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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的女儿刘畅说，她最怀念的时光之一，就是父亲创业初期的那些家庭时光。
她的记忆是从家里养鹌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自她三四岁刚开始记事，每天都在鹌鹑咕咕的叫声中醒来。彼时，父亲和叔伯们正在各家做鹌鹑养殖的实验，父亲要教书上课，还要去买鹌鹑饲料、卖鹌鹑蛋、处理鹌鹑粪，母亲李巍则要到学校的医务室上班，家里时常只剩下她和鹌鹑为伴。
起初在客厅养，鹌鹑又吵又臭，客人来了不方便，只好拿去卧室养，但鹌鹑实在太吵，吵得一家人没法睡觉，最后只好放到阳台养。刘永好做了一排架子放鹌鹑，鹌鹑越养越多，架子越加越高，最后差不多顶到房顶。有时，鹌鹑会从阳台栏杆的空隙里漏下去，刘畅和李巍就一起下楼把它们找回来。有一回是晚上，她和母亲打着手电筒在楼下草丛找鹌鹑，被一条突然蹿出的小蛇吓得惊叫。
养鹌鹑的吵闹和臭味惊扰了不少人。刘永好家楼上住着学校的教务科主任，楼下住着校长，他们还挺包容，没怎么反对，只是把自家门窗关紧。其他学校领导则私下会发几句牢骚：“这个刘永好太不像话了，好好的老师不做，就是要去养鹌鹑，不务正业！”
待刘畅长大一点，她印象中的父亲忙于事业，早出晚归，一家人相处的时光往往只有晚上。睡觉前，母亲会打好水，一家人坐在一起，边泡脚边摆龙门阵。从鹌鹑、饲料，说到市场经济，说到广告营销，笑声不断。“吃一斤长一斤”“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等火爆一时的广告语，就是一家三口在泡脚时，你一言我一语地想出来的。
妻子和女儿，永远是刘永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从1976年被分配到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刘永好给学生上的就是机械制造和电工课。他上课不是简单地按教材、套路讲，而是时常带大家去工厂实习，去机床上操练，理论与实践结合，有趣高效，深受欢迎。他还因为有过硬的无线电、机械维修技术，在学校颇负盛名。
晚刘永好两年，一个叫李巍的年轻姑娘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校医务室。彼时，小李医生是知名大学毕业的正经大学生，年轻漂亮，干部子女，平时除了工作，就是抱着收音机学英语——她打算考回母校读研究生。她的工资也比一般男老师多一元钱，一副拒人于外的架势，让想接近的男老师内心直打鼓。
一次，她的收音机坏了，同事带着她去找刘永好，结果他三下五除二就弄好了，让小李医生大为惊奇：“这么快？”
刘永好没有添油加醋，实事求是地笑笑：“小问题，很容易的。”在这个瞬间，他们的故事便开始了。
不久，小李医生又给刘永好找了个“小问题”，她的自行车不好骑了。刘永好摆弄几下就帮她解决了问题。在接二连三的“小问题”中，刘永好也开了窍，从那以后，经常有事没事往学校医务室跑，找小李医生聊几句……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交往起来。
李巍是东北姑娘，小时候父母工作调动，她成了那个时代的“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姑姑在东北长大。东北人的直率、麻利，加上成长过程中的独立，让16岁的她来到四川后迅速成长，上大学前，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就做了几千人规模的四川眉山拖拉机厂的团委书记。
结婚生子后，要强能干的李医生逐渐收敛了光芒，成为刘永好的贤内助。在刘永好“不务正业”的各种折腾、各种创业中，她暗暗做的只有一件事：说服自己。尽管有着家庭妇女渴望家庭稳定的意愿，但她始终相信、支持着丈夫——“既然你想好了，那就做吧”。
刘家几兄弟最初的创业，其实是“捣鼓”音箱。
1979年，他们凑在一块儿讨论时事，商量着一起做点什么。说到兴起，他们决定搞当时的高科技产品——音箱。大哥永言和老四永好负责电子元件，二哥、三哥负责外箱和包布，没几天，还真摆弄出一套样品。
他们把它抬到百货公司门口，通上电放起音乐，不断有人过来问：“多少钱？卖给我们算了。”后来，他们还以学校的名义，把产品送去参加四川省科技展，荣获了二等奖。
四兄弟大受鼓舞，打算搞一个电子厂。他们克服困难，找到老三陈育新原来所在的大队，提出搞公私合营、三七或二八分成（集体占大头）的方案。基于对刘家兄弟的信任，生产队很快同意了。
技术、产品、资金、场地都有了，甚至连公司名字都取好了，就叫“新异”——源自四兄弟都崇拜的爱迪生创办的GE（通用电气）。这时，生产队长表达了担忧：“以前都是国家才能搞工厂，这么做会不会违反政策呢？你们最好去问问，上面说可以，我们就做。”
刘永好和三哥陈育新马上跑去找大队长，大队长不敢做决策，让他们去问公社。结果公社书记一听，茶杯一放，一声断喝：“反了，你们私人要和集体搞工厂？你们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你们死了这条心！”刘永好和陈育新一再争取，书记还是断然否定，最后手一甩，大门紧闭。
在那个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还未完全纠正的时代，这样的结论，对创业者来说，相当于“盖棺论定”。多年后刘永好回忆起来，有些幸运地感慨：“如果当时真的发展起来，可能1982年社会批判的就不是‘傻子瓜子’年广久，而是刘永好和‘新异’了。”
1979年，随着国家开始放开家庭副业和城乡个体工商户限制，个体经济一下子爆发了。到年底，全国批准的个体工商户就达10万户——这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初的雏形。但随着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就给理论家出了一个大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被人叫作“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凭借着独到的手艺和经商意识，将炒货摊越做越大，一天就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他请了许多待业青年来帮忙，有人一数，十分吃惊，“雇工”竟然达到12个，远超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雇工到了8个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对“傻子瓜子”的批判声不绝于耳。
“年广久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引发了一场兼具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的大辩论。尽管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一再表态，“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但许多地方对打击“投机倒把”，打击“扰乱经济秩序”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个体私营经济陷入了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