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诞生

1996年1月12日，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正式成立。当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高朋满座，民生银行成立招待会在此举办。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财政部部长王炳乾，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孙孚凌等领导人到场祝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还专门打来祝贺电话。

刘永好作为民生银行的主要提案人之一、主要股东之一，频频向到访的宾客致意、敬酒。望着济济一堂的客人和喜庆热烈的氛围，他的心中充满感慨。创业初期，刘家四兄弟向银行申请贷款就被拒绝，后来即便做到中国最大民营企业之一也依然很难向银行贷到款，更何况一般中小企业？而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事实上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政策，银行与政府财政不分离，主要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业发展服务，也向外资企业发放一定贷款，但极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金融为百业之母，民营企业没有金融的支持，往往只能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小打小闹，很难上规模、杀出舒适区。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刘永好对此感受颇深，他一边做实业，一边在思考金融方面的事情。

1993年3月，刘永好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在工商联小组讨论上大胆提出：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民营企业发展加快，在不同领域对国家、社会和市场做出了贡献，但融资难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工商联组织是老一辈工商业者发起的组织，是联络政府与民营企业家的桥梁，应该通过这个桥梁把民营企业的需求和呼声反映上去。而这就是当下民企最需要的支持和最大的呼声。”

他的说法引发了其他委员的共鸣和热议。长沙南方华侨贸易有限公司的李静委员、山西安泰集团的李安民委员等人结合各地情况，先后提出了类似意见。

1993年10月，经叔平正式就任全国工商联主席。作为老一辈实业家的优秀代表，经叔平深知民营经济之疾苦，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后来被一些媒体誉为“中国民营经济之父”。

新老两代民营企业家汇聚到一起，彼此感同身受、互相支持。在征询了刘永好等企业家的意见后，经叔平在第一次大会上发言时就表示：“大家认为‘借贷无门’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做几件事情。可以办一家银行，着重帮助民营企业融资。”

1994年初，经叔平建议和委派刘永好到民营企业走访，整理一下工商联会员的呼声和意见。一路沟通下来，民营企业有许多现实困难，对工商联组织的期盼也比较多，反映最集中的依然是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很难做大。但彼时中国金融改革才刚刚开始，重心还集中在央行与财政分家，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家，以及分税制、汇率改革等重大事项上，还难以照顾民营企业的这些呼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也面临极大挑战，动辄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不良率，国际上甚至有“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说法，虽然危言耸听，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触动刚刚开始变革的商业银行格局，要带领民营经济进入国家敏感地带金融领域，无疑十分困难。

怎么办？“等”，通常是一个明智的办法，比如等国家政策稳定，等商业银行格局定下来，等时机成熟……

但刘永好和经叔平不想用这个“老办法”。刘永好想到，既然改变很难，那是不是可以建一个新体系：由工商联牵头，由工商联下的民营企业出资组建一个新型银行，它主要为工商联的会员企业服务，并逐步扩大到为广大民营企业服务。如此，一方面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满足民营企业贷款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主动融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潮，通过所有制与业务创新探索，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贡献民营经济自己的方案！

经过充分调研、收集情况，刘永好和40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起草了一个提案，该提案首先在工商联主席会上提出。提案指出：第一，全国工商联是政府正式组织，由它牵头组织民企建立银行，可确保事态可控、不出格；第二，过程中可以筛选一些企业，提升工商联的影响力、凝聚力；第三，我国金融业当前问题较多，如何改革、发展任重道远，民营银行试验可以做中国金融与银行业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兵，开始的规模也可以小一点，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不影响国家金融大局。

会议达成共识。经叔平作为工商联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个人名义给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刘永好等企业家写的建议和报告。

当时，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些重大事项才刚刚开始，民营企业就要“单干”，这封信和这份报告无疑都是大胆的——放在几年前，恐怕还是危险的。但经叔平和刘永好坚信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氛围。为了写好这封信，经叔平一再征询刘永好等人的意见、反复斟酌了一周才动笔，信中直陈改革思路，并仔细陈述了“为什么要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为什么不能让国家做大股东”等敏感问题。

两天后，朱镕基回复：“请人民银行予以考虑。”

经叔平和刘永好如释重负。他们迅速组织工商联成立谋办小组，由经叔平任组长，刘永好任副组长。他们在北京贵宾楼宾馆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民营老板要开银行了”，这依然是个颇富争议的大事。刘永好等一众工商联委员则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上上下下地做解释工作，解释的重点依然是两大核心问题——“为什么要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和“为什么不能让国家做大股东”。

