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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宏观视角入手。首先，本文采用了法律可被视为知识体这一理论。尽管有多种方式可以为这一理论出发点辩护并加以证实，但出于本文目的的需要，在此引述彼得·伯格（Peter Burger）和汤姆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观点，认为社会生活伴随着建构“……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现象”。 [1] 伯格和卢克曼的理论主要是将人类在儿童时期学习并意识到的无数现象看作是培养基本现实感（basic sense of reality）的基础，但是他们也讨论了法律等更专业的社会现象。我们使用“知识”这一术语来表示我们对法律这类现象的认识，并将其定义为“……那种认为这些现象是真实并具有特殊特征的确定性”。 [2] 为此，本文将法律看作一种知识体，只不过是指我们观察到人们倾向于将一种事物的存在称之为法律，而从法律中我们可以了解事物。可能这种说法听起来无关紧要，但是这一理论出发点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经久不衰的关于法律性质的概念辩论。不管人们是法律实证主义者，还是自然法思想家，抑或是德沃金主义者，最终我们很难否认这一事实：法律是一种关于哪些规范和决策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知识客体。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法律知识是交流互动（或话语）产生的结果，即交流互动的参与者意识到某些法律的表述是正确的、必要的或有效的。这一视角可能与“语言学的转向”有关，（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和福柯认为，语言使用（language-use）构成了而不是代表了现实。 [3] 具体地说，语言使用建立在符号学的观点之上，而符号学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以符号为媒介（mediated），对符号的解释会增加之前并不存在的东西。正如皮尔斯（Peirce）指出， [4] 这就为超越逻辑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发展敞开了大门。皮尔斯认为人们对讨论的任何内容的解释性本质都伴随着诸多思维模式（thought-patterns），而这些思维模式允许人们将新信息纳入讨论的话题之中。换句话说，皮尔斯敦促我们对发现新事物保持敏感，这种发现并不一定遵循普遍接受的推断形式（forms of inference）。柯文尔森（Kevelson）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法律中， [5] 从理论的角度认为法典是符号——解释的对象，其功能由上下文和解释者的目的所决定。柯文尔森强调，法律推理本质上是开放的，“描述法律话语如何发展的过程，其中就包含作出新判决以及由此形成新法律思想的持续行为（continuing action）”。 [6] 自此之后（即1988年），大量的出版物通过分析实务人员在具体案例的决策过程中的话语行为来解释作为知识体或作为意义网络的法律发展。 [7]
一般说来，这种话语行为可以称之为“实践话语”。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将其描述如下：
在这里法律推理被理解为一种语言活动（linguistic activity），出现于从法庭到教室等不同的环境中。从更为准确的定义来看，这种语言活动主要关注规范性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的正确性。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这种活动“话语”（因为它主要关注规范性表述的正确性）称之为“实践话语”。法律话语就是普通实践话语的特例。 [8]
根据阿列克西的观点，法律话语的特殊性在于它受到某些其他辩论规则和形式的控制。例如，主要的规范性前提是固定的，是从某些常见的且为人所接受的法律来源中得出的。此外，某些权力机关因授权而可运用这些具有拘束力的规则。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法律话语固有的实践本质，所以它还容易受到一般实践理性理论的影响。
就法律话语所考虑的规范性表述的正确性标准而言，本文采用了一种务实的方法，并不预设法律正确或有效的元标准（meta-standard）。因此，法律发现并不是产出与某种“本来就有（out there）”的事物相对应的表述，而是产出一个语言使用者社区认为正当的（warranted）表述。这就意味着，若从收集支持抗辩的观点来看，法律实务人员在成功提出一个规范性表述的那一刻，他们就为法律知识体做出了贡献。当法官认为他们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一刻，他们对法律知识体的贡献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并非只有指定的官员有权使代理人对法律知识体做出贡献。任何对法律推理线索的支持都可以对其结论产生某种“观点的认同（adherence of minds）”，反过来这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生产。 [9]
[1] .Berger, P.L., and Th Luckmann.199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p.1.
[2] .Berger, P.L., and Th Luckmann.199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p.1.
[3] .Foucault, M.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 -theon Books.60 Wittgenstein, L.1958.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Oxford: Basil Blackwell.First Published in 1953.
[4] .Peirce, C.S.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ited by C.Hartshorne, P.Weiss， and A.Burk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Kevelson, R.1988. The law as a system of signs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pp.11-12.
[6] .Kevelson, R.1988. The law as a system of signs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p.12.
[7] .例如Bruno Latour在对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研究中分析了他提出的“法律的通过”（passage of law）或“存活时刻”。参见Latour, B.2010. The making of law .An Ethnography of the Conseil d' Etat.Cambridge/Malden MA: Polity Press。Wagner等人在一本文集中探讨了含义是如何在法律解释中建构的，可参见Wagner, A., W. Werner, and D.Cao（eds.）.2007. Interpretation,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Collected papers on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ory, adjudic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ordrecht: Springer。Tessuto等人更多借助了语言学知识，探讨了法律话语和社会实践的建构，可参见Tessuto, G., V.Bhatia, G.Garzone, R.Salvi, and C.Williams（eds.）. 2016. Constructing legal discourses and social practices: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Potts和Kjaer研究了前南法庭中法律推理的合法性建构，可参见Potts, A., and A.L.Kjaer.2016.Constructing achie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CTY）: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29（3）:525-555。Lianne Boer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法律知识建构和国际法的权威性问题，可参见Boer, L.,2017.International law as we know it.Cyberwar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hip.Dissertation,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8] .Alexy, R.1989. A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 The theory of rational discourse as theory of legal justific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14-15.
[9] .Pavlakos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推理是知识的来源。Pavlakos, G.2007. Our knowledge of the law . Portland/Oxford: Hart Publishing, pp.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