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旅游影响感知比较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西江苗寨与肇兴侗寨为例

本节研究了贵州省黔东南西江苗寨与肇兴侗寨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问题。通过对西江与肇兴两地的案例研究发现，两地的旅游发展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3个方面产生了积极与消极影响。西江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整体感知度较高，内部分化较小；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整体感知度较低，内部分化较大。在旅游地居民类型方面，西江有五大类型，肇兴有六大类型，增加了憎恨者类型。要推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规范旅游流；提高旅游吸引力；扩大旅游承载力；加强制度创新；促进旅游利益主体的旅游参与；改善旅游利益主体对旅游的认知等。

旅游的发展会对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被当地居民感知，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相关研究虽然较多，但关于贵州省，特别是黔东南的案例研究较少，很少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待旅游影响和居民感知的影响因素与对策。本节以西江与肇兴为例，探讨贵州黔东南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与对策。

2.2.1 西江苗寨与肇兴侗寨简介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雷山县东北部，距县城36 km，海拔833 m。根据西江“子父联名制”推演，如今已有600年的历史。西江村原为分开的平寨村、羊排村、东引村和南贵村，2006年10月并为西江村。西江村现有1 288户居民，共5 120人，苗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99.5%，是中国最大的苗族古寨，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西江千户苗寨1982年被省政府列为全省乙类农村旅游区；1987年被列为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9年被列为全省重点保护与建设民族村镇；2006年，苗族刺绣、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苗族古歌和苗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等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7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获得中国乡村旅游“飞燕奖”、最佳民俗文化奖和“最佳景观村落”荣誉称号；2008年，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召开后，西江旅游飞速发展；2009年游客量达64.65万人次，景区门票收入达1 201.02万元，旅游收入达1.4亿元。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境内东南部，距黎平县城68 km，侗寨始建于1160年，距今860多年，有居民795户，共3 759人，包括上寨、中寨与肇兴村，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誉。1993年贵州省文化厅将肇兴命名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1999年10月，肇兴被列为全省13个近期重点建设的民族村镇之一；2001年，肇兴侗寨鼓楼群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03年10月，肇兴侗族文化保护区被列为全国首批十个民族民间文化重点保护工程试点单位；2005年10月，肇兴侗寨在《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一；2007年6月，肇兴侗寨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肇兴侗寨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文化艺术之乡”；2009年游客量达6.3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41.52万元。

2.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实行7分制（7分——完全同意，6分——很同意，5分——比较同意，4分——中立，3分——比较反对，2分——非常反对，1分——完全反对），对居民进行48个旅游影响项目的调查。问卷调查时，结合访谈法调查居民选择每个调查项目选项的原因。此外以观察、地方统计资料等手段收集各种资料。问卷的分析与处理，主要运用SPSS软件的描述统计与因子分析方法，采用系统论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与对策。

2.2.3 基于居民感知的西江苗寨与肇兴侗寨旅游影响状况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79份，其中西江288份，肇兴291份，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2.8，得到西江与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基本情况见表2.9。

1）西江与肇兴旅游影响的总体状况

从上述情况来看，西江与肇兴的旅游发展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3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与消极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旅游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同时也抬高了物价，居民普遍反映生活成本升高。在社会文化方面，旅游对建筑物与文物保护、民间工艺发展、文化优越感的提升、地方形象的维修、思想观念与意识提升等有积极影响。同时旅游导致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平现象、文化商业化、居民模仿游客行为、外来文化入侵等消极影响，而在色情业与性开放、吸毒与赌博、社会冲突与犯罪、道德水准下降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都不显著。在生态环境方面，西江与肇兴的得分最为接近，而且都对景观与环境卫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垃圾、拥挤度、噪声等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总体上来看，旅游对二者的积极影响都大于消极影响，旅游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正面的，支持度都很高。这与国内其他案例的研究结论大体一致。

当然二者也具有一些差异。总体上来看，肇兴各个调查项目的得分要比西江的低，说明肇兴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度低于西江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度，旅游对经济方面影响的差异较为显著，但对物价、旅游收入外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却大致相当。这说明肇兴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成本较高，但经济效益却低。同时，与对经济的积极影响相比，肇兴对本地形象、经济发展、民间工艺发展、建筑与文物保护、思想观念、经济意识、环境卫生与景观的改善等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而西江各方面的旅游影响显得更为均衡。

2）西江与肇兴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主导因子的差异

运用SPSS17.0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采取主成分方法抽取因子，抽取基于特征值大于1，分析方法为相关性矩阵，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对西江与肇兴旅游影响项目进行分析，抽取西江与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主导因子。