199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的批文正式下达，谋办小组升级为筹备组，经叔平继续任组长，除了刘永好，还专门请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童赠银担任副组长。同时，刘永好等12位民营企业家还各自筹集了25万元，贡献出来用作前期经费。

随后工商联开始征求股东，并联系了一些较大的、经营状况良好的会员企业。大家都非常高兴，纷纷表态愿意成为股东，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志都有意认购。由于认购形势良好，所以在上报注册资金时，筹备组信心满满地报了100亿元。

不料，真到了交款时，前期沟通的许多企业由于无法向外界融资，根本拿不出钱来，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最后只筹到18亿元。经中国人民银行资格审查，再剔掉不符合规定的4.2亿元后，最终实际到位股本金仅有13.8亿元。其中就有刘永好拿出的5080万元。

实际数字只有上报的1/8，实在不太好看。怎么办？经叔平找到刘永好：“现在能够拿出来的，又符合条件的只有13.8亿元，你看要不要再募集一次？”

刘永好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其实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对“失约”的民企也很能理解。他的回答很实在：“第一，虽然我们希望钱多一点，规模一开始就比较大一些，但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要求非要多少钱才行；第二，先把它办起来，办起来就成功了，办不起来，再大都没用，办起来了，小一点也没关系，会更灵活，后面一步步来；第三，现在民营企业好多都比较小，实际经营也比较困难，这之前也有不少外资企业希望参与，但我们是全国工商联牵头的民营企业，所以拒绝了。现在标准高一点，可能也是好事。”

经叔平同意了刘永好的意见。就这样，筹备组决定按13.8亿元资金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关于银行的取名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是工商联牵头，就应该叫“工商联银行”，但有人说已经有工商银行了，存在两个“工商”类银行不合适；也有人说干脆直接叫“民营银行”，但银行的业务对象肯定不能局限在民营企业，直接打“民营银行”的名字也不准确。

这时，刘永好提出，四川原来有一个实业家卢作孚，他办了一家“民生轮船公司”，为四川经济发展和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民生”代表了民有、民需、民众、民营等含义，为民生服务，当然也包含了为民营企业和整个社会服务，叫“民生银行”比较合适。

会上，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经叔平也点头认可，但他细心地说道：“民生轮船公司是以前有过的，卢作孚先生也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有影响的人士，抗战时期也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后人肯定还在，是不是要征求一下他后人的意见？”

于是，筹备组通过重庆市工商联，找到了卢作孚的家属，并向他的儿子征求意见。卢家欣然同意，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就正式命名为——民生银行。几代爱国实业家的精神，也在这一刻得到传承与发扬。

不久后，民生银行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举行了董事会选举，原则上资本金超过5000万元才能进入董事会，最后共有19名股东进入。其中，经叔平以工商联代表身份成为民生银行第一任董事长，为确保工商联的引导作用，还特意在投票权中增加了一个规定，即工商联以组织的名义占30%的表决权，但工商联是非营利性机构，并不实际占有股份分配权——这个创造性的“金股”设置，对民生银行的初期发展至关重要，直到2000年民生银行上市才废止。

副董事长设两席，一个是行长，由筹备组副组长童赠银担任，另一个是股东代表，经叔平直言不讳：“刘永好是发起民生银行的主要提案人之一，又是银行发起谋划者、筹备组副组长，为民生银行的创办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和全国工商联唯一一位民营企业家副主席。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力，他的希望集团还被国家工商局评选为全国百强私营企业第一名。所以我推举刘永好做副董事长。”

会上，也有个别股东认为，应该按股本多少来决定人选，而刘永好的5080元股本金并不占绝对优势。对此，一位政府背景的工商联副主席快人快语：“咱们也不能只认钱啊。”

最后还是按《公司法》进行投票，结果仍然是刘永好胜出，被正式任命为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并得到全国工商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认可。后期银行业改革后，国家明确要求银行高管必须同时具备学历和资历要求，刘永好这个学历和金融资历并不突出的“民间金融高管”，也算罕见了吧。

民生银行起步时规模小点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一点一点发展就是了，但银行股东和管理架构上存在的问题，则影响深远。

第一，民生银行一共有59个股东，都是全国工商联会员企业，股东结构较为分散、复杂，给银行的股权架构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影响。譬如，其中有一些重要股东存在外资代持的情况，就曾闹得沸沸扬扬，纠纷就长达20年。

