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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6日温州柳市镇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即个体私营经济领域的“五金大王”“矿灯大王”“线圈大王”“电器大王”等八位弄潮儿，被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以“投机倒把罪”羁押，造成社会上对于到底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出现了一片认识紊乱。“螺丝大王”刘大源说：“像运动刮台风一样，7个人被抓，我一个人逃走了。”一时间，刚刚走上务工务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工厂关门，商铺收档，人人自危。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召开，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会上还首次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后，各地重新开始认识和发展民营经济。
1982年10月，希望集团的前身——“育新良种场”诞生。同年底，中国首家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温岭县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在浙江温岭市诞生，大连的韩伟也创办起私人养鸡场。
与韩伟一样，刘家四兄弟正式的创业也始于养鸡。这年8月，四兄弟在陈育新家继续召开创业会议，对时事分外敏感的刘永好率先说出了他的想法：“工业不让做，城里不能做，而农村农业的发展很不错，国家也支持，我觉得尝试一下农业应该不错。”
老二刘永行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起码农民在种什么养什么的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大家的生活好了一点，吃肉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养殖业中可以做成规模的应该是育种，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搞个良种场。”
学农的陈育新接话：“办良种场条件最成熟的是我，我先辞职回家，实在做不下去了，还可以回来种地。”他在老家农村有一幢小房子，可以用来做育种场，这样不用考虑场地的费用问题，还有几分自留地，也可以用来做蔬菜的良种培育。
兄弟几个迅速达成共识，然后纷纷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大件”凑了1000元，把“育新良种场”的牌子给挂了起来。
一开始他们想利用自留地培育蔬菜良种，但很快就发现租地很难：一是农民缺乏契约精神，一旦实现了产量的巨大提升，他们就吵着把地收回；二是一旦实验成功要规模化生产，就算只需要100亩地也要和几十户人家一一去谈，这实在太难了。
种植不行，那就搞养殖。于是，他们决定将全部精力放到养鸡上，具体的做法是：第一，从国营供销社买小鸡，饲养产蛋，然后再孵小鸡卖给农民；第二，从农民手里买种蛋，在良种场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再从农民手里买种蛋……只要把好鸡的品种关，凭借陈育新和良种场的技术优势，再加上规模化孵化，良种场的规模就能越做越大！
说干就干，四兄弟先去供销社买了20只良种鸡，并四处收购良种蛋，然后开始孵化、繁育。其中，陈育新主要负责管理、技术，其他三兄弟一是做好各种辅助工作，二是负责四处收种蛋，孵出小鸡后再卖给农民。
良种场终于运转起来，但要做大规模，首先就要建设大面积的专业育雏房和孵化房。刘永好提议，要建就建保温、孵化条件好的钢筋水泥房。三个哥哥一致赞同。
但问题来了，他们没有钱。那就几兄弟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干。困难时期，几兄弟的好人品、好人缘发挥了作用。
先是刘永好在成都找到一家亲戚工作的砖厂，把里面的半截砖或者一些烧得不太好的次砖要来，又找了个在省运输公司做司机的朋友，利用他晚上下班的时间，掏了油费把砖拉回去，一共拉了三趟。最后一公里的小路，他们又去村里借了很多独轮车，还叫了几个农民帮忙，这才搞定了砖的问题。
要盖房子了，那就自己上。他们自己画了图，挖了地基，从河里拉了石头、河沙，从附近石灰厂要来剩下的不能卖钱的石灰头子，买了少量水泥，刘永好还找了一个插队时认识的当地泥瓦匠帮忙。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就这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把房子给垒起来了。
最后是屋顶，他们决定用混凝土。但混凝土要用钢筋，他们买不起，刘永好又琢磨着去城里的建筑工地，买了些人家扎东西用的废铁丝——这种生锈铁丝卖不了几个钱，但混合在水泥里吸附力强，效果不错。四兄弟如获至宝，把这些废铁丝用工具接在一起，拧成一股，然后打直拉伸，两边吊上大石头，代替钢筋吊在半截砖砌成的墙体上，做成预制混凝土屋顶。
就这样，顺江乡历史上第一座全砖混凝土钢筋屋顶房子就在刘家兄弟的双手下诞生了。拆模那天，村民们都跑来看，看到房顶上居然可以走人，围观的人都欢呼起来！
