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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了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现状，分别从旅游者、旅游地社区、旅游业以及地方化与全球化互动的视角总结了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主要进展，评述了旅游者类型、旅游凝视、旅游者表演、旅游者阅读、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区响应模式及各种理论解释、文化环理论、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等在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的贡献与不足，并指出了近年来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具有重视旅游地的流动性与表演性、重视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生产与创造性破坏、重视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非线性与复杂性等特点。
1）旅游者的类型
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影响是较早被注意到的，埃里克·科恩分析了团队大众旅游者、个人大众旅游者、探索者、漂泊者4种类型的旅游者对东道主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科恩认为，探索型游客和漂泊型游客不会像大众型游客那样带来较大的影响。史蒂芬·史密斯把旅游者分为探索旅游者、精英旅游者、不落俗套的旅游者、特殊旅游者、初期大众旅游者、大众旅游者、租赁或包机旅游者7种类型，并以游客数量及其对当地文化的适应情况为指标，说明旅游者与旅游影响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这7类旅游者对东道主社会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科恩与史密斯的工作为有关旅游者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两者对以度假、商务等为目的的旅游者关注不足。近来学者们从两个方面深化了旅游者影响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对旅游者的细分，并从全球流动性的视角分析旅游地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虽然其中不少研究有待深入，但已为旅游者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宽广的视野。旅游地人口迁移基本上可分为3类：一是与消费有关的迁移，包括观光、休闲、度假、娱乐、探险、远足、第二住所、退休、探亲、会议、学习、医疗、购物、避难等，甚至还包括住房调整、福利导向的迁移等；二是与生产有关的迁移，包括商务旅行、劳动力迁移、投资型迁移、远距离上班、季节性工作等；三是把消费与生产结合在一起。例如，志愿旅游者是自愿去旅游地临时工作的生态旅游者，他们既为旅游地提供劳动力，获得薪酬，又能满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边游边居型游客，到旅游地居住，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另一方面，对不同类型旅游者的影响研究是从旅游者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与空间行为3个方面展开的，有的还把三者融合起来分析，使旅游者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与深入。
总而言之，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与迁移人员具有不同的动机与行为、不同的消费模式与空间模式，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些研究把旅游地社会变迁主要看作外生要素影响的结果，虽有助于对旅游地社会变迁的理解，但未能从旅游地内生因素去真正理解旅游地的社会变迁。
2）旅游者的凝视、表演与阅读
厄里借用福柯的“凝视”提出了“旅游凝视”理论，他认为景观是看的方式，是思想与价值判断的表征或权力的象征。在凝视的作用下，旅游地的产业、景观、形象、价值观等被社会性地重构着，由此推动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厄里将旅游者的凝视分为两种类型：“浪漫的旅游凝视”与“集体的旅游凝视”，前者强调与凝视对象的某种孤独的、私人的和半精神性的关系，后者则要求大量其他人在场。泰勒则从凝视的角度区分了3种旅游者，即旅行家、旅游者与游玩者。谢飞帆通过街舞案例研究，认为3种类型的凝视推动街舞的发展与变迁：①最初的凝视——因新奇而产生的凝视。②大众凝视——商品化与全球化。在商品化与全球化作用下，街舞从民间文化演变为流行文化，最后演变为大众文化。③真实性凝视——寻找真实性被旅游者作为一种特殊兴趣。
上述研究都是基于旅游者作为凝视的主体进行研究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旅游者凝视的概念得到了延伸，旅游者由凝视的主体变成了客体，成为经纪人与地方居民凝视的对象。首先，旅游凝视产生于旅游经纪人，是他们通过旅游指南、营销与其他信息管理渠道为旅游者制订了标准化行为规范。旅游者一旦到达目的地，就会被迫根据地方的空间安排、旅游吸引物的市场营销以及与地方居民发生联系的类型行动。这样，旅游者就成为旅游经纪人权力与知识战略的接受者。其次，旅游者也是地方居民凝视的对象。他们通过凝视告诉旅游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旅游者将地方居民与经纪人的凝视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并相应地规训自己的表演，旅游凝视也由单向的凝视演变为相互的凝视。因此旅游凝视成为旅游经纪人、地方居民、旅游者权力关系中的主要运行机制。
