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伟博士的译著《古希腊图书馆史》《古罗马图书馆史》等讲述西方文明中图书馆历史的系列图书出版在即，邀我作序。我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与文化有些研究，亦深感近年来该研究领域新著迭出，故欣然命笔，写下些须文字，充为小序。

我与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斯塔伊克斯（Konstantinos Sp. Staikos）先生有过实际的合作。2015年3月，斯塔伊克斯先生到访清华大学，我有幸与他促膝长谈。这次短暂交流的直接成果是我于当年翻译了他的专著《书籍与理念：柏拉图的图书馆与学园》（ Books and Ideas: The Library of Plato and the Academy ,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13），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我去雅典访问，有幸得到帕夫洛普洛斯总统（Πρoκόπης Παυλόπoυλoς）的接见。我把这本译著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总统先生。2019年11月12日，我接到斯塔伊克斯先生的邮件。他说：“亲爱的王先生：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访问雅典期间，希腊总统把中文版的《书籍与理念》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主席先生，我们用手工技艺把这本书重新做了装潢，用了羊皮纸作封面，书名烫了金字。”看到自己所做的学术工作能起到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互信的作用，我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

我是刘伟博士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合作导师（2015年9月—2017年7月）。刘伟博士后来去雅典访问，结识了斯塔伊克斯先生。斯塔伊克斯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著有六卷本的煌煌巨著《西方图书馆史》（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 vol I-VI,Athens,Oak Knoll Press , 2004-2014）。刘伟博士出于对希腊古典学的浓厚兴趣，承担了翻译这些著作的重任。

我们在大学里工作，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与文化是我们的职业，更是我们的志业。我们知道，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希腊、印度等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领袖，在中国有老子、孔子，在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其所属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向。他们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的思想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和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加强中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与希腊同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范，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这两种古文明发展到20世纪中叶，都面临着复兴本民族文化的重大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希腊可以互为镜鉴，可以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促进本民族文化的转型与更新。中希文化交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中希文化交流是文明互鉴的典范。中国与希腊建交49年来，两国人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希腊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新时代实现了全面互通，展现出中希两个伟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古老、灿烂、伟大的文明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希两国人民对自身丰厚的文化根脉倍感自豪，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倍加珍惜。中国和希腊积淀千年的智慧孕育了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主张。双方发挥各自文化底蕴优势，共同打造不同文明以及各国人民和谐共处之道。

中希友好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中国和希腊都坚决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认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而会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今中国开放、进步、发展的事实，中国都有力回击了“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这样的理念，人类前进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人文基础学科研究是人文交流的前提。中国学术界要通过深入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不同文明和国家包容互鉴，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为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刘伟博士这些论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是为序。

王晓朝
2021年7月5日
于浙大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