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拆解恐惧

我哥哥克雷格从小就喜欢恐怖的东西。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公寓，我和他共用一间卧室，他晚上常听一个专讲鬼故事的广播节目，帮助催眠。透过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隔断墙，我听到电台主持人用低沉的男中音讲着墓地和僵尸、黑暗阁楼和死去船长的故事，中间还穿插着刺耳的音效——吱嘎作响的门、咯咯的笑声和恐怖的尖叫。

“快关掉！”我在床上大叫，“吓死人了。”

但他没有关掉，因为多半时间他已经睡着了。

克雷格还喜欢看一档电视节目，叫作《生物怪兽》，这个节目每周六晚都会播放邪恶怪物电影。有时，虽然明知道会害怕，我还是会和他一起裹着毯子窝在沙发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经典老片，比如《狼人》《德古拉》和《科学怪人的新娘》。或者说，我是在全神贯注地看，但克雷格并没有。恐怖感会直渗入我的骨髓。看着棺材盖吱呀一声打开，尸体被一把抓起，我的心脏开始怦怦狂跳。看到木乃伊复活，我会害怕地哭泣。

而我哥哥从头到尾都在咧着嘴笑，看起来愉快而着迷，又莫名地放松。等到演职员表的字幕开始滚动时，他常常已经昏睡过去。

克雷格和我看的是同样的电影，并肩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但显然我们的体验并不相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过滤我们看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过滤；眼里看到的只有怪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克雷格比我大几岁，有年龄优势，能够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和背景来看待一切。这让他可以享受怪物带来的兴奋和刺激，而不会被恐惧攫住。他能够拆解眼前的画面：那些只是穿着怪物服装的演员。这只是电视节目，他在沙发上是安全的，尽管妹妹吓得不轻。

对他来说，这些根本没什么；对我来说，却是地狱般的梦魇。

但我还是会继续回去看。每隔几星期，我就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挨着克雷格，准备好看新一期的《生物怪兽》——部分是因为我不想错过每一个跟哥哥待在一起的机会，此外，我可能也希望像他那样，能看着僵尸和怪物而舒适地恐惧。

我终究也没能像我哥哥那样喜欢恐怖电影。直到今天，我对那种兴奋和刺激也完全无感。但我慢慢意识到了直面恐惧和焦虑的价值，它能帮助我们在感到害怕时找到立足点。

我很幸运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中长大，周围都是我可以信任的人。我意识到，这给了我底气，让我知道安全和稳定是什么感觉，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拥有的。提到恐惧感，很多人的经历我既看不到也不了解。比如，我从不了解被虐待的滋味。我也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战争。我的生命安全虽然不时受到威胁，但幸好没有真的遇到危险。然而，我是一个美国黑人。我是一个父权世界中的女性。我还是一个公众人物，这让我成为他人抨击和评判的对象，某些时候也让我成为愤怒和憎恨的靶子。有时我会和自己紧绷的神经做斗争。我感到自己身处险境，希望能逃往别处。和很多人一样，当我需要走到台前，表达我的观点，或者做某件新事情时，我必须给自己加油鼓劲。

我现在描述的大多是抽象的恐惧，比如害怕丢脸，害怕被拒绝，担心事情出差错或者有人受到伤害。而我也意识到，险境是生而为人都会经历的，不管你是谁，长什么样子，住在哪里。我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利害关系中遇到它，无人可以幸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险境”这个词的定义是“遭受失去、伤害或者失败的危险”。谁的人生不是常常与这些危险狭路相逢呢？谁不会担心遭遇失去、伤害或者失败呢？我们都在不断处理自己的恐惧，尝试从种种臆想的情况中识别出真正要恐惧的。这在媒体环境下变得尤其困难，因为恐惧经常沦为营销的工具。比如，2022年1月，面对暴力犯罪数量的上升，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字幕打出了这样的字样： 美国城市如同末日地狱，文明正在崩塌。 这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怪物电影版的美国形象。 ³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应对。我们会惊诧于自己居然还能走出家门，还能撑到2023年。

