为管饭。他们最远到达过岷江三江口,有时只有20个名额,大家争着去。平常上工的日子,大家主要煮牛皮菜吃,随便将就,把伙食费攒着,到最后吃一顿大餐。刘永好还记得,有一年年前散工,他们买了一头病死的肥猪、几只鸡鸭。年轻小伙们忙活了一整天,等晚上9点多村民都回家睡了才开始做这顿大餐,结果刚煮上肉没多久,全村人都闻着肉味围过来了。
他们在全村人的目光中点上灯,开了席,结果每桌四周都围了至少30人的“闻香团”。一分钟后,不知为什么灯灭了,黑暗中一片混乱,片刻之后有人摸到火柴再点上灯,桌上就只剩几个空碗了。望着空空的桌子,刘永好只捞了点残羹,也没说什么。他知道,“闻香团”都是有权上饭桌的壮劳力的亲人,大家在老父老母、儿女子侄们的“围观”中吃香的喝辣的,心里一定不好受,肯定要把好吃的“输送”出去一些。
从那时起,刘永好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行动者立下心愿,总是能很快找到机会。一年春节前,刘永好找到生产队长,说:“快过年了,我们买一台爆米花机,去县城和各镇各大队炒爆米花,肯定能赚钱。”队长犹豫再三:“这样会不会犯错误啊?再说你去哪儿搞机器呢?”刘永好信心满满:“哪至于犯错?!我们为老百姓炒爆米花过年,这是为人民服务。机器我去弄。”
不久后,爆米花二人组就开始为集体创业了。他们挑着设备,找个宽阔、人多的地方,摆起摊子。不一会儿就围了很多人,老乡们端着一碗米或者玉米,交3分钱,刘永好就把大米或者玉米倒进罐子,加点糖精,烧起柴火,拉起风箱,摇起罐子,看着气压表升到指定位置,然后通知队长开罐。放炮般轰的一声巨响后,他们将冒着米香、白烟的罐子口对准布袋用力一倒,白花花、香喷喷的爆米花就涌了出来,一碗米就膨胀成了一大袋米花。
物资匮乏的时代,爆米花生意好得出奇,队长每天收钱收到手软。短短三个月,这对创业组合就为队里赚了近1000元钱。当时,队上每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是1毛2分钱,全生产队一年的产值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元。大家对“四乖”刮目相看。
刘永好很高兴,队长给他每天加5分钱工分,这样他每天的收入就是1毛7分钱,终于能吃饱饭了!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客观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业,即使钱都上交给了生产队,他依然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
那时的乡下没有肥料,种田种地用肥主要靠人和猪的粪便。为了获得粪肥,生产队要求大家养猪,算工分。刘永好没有猪圈,怎么办呢?那就在自己的床底下养一头小猪崽。床骨架是用两条长板凳搭起来的,上面铺个门板,门板上睡人,门板下可以养猪。晚上他跟小猪崽一起入睡,半夜起来上厕所老踩到猪粪便。他舍不得,在床下用破塑料布铺了个底,第二天一早再收集起来。现在城里有人养猪当宠物,但总不会有人喜欢猪的粪便吧,那时他可是把那头小猪,连带它的粪便都当宝贝。
母亲郑康致关心儿子的身体,买了六只小鸡托人送过来,希望儿子把鸡养大能吃上鸡蛋。结果没几天,有经验的村民一看,里面有五只是公鸡,待到最后一只小鸡长出形来,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只也是公鸡。不过刘永好不以为意,继续养着。
那时的刘永好还不太会养鸡,每天还要出工,对鸡只们照顾不周,好在那六只鸡跟他一样,个个活力旺盛、“自力更生”。每天随着他开门出工,鸡就一窝蜂地跑出去,有时溜进村民家的菜园啄菜,有时抢别人家的鸡食,被邻居们戏称为“强盗鸡”。但就算这样,村民们也没有骂过他,还时常帮他喂鸡。他还有一块自己的小自留地,起初不太会种,三哥陈育新和邻居们就手把手教他,别人家厕所里面的粪,他也可以随便掏去浇菜。
所以刘永好说,他从十几岁养猪、养鸡一直养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年了,堪称中国资历最老的猪倌儿了。为什么新希望能把猪和鸡鸭养好,一是有感情,二是经验真的丰富。
回忆做知青的四年多,尽管充满艰苦,但刘永好总是带着一种苦中有乐的心情度过每一天。他锻炼了吃苦的能力,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他深刻了解了中国这个最大的群体,理解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农民简单、直接、知恩也报恩,他在农村创造了价值,也收获了农民、乡土对他的接纳、善意和爱护……这些,奠定了他日后在农牧领域创业、大展拳脚的基础。
但刘永好并没有像有些知青那样,在农村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他心中始终隐隐回响着一种召唤,一种向命运的安排说“不”、一种走向恢宏天地的希望。这种希望,也许就来自父母从小用知识向他投射出的希望之光。
这个善良的家庭从未放弃过期待,总有一束光会把他们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