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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中国企业家谱系”中将1978—1983年定义为“农村能人草创时期”，“那是唯一属于农民企业家的时代”，他们主要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比如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等。
回顾中国民营经济在农村发轫的历程，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围绕“三农”进行创业，从特色农业、高效种植业、养殖业、饲料业中走出了“养鸡大王”“鲍鱼大王”“种田大王”“兰花大王”“果王”“饲料大王”“乳制品大王”“花生油大王”等等。二是“洗脚上田”，创办乡镇企业，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就地就近介入建材、运输、制造业、服装、轻纺、小五金、零配件、食品饮料等产业。无论在哪一条路线上，能够穿越几十年时空，始终与时俱进的企业，微乎其微。
天津的一位民企创始人说：“经济刚刚开放时，就像被封闭了四五十年的水库被炸开，积存多年的水倾泻而下，此时你随便抱住一块木头，都能被冲得很远。说白了，只要胆子大就能赚钱。”但从刘永好兄弟创业之初的经历看，风险随时都有，并非胆子大就行，换句话说，企业一上路，就有战略定位、管理、风控的问题。
和当初的“农村能人”相比，刘永好兄弟在农村创业，也算是能人，但颇为独特的一点是，他们从城市到农村，在创业过程中不仅敢闯敢试，而且善于运用知识的力量。刘永好说，当年无论种养什么，他们都买来各种资料书籍，跑图书馆，请教农技部门的干部专家，积累知识。当市场疲软时，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要用知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大哥永言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四兄弟一起摸索出了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靠着这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鹌鹑蛋的成本降到与鸡蛋一样，从而赢得了市场。再后来他们进入饲料业，挑战洋饲料，同样依靠了科研上的突破。
善于搜寻和积累有用的知识，这是企业家才能的表现，也是刘氏兄弟优于同时代创业者的突出特征。
1984年，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国家开始力推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并在当年中央4号文件中正式提出“乡镇企业”之名。今天中国很多有代表性的民企都是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后来通过改制转变为民营企业的。和它们相比，刘氏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及后来的希望饲料厂，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出生第一天就是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产权非常清晰。
但历史上也有过波折，“希望”差一点也戴上“红帽子”。
1989年，全球局势动荡，国内风波不断。下半年开始，诸如“收紧改革”“重抓阶级斗争”“取消个体工商户”“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风声不断出现，针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偷漏税打击、“非定点企业”打压、专业市场突击检查等行动不断进行，刚刚萌芽不久的私营经济出现一次短期的衰退。
至1989年底，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了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锐减到9.06万家，减少了一半多。年广久也因为被指控贪污、挪用公款而再次入狱。来自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使得各地的私营企业主变得十分恐慌。山东临沂一家白磁厂的创始人王廷江、江苏宜兴一家电缆厂的创始人蒋锡培、浙江台州“北极花”冰箱厂的创始人李书福，纷纷要把自己的企业上交给地方政府。
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家兄弟也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原本络绎不绝的政府视察、同行参观、社会考察团突然都不来工厂了。他们异常紧张，内心里那个恐惧的声音又冒出头来——“难道运动又要来了？”
刘永好联想到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他平时去一些国营饲料厂购买原料一直畅通无阻，但这几个月受到的阻拦越来越多，去找政府相关的人帮忙，得到的也是各种支支吾吾的托词。
还有一回，一位成都市领导到新津检查工作，专门到税务局去看了各类企业的交税情况，然后指着希望饲料厂的交税记录质问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交税这么少？明摆着是逃税嘛！”消息传到希望饲料厂，陈育新拿着支票就去找县税务局：“我们一直按规定交税，政府说多少我们就交多少。现在说我们逃税，那我干脆把支票摆在这里，政府要收多少，直接填算了。”税务局当然很明白，希望饲料厂向来是按照规定老老实实交税的，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此外，周边郫县、彭县等地也风传一些私营企业老板被抓或厂子被摧毁的消息。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四兄弟坐不住了，难道真的干不下去了？
他们决定去找县委书记钟光林探探口风，并且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像王廷江、蒋锡培等私营企业主那样，也主动把工厂上交给集体。
第二天，刘永好和三哥陈育新敲响了钟光林的门。钟光林热情地招呼兄弟俩坐下——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老熟人，除了多次去考察，钟光林还直接见证了育新良种场的诞生。
