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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9年后的《鸟》（第1288行）中提到的“坏”书，是公元前5世纪最后几十年雅典盛行的讽刺对象的典型。阿里斯托芬向我们展示了年轻人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鸟一样去赶上最新的新闻：“然后他们向布告猛扑过去，最后吞食下了法令。”阿里斯托芬被大量不分青红皂白地抄书行为所困扰，在《蛙》（第1083行）中，他挖苦地评论说，雅典突然“挤满了工作人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告诉雅典人，在私人阅读和讨论中，书籍的形式也是有用的。阿里斯托芬将智者的作品和戏剧的书写文本做了鲜明的区分。他相信雅典人永远不会有陷入无知的危险，因为剧院经常有军人和受过优良教育的“能理解正确观点的读书人”（《蛙》,1114行）光顾，言外之意是大多数观众都带着书籍来到剧院。在其他地方（《蛙》, 52 ff），当他描述狄奥尼索斯在船上独自安静地读书时，他又提到了专心好学的读者的形象。
【91】不以比赛表演为目的而写的剧本，可能是为了营利或是为了宣传才以书的形式出版。尽管悲剧表演是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它们的文本却是文学批评家和哲学批评家的“猎场”。在阿里斯托芬的《蛙》中，埃斯库罗斯批评欧里庇得斯的《安提戈涅》中的两行文字，因为它未能准确描述俄狄浦斯的命运。
如果没有可供查阅的书面文本，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个错误的，因为它不是这种类型中的唯一案例。无论如何，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悲剧作家确实有私人图书馆。在《蛙》一书中，阿里斯托芬嘲笑欧里庇得斯的书本知识，嘲笑他拥有精美的藏书室和雇用了一位私人的抄写员。出版商 [76] 对欧里庇得斯进行讽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仅参加了阿那克萨戈拉的讲座，更糟糕的是，还参加了普罗泰戈拉和普罗狄科的讲座。
有一个关于阿尔基比亚德和他对书籍的渴求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阿里斯托芬的时代是很流行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故事肯定一直存在于通俗文学中，因为它在公元2世纪阿里安的《历史杂记》中重新露面。在阿里安同时代的朱利乌斯·波吕克斯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个故事，朱利乌斯·波吕克斯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古希腊的爱书者和书商之间的密切关系：“阿尔基比亚德是荷马的伟大崇拜者。有一天，他进了一所学校，要了一本《伊利亚特》（大概是他已经预订的）。当校长告诉他没有荷马的作品时，他狠狠地打了校长一拳，然后走开了。”人们推断校长是靠抄书挣外快，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完成所做的工作而挨打的。【92】阿尔基比亚德称他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并嘲笑说他的学生注定会和他一样。 [77] 公元前410年左右，阿里斯托芬与阿尔基比亚德发生了争吵。很可能是阿里斯托芬将这个故事传播开来，以此证明总是被他指责的阿尔基比亚德的自私贪婪，就像在“ Tagenistai ”中那样。 [78]
·阿尔基比亚德
阿里斯托芬所传达的东西，胡尔穆齐亚迪斯在一部“年代剧”中进行了重新创造，他生动而富有想象力地再现了苏格拉底时代戏剧表演的气氛，这种气氛是通过一个名叫安瑟莫克里特的雅典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呈现出来的。 [79] 需要补充的唯一一点是，在他从宁妇仙女山下到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路上，安瑟莫克里特很可能遇到了一些流动的商贩，其中包括一两个卖书的人。前面我们从《蛙》（第1114行）中引用的那段话证实了经常爱看戏的人，确实有可供阅读的戏剧作品，但对于如何将这些文本作品投放市场的过程，人们却一无所知。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戏剧上演的过程中，如果事先没有做一些相当彻底的功课，对文本的理解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要听懂对话，就需要大量的练习。其中所使用的标点符号是不太正式的；词语之间仍然没有被空格隔开；重音系统可以更容易地分辨出一个单词的结尾和下一个单词的开始，但是，直到很久之后的希腊化时期这种系统才被设计出来。在戏剧的书面文本中，没有什么可以表明哪些台词是由哪些角色说的——虽然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很不寻常——通常，说话人改变的唯一标志是在台词开头加一个破折号或冒号。同时，因为粗心的抄写员反复地抄写，更加加剧了这种文本的混乱性，比如米南德唯一幸存下来的手稿《恨世者》就属于这种情况。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