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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老牌的西方殖民国家集体削弱，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首先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正在进行民族独立自强的亚非拉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因此，在确定外交原则时，中国将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而这也是发展中非关系的逻辑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国际阵营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成为两极格局下的一股新兴力量。针对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领导人宣布无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自强，并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大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发展，新独立国家纷纷诞生。面对相继诞生的非洲民族主义国家，英、法等原宗主国在被迫承认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继续维持既得利益，美、苏两国也加紧渗透和争夺。在此背景下，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急需寻找新的支持和帮助。
而新中国当时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影响力有限，导致一些非洲国家对新中国了解甚少。1955年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为中非双方增进了解创造了机遇。该会议由印度尼西亚、缅甸等5国发起召开，中国等29个国家参加。会议召开前，5个发起国发表联合公报指出，亚非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亲善与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
中国高度重视该会议，参会立场是应积极地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而不应该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竭力诋毁和破坏会议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他们策划了暗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的政治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乘坐该专机的8名中国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该事件尽管无法阻挡中国代表团与会，但却震惊了亚非人民，使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和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面对万隆会议期间一些参会国的攻击和质疑，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赞誉。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这一发言赢得了会场一片掌声。接下来会议讨论了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通过了以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的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中国在亚非会议的积极表态和基本政策立场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认可，使他们对中国关于国家民族的态度有了基本的把握，为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创造了条件。
中国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力量，因此中国决不为自身利益牺牲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195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严厉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镇压。1958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立即获得了中国的承认。195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中国）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1961年，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参议员访华，带来了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戴高乐在信中表示，法国愿意考虑与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对抗、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极为重要；但是，毛泽东主席却回绝了密特朗带来的建交条件，陈毅外长则干脆地说：“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中法建交“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条件，我们不干”。
1962年，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此后中国才与法国启动了建交谈判。
对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急需的国际政治支持，中国的表态都是积极和明确的。例如，1957年3月，加纳宣布独立，中国立即致电祝贺，并派遣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作为政府特使参加加纳独立庆典。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致电祝贺并予以正式承认。1963年5月，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举行会议，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并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会议致电祝贺。此外，亚非万隆会议还强烈谴责南非殖民当局残暴的种族歧视政策，并号召国际社会对南非当局进行外交和经济抵制。尽管中国早在1960年7月就断绝了与南非当局的一切经济联系，但为响应国际号召，中国政府于7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将继续不同南非殖民当局发生任何经济贸易关系，不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中国政府对南非殖民当局进行外交和经济制裁，支持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1964年初，刚果（金）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美国扶植的阿杜拉政府，遭到了美国和原宗主国比利时的联合出兵镇压。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11月发表了《支持刚果（金）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指出“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
这一立场鲜明的政府声明极大地鼓舞了刚果（金）人民的反抗斗争。
中国领导人将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当作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因此，中国对于非洲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也给予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亚非十四国，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时的“五项原则”。具体内容如下：中国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这“五项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周恩来总理指出，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
这一明确的立场原则获得了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欢迎。
随后，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原则，是一条不容僭越的“政策红线”。“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在访非期间，周恩来总理根据上述“八项原则”，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帮助非洲人民发展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中国就派专家帮助他们学习编织技术；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一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
应加纳的要求，中国答应增加长期无息贷款800万加纳镑，连同1961年已承诺而尚未使用的700万加纳镑，共1500万加纳镑，以支持加纳七年发展计划。
在《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规模不断扩大。例如，在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斗争期间，中国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包括物资、军火和现汇的各类援助。1974年，布迈丁总统访华时回顾这一段中阿关系说：在革命斗争的年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战士缔结国与国之间协定的国家。
1964年，马里财政拮据，法国和苏联乘机向马里逼债、施压，同时国内反对势力也借机兴风作浪，企图颠覆政权，在向法国、美国求援碰壁后，马里总统凯塔请求中国提供800万美元紧急财政援助，用以偿还对法国运输公司的欠款和其他债务。为了帮助马里顶住内外压力，中国完全满足了马方的援助要求。
1965年，法国以给马里200亿马里法郎现汇为诱饵，要求马里取消本国货币、重返西非货币联盟。在遭到马里拒绝后，法国不仅停止了每年给马里的600万美元财政补贴，还逼马里偿还12亿马里法郎（合480万美元）的运输费和石油贸易欠款，马里国内亲西方势力趁机向政府施压。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及时回应马里政府的请求，向马里提供8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随后无偿赠送3000吨粮食、352吨烟叶，并派遣经济考察组全面研究马里的经济形势，帮助找出一条克服经济困难的长期途径。
中国同毛里塔尼亚于1967年2月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毛里塔尼亚提供了一笔2000万法郎的无息贷款，承担水稻试验站、水利工程、打井工程各一项，还赠送“青年之家”“文化之家”各一座，1968年4月中国开始向毛里塔尼亚派遣医疗队。
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对推动非洲国家民族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中国严格执行“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发展中非关系，坚持绝不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例如，尽管中国为援建坦赞铁路向坦桑尼亚提供了大规模的贷款，在坦桑尼亚向中国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领导人的回答仍然是客观和中立的。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1968年6月第二次访华期间，针对尼雷尔谈到坦桑尼亚通过《阿鲁沙宣言》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周恩来总理指出：坦桑尼亚经济还不发达，民族民主革命还未完成，现在实际上只能为社会主义做准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虽已快19年了，但仍有许多民族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未了任务。非洲国家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中国革命能够提供一些原则，但如何把它同非洲情况结合起来，变成非洲的经验，要非洲人民自己去解决。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都是在自身经济发展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据统计，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少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也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而这些项目的立项和实施都主要是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出发，以道义和政治为优先考虑，经济效益则较少核算。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展开，中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思路也在实践中日臻完善。整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最后成熟于对“三个世界”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充满了世界革命的情怀。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即调整了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不再将资本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对待。“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