旅游凝视理论过分地突出了旅游者视觉暴力的作用，而忽略了旅游者其他形式的表演，这些表演包括体现在旅游者的语言、口音、服装、身体、书写、符号，以及散步、照相、收集纪念品等方面的实践。社会生活被视为舞台，空间与地方以其独特的空间的形态、组织、物质性、审美情趣、体验质量等建构着舞台，从而呈现多种类型的表演。旅游表演是在旅游结构产生的约束与机会下进行的，是一个情境化的互动过程，它依赖于表演技术、表演的情境以及观众诠释的方式。根据旅游者表演的程式，蒂姆提出了旅游者的3种表演模式，即规训式表演、即兴表演与无限表演，并将旅游舞台分为两种类型，即飞地型舞台与多元化舞台。从蒂姆及其跟随者的研究来看，表演是型构中的行为，这些行为要么遵从并巩固旅游行为规范及其支撑的制度、权力关系与身份，要么对它们进行挑战。旅游表演把旅游者行为看作一种有意义的社会角色，它有助于认识旅游者的行为是如何在旅行商与旅行指南的帮助下进行社会建构的。在旅游者与地方的关系中，旅游表演勾画了个体与群体的身份，并指向包含表演舞台在内的更为宽广的想象地理，而且更加象征化。总之，旅游表演是一个依赖特定环境的过程，其内涵可归结为符号互动、话语以及表意实践，它使旅游中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转向一个物化的动态过程，使地方与文化在实践中通过行动进行型构与再型构。
此外，旅游者还通过阅读影响旅游地的文化变迁。阅读是指旅游者把景观视为文本。一方面，景观先于旅游者到达目的地而存在，它形塑旅游者凝视的方式，指导且控制旅游者的体验。另一方面，景观是一个可辨识的符号集合，具有高度易变性与多面性。每一个阅读的旅游者都是一个不同的阐释者，他们把自己理解的意义赋予文化景观，因此共同的文化文本就形成于谈判与表演中，从而推动物质与感知等的文化变迁。旅游者的凝视、表演与阅读从权力、知识、消费、身体、符号、政治等视角阐释了旅游者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深层次机制，加深了对旅游者影响机理的理解。
3）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旅游地演化的基本过程，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速度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不同发展阶段。虽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从旅游者视角分析旅游地的演化，但在分析其演化机制时，更多地是从旅游地内外的综合视角进行，如海伍德提出旅游地演进是7种力量的综合作用。然而该理论最初对旅游地演化的单一线性变化描述不足以解释多样化的旅游地。为了克服这个缺陷，不少学者对此加以完善，如罗素与福克纳结合混沌理论提出，在创新驱动下旅游地演化是非线性变化的。而安德里亚从核心—边缘理论视角分析了市场与空间的二元结构对旅游地演化的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对旅游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旅游地演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解释了旅游者数量与类型、旅游设施、产权状况、社会关系、居民感知与环境变迁等随旅游阶段呈现的不同变化，但仍未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如没有回答旅游地的社会文化是如何传承、创新与选择等变迁过程的机制问题。
1）社区居民的响应模式
面对外来的旅游者，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响应模式，这一直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一个重点，并且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如道克西的愤怒指数；哈桑提出的社区居民的5种反应；艾皮与普朗克顿的容忍阶段模型；卡迈克尔提出4种态度与行为的组合；弗莱德与福克纳讨论了不同居民对旅游态度的不同类型：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矛盾的支持者。韦弗与劳顿将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城乡边缘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分成3种类型：支持者、中立者与反对者。茅兹提出居民行动的3种战略：隐蔽的抵抗、公开的抵抗、合作。从这些不同时期的研究结论来看，早期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旅游地居民的态度与行为是单一化与线性变化的，而近期的学者都认为居民响应趋于多元化，不同的居民对旅游的支持程度与行为是不同的，不同居民在同一阶段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且呈现非线性变化。
2）社区响应的影响因素
对于社区居民响应的影响因素，较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及满意度，构建社区居民响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一般情况下，受益程度与旅游参与程度是与社区居民响应相关度较高的因素。二是结合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社会学特征，进一步分析居民的认知模式与行为特征对其响应模式的影响。三是综合型的研究，不仅从微观视角分析居民的感知与社会学特征，还涉及旅游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如格索伊等构建的旅游发展的社区支持模型。他们认为影响社区支持的主要因素为9个：对旅游的关心水平、价值观、资源利用状况、社区联系程度、地方经济状况、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等。这些研究大多仍局限于旅游对居民的影响研究，而对旅游地内外居民间的相互影响、旅游地制度结构、外部宏观结构等的关注度还不够。
3）社区居民响应的理论解释
