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部著作，也就是《西方图书馆史》第一卷《古希腊图书馆史》，我给它起了一个含蓄而又有些华丽的副标题：从米诺斯的档案图书馆到托勒密的世界图书馆。在本书中，我尝试追溯和详述米诺斯人、迈锡尼人以及其他地方的希腊人在存储、分类和整理他们的书写成果时所使用的方法。这些作品书写在各种类型的“书籍”上，如黏土板、陶器、羊皮纸、莎草纸、双联书写板和多联书写板等。就内容来讲，它们涉及不同的主题，既有公共档案、债务记录、农场生活记录，也有文献记录、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等，如今这些作品都存放在公共或私人档案馆中。

无论在米诺斯，还是在迈锡尼，抄写员的身份似乎总是带有某种神秘性。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是一群拥有知识和掌握了读写秘密的精英。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的名字却从未被人提及，即使在绚丽多彩的米诺斯壁画或奢华的陶瓶画上，艺术家们也从没有将他们视为人物形象的典范。这些设计和发明象形文字、线性文字A、线性文字B的抄写员和在斐斯托斯圆盘上刻印的“最早的排印工人”，【Ⅹ】注定要隐姓埋名。或许，他们的身份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秘密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晓，时至今日，象形文字和线性文字A依然没有被破译。尽管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与近东各国家，特别是埃及，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与米诺斯和迈锡尼不同，近东各国家的抄写员却享有较高的声望。因此，可以引用埃及流传的一段诗歌向开弗提乌（Keftiu，埃及人对克里特人的称呼）的抄写员致敬，这段诗歌表明了抄写员在当时的埃及所享有的盛誉，他们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

在神之后时代的全智抄写者，那些预言成真的人。他们的名字将永垂千古……他们将永远活在他们所书写的著作和他们的学说中。

在迈锡尼时代的某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字母发明）期间，荷马通过吟唱传诵众神降临到人类各民族身上的灾难，使后世了解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史实。但在荷马所有的诗句中，从来没有提及过任何关于抄写员的组织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同时，他对“文字写作”这种形式，呈现了一幅魔鬼撒旦式的形象：杀死了喷火怪物的喀迈拉（Chimaera）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on）被送到了吕西亚国王那里，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封信中写着“具有致命意义的符号”——这封信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死刑判决书。荷马创造了“口述传统”，即人类和神灵在特洛伊城墙下的平原上进行的战斗，以及英雄与大自然的力量抗争，历经几个世纪的不断增益和修改，催生了两部伟大的史诗，【Ⅺ】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使人们认识到，口述史诗必须建立在固定的书面文本之上；还有一个就是，要建立公共图书馆。

荷马的崇拜者，即那些被称为“荷马里德”（Homeridae）的游吟诗人，在诗歌中歌颂亚加亚人和特洛伊人的伟大功绩。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初，人们组织了一场竞赛，这场竞赛是泛雅典娜节开始阶段的一部分。比赛中，那些游吟诗人要根据一个固定的文本进行朗诵。这一创新归功于梭伦，他为庇西特拉图建立第一个雅典公共图书馆铺平了道路。然而，科罗封的游吟诗人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在他的哀歌、讽刺诗和叙事诗中对史诗的道德基础进行了批判，他谴责诗人对神的拟人化描述，他也是第一个对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论希腊神话进行公开批判的人，并敦促希腊人承认“神即宇宙”。克塞诺芬尼是个虔诚的游吟诗人，他不但吟唱别人的诗篇，自己也会创作诗篇，由他所引发的冲突使希腊社会一分为二。而柏拉图则彻底摒弃了诸神之间彼此争斗的想法，实际上，他已经把荷马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了。

