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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过，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之间存在斗争的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早就叙述过这些问题了，他所加上的新的内容就是：“（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不是太多，对“过渡”时期的论述就更少了，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涉及这两个大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马克思的另外两本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本书仅对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即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命题作一必要的解释。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提到了三个非常明确的概念：阶级、等级和阶层。很多人在解读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马克思分别谈到阶级对立、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的时候，这三个概念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是用的同一个词语，即便从德文原版、英文原版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并不是同一个词汇。但是，如果从文章的内容上来看，阶级、等级和阶层这三个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当他们论述到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的时候，就认为资产阶级“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
，又提到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第三等级”，而且还说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据此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刻意区分阶级与等级、阶层这三个概念。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众所周知，阶级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西方，深入研究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大学者也代不乏人，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为不同的。例如，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所有的著作当中都把等级和阶级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而是“有时把等级群体包括在阶级中，有时又在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进行了区分”
。实际上，在解释这一问题的时候，埃尔斯特本人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他只是说怎样解释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不同的文本尚不清楚。不过，从埃尔斯特的前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的得出明显是受到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认为，阶级纯粹是受经济因素决定的，而等级群体则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评价——对荣誉的评价——所决定的，属于某个等级群体的人会被要求遵循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等级群体的形成又必然伴随着某种身份特权——“对观念、实物或机会的垄断”
。由此出发，马克斯·韦伯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代的祭司、贵族、农民、骑士等都划归为身份等级这一范畴之下，虽然他也承认财产和经济状况（如上所述，这构成了阶级的决定性因素）对一个人的身份等级状况影响很大。另外，国内有学者认为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很少使用“阶级”（class）一词，而是使用“等级”（estate）一词，但后来，马克思不再使用“等级”一词了，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阶级这个概念一般化为分析共产主义之前的一切社会的基本方法，即我们所熟知的阶级分析法。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没有将古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身份等级群体排除在阶级这一概念范畴之外呢？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阶级、等级这两个概念不作严格区分的背后是否还蕴含着更为重要的理论含义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阶级贯穿于从古代、中世纪到近现代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当马克斯·韦伯和其他西方学者在阶级与身份等级之间进行区分的时候，其理论含义往往是否认阶级的概念在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时所必须加以注意的。
《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定义“阶级”这一概念。在1919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这篇文章中，列宁从阶级的本质、划分标准和基本特征这三个方面给“阶级”这一重要概念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不难看出，列宁所给出的这一定义紧紧抓住了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础性概念，这就把阶级概念放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内，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始自列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划分为什么样的阶级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的，因此，划分阶级的标准就在于由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处于其核心的地位，由此推断，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一个社会当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划分阶级的时候，财产的种类和数量上的多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划分标准，他说：“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将阶级对立简单地理解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别，虽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普遍处于极为贫困的生活状态之中。否则的话，当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高了之后，就比如生活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工人，他们如何还会被理解为是穷人呢？又如何还会被看作是工人阶级呢？所以说，阶级的本质及其属性不能仅仅从财产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寻找
。
既然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这种阶级对立是否在任何时代都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多次提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之外，他们至少还提到了以下四种对立形式：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很明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可以划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而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可以划归到中世纪封建社会当中，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则代表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阶级划分
。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贯穿于至今一切社会历史的始终这一说法就有了更为具体的着落。阶级划分的标准就在于一个社会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那么，从更深层次上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对立关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过去各个时代所共有的事实，而这种剥削和压迫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存在，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过去的各个时代都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者），被统治阶级（受压迫者）则往往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因此，私有制的存在是阶级和阶级对立形成的前提。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加了一个注，解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恩格斯指出，随着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并彼此对立的阶级。
正是从阶级对立的形式不同这一论点出发，才引申出了《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成长过程的阐述。
恩格斯曾经明确定义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可见，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区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才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成为可能。
《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解释资产阶级的起源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随后，《共产党宣言》中又提到，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承接着这一思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
恩格斯之所以特别点出行会
师傅这一阶级，是因为他看到了封建社会中的手工业和小作坊与现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联。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由手工小作坊到现代大工业这一转变，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它解释了资产阶级的产生渊源，否则我们很难明白资产阶级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手工作坊和现代工业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是因为他们从这两者身上发现了一个共通的概念——生产力。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简单地作一类比，手推磨对应的是手工作坊，而蒸汽磨则对应的是现代机器大工业，它们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是技术革新以及相伴而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带来了生产关系上的巨大变革——行会师傅变成为了资产者，帮工和短工则相应地变成为无产者。这一过渡的完成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明白了资产阶级的起源之后，无产阶级的起源也就不难理解了。问题是，无产阶级是不是只有“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这一个来源呢？如果不是的话，还有哪些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呢？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巴特曾经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过批评，他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桑巴特认为，实际上，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中间阶级始终是存在的，他举了俄国的例子，“在那儿（很渺小的一群工业无产阶级）另有4/5是农民和那‘无产阶级’没有一点关系”
。桑巴特的这一批评实际上攻击的是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学说，也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底存在着哪些阶级。很多西方学者都曾经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提出过批评，不过，所有这些批评都是基于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误读，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或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别的不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谈到了两点：第一，无产阶级的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为根本的组成部分，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在竞争中破产的或者被淘汰掉的小资产阶级也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当中来了，也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员；第二，阶级对立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原话是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思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尖锐了，而桑巴特所说的中间阶级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分化了——要么加入到资产阶级的行列，要么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中间阶级的存在，只不过与桑巴特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以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桑巴特列举了俄国的例子，虽然表面上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前提，那就是当时的俄国还并没有达到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阶段，因此并不能用来作为反驳马克思理论的例子。另外，即便谈到农民的问题，也依然不能成为批评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突破口，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今天，这一历史进程一般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化”，当然对城市化的研究如今正方兴未艾，相关的文献数不胜数。不过，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却没有今天这样光鲜，因为与之相伴随的是“羊吃人”运动——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农民，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涌进城市，成了工厂主的雇佣工人，而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大阶级——新兴地主，新兴地主靠地租维持生活，他们与资本家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食利阶级，共同瓜分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总之，大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大城市的兴起，与之相应的则是农民进入大城市，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当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于1884年3月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称农民和小资产者为“正在灭亡的阶级”
。桑巴特忽视了马克思对这一动态过程的描述，因此，他对马克思的批评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