对于居民的不同响应模式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如主—客关系理论将客人与主人的关系视为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认为居民对旅游具有相似的响应。主—客关系理论视角的单一化受到了不少批评，如阿兰贝利认为应有更多的尺度与角色衡量主人与客人的身份与社会关系；涵化理论认为当不同的文化接触时会引起文化变迁；文化适应理论认为弱势社会的文化常常会接受强势社会的许多文化要素，以适应旅游的发展，而文化漂流理论与文化适应理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东道主行为只是在与游客互动期间的暂时转变，而后者则会一直延续。对于二者而言，东道主往往轻视自身文化，盲目模仿旅游者，而示范效应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涵化理论虽可从宏观上说明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化，但仍停留在解释性理论的层次，人们据此很难推断具有操作性的控制影响的方法。社会交换理论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侧重成本效用分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释个体行为，但难以解释社区的群体决策行为。社会表征理论是用以帮助解释社群成员理解和回应外部环境变化过程的理论。它认为有关旅游的知识体系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感知，因此需探究的是人们如何形成对旅游的认识及其对人们关于旅游态度的影响。社会表征理论本身作为较新的理论还具有一些缺陷。例如，偏重社会表征的内容与结构，而忽视了社会表征的功能及其丰富的社会内涵，也未触及个体层面动态化、多样化的认知过程。社区旅游理论认为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参与和控制程度是居民受益的关键，而居民的受益程度与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政府等利益主体的利益紧密相关。集成式乡村旅游重视地方根植性，强调旅游发展的内嵌、内生与赋权的特征。它认为应通过开发有效的方法来改进旅游与地方资源、活动、产品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使行动者共同开发各种资源的网络建设而推动旅游发展，因而更具可持续性。然而在现实中，社区与乡村存在资金、知识与设施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旅游发展动力不足，政府通常发挥主导作用，因此社区旅游模式并不是普遍适宜。上述多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社区居民的响应模式，但要充分理解居民对旅游的响应模式这个多元化的、复杂的非线性过程，还需要充分研究旅游地环境、社区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同时要理解社区历史、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结构以及旅游支持网络。
1）旅游商品化与文化生产
旅游商品化不仅影响了旅游地居民的响应模式，也导致了“真实性”的问题。然而“真实性”概念本身在发生变化，它不仅与文化及旅游景观有关，且与人们的感受、体验、心理等相关。由于文化的多重功能，真实性可分为客观性真实、建构性真实、存在性真实等，它已成为一个从实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体，真实性处于连续体中哪个位置取决于旅游利益主体间的协调。因此，除了部分消极的影响外，旅游商品化更多地是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并推动地方文化的创新与文化生产。地方文化是如何在旅游过程中进行创新并获得文化生产的？对此，吉布森与戴维森在分析塔姆沃思成为澳大利亚乡村音乐之都的过程中，构建了乡村音乐资本的行动者网络框架：音乐家与听众、乡村音乐促进公司或组织、乡村音乐产业、主要的发起者、主要的组织以及政府。而克尼斯则以文化环理论为视角，分析旅游地的文化生产。文化环理论认为生产者、文本、阅读、活文化再到生产构成了文化环。文本最初由生产者形成，并成为读者诠释的一部分，文本发生变化的意义进入已有的文化储藏库中，意义中新的变化成为新的生产原材料。文化是由生产与消费交织在一起构建的，这个共建的文本在活态文化内循环着，被它的成员所阅读，并通过持续的再诠释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发生变迁。旅游行动者网络框架指出文化创新是行动者网络内人与非人要素互动的结果；而文化环理论是把文化的意义看作一个社会过程进行生产、再生产与竞争的。毫无疑问，文化具有政治性，新的意义是通过斗争与协调获得发展的。两种理论分别从文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角度看待文化的创新、生产与发展，为理解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基础。
2）旅游创造性破坏
近来不少学者把熊彼特与大卫·哈维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引入旅游研究中。例如，佛特曲分析了在资本、消费者、全球化作用下，旅游对罐头工厂街城市街区标准化、商品化、历史扭曲化、高尚化等的影响。桑托斯与彦分析了芝加哥唐人街汉文化景观在后现代市场需求与商品化语境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认为它是一个定位与再定位、设计与再设计、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斗争与妥协的过程。这些研究多为批判性研究，其基本观点是，资本是通过旅游地的生产与再生产能动性地推动旅游地变迁的，它是一个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创造性过程。这对于我国当前重视旅游资本投资、强调旅游创新而言，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仍要注意私营资本、个体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注重主导旅游发展的政府与国有资本的创造性破坏。而加拿大地理学者米歇尔则致力于构建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旅游地变迁框架。他基于后现代思潮的社会背景，提出了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以预测后现代社区的旅游发展。该模型分析了旅游文化变迁中企业家精神、保护主义者、居民与政府等利益主体的动机与行为，从多个指标分析旅游对遗产区景观的影响机制，提出了6个阶段的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旅游创造性模型认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地演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其中企业家精神、商品化与创新是旅游影响与旅游地演化的主动力，资本在各利益主体的互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运用多因子对旅游创造性破坏阶段进行判断。