想当初，陈育新作为新津县历史上第一个“辞官为农”的国家干部，在当地引起过一阵热议——让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辞去公职当个体户，这事实在找不到依据。好在钟光林思想很开放，他笑呵呵地看着前来汇报的两个人，没有打官腔，而是拍着陈育新的肩膀说：“哈哈，我看可以，现在是改革时期，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嘛。你们是有胆量、有抱负的大学生，带了个好头。一年如果能带10户农民致富，就是了不起的贡献！我支持！”这才直接推动了育新良种场的诞生。
7年后，当钟光林看到陈育新和刘永好再次郑重拜访，心里早已明白了几分。
双方寒暄了几分钟，刘永好开口了：“钟书记，最近我们感觉到国家的政策是不是要调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把工厂和财产交给政府。但是，这个企业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了，交给政府后，我们还是想管这个企业，我们知道怎么管。所以，今天来请教您，我们把财产交给政府后，是不是仍然让我们管理，让我们当厂长？”
钟光林怎能不知道他们的心思。他沉默了一会儿，猛吸了几口烟，开口了：“最近是有一些说法，但我从来没说过你们做错了。你们发展农业，科技兴农，帮助生产和发展，肯定是没错的，县里从来没想过要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先回去，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不过，老交情了，我还是提醒你们，做事姿态低一些没错。”
送走了刘家兄弟，钟光林愁眉不展。一方面，他已决定支持刘家兄弟，保护好地方的私营企业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的一把手，他太清楚政治里面的问题了。
果然，上面派人来了。1990年春节刚过，一位“特使”进了县委大院，没等钟光林回过神来，他就说：“领导派我来，主要是因为刘家兄弟办的希望饲料厂的问题，我们考虑要参股，共同发展。”口气很硬。
钟光林一听，把脸沉下来：“什么参股？别人干得好好的，一掺和不就把人掐死了吗？”
“钟书记，这是领导的意见，你得考虑考虑哟。”对方的嗓门分明高了几度。
钟光林没开腔，来者见碰了个硬钉子，只好打道回府。
不几日，领导亲自出马，来到新津县委大院。“老钟呀，希望饲料厂不能让它自由发展，市里决定要参股，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定的。”
领导资格很老，但钟光林也不怵，顶了一句：“这样做，我看不妥，一参股，一派人，就把厂子给捏死了，就发展不了了。”
“死就让它死吧。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小厂，犯错误呀。”
“这个厂办得还可以，又不需要外面投钱，参股，我看没这个必要。”
领导没了耐心，“这事没什么可说的，就这么定了”，气呼呼地走了。
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交锋，就这样电光石火地发生着。“不识时务”的钟光林不动声色，决定采用“拖字诀”。一拖几个月，不断有人来催，他也笑着应付了过去。
终于，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举行后，对私营经济的非议少了。“犟拐拐”钟光林，守住了自己的原则，也保护了“希望”这一私营经济的重要火种。
守得云开见日出。1992年，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5月，新津县政府颁发了多项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规定和办法，并上报建设“新津个体私营经济希望城”。不久，该项计划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次年，新津还被省委、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一大批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起来。
要研究中国的民营经济，总绕不开苏南、温州、义乌、晋江、佛山等几个重镇，这些地方都是民营经济“摸着石头过河”的主要试验场，孕育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企，堪称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
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远离东南沿海的广袤内地，也有许多地方在默默而积极地探索民营经济。譬如川西平原上的新津，这里有刘家兄弟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有成熟的产业探索，有守护一方、为民企遮风挡雨的一些有为官员。从农村起步、从私营经济起步、依靠知识兴农富农的“新津模式”，理当载入中国民营经济的史册。
新津的民营经济发展，除了“敢为天下先”，还有一个宝贵精神是“勇闯险难关”。今天走进“新津民营经济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份题为“申请停薪留职发展专业户”的报告，落款人正是陈育新。在个体私营经济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的1982年，新津县就敢于表彰几十户“万元户”，奖励给他们崭新的自行车，并组织他们上街游行。1992年，经工商部门和地方批准，“希望饲料厂”改组为“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民营企业集团。
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新津人想为、敢为、有为。多年来，新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居70%以上，民营企业税收贡献占全区税收的比重一直稳居80%以上，均位居四川省第一，新津被评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佳投资县”。
正因为有刘家兄弟与钟光林这样目光远大、行动坚决、负责任的思考者、行动者，新津的民营经济才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