“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另一部分是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多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格局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亚非拉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中间地带”，而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具有共同的诉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而“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领导人依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使全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和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正式对外阐明了该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在1974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把“三个世界”理论向国际社会做了介绍。邓小平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原是老牌殖民帝国，只是现在力量大大衰弱了，但是，它们“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所有第二世界国家的共同特点，从经济上看，虽然实力不如两个超级大国，但都比较发达；从政治上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以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团结对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为此“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理论直接回答了世界格局问题，即哪些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哪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哪些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领导人高度肯定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毛泽东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把永远与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它是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根本大计。
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真诚、无私地支持推动了中非建交，同时中非交往的扩大也有力推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随着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我们“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中国外交格局也随之全面展开。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加深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建立就是万隆会议作用的鲜明写照。从出席会议途经仰光的第一次会面，到会议期间的多次会晤，周恩来总理与埃及纳赛尔总统交流了两国的基本情况和对外政策，并就双边关系、亚非国家团结及其他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支持亚非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等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万隆会议为中埃双方加深相互了解，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启了两国的建交之路。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前的第一个协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鉴于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支点国家，中埃关系的发展也间接地推动了非洲其他国家重新审视中国、发展对华关系。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开展沟通和对话，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各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拓展。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希望同亚非独立国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也由此开启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8年11月，中国与摩洛哥建交，12月与阿尔及利亚建交。1959年，中国分别与苏丹和几内亚建交，其中几内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60年，中国与加纳、马里、索马里三国建交。1961年，中国与刚果（金）建交。1962年，中国与乌干达建交。1963年，中国分别与肯尼亚和布隆迪两国建交。1964年，中国分别与突尼斯、刚果（布）、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和贝宁六国建交。1965年，中国与毛里塔尼亚建交。中国外交事业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非友好关系在领导人互访和经济技术合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1960年9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应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邀请，率几内亚国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洲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中国。此后，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包括加纳总统恩格鲁玛、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乌干达总统奥博特、索马里总统欧斯曼、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此外，还有很多副总统、政府首脑和议长等高官率团访华。为了“寻求友谊、增进了解、互相学习”，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先后应邀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果，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中国还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布）、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财政援助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海运协定、邮政和电信协定、广播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协定。
这些政治经济往来大大加深了双边政治互信，促进了经济互通，深化了中非合作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非建交对双方来讲都具有特殊意义。从当代人类交往史角度看，中非关系之独特，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有力推动了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欧洲的后院和后花园，是欧洲的度假和狩猎圣地，也是欧洲显示优越感的地方。尽管非洲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摆脱“欧洲版门罗主义”情结的支配和影响。因此，与中国建交可以帮助非洲主动“偏离”西方预设的框架。正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
加纳的一位外交部长也说：“非洲国家领导人很赞赏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因为中国的经援优惠，没有附加条件，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有利于受援国的民族独立。这些对非洲国家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非洲对中国这样一位伟大而真诚的朋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非洲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和后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所谓的“中国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合法性，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因此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搁置。1950—1960年，美国对于有关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采取了“暂不讨论”态度。1961年在第十六届联大上，美国授意新西兰、日本等国代表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代表权是“重要问题”，必须经过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控制三分之一少数票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应有的合法权利，对美国的阻挠行径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中国的立场是：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益是早已解决、不容置疑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国主张维护并要求联合国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无理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就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不承担责任，不受其约束。第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通过发布正式声明、指派联合国机构代表、致函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等多种方式争取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此期间，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及利亚等正义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给予中国坚定支持。中国在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斗争的同时，也致力于恢复在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和权利，但都因为美国的无理阻挠而未能成功。
