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彩的时刻

刘永好兄弟的创业和发展，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1993年初，四川省的一名干部找到刘永好，说准备推荐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还让他填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他担任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私营企业家，这些职务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简直有点像“天上掉馅饼”。

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下，在刘家兄弟和希望集团的发展和努力下，“馅饼”真的掉下来了。1993年3月，刘永好与其他22位民营企业家一起，成功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进京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刘永好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国家主人翁的感觉油然而生。其间，刘永好还被举荐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并参加关于私营经济的一场记者招待会。

刘永好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主题为《私营企业有希望》，刚把题目念出来，全场就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操着带一些四川口音普通话的刘永好很感慨，“私营经济终于和国有经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篇接地气、饱含深情的发言，令与会者们深感共鸣，掌声不断。会后，希望集团还为希望工程捐款10万元，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建设一所希望小学。

刘永好的大会发言反响热烈，让中外媒体对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更加期待——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私营企业家站在国家层面的新闻发布会的话筒前。也因如此，当时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们也捏了一把汗：作为第一个出现在中外记者面前的私营企业家，刘永好肯定是发布会上的一个焦点。几百名中外记者，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提出来，作为私营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一定有不少问题会直接指向他。这可是脱稿，刘永好知道怎么回答吗？会不会出纰漏？

开会前一天，紧张的刘永好看了不少材料，想把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考虑到，目的只有一个，“要回答得好，不出任何大的漏洞”。结果，那天发布会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刘永好从容淡定、侃侃而谈、分寸感恰如其分，颇有大将之风。会后，一位部级领导迎过来握住他的手：“永好，你讲得太好了！我没想到你会讲得那么好！”

刘永好的另一项重大变化发生在全国工商联。1993年3月底，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先生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是时隔多年，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再次成为国家领导人。工商联主席由经叔平接任，他是老一辈民族工商业代表，也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3年10月，全国工商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选举经叔平为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名誉主席，老一代工商业者，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大会还选举了几位副主席，刘永好作为新一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代表成功入选，他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进入全国工商联并当选为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美国《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评论：“中国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进入全国工商联领导层，不仅是民企的发展得到了肯定，更进一步代表着中国政府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并向社会表达，民企的地位更受重视和肯定。”

刘永好从此多了一重身份和责任。这一年，他壮怀激越，一路奔忙。一方面，他和哥哥永行南征北战，将工厂办到了数十个省份，并开始涉足食品行业，年底他还当选为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另一方面，他以民营企业家身份登上全国政协、工商联的舞台——此前，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老一辈工商界人士，他们自身已经不再经营具体企业，而刘永好作为新时期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不仅肩负着帮助工商联构建政企联系纽带、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职责，还要做大做强希望集团，以实际行动证明民企对社会的价值。

那个在新津南河里捞木柴补贴家用的少年，那个穿着父兄“传承”了半个世纪的破呢子大衣、赤着脚去北京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能对家庭、对员工、对伙伴，乃至对社会负责的优秀企业家了。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副主席后，刘永好身上的“光环”一下耀眼起来。当时就有很多人劝他，利用他的身份和与政府、领导的密切往来，为希望集团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当时中国房地产正处于热潮中，北京的地产更是火热，估值最高，机会最多，在协议供地的情况下，拿到北京的土地就有可能赚大钱。希望集团当时作为中国最大的民企，刘永好又有大量时间在北京，完全有条件跟政府说说，在北京盖一个集团办公楼，顺便要一些地，赚一把房地产的钱，这很合情合理。

刘永好习惯性地呵呵一笑，谢绝了。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生活都很简单，一家做农业的企业也不需要非常好的办公楼，他更不想借用自己在工商联的身份谋取什么私利。直到今天，新希望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北京的总部办公楼还是租的，而且只有区区两层，几百人的员工团队，办公条件还不如很多中型企业，新希望在北京也从未开发过一个房地产项目。

在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后，刘永好除了在各种场合为民营经济发声、提案，还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号召、联络10位民营企业家发起了“光彩事业”；二是呼吁和参与筹办民生银行，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说到“光彩”二字，这是中国政府对民企的一种评价和要求，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多年受“一大二公”“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警惕小生产”等运动的影响，人们普遍患上了“恐私症”，谈“私”色变，避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一位年轻人，在其毕业论文中主张“应当允许私营经济探索性存在”，因为内容过于敏感，被其导师勒令必须删除，否则不能毕业。

