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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思维与政治理念，治理概念已成为当代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代名词。治理理论的出现客观上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新与更深刻的理性认识。当前，治理理论在世界各国以其不断更新的理念与内涵推动理论创新，这一客观现象本身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认识理性。但是治理作为发展于西方国家的理论，我们仍需对其进行理性向度分析。分析的目的在于不仅要认识其文明进步性，也要认识到其发展的现实不足与理论发展可能。
一般认为，理性是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方式与判断能力。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认识自然与社会并且协调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能力。“理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
既然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认识能力，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有限的。哈耶克认为：“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
可见，理性向度的分析不仅具有有限性，而且同时有多个维度可以选择，例如认知理性、人文理性、科技理性与政治理性等。但是，意欲分析一种本已充满漂移意蕴的理论，借助于稳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维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合理性的概念，并且对其进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
。工具理性强调行为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且行为主体仅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预期目的；而价值理性强调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施行为，不在意行为的结果如何，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
工具理性：治理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虽然当代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首选良策，但是发展也同样会遭遇来自经济与文化或国情与公众意向等的多样化问题，最终成为政府必然面对的社会矛盾，需要政府对其采取手段化解，否则当社会矛盾持续积压将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消解，继而影响社会发展。治理即是人类社会为应对多样化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政治理念。新的政治理念指导之下必有新的理论问世，治理理论从一问世即被赋予救国救民的大任。治理理论希冀从整体、宏观或者说是从结果上寻求突破，以求短时期内稳定政治样态，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如此，治理理论自然凸显工具理性，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需求，治理理论以其工具理性成功折服了特定时代的行为主体，于是各种社会活动被系统地安排成内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每个环节都彰显着精确性与可计算性。工具理性使得治理理论具有了普适性功效，因为精确性与可计算性都强调其技术性，即单一强调工具理性将使治理理论成为一种偏重于技术的政治行为。有所重即有所偏，治理理论在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的同时，自然无暇关注公平、正义、忠诚与荣誉等价值。世界各国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其政府都不会拒绝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治理方式来捍卫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也就是说，治理理论能够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正是因为其工具理性能够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共同面对的行政效率这一治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有益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各国都希望实现良好治理；由于不危及现有的政权框架，各国都不会拒绝。同时，当代世界各国在追求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必然面临一些共性问题，这更加使得治理理论以其理性价值的普适性满足了各国的共同期待。随着治理理念的不断升级，各国传统治理方式不断得到变革，公共管理方式也在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发达国家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更加赋予了治理理论以示范性，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由此可见，治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工具理性不仅满足了世界各国实现治理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其在全世界推广提供了现实可能。然而，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极易由解放的工具膨胀并退化为统治自然与人的工具，即强调单一工具理性的统治会带来人的异化和物化，因而需要对其保有必要的批判理性。
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现实社会相适应。治理理论寻求升级不可能仅从工具理性去实现。面对多样化的社会主体、政治样态以及价值追求，治理理论势必从多元与系统的角度尝试寻求理论升级。于是，价值理性就被推到了台前来弥补只突出工具理性的治理理论的不足。价值理性强调以价值理念来判断行为的合理性。价值具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因此价值理性强调以主体为中心，分析客体相对于主体的意义，观察主体之间各自的利益取舍。价值理性要求治理行为要以人为中心，凡是关注人本身并且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才具有合理性，即具有合目的理性。可见，价值理性要求治理行为以人的全面发展抑或全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同时，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现实世界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期待，所以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领域，需要通过治理加以改变，而价值理性恰恰以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为己任，通过治理行为改善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发展状况，努力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期待。可见，价值理性又是一种建构理性，既正视现实世界的缺失又致力于解构与治理现实世界，希冀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去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其思维原点源于人的现实需要，以其价值追求和权益实现为思维核心。价值理性又可以分为多个维度，如公平、正义、民主与法治等。可见，价值理性是多种价值要素的辩证整合。价值理性不能离开工具理性而自我实现，要在符合社会运行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合目的性，即治理理论要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良好的治理”一直是人类的政治理想，人类社会早期曾经追求“哲学王”式治理，近代又追求基于个人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即追求民主政治。但是，人类的治理理论探索仍然桎梏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造成理性割裂。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代治理理论已经实现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认识过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世界各国国情与公众群体意向具有多样性，这就要求治理理论的应用实践必须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同时，要求治理理论兼顾价值理性又使其必然与意识形态产生关联，而意识形态又决定着治理理论无法采用全球统一模式，否则就异化为借治理之名行价值渗透与侵袭之实。总之，治理理论具有较多的工具理性，因而需要在价值理性上加强对于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同时需要尊重因国情、公众群体意向与意识形态多样化带来的价值追求的差异性。如此，当代治理理论方能实现理念升级，继续保持其先进性。
公共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治理必然结果。当人类社会的治理实践有了对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清晰认识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改进治理行为，希冀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但是两种理性的取向不同，工具理性关注的对象是一个有限的、相对的经验世界，而价值理性关注的对象是一个无限的、绝对的超验世界，治理理论需要两种理性实现有机结合，因时循势，方能实现良好治理。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动力，两者互为根据、相互支撑，共同为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动力与方案，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没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但是治理实践中的困难与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两者的结合程度与判断其合理性，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合理程度标准如何界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一困难与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治理实践仍然面临种种失效的可能。为了解决治理失效问题，很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纷纷对治理理论进行创新，以理性为切入点促进理论完善。其中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公共理性的引入。“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治理天然地带有工具理性特征，唯有赋予治理理论更多的价值理性，方能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即实现作为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善治。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也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思想共识，如古人之言：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关键是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不论是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还是当今时代的全球一体化，核心价值观都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最为根本的精神要素，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思想追求，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持久和深层的力量。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缺失了核心价值观的导航，必定偏离国家的价值目标，悖逆社会的价值取向，违背个人的价值准则。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在不断实现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科学化的道路上阔步进取，但是丝毫没有忽略作为思想纽带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之功用。很多西方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奠立其核心价值观——立国价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神圣地位。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而言，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赋予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战略地位，两者是一句完整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而牢牢坚持这一基本方向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导航。
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定向导航。科学审视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中国和正确研判当今时代云谲波诡的世界形势，世界一体化、网络信息化、社会多元化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在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思想观念和道德人心领域的治理带来严峻考验：传统思维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使得原有的道德作用式微；外来思潮与本土文化的交织，侵蚀了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造成一些人盲目追逐利益而使“公平”“诚信”观念缺失。这些问题都容易造成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嬗变与信仰失落，进而成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甚至动摇国家治理的思想基础，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在外有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入侵、内有多元思想日益衍生的境遇中，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向导航。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推崇和倡导的价值目标和理想信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表征，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北极星与罗盘针般的定向导航作用。
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共识。在确立了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之后，核心价值观还要凝聚共识，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汇聚力量、注入动力，以保障其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国家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价值系统、结构系统、决策系统和运行系统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陈旧思想观念的掣肘、深化改革中的不可控因素等共时性问题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冲破羁绊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全体人民的思想基础，凝聚价值共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精神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其以‘社会主义’为根基和以人民群众为旨归的中国特色的逻辑性体系支撑，在尊重价值观差异性和选择合理性基础上，以融合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表达系统，对国家治理进程中这类重大思想迷失进行了理论解释、现实对话和观念整合”
，进而汇聚推进国家治理的强大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