随着亚非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及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不断升温，中国在联合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联合国投票的形势逐渐发生转变。1965年11月，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提案时，赞成与反对票数相等。1970年第25届联大，针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也获得了多数票支持。但是，这两次投票都因未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被否决。虽然仍未能取得成功，但可以看出支持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及其盟友的阻挠越来越弱。
非洲国家大力支持中国彻底改变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针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的投票局面。尽管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国从18个增加到23个，然而在讨论过程中，美国和日本又炮制了一个“两个中国”的提案，也称“双重代表权”提案，即由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安理会席位，而联合国大会席位则继续归台湾当局，但遭到联大否决。随后，针对23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提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58张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予了中国重要的支持。这份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
非洲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问题上的有力支持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从而奠定了中非传统友谊历久弥新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在获悉联大投票结果后曾生动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极其传神地表达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热情、真诚、欢迎之意。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朋友的感激之情。这句话深获非洲国家赞赏，长期以来成为反映中非友谊的经典名言，也成了中国人民不忘非洲国家帮助的座右铭。
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政治与安全、经济与发展、社会、人权、教科文等外交活动，为推动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开始向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派出代表，包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以及国际电讯联盟等。到了1978年，中国在联合国绝大多数专门机构的席位都得到恢复。
中国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并在重要问题上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发出声音、表达立场，给联合国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重返联合国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国际事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加入使得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戏剧化的翻转，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开始为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集体发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
例如，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6届特别大会，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毛泽东主席对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说，要到联合国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为受到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第三世界摇旗呐喊。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美苏霸权地位，推动了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推动了国际秩序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1971至1978年底共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近一半是非洲国家。1971年，中国分别与尼日利亚、喀麦隆、塞拉利昂、卢旺达、塞内加尔五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分别与毛里求斯、多哥、马达加斯加、乍得等四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中国分别与加蓬、尼日尔、冈比亚等三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分别与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中国分别与佛得角和塞舌尔建交。1977年，中国与利比里亚正式建交。
中国的朋友圈、伙伴国进一步扩大。至1979年已经有4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进入了空前大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政策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
而这三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又有了进一步推进。在与中国商谈建交的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提供援助，如非洲国家希望中国派出技术人员帮助指导。为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1971—1974年，中国先后向塞拉利昂、卢旺达、加纳、多哥、贝宁、扎伊尔[现刚果（金）]、塞内加尔、乍得、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加蓬、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共计12个国家派出6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
。1971—1978年，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16年（1955—1970年）的总和增加109%，
随着坦赞铁路等大型成套项目进入全面建设时期，援助支出急剧增加。为援建坦赞铁路，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提供无息贷款9.8837亿元人民币，坦赞铁路实际造价超过贷款金额1.06亿元人民币，
超出部分由中国政府承担。
接下来的20多年来，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的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2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到中国访问300余次。中国也有多位国家领导人、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了非洲40多个国家。同时，双方还派出了大量的经贸、体育、教育、军事代表团互访。
中非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往来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改善。20世纪70年代除了中日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外，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极大改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英、中荷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
其中，中国与葡萄牙的建交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葡萄牙占据中国领土澳门数百年，并进行了殖民统治。到了1974年，新上台的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公开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1975年，葡萄牙与台湾当局断交。1976年，葡萄牙总统恩尼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建交与澳门问题进行了交谈。经过两年多的洽商，1979年2月，中葡双方在澳门地位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2月8日，葡萄牙与中国在巴黎正式交换《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澳门回归中国以前，葡萄牙政府保证严格尊重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的权利。到了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正式回归祖国。中葡建交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也是世界非殖民化斗争的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加强了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过外来的侵略与殖民。在历史情感上感同身受，在现实利益上有共同的诉求。在各自取得民族独立地位之后，合作共赢就成为大势所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真诚相待，倾心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报之以李，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重要的支持。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外交进一步打开局面，可以与更多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化和民主化。也基于此，中非双边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交往中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24日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此次“断交”可以看出台湾“金元外交”的局限性，而这也必然导致其走向穷途末路。
首先，与经贸脱钩的援助难以推动项目可持续。台湾对外援助目标极为单一，旨在保持“邦交联盟”，而发展经贸联系并不是其对外援助要实现的目标。2006年，台湾向布基纳法索投入390万美元与德国开展三方合作，以布盛产的红高粱为原料，实验生产医用酒精。该技术于2009年实验成功，而在建厂进行批量生产阶段却戛然而止。可见，不发挥援助的杠杆作用、不动员商业资金的参与，就无法以市场活力盘活援助项目、推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导致援助项目成为“孤岛”。
其次，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无法夯实双边基础。这种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模式将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局限为典型的自上而下决策行为，无法动员民间资本的参与。2015年，台布贸易额仅为1300万美元，而同期大陆与布贸易额则达到3.95亿美元。台湾仅有30家小企业在布从事商业活动，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600多家大陆企业则正在积极开展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奇迹”。这导致台湾与布方的所谓“邦交关系”一直遭到布国内的反对。一些“邦交国”貌似台湾“铁杆”，但买来的“友谊”的基础也必然薄弱。
最后，与台湾对外援助模式不同，大陆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三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从外在形式上看，中国的海外形象本身就涵盖援助、投资和贸易三个方面，外界对此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从内在功能上看，投资、贸易与援助同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三者逻辑相同、本应互相援引和调动。今年4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将更加聚焦“外援—外资—外贸”三者的有机结合，整合发展筹资资源、扩大发展成果的辐射，助推非洲的减贫和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如今，台湾只剩下18个“邦交国”，谁会是下一个与台“断交国”还不得而知，但台湾“金元外交”越走越窄则是必然的趋势。
（载《环球时报》201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