1980年秋，大连市的一位复员军人姜维为谋生路干起了个体户，在动物园门口摆摊为游客照相。经常有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让他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他的个体执照时常被没收，求爷爷告奶奶再讨回来。老朋友、老战友约他见面，他也不好意思去，因为是个体户，“低人一等”。

了解到这些困扰就业与发展的问题后，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300多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就业的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座谈会上，胡耀邦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

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我国把剥削制度废除了，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这一讲话，肯定了从事个体经济是光彩的劳动，支持了当时遭受歧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胡耀邦讲话的当天晚上，刚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听到收音机中传来他讲话的声音：“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泪水一下子涌出了姜维的眼眶。

民营经济做的是光彩的事情。“光彩”就这样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记。

中国民营经济的“光彩事业”，与刘永好的亲身经历颇有关联。

有一年，刘永好从成都乘火车去昆明考察市场。列车即将到达凉山州州府西昌前，在一个小站临时停了下来。许多乘客纷纷起身去透透气，或到站台买点食品饮料，刘永好则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等待开车。这时，他看见铁轨上停住的列车下面，突然钻出来几个头发长长的、全身黑乎乎的小男孩，他们都光着脚、赤着上身，下身只穿了条小裤衩，背着背篓跑向这列火车的车头。刘永好好奇起来，顺着他们奔跑的方向望去，才发现这帮孩子是跑去掏煤渣——那个时候的火车还以烧煤为主，有些掏出来的煤渣还没烧尽，捡回去后还能再用。这些孩子迅速地捡着煤渣，偶尔还争抢起来。有车上的旅客一时高兴扔点糖或饼干给他们，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纷纷涌上来抢。

看到这一幕，刘永好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仿佛看到30年前的新津街头，那个每天一早背着背篓去饭馆门口蹲点，等待店家把煤渣倒出来的干瘦少年。想不到30年过去了，这一幕依然还在真实地上演。

几天后，从昆明返程途中，刘永好特意在西昌下了车。他花了几天时间，考察了一下当地的农民生活、农业养殖和饲料业。总的来说，当地普遍还处于传统“打猪草”养猪的阶段。虽然有做猪饲料的潜力，但这里地方太偏僻，农民对市场经济完全不熟悉，交易成本和风险很大。如果希望集团在这里建工厂，肯定没有在其他成熟市场赚钱，从战略布局来说并不划算。作为一个对风险把控极为看重的企业家，理性来说，在这里建厂也没有太大必要。

同事也提出了差不多的观点，但刘永好的决心已下，当地人爱养猪、爱吃猪肉，他要争取在这里建一个工厂，帮助当地的养猪业发展和产业建设，同时也间接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

建一个工厂并不难，不赚钱也不要紧，但一家企业力量毕竟有限，该怎样才能更广泛、深入地帮助更多捡煤渣的孩子呢？他在思考着。

刘永好的想法和“快半步”的前瞻思维，又一次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吻合。1994年3月，国家颁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刘永好想到，民营企业也可以加入这个计划，他可以找一批涉农企业，结合自己的主业，以投资带动，通过把资金、先进的观念、技术、产品带到贫困地区，形成示范作用，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解决部分就业；同时，再鼓励、支持贫困人口参与到产业链上来，通过养猪、养鸡，种植玉米、大豆等最基础的养殖种植行为，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造血式”扶贫，一定要比简单捐款捐物更深刻，也更可持续。

他把这些想法向国家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汇报，得到深度认同和广泛支持。1994年4月，刘永好联合其他9位参加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的民营企业家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这篇倡议中写道，“消灭绝对贫困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彩事业”，他们向所有民营企业家倡议，举办一个光彩事业计划，为脱贫致富做一份贡献、献一份爱心，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贡献。具体倡议包括：每年为老少边穷地区培训1000个人才，“把他们请到我们的企业中来，将我们的技术和经验传送给他们”；每家企业每年为老少边穷地区开发一个项目、传授技术、发展生产、拓展销路，等等。

随后，希望集团率先投资1500万元，在四川凉山州兴建全国第一家“光彩事业”工厂——西昌希望饲料厂，开启“产业扶贫”之路。

10家民企率先探索、成功运行了一段时间后，1995年，国家相关部门和全国工商联下发了《关于大力推动光彩事业的意见》，成立了以经叔平为名誉会长的“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推动光彩事业在各地的发展。到1996年底，就有数千家民营企业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投资总额就达68亿多元。光彩事业也逐渐成为全国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开发式扶贫的典范，并一直延续至今。 jN+UJCOTu2JrxMsMydob9ng9s5G7mYBIBImRdmiLUpeXb41OtZykbwp/WzT/Qf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