游吟诗人时期，在意大利南部发动了一场新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涉及与生死有关的秘仪（奥菲斯被视为神谕），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关于这些秘仪的过程已经以固定的形式书写成文字。刻有埋葬仪式文字的著名的金制餐具（deltoi）、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口述传统和“自然哲学家”的著作，最终被汇集成一个神圣的文本集，并在雅典被人们广泛阅读。赫拉克利特在以弗所的阿耳忒弥神庙里存放了一本他的《论自然》（ On Nature ）的抄本；据说斐瑞居德从《腓尼基人的秘密书》（ the secret books of the Phoenicians ）中获得了大部分知识，他把自己的著作遗赠给了米利都的泰勒斯；【Ⅻ】柏拉图用叙拉古的狄奥尼修一世（DionysiusⅠ）资助给他的钱，购买了由菲罗劳斯编辑的毕达哥拉斯的“未成文的学说”。

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在雅典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养成了阅读习惯，在此之前，这种阅读习惯是没有的。起初，有许多人拒绝建立学术书籍图书馆，他们认为这毫无用处，并强烈反对整个想法。据说毕达哥拉斯述而不作，因为他更相信口述思想的力量。尽管毕达哥拉斯只是不太信任书面文字，并暂时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是柏拉图却更往前走了一步，他经常列举他反对书籍的诸多理由。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断言：“宇宙之父和造物主是无法发现的；即使我们找到了他，也不可能把他告诉所有人。”在《斐德罗篇》中，他讲述了一个埃及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使用书写“会使学习者的灵魂产生忘性，因为他们不会再利用自己的记忆力。他们只会信任在头脑之外写下的文字，而不是自己的记忆。”他说，文字就像一幅图画，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却并不能回答问题，因此它只是一个虚假的形象。柏拉图对书籍的反对，可能源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书籍的态度，但是，它并不能避免拜纳姆（David E. Bynum）所说的，“一个可怕的战士走近时的骚动，首先被高大的树木听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智者征服雅典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场景。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以书籍的形式存在”（Le monde est fait pour aboutir à un beau livre），马拉美（Mallarmé）这句老掉牙的警句，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完全合适的。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智者从希腊世界的每个角落蜂拥而至，并且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和学术方法。他们开始的做法是，通过教授诡辩术（deinon poiein legeni）来赞美他们自己的品质和知识，【ⅩⅢ】他们能够保证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苏格拉底驳斥阿那克萨戈拉关于“心灵”（nous）方面的著作《论自然》（ On Nature ），并嘲讽道，阿那克萨戈拉的书如果能在市场上以每本一德拉克玛的价格买到的话，那就没有多大价值了。而柏拉图在他的学园中特别提到了他所指称的“学园之灵”，也就是他最聪明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公开阅读完哲学作品之后，就相当于出版了这部作品。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写作中记录哲学家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促进科学学术发展，必须要通过书籍的方式才能实现。最终，亚里士多德压制住了反书籍派的声音。亚里士多德本人有很多藏书，他还让吕克昂学园的学生编辑关于自然现象、人类存在和人类行为的记录和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号召下，这些学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关于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他的书籍的命运看起来更像是一部虚构玄幻的小说而不是事实：这些书籍最初被遗赠给塞奥弗拉斯特，随后落到了涅琉斯手里，大约两百年后，又被一位自命不凡的庋藏者买下。这位庋藏者对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书籍做过修订，这种修订是在非常不理想的状态下做的。苏拉征服雅典后，这些书籍作为战利品被带回到罗马。在罗马贵族的别墅中，西塞罗第一次有机会阅读亚里士多德教学著作的原稿，他不断地向他的朋友阿提库斯表达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钦佩之情。当西塞罗沉浸在哲学家的思绪中时，他创作了《霍滕修斯》（现已遗失）这部作品。圣·奥古斯丁承认正是西塞罗的这部作品使他的信仰发生了转变：“这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ⅪⅤ】我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微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奥古斯丁《忏悔录》III.4.7）