然而该模型在应用范围、阶段特征与划分、旅游影响与演化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旅游的全球化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世界体系理论框架下，旅游研究中出现了核心边缘理论、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附理论等观点，其主要强调作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对作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在客源、投资、技术、管理、利润等方面的控制与垄断，强调边缘对中心的各种依赖、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近来的研究更重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关注地方的制度与政策、地方积极主动的响应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正如梅尔指出，要理解旅游地文化变迁，不仅要论及地方与全球化的互动，考虑旅游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旅游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历史。阿加瓦尔则认为旅游地变迁需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这个框架中存在区域、国家与国际等多个层次的互动。他特别强调了地方特质、地方行动属性以及影响地方行动的因素等地方因素的作用。基于地方化与全球化互动的研究视角，更为注重旅游地内外的宏观结构在旅游地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可以为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向提供宏观分析。显然，跨文化交流与创造性破坏应是文化发展与变迁的一种常态，人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旅游带来的影响。
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献繁杂，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研究视角多元化，综合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旅游地的流动性与旅游表演的影响研究
正如谢勒与厄里指出，旅游是一种流动的形态。随着全球空间的压缩与社会关系的扩张，人、资本、商品、物品、技术、信息、知识、文本、符号、形象、文化、体验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流动。地方是依赖流动、表演以及在任何时间与一系列演员之间偶遇而变化的流动的实体。在这些地方，旅游进行着多层次、多类型的表演，构成了嬉戏的地方，并驱动旅游地的生成与毁灭。
2）重视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生产与创造性破坏研究
与早期的地方对旅游的响应为被动的、消极的不同，近来研究注重文化的创新与建构在旅游地变迁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利益主体的互动通过旅游网络的知识流、权力流、物质流、货币流、文化流等旅游流联系、协调、妥协，甚至斗争，推动着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它是一个旅游地内外部因素互动的结果。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成为推动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导力量，使社会文化变迁呈现一个创新→破坏→创新→破坏的不断持续的过程。
3）重视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的非线性与复杂性研究
当前无序、混沌、越来越多的变化主导着全球秩序，这伴随着各种变量的动态的、非连续性的进程。原有的各种线性模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中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企业家精神具有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以不断打破平衡，推动旅游地呈现非线性的发展与演化。巴特勒也认为由于细分市场的多样性与目的地的复杂性，原有的生命周期理论已不适宜，需要结合复杂性理论加以完善。
总的来看，国外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更注重从微观视角研究利益主体，对旅游影响的作用进行多因子分析，强调权力、制度、网络、资本与商品化、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创新、文化生产与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注重对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分析，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国内研究不仅要借鉴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与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研究，也要把握社会文化变迁各种理论的最新进展与趋势。例如，演化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等采用达尔文的遗传、变异与选择的分析框架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可以引入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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