西江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主导因子可归纳为5个：一是社区利益因子，反映了旅游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综合积极影响；二是社区代价因子，反映了旅游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消极影响，如物价提高、文化商业化产生、垃圾较多等；三是社会文化效益因子，着重反映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如文化保护的加强、思想观念的改变、妇女地位的提升、地方形象与文化优越感的提升等；四是社会文化成本因子，着重反映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如文化商业化严重、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冲突与犯罪增加、道德败坏；五是生态环境效益因子，着重反映了旅游对目的地生态环境与景观的积极影响，如生态环境与景观。

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主导因子可归纳为7个，除了西江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中的社区利益因子、社区代价因子、社会文化效益因子、社会文化成本因子，还包括另外3个因子：一是经济利益因子，部分居民非常看重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二是经济成本因子，旅游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如物价抬高与旅游收入外流；三是生态环境成本因子，主要表现为旅游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垃圾增加、污染加剧、噪声污染等。

3）西江与肇兴居民的类型划分

运用上述的因子分析方法，把西江居民与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旅游支持度、旅游参与度、生活满意度3个因子结合起来，抽取划分西江居民与肇兴居民类型的主导因子。本节根据抽取划分了西江居民类型的14个因子（解释量达73.973%），合并为五大类型：热烈的支持者、理性主义者、顾虑者（中立者）、乐观主义者、反对者；根据抽取划分的肇兴居民类型中的12个因子（解释量达70.482%），合并为六大类型，增加了憎恨者类型（表2.10）。

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来看，肇兴为41.3%，西江为50.3%，肇兴较低。从对旅游的顾虑来看，肇兴为12.6%，西江为15.4%，二者大致相当。从对旅游的乐观程度来看，肇兴为6.4%，西江为12.6%，西江远高于肇兴。从对旅游的反对程度来看，肇兴为16.5%，西江为8.6%，肇兴反对旅游的肇兴居民占肇兴居民的比重较高，其中憎恨者比例达5.8%。这一点与国内其他旅游地有所不同。国内除南岳古镇、敦煌、皖南古村落等旅游地外，大多数旅游地未出现旅游的反对者，而出现旅游反对者的旅游地仅有3个，其旅游发展阶段与水平都较高（表2.11）。西江与肇兴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出现了旅游的反对者，肇兴更是出现了反对较强烈的憎恨者。

2.2.4 结语

通过对西江与肇兴两地的旅游影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江与肇兴的旅游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3个方面都带来了积极与消极影响。总体来看，二者的旅游积极影响都大于旅游消极影响，旅游影响主要是积极正面的，居民旅游支持度都很高。西江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整体感知度较高，且内部分化较小；而肇兴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整体感知度较低，但内部分化却较大。在旅游地居民类型方面，西江有五大类型：热烈的支持者、理性主义者、顾虑者、乐观主义者、反对者；肇兴有六大类型，相比西江，增加了憎恨者类型。尽管产生旅游影响的因素错综复杂，却不外乎五大因素：旅游流、旅游吸引力、旅游承载力、旅游制度与旅游利益主体，客观的旅游影响是五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居民在各自的认知模式下对客观的旅游影响进行主观感知，生成主观的旅游影响。因此，要推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从5个方面着手：①规范旅游流。要规范旅游流的流量、时空分布、旅游者行为等。②提高旅游吸引力。加强旅游产品、旅游交通与各项旅游服务的建设。③扩大旅游承载力。除了提高旅游产业供给能力，推动目的地社会文化发展，扩大社会文化承载力，同时要加强环境保护，培育生态环境承载力。④加强制度创新。其中心是要思考如何由目前的政府治理、外地资本治理逐步走向以地方为中心的社区治理，赋予社区权利，激发社区活力，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⑤促进旅游利益主体的旅游参与，改善旅游利益主体对旅游的认知。

参考文献

[1]刘敏，孟海霞，冯卫红.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比较研究：以山西晋祠旅游区和武乡红色旅游区为例[ 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0（2）：122-126.

[2]黄洁，吴赞科.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以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长乐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3，18（6）：84-89.

[3]苏勤，林炳耀.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J].地理研究，2004，23（1）：104-114.

[4]谌永生，王乃昂，范娟娟，等.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研究：以敦煌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2）：73-77.

[5]杨兴柱，陆林.城市旅游地居民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以中山市为例[J].城市问题，2005（2）：44-50.

[6]刘喜梅，卢润德，潘立军.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南岳古镇居民类型划分[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8）：12432-12435.

[7]张文，何桂培.我国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J].旅游学刊，2008，23（2）：72-79.

[8]卢松，张捷，唐文跃，等.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29（4）：67-73.

[9]张兴华，韩宝平，史春云，等.基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居民类型划分：以周庄古镇为例[J].淮海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3）：63-66.

[10]卢松，张捷，李东和，等.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8，63（6）：646-656. KSqjK6QsQ5eWJxXdHbPuZB35CfXzgBblJUEUKq77kOV+ocfFki7x+x8tkGtk/D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