但我们确实能，现在可以，将来也行。

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是的，即使是正当合理的新闻报道也会让人深感不安。但是，当恐惧让我们感到无力行动，当它夺走了我们的希望和力量时，我们便会陷入真正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评估烦恼和处理恐惧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在恐惧时做出的选择，经常会决定我们人生中那些更大的结局。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完全摆脱恐惧。我在生活中见过很多勇敢的人，有平民英雄，也有像玛雅·安吉洛和纳尔逊·曼德拉那样的巨人。远远看去，他们似乎是与恐惧绝缘的。我曾经和一些世界领袖坐在一起（甚至还和一位生活在一起），他们经常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一些攸关他人生死的决定。我认识一些表演者，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灵魂袒露在无数观众面前；我认识一些活动家，为了捍卫他人的权利，他们甘愿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风险；还有一些艺术家，在他们创造力的背后蕴藏着一种深刻的勇气。但我要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无所畏惧。在我看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拥有一种与险境共存的能力，在险境面前保持平衡，思维清晰。他们已经学会了舒适地恐惧。

“舒适地恐惧”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就是要学会明智地对待恐惧，设法让你的紧张感引领你而非阻遏你。在生活中遇到不可避免的“僵尸”和“怪物”时，你要保持冷静，这样才能更理智地与它们对抗，相信自己对于哪些有害、哪些无害做出的判断。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既不会全然感觉舒适，也不会全然感觉害怕。你接受了有一个中间地带，并学会了在其中行事；你清醒而理智，没有被吓退。

我还记得童年的一件事。那时我大约四岁，姑婆罗比要在教堂举行一场节日演出，我被选中上台表演。我记得我当时非常激动，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穿上一条漂亮的红色天鹅绒裙子和一双黑漆皮鞋，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台上一棵圣诞树前面欢快地旋转。

等我到了排练现场，却碰到一件意料之外的事。罗比和她团队的那些勤奋的教会女士一起，用闪亮的饰品和道具装饰了表演区，圣诞树周围放着一些礼物包裹，还有一些几乎跟我一样高的超大号毛绒玩具。就在我的表演位置旁边，放着一只模样吓人的绿色乌龟，它的头奇怪地斜着，有两个毛毡做的巨大眼睛。看到这只乌龟，我脑子里的警铃一下子就响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被它吓呆了。我摇着头，强忍住眼泪，怎么也不肯上台。

长大后回想起来，我们童年时代的恐惧似乎有点冒傻气，我的也不例外。这种恐惧经常是对未知事物以及我们还无法理解的东西的一种本能反应： 空中那些噼里啪啦、轰隆作响的是什么？黑乎乎的床底下会不会住着什么东西？这个新来的人怎么跟我身边的人长得不一样？ 这些问题背后是另外一些本能的问题，它们引导着小孩子的反应： 这个新东西会伤害我吗？我为什么要信任它？尖叫着逃走会不会更好？

萨莎对我们第一次在白宫举办的万圣节派对至今心有余悸。那天，我们敞开大门，迎接军人家属和其他数百人前来，我们准备了零食、变装用的戏服，还邀请了表演者。受到邀请的客人大都不满十岁，包括我们自己的两个孩子，所以活动特意设计得不是很恐怖，整体基调轻松愉快。不幸的是，我做了一个灾难性的、 几乎不可原谅 的决定，就是邀请《星球大战》里的几个角色到派对上来。

结果，萨莎一看到伍基人楚巴卡就开始大哭，而且哭了好久。如果你听到她的哭声，一定会认为我邀请的是魔鬼撒旦。我安慰她说，那个穿棕色毛绒服装的男人其实安静又温和，派对上别的孩子看到他完全不紧张，但这些都没有用。我这个平常胆子很大的小女儿这次是彻底被吓坏了。她从派对上逃走，在楼上的卧室里躲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不肯出来，直到我们再三跟她保证楚巴卡已经离开。