接下来是孵化机，更买不起，但对学机械、电机的他们来说，这个困难不是拦路虎。“打虎亲兄弟”，他们继续分工、合作，自己画图，找来废旧角钢、铁皮，借了公社农机厂的机器，利用周末和下班时间把孵化机的框架、外壳给做好了。大哥永言、二哥永行又设计了一套温控和电子报警系统。一台具备4万个鸡蛋孵化能力的孵化机居然就这样创造了出来。
什么是创业？在许多的不可能中实现可能才叫创业！这里面涉及动态管控、资源发现、人际沟通、成本控制、动手执行等综合能力，刘家兄弟从一开始就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他们也跨越了一些早期创业者很容易陷入的灰色地带——往后数十年的历程证明，这样清清白白的创业路径是非常健康的。
1983年底，他们已经成为周边闻名的“养鸡王”。但就在这样的高光时刻，他们突遭一场巨大的灾难。
1984年4月，一个名叫尹志国的外表憨厚的农民拿着一张信用社的信汇单来到育新良种场，一次性订购2万只小鸡。这是育新良种场有史以来最大一单生意，刘家兄弟兴奋不已。他们不仅让尹志国一次性拉走了2000只小鸡，还立即向农民和亲友赊欠，大量收购种蛋用以补齐尹志国订单里剩下的1.8万只小鸡。
几天后，结果却让人五雷轰顶：尹志国的信汇单是空头支票，而且他压根儿不是养鸡专业户。他的真实目的是倒卖，那2000只被他拉走的小鸡，也在运输过程中被闷死了。面对下跪在地的尹志国的妻子，四兄弟无奈又绝望。尹志国一家根本还不起钱，就算把他暴打一顿甚至关到监狱，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回到良种场，面对即将孵出的1.8万只小鸡，四兄弟欲哭无泪。卖又卖不掉，自己养又没那么大场地，更没有钱。买种蛋时向农民和亲友赊的账怎么办？扒拉算盘算下来，这根本是无法承担的债务！
这是四兄弟有生以来碰到的最大挫折，他们围坐在一起，不断喝水——大家都不会抽烟喝酒，没有任何排解发泄的方式，唯有喝水。任何极端的方式都从嘴里说出来了：跳岷江、出走新疆、四家人带着老母亲一起隐姓埋名……当然，这些极端方式只是逃避，只是情急之下的情绪宣泄。
逃避不是刘家人的性格，只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喝了半个晚上的水，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把鸡孵出来，卖掉！把欠农民和亲友的钱还掉！
当晚四兄弟就开始劈毛竹编竹篓，这是装鸡雏的必要工具。随后的一个半月，四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的卖鸡之路。为了一只只卖掉这1.8万只小鸡，他们一个个像贩夫走卒，拎着鸡笼和小贩们在市场上抢位置，大声吆喝，讨价还价。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当农贸市场收了摊，他们通常还要继续沿街叫卖。
连续一个半月，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从良种场骑车到成都再骑回来，行程两百余里，吃饭就靠清水就馒头打发，骑回良种场时往往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稍微休息一下，早上4点又要出发。尤其是二哥永行，从小腿脚不方便，这一番折腾大大损伤了他的健康，让兄弟们锥心不已。
如果没有四兄弟的互相支撑、扶助，而是让一个人只身面对困难，“希望”可能在早期就已经夭折了。这段漫长的煎熬后，四兄弟每人都瘦了十几斤，终于将1.8万只小鸡处理完毕，把赊欠农民和亲友的钱全部结清，最后还剩720元钱。四兄弟不论各自工作多少，采取平分政策，一人分得180元——真真正正的血汗钱。
这次“希望”路上的挫折，给了四兄弟很多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他们宁愿少赚钱、不赚钱，也拒绝赊账。
尹志国事件后，大家身心俱疲，育新良种场也停产了好几个月。但刘家兄弟对改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初心，对创业、改变命运的热情，又岂是一个尹志国能浇灭的。福祸相依，只要意志不灭，坏事说不定也能变成好事。
养鸡虽说不错，但已经是一个成熟且分散的行业，长此下去，迟早也会被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刘家兄弟放弃。尹志国的打击，无非加快了他们转型的进程。几个月后，他们重新燃起热情，全情投入另外一项更有前途的事业——养鹌鹑。
1984年，刘永好开始从事鹌鹑饲养
事实上，在养鸡的同时，刘家兄弟就在试验养鹌鹑，这就是前文刘畅儿时的回忆。彼时，全球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在朝鲜。1982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就送给中国政府一批鹌鹑，媒体把它们称为“会下金蛋的鸟”——它们的产蛋率和营养价值都很高，号称“动物人参”，而且饲养占地面积小。
在北京出差的刘永言看到这则新闻，立即把消息告诉了三个弟弟。回川后又多方打听，在附近的灌县（今都江堰市）买了50只鹌鹑、200个种蛋。由于所有钱都用来买了种蛋和鹌鹑，最后他一个人步行几十公里把它们扛回了育新良种场。
有了养鸡的经验，以及成熟的场所、设备，养鹌鹑就没那么困难了。得益于当时国家政策有所松动，刘永好也与学校协商，减少了课时，将精力集中到养殖场，并主要负责采购和销售工作。