第二，缺乏核心人物。一开始核心人物是经叔平，但他年事已高、事务繁忙，而且不是实际股东。此外，刘永好及其他两位股东都有相当的影响，但他们也都不是控股股东，实际经营管理权由后来的行长等管理层掌控。2006年，随着经叔平离任，民生银行控制权之争或明或暗地爆发，以至于刘永好作为最大股东竟然落选董事会，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后话。

第三，职业经理人团队与董事会股东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在1998年10月的一份关于《民生银行若干问题的汇报》纪要中，明确显示：“民生银行一味求稳也许来自年龄的因素，更多是（管理层）向总行负责而较少考虑为股东赢取利润，下面的感觉是缺乏朝气……行长向董事会负责，下面的人向行长负责，但由于董事会缺乏力度，致使民生银行处于一个比一般国有商业银行更宽松的监管环境中，这样就取决于行长的选择，更向着人总行还是更向着股东？”

虽然问题突出，但民生银行的探索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证明了民营企业家也能办好银行，也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成立后，其凭借市场化经营体制，利润率、不良率、资产负债比等各项指标长期领跑国内商业银行。

民生银行堪称刘永好仅次于新希望的重要投资，曾有一位金融行家评论：“民生银行绝对是刘永好最成功的一次投资，他总是快人一步。”但在刘永好心中，民生银行并不只是一项投资，更承载着他中国民营经济的金融梦想——他将民生银行与汇丰银行对标，期望将它打造为世界级的大银行。

要实现这个目标，要解决上述三大问题，首先就要成为最大股东，掌握话语权。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生银行的许多股东都出现资金困难，刘永好逆势收购、不断增持。至2000年，新希望集团增持1.3802亿股，占比9.9997%，十分精准地停在民生银行规定的单一股东持股10%的限制前。再加上希望集团所持原始股、南方希望所持股份，最终合计持股17.05%，刘永好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并逐渐拉大与其他股东的差距。

通过真金白银的持续增持，刘永好及其体系不断扩大在民生银行董事会中的话语权，有利于解决民生银行股东意见不太容易达成一致、董事文化过于“江湖”等状况，以及企业规范化、透明化、法人治理结构的推进，为民生银行早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刘永好将企业的规范运营带到民生银行。为了维护民生银行的规范化运营，刘永好提出，新希望的发展尽可能不用或减少和民生银行之间的关联贷款，决不能用大股东和副董事长的身份来获利。譬如，曾经有新希望旗下某食品公司经不起贷款经理的软磨硬泡，向民生银行象征性地借贷100万元，最终被集团通报，并迅速停止贷款，还款销户。

以严格自律为基，刘永好作为中国最早进入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其贡献和格局广受各界赞誉。民生银行不仅为刘永好带来源源不断的回报，还启动了集团的金融布局。随后，刘永好在集团内成立金融事业部，并相继参与创立民生人寿、联华信托等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一直“快半步”地走在民营企业参与、开拓中国金融开放、创新之路上。媒体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忘了”他“饲料大王”“农业大王”之类的称号，而喜欢称他为“金融大王”。

无论是在全国工商联还是在民生银行，刘永好都成了经叔平的好助手。两代民族工商业者在开拓创新、认真敬业的风格，做实业的执着态度，以及沟通全局、顾全大局的做事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深深的共鸣。经叔平，也成为刘永好在事业发展中的一座有着引领作用的灯塔。

刘永好是一个感恩的人。他在工商联努力无私地工作，以报答经叔平等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知遇之恩。在长期的工作中，两人渐渐成了忘年之交。他经常去经叔平家中看望，讨论民生银行的相关工作。2009年，已经91岁高龄的经叔平逝世。刘永好当时正在日本出差，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回国后，刘永好立即赶到北京经叔平家慰问。

刘永好到经叔平家有数十次，还参加过几次家宴。他熟悉的那个四楼的房间，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可惜物是人非，经老永远地离开了。

在缅怀经叔平的文章中，刘永好写道：“15年来，我的公司从一个普通的、来自西部农村的小企业，成长为有一定规模的大集团，事业能得到发展，思想有提升，是经老的教诲和帮助。他是领导、恩师，更是长辈、朋友，经老的去世，我万分悲哀。”“作为领导、长者、民生银行事业的创始人，经老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更留下了很多无法衡量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民营企业尚走在逐步做大做强的路上，相信经老当年的愿望将逐步实现！” hYqc5v8pJOTnzqnnnjW5TCxNX6gB5ApVapMZ/HHAfWzBC0uIlP1RP3qzog4WyF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