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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时代的美好希望，刘大墉夫妇给五个孩子取名为“言、行、美、好、红”，即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以及妹妹刘永红。刘大墉工作繁忙，郑康致每天要赶往顺江乡平岗小学上课，也很忙，要抚养这么多孩子太吃力了。
有一年，刘永好突然患上肺炎，眼看就撑不下去了，一位邻居着急地劝说郑康致：“郑老师，快送医院吧，不然就坏事了！”他这一叫才提醒了夫妻俩，待他们把刘永好送到县医院，医生责怪道：“好险啊，为啥不早点送过来抢救！”还好，打了几针青霉素，年幼的刘永好化险为夷。
养育五个孩子在当时已经十分艰难，无奈之下，刘大墉夫妇将二儿子永行过继给一个绸布商家庭。不料一年后永行不小心摔坏了腿，因为缺乏条件没有及时送医，永行的腿开始红肿，甚至走路都有问题，绸布商家庭吓坏了，把永行退回了刘家。这件事一直让刘大墉夫妇内疚不已。
此时，郑康致教书所在地的古家村农会主席陈耀云，表达了对老三永美的喜爱和抱养的请求。刘大墉夫妇在考虑之后答应了：一者，两家是熟人，可信；二者，陈家人只有两个女儿，都是郑康致的学生，他们一家人都喜欢永美，不会亏待；三者，郑康致就在平岗小学教书，可以随时见到儿子。
从此，刘永美改名为陈育新，成为刘、陈两家共同的喜爱和联结纽带。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家夫妇一次次把儿子往外送，何尝不是心如刀割。
1962年，郑康致身体变差，因病退休，而刘大墉官越做越小，工资也随之下降，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家庭日益贫困。此时，两个哥哥永言、永行在外读书，妹妹永红又太小，11岁的刘永好就成了家里重要的劳动力。尤其是1969年刘大墉被“打倒”后，工资砍半，只剩38元，以此支撑一家七口人的生存，实在艰难。
回忆起那些年，少年刘永好的苦恼都是一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怎么能帮家里赚点钱，减轻压力。他苦恼于自家没有水桶，所以每天得早起，赶在邻居使用之前先去借，然后要快速走到河边，打水，挑回来，装满水缸，再放一块明矾澄清，然后就要“外出挣钱”。
挣钱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去街上捡煤渣，一部分拿回来自家用，一部分拿出去卖，2分钱一斤；二是去河里捡柴火，尤其是夏天，许多树木被河水冲下来，他就游过去把它们捞起来，拿回家晒干，一部分烧火，一部分拿去卖钱。有时他还能捡到橡胶、塑料，这些也都能卖钱。就这样，刘家那些年不但不用买煤、买柴，甚至还能拿出去一些卖。
因为儿时的刘永好长得胖乎乎，煞是可爱，而且懂事、能干，街坊邻里交口称赞，给他取名“四乖”。尽管每天都有许多活要干，“四乖”本人倒不觉得累和苦，就是饿，每天早上10点一过，胃里就开始泛酸。家里实在翻不出什么填肚子的东西，他就拼命干活，用劳动来忘记饥饿。
除了饿，还有一个问题——“四乖”长得太快了，快到根本没法穿哥哥们留给他的衣服和鞋子。新衣服、新鞋子就更不用想了，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买新的！后来，他索性习惯了打赤脚，冬天就把那些破鞋子用绳子或布条裹在脚上。
他记得父亲有一件蓝色的英国呢子大衣，穿了近十年，给了大哥永言，后来又过了十年，外面和下摆都磨坏了，就剪短，翻了个面，用染料膏染成黑色，再给二哥永行，最后，才“传”到小儿子永好。虽是旧衣，也让永好如获至宝，15岁时他和同学一起去北京“大串联”见毛主席，就是穿着这件呢子大衣去的。
穿着呢子大衣的“四乖”脚上却没有鞋。见毛主席总不能光着脚吧？加上时至11月，北京实在太冷，刘永好只好花2毛钱买了一双旧军用鞋。不巧，这双鞋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训练中被同伴踩掉了鞋帮。怎么办呢？再没余钱买鞋的他，跑到学校医务室申请了4卷纱布，把鞋、腿缠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八路军的绑腿，总算解决了鞋子的问题。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他们，这段经历深深地刻进了刘永好的青春记忆。
2009年10月1日，刘永好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的观礼嘉宾，和一众企业家一起，坐在天安门城楼西面的观礼台上。
这已经是刘永好第二次以杰出企业家的身份参加阅兵大典，每一次，他的心情都和15岁时一样激动。现场肃穆又热烈的氛围感染着他，他用自己带的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旁边的人都开玩笑说他像个记者。
阅兵仪式结束，在花车表演之前，广场上出现了暂时的空旷，56根民族团结柱整齐地列在宽阔的广场上。刘永好看了看那些民族团结柱，又对照了周围的环境，猛然想起，那个地方，就在几根柱子中间位置，43年前，他在那里驻足过。那时，他刚刚来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同来的同学、老乡一起拍了张照片。当时，拍一张照片要1毛5分钱，但因为没有钱，他没有照个人照，还是同学把他拉进了队伍。照片中的他，依旧光着脚。
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曾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就已形成的性格。”什么是日后的“希望”？对刘永好来说，最早的希望，不过是“有饭吃、有鞋穿”，是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这正是后来刘家四兄弟一切事业的初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