1985—1986年，鹌鹑蛋的产量已不是问题。创业之初，新津县委书记要求他们“带动10户农民”，这一嘱托也已百倍千倍地完成，他们的鹌鹑产业已发展成新津县的特色产业。供给迅速提升，销售就成了决定发展的上限。
一开始，他们在成都的青石桥设立了批发部，刘永好任“总司令”，母亲郑康致任“总政委”。由于刘永好得四处跑销售，批发部实际上就交由母亲管理。“总政委”管理得一板一眼，井井有条。刘家兄弟都认为，是母亲的勤劳、节俭，为“希望”的诞生积累了第一桶金。
1993年，郑康致去世，刘家兄妹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才清楚地知道了母亲“管理”的秘密。她有一本厚厚的账本，除了销售记账本身，还记录了哪年哪月哪日，哪个外地来的经销商钱包丢了，她就赞助人家车票费、住宿费，以及街坊邻里谁家有什么困难，她给了多少，公司员工有什么事情，她给了多少……几百元、几千元、一两万元的都有。难怪这么多年几兄妹给她的钱都不见了，大家还以为她花掉了，还纳闷一个老人家怎么能花这么多钱，也难怪街坊邻居们都称她为“中国的阿信”，一看账本全都明白了，几兄妹泪流满面。
刘永好善于市场营销。1983年，在走街串巷卖小鸡时，他就注意到有一户人家的对联上手写了一个地址，他精神一振：对啊！我也可以把良种场的信息写到对联上，如果家家都贴在门口，这样大家不就都知道我们在卖良种鸡了吗？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办法需要改进，因为对联必须一张一张手写，成本高、效率低，而且有些人家并不太愿意贴，他又想到了门神。农民贴对联时，往往还要请门神、贴门神，讨个一年的好彩头。但那时卖门神的少，价格也高，一般农民买不起，刘永好就转而请人设计门神贴画，打上广告信息，再送给农民。这么一试，果然大受欢迎。
在“占领”了农民的大门后，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广告载体——农民家的院墙。广告写在墙上，字大，醒目，行人不得不看，效果肯定好。不久后，他以三到五元钱一条广告的成本，迅速将墙体广告覆盖了川西广阔的乡村。
销售不能光靠广告，线下渠道才是王道。为了将产量越来越大的鹌鹑蛋销售出去，刘永好还率先入驻红旗商超，育新良种场也成为第一个在红旗商超中设立专柜的私营企业。他还与成都的五星级酒店合作，开发许多鹌鹑菜谱。那几年，在锦江饭店等成都星级酒店吃饭的外国或外地宾客，往往都会碰到厨师热情地向他们推荐“油炸鹌鹑”“香煎鹌鹑”之类的成都名菜，末了，厨师还会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本地新津县刘家兄弟搞的特产，号称“动物人参”，云云。
新的问题很快凸显，随着新津乃至成都鹌鹑养殖的迅速发展，一个成都市场已经不可能消化这么多鹌鹑蛋和鹌鹑肉了。必须走出去。
刘永好首先瞄准了重庆市场，准备了几十万个鹌鹑蛋。这么多蛋，首要问题是运输。他找了个农民一起，先用拖拉机把货物拉到了火车站，可他一听说要半个月才能到，又看到装卸工粗暴的装卸法，就知道常规办法没用。
刘永好软磨硬泡，又讲了一番“支援农业项目，到重庆推广良种鹌鹑”的道理，终于打动了车站管理人员，让他买票上了火车。别的乘客都有座位，他们俩只能到又热又闷又黑的密闭的行李车厢，全程站了12个小时，因为他们要亲自守着这些金贵的鹌鹑蛋。
到了重庆，两个人顾不得一夜疲惫，赶紧把45箱鹌鹑蛋卸到站台上，又叫了车拉到重庆最大的农贸市场——解放碑附近的大阳沟农贸市场。一打听价格，他就来了精神，这里一个鹌鹑蛋卖1毛7分钱，足足比成都贵了1毛钱。
他立马找到市场管理人员，掏出一张良种场盖了章的介绍信，“我们是良种场，科学支援农业，到重庆这边来推广良种鹌鹑蛋”，然后顺手给了管理人员20个鹌鹑蛋表示感谢。对方很高兴，迅速帮他协调了一个卖鹌鹑的摊位。为了摆放下这么多货，刘永好又给周边摆摊的农民派烟，送一些鹌鹑蛋，请他们让了些面积出来。然后，他又跑到街上买了一丈二尺的白布，在商店借了毛笔，写上大大的“育新良种场良种鹌鹑蛋展销”，就这样，他的摊位迅速成为全市场的焦点。
除了自己摆摊卖，刘永好还到处寻找合适的代理商，甚至找到一个重庆本地的远房亲戚，说：“市场上卖1毛7分钱，我卖1毛2分钱，我以1毛的价钱卖给你，你来经销。”亲戚是个生意人，一看很划算，迅速进入状态。如此，不过七八天，几十万个鹌鹑蛋销售一空。
接下来如法炮制，他北上西安、兰州、哈尔滨……开发了一个又一个市场，其经销商甚至远至俄罗斯。刘氏兄弟成了名副其实的“鹌鹑大王”，还接到了远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鹌鹑大会”的邀请。
1986年，在“万元户”受全民仰望的时代，刘家兄弟就实现了日进万元，资产很快过千万元——他们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靠实体产业完成千万级资本积累的家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最初“带动10户农民致富”的任务，升级为带动全县致富。新津，这个年财政收入不到1000万元的农业小县，通过鹌鹑产业实现了县域经济的第一次腾飞。
1986年，全国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表彰大会在四川举行，当时的国务委员、后来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上听到育新良种场的发展后，特意到良种场参观，并题下了重要的一句话：“中国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家。”育新良种场后来转型为“希望饲料厂”，厂名就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