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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将国家重点目标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鼓励非洲国家在获得和巩固政治独立后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此背景下，中非合作的目标也转变为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领导人根据自身探索出的发展经验鼓励非洲伙伴将重点锁定在经济建设上。邓小平一再对来华访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创造条件。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用这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我和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
邓小平还强调非洲国家要根据自己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因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同一个模式解决。
中国依旧非常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南南合作。邓小平多次对非洲朋友说，第三世界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从外部条件来讲，仅仅依靠南北对话和合作不够，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1983年1月1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访问坦桑尼亚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四项原则：一是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主权，不干涉对方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二是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力求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技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四是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的宣示标志着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开始从单方向的赠予转变为开展双向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为非洲援建了约300个项目，涉及众多领域。例如，中国为毛里塔尼亚建设的友谊港、为埃及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以及为肯尼亚援建的大型体育场等。
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中国在处理对非关系上开始更加务实，邓小平直接提出非洲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自己。1989年3月28日，邓小平对访华的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说：“我很赞成你们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他还嘱咐非洲国家领导人要借鉴中国不成功的经验、“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希望非洲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勇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领导人的虚怀若谷赢得了非洲国家领导人广泛赞誉。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受益于邓小平的启发，积极探索适合莫国情的发展道路，大力推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坦桑尼亚总统尼尔在谈到中坦关系时说“对华友好永远是坦桑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石”。
对于如何开展对非援助，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也更加务实和开放。邓小平在1979年7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
1980年3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经工作会议，提出新形势下外经工作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外援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1983年9月，第六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对调整援外规模、布局和结构，妥善使用援款，安排好项目建设等方面做了部署。援外规模方面，限制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将援外支出比重严格限制在国力财力允许的范围内；援外布局方面，在做好周边重点国家援助工作的同时，扩大了对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援外结构方面，开始由提供物资和现汇为主，转变为提供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主。
基于此，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支持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打井供水工程、兽医站、柴油机发电站、沃瓦公路、缝纫线厂；贝宁的农业项目、友谊体育场、卷烟火柴厂、洛科萨纺织厂、洛科萨市政排水工程；博茨瓦纳的铁路更新；布基纳法索的班福腊砖厂、农业项目、打井、“八·四”体育场、多功能体育场、库杜古友谊医院、修复水坝；布隆迪的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厂、穆杰雷水电站公路、高压输变电工程、竹藤草编手工业培训中心；赤道几内亚的马拉博医院；多哥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奥河波塔引水灌溉工程、多哥人民联盟之家、阿尼耶制糖联合企业、卡拉医院；佛得角会堂；冈比亚的卫生中心、体育场农业项目、麦卡锡广场工程、最高法院和警察署办公楼；刚果（布）的布昂扎水电站、会议大厦、韦索供水工程、贡贝农场、布拉柴维尔农技站、高压输变电线路；吉布提的吉布人民宫、烈士铜像体育场；几内亚的儿童乐园、人民宫和自由电影院；加纳的阿菲费灌溉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国家剧场；加蓬的利伯维尔卫生中心、弗朗斯维尔卫生中心；津巴布韦的奇通圭扎服装厂、体育场、奇诺伊师范学舍、奇诺伊医院；喀麦隆的会议大厦、拉格都水电站、高压输变电工程；科摩罗的尼乌马克来供水工程、人民大厦政府办公楼等。
同时，中国对非援助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开展三方合作。关于三方合作的形式，可以是中国与其他援助方一起出资支持非洲国家，也可以是由其他援助方出资、中国派出专家实施。例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项目（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CDC）,1983—1994年，中国通过TCDC项目向亚洲、非洲、拉美、中东及太平洋地区的99个国家提供了多边援助，执行TCDC项目502个。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弱化，经济因素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对外援助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冷战的工具和安全政策的补充”
逐渐转向为经济发展服务。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搞霸权主义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因此，“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我们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1995年10月，全国援外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谈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时指出：“要采取鼓励政策，推动中国的优秀企业到非洲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主要是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的中小型项目，在当地建立合资经营企业。”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会上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援外工作改革主要推行两种新的方式：一是国际通行的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方式。中国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即动员一部分银行的资金，通过政府贴息，使为受援国提供的贷款利率降低，条件变得优惠，具有援助性质；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的方式。这是援外的一种新的方式，其特点是中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在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原则协议范围内，双方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主要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或中国企业独资经营的方式实施中国对外援助项目。”
优惠贷款和合资合作这两种新的援助方式的出现，扩大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和援助规模，推动了双方在投资、贸易、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合作，对“走出去”战略具有先导作用；同时，金融机构作为优惠贷款的管理机构，能够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率；合资合作经营则“有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自1995年7月中国同津巴布韦签订第一笔优惠贷款协议至2000年底仅5年的时间里，中国同48个国家签署优惠贷款协议78笔，中国企业利用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累计在40多个国家实施项目77个。