亚里士多德曾为亚历山大大帝编辑校订过荷马的《伊利亚特》（casket edition这个版本称为“神珍本”），这可以被视为是马其顿征服者热爱书写传统和相信书籍传播知识力量的象征。正是亚历山大将东方文明中世俗的和神圣的著作翻译成希腊语的计划，才萌生了要建立一个综合性图书馆的雄心勃勃的想法。这个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希腊的所有作品，而且包括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据说由琐罗亚斯德所作）到与迦勒底国王相关的早期传说和历史故事。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他给亚里士多德寄回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供其写作《158个城邦的政制》（对希腊半岛的158个城邦进行考察）。亚历山大在中东的图书馆里搜寻了成千上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这些图书馆包括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图书馆和巴比伦著名的皇室图书馆（巴比伦城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都城）。因此，一定是亚历山大在托勒密一世的心中播下了要建立世界图书馆的第一颗种子。

创建世界图书馆的想法完全符合我们所了解的亚历山大的性格和抱负，正如他在奥皮斯演讲中所表达出来的那样。一定程度上讲，要建立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几乎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很多东方大型图书馆中的藏书是用未知的语言和文字写成的，并且这些书籍中的内容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巴比伦尼亚、犹太地和埃及）。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清晰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ⅩⅤ】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试图用希腊语，即当时的通用语来传播东方民族的文化智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的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附带效应，如犹太教开始大范围地传播，还出现了很多希腊语的犹太文学作品。虽然这种文化互动对亚历山大支离破碎的帝国及其多种族社会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进行评估，但在对许多神圣作品的诠释中，这种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举个例子，犹太神秘哲学家将《创世纪》第一章中的那句名言，即“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解释为：上帝命令的魔力来自于其所组成的字母。而创作于公元6世纪的《创造之书》（ Sefer Yetzirah ），则揭示了以色列人全能的上帝借助于从1到10这十个基数词和字母表中的22个字母创造了宇宙。把数字作为创造工具的假想，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以及数个世纪之后杨布里科的理论）。但是，把创造宇宙的角色归于字母表中的字母，意味着试图强调《圣经》在教义上的权威和防止受到挑战的任何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托勒密·索特尔及其继任者托勒密·菲拉德福到克里奥佩特拉时期，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我们不得不考虑与幻想和传说交织在一起的事实证据之网，以及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永恒象征的地位。托勒密王朝，凭借着它们取之不竭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程，即为这个世界图书馆获取有史以来的所有著作的抄本，【ⅩⅥ】这样也激活了整个已知世界的书籍市场。这个项目包罗万象，这自然地会让人想起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和他对阅读材料的贪婪：塞万提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读成“从街上捡来的纸屑”，同样，托勒密人也很乐意购买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篇伪造的、抄袭的或与原文有出入的文本。托勒密人甚至颁布了法令，每艘驶入亚历山大里亚港的船所载的每一本书都要交给他们：他们会把这些书抄完，将原本留下，然后将抄本归还给船主。

“对我们来说，每一本书（用任何语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是神圣的”，这很可能是托勒密世界图书馆的箴言，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藏书热情和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证据得到证明。图书馆中的藏书包括成千上万卷的莎草纸卷和体现已知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如佛教的木制“书籍”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的大型泥板和祈祷碑。

关于这座史无前例的“世界图书馆”的传说比比皆是，据说那些与这座图书馆有关的文人墨客和普通工作人员，还有那些著名的学者，他们统统都被关在这座“鸟笼”般的宫殿里，在没有获得官方正式允许之前，不得离开。传说这座图书馆被烧毁的原因可能与凯撒的疏忽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哈里发奥马尔的武断——奥马尔相信他自己遵守了《古兰经》中神圣的禁令。但历史证据表明，这两个版本都不符合史实。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探究这座世界图书馆的最终命运，不如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创建这座世界图书馆的想法——【ⅩⅦ】这一想法是通过托勒密王朝和许多其他君主的努力而实现的，特别是欧美尼斯二世埃庇芳尼和塞留库斯一世尼迦妥（Nicator）——他为书籍在传播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亚历山大倡议的最终结果是“世界图书馆”的建立，这座图书馆收藏有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书籍，这些书籍代表了一个知识的金字塔形的结构，其“经线”是雅典的古典传统，“纬线”是东方的楔形文字，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创造了一本“宗教”的书，一本神奇的书。它是唯一留下来的纪念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本书就是这个世界！

康斯坦蒂诺斯·斯塔伊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