中国对外援助一直以工程类项目为主。60多年来中国为亚非拉国家援建了包括道路、桥梁、医院等一系列大型硬件项目。一些项目例如非盟大厦、坦赞铁路等还成了当地的地标性建筑。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正在逐步从“利益和权势导向”转向“利益和价值导向”。这就要求对外援助在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同时，也能够把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转化为国际社会认同的无形力量。然而，传统援建的硬件基础设施在“交钥匙”之后难以再作为中国价值观的载体，发挥展现和分享中国理念和价值的作用。因此，只有扩大软性援助，做好“人”的工作，促进中国价值观的普及。
首先，突出国别援助项目主题。 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沿袭“撒胡椒面”方式，呈现给每个受援国的都是一个融合物资、成套设备、技术合作等方式的、类似口味的“拼盘”。这种“面面俱到”实际上忽视了对援助主题的突出，难以针对受援国的发展短板制定差异化的援助政策。因此，应加大规划咨询等软援助力度，在受援国需求调研上做足功课。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设置短期援助规划，有方向性地解决某一领域的发展难题。在明确援助主题和方向的前提下，再添加相应的工程类项目、技术合作和相关专家派遣等。在一些东非国家，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良好，中国可以专注于促进连通性，并帮助培训专业运营和维护专业人员，并开展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分开的商业运作。
其次，加强境外人力资源开发。 不久前非洲某国总统访华，外媒大肆渲染其因未拿到理想援助款而不悦。虽然传闻子虚乌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援助的缺陷。以硬件设施为主的援助方式很容易被矮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受援国派出志愿者，开展人文关怀。例如，在每个贫困的角落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和平队的影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山姆大叔”傲慢的国际形象。另外，日本的协力队员以及银发志愿者也为本国海外活动加分不少。未来中国援助应一方面加大志愿者派遣力度，适当延长派遣时间，侧重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提高我国“软实力”的对外影响。同时，完善志愿者选拔和培训制度，建立与回国就业相挂钩的考核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启动境外培训项目。根据受援国不同需求，派遣专家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农业、环境保护、矿业、经济技术等领域开展针对草根阶层的技能培训，将中国的发展理念切实有效地传达给当地人民。
再次，善于联络当地民间组织。 不可否认一些受援国由于民主制度不完善，政府严重腐败。当前中国只针对受援国现政府的援助模式难免不授人以柄。再加上宣传不到位，一些当地民众甚至认为中国援外工程队是来抢他们饭碗的。基于此，中国不能一再忽视受援国民间组织的作用。因为在一些政府弱势的国家，社会组织发挥了制衡政府的“第二轨道”作用；而在一些转型国家中，社会组织正在积极推动“官民共治”。为了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可尝试将受援国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纳入软援助中来。参照UNDP“全球环境基金”的经验，设立专项资金与受援国当地非政府组织开展旨在推动减贫的联合研究和技术分享等。
（载《环球时报（英文版）》2017年2月6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支持非洲争取民族解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政治诉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给予非洲极大的政治支持，极大地强化了非洲国家要求民族自觉自强的合法性和道义力量。
在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上，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决议，对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当局施压。1978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435号决议，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诉求，要求南非当局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长期非法占领。中国积极敦促南非当局执行联合国决议。1986年，中国在第14届特别联大上发表中方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南部非洲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不可分的”。中国明确要求“南非当局必须彻底放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立即无条件地实施安理会435号决议，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让纳米比亚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民族独立”。
经过多次磋商，中国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纳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的决议，并主动提供了用于协助团活动的部分费用。1989年10月，中国派出20名文职人员加入联合国观察团，负责监督纳米比亚大选。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纳米比亚于1990年3月获得独立。中国于第一时间与纳米比亚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致电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热烈祝贺纳米比亚独立。贺电说，纳米比亚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非洲大陆非殖民化历史使命的胜利完成，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深信中纳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
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斗争问题上，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对南非当局施压，要求其彻底放弃种族隔离制度。1981年，中国在“制裁南非国际会议”上直接抨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倒行逆施，已严重地威胁了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中国不会同南非当局发生任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1982年，中国举办了“动员制裁南非国际年”报告会。1984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南非当局强制推行所谓的“新宪法”。此后，中国每年都会致电声援联合国举办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南非当局从1989年开始推出改革，逐渐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等民族解放组织的禁令，释放曼德拉等人士，并启动了与非国大等民族解放组织的谈判。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南非政局的发展并及时给予无私的支持。199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曼德拉获释并向他发出访华邀请。1992年2月，中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援非国大等政党与当局开展的谈判，认为这标志着南非的民主进程已进入新的阶段，是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一项重要进展。同时，针对非国大及其盟友为迫使政府进行政治妥协而发动的群众性暴力冲突，中国也立场鲜明地进行谴责。1992年11月，在联大辩论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等问题时，中国表示坚决谴责任何旨在破坏南非民主进程的暴力行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结束南非暴力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敦促南非政府采取务实和积极的步骤，加速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在中国的积极支持下，南非于1997年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同年中国与南非建交。
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选问题上，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候选人。1982年，中国在支持坦桑尼亚外交部长萨利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在16轮投票中中国始终力挺萨利姆。1991年，非洲国家提出6位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候选人。中国对此明确表示，第三世界国家占联合国的大多数，由第三世界国家人士担任秘书长一职的主张是合理的。在中国的积极支持下，埃及副总理加利最终当选，成为联合国历史上首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
同时，非洲也在联合国投票中给予了中国有力支持。在1990年联合国第46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一些西方国家炮制出一份攻击中国人权的反华提案。在加纳、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等非洲国家的坚决支持下，成功挫败了西方的反华图谋。1992年在联合国第48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一些西方国家又抛出了“中国—西藏局势”反华提案。在安哥拉、布隆迪、冈比亚、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索马里以及赞比亚等13个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下，西方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