她的“伍基人”就是我的“乌龟”。对我们仍在发展中的理解力而言，这些都是入侵者。

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恐惧常常是这样产生的，它是人在面对混乱和另类，面对侵入我们意识的新事物或令人恐惧的事物时的内心反应。有时候，它是完全合理的；有时候，它又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过滤它，这很重要。

说回我小时候那场节日演出，我那位不爱说废话的罗比姑婆，把一个严峻的选择摆在了我面前——她当时时间紧迫，要管理手下一大群表演者，没工夫哄孩子，所以我要么自己去熟悉圣诞树旁那个毛绒玩具，然后穿着红裙子在观众面前旋转，要么就坐在妈妈腿上看演出，不用上台了。在我的记忆中，罗比说那番话时耸了耸肩，意思是怎么选择取决于我，后果我能承担就行。我可以选择上台表演，也可以选择不演；对她来说怎么都无所谓。她不会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把那只乌龟从台上撤下来。

事实证明，我真的太爱那件红色天鹅绒裙子，也太想显摆一下了。最终（在又掉了些眼泪，闹了会儿情绪后）我选择了妥协，鼓起勇气上台，心怦怦乱跳，走近了那棵圣诞树。现在我看到，罗比在这件事上的清晰立场怎样帮助了我。她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衡量自己的选择，思考自己的恐惧是否合理。也许她当时是有意锻炼我，也许只是太忙了没办法分心，但不管怎样，她都给了我一个拆解恐惧的机会。她当然知道那只乌龟完全无害，但想让我自己来发现这一点。

等我忐忑不安地走到圣诞树旁的表演位置时，惊讶地发现那只乌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大。走近看，它的眼睛也并没有那么邪恶。那一刻，我看到了它原本的样子：一个柔软的、一动不动的、没有任何威胁的东西——甚至还有点可爱。它不危险，只是一个我没见过的新东西。我稚嫩的头脑其实是在处理登上一个陌生舞台的恐惧。这种感觉当然不舒服，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开始熟悉舞台，恐惧感就减少了。这种感觉一旦过去，我的脚步就变得轻快，可以尽情地旋转了。

我正是这样做的。到了正式表演的日子，我在台上表演得非常投入——裙裾飞扬，满脸兴奋——爸爸妈妈高兴地流泪了，从头哭到尾。对我来说，那场小小的教堂排练正是为未来各种人生的重大时刻进行的演练。那是我第一次练习将自己的理性置于紧张之上。

我想，我们中有许多人，会在几十年里一遍遍穿过同一片心理地带，盯着这样或那样的“乌龟”，不敢走上这个或那个舞台。恐惧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它就像一股电流，让身体突然警觉起来。它常常在新的环境下，在我们遇到新的人或产生新的感觉时，猛击我们一拳。焦虑是恐惧的近亲，它的扩散力更强，也会更有力地挑起我们的紧张感，即便没有直接的威胁，即便我们只是在想象事情会怎样出差错，害怕的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从孩子变成大人，面对的依然是相似的问题。 我安全吗？会有什么风险？我能不能接受某个新事物，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广阔一点？

一般来说，面对新事物，我们的确必须更加谨慎。但问题是，我们有时会纵容自己的恐惧情绪。一阵恐惧或焦虑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信号，要我们后退一步，待在原地，避免尝试新事物。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面对恐惧、压力和所有令人胆怯的事物时的反应也变得更加微妙。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尖叫着逃跑，但我们会以其他方式退缩。成年人的逃避就相当于孩子的尖叫。它也许是你在职场上没有主动申请晋升，你没有上前向某个仰慕已久的人介绍自己，你没有选某个难度大的课程，又或者是你避开和某个你不了解其政治观点或宗教观点的人对话。你不想让自己承受冒险的担忧和不适，但可能也失掉了一个机会。如果你一直只是抓住已知的东西，就会让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你在剥夺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我想，问问自己下面的问题总是有益的：我感到害怕，是因为真的身处险境，还是因为面对的是新事物？

拆解恐惧意味着停下来思考自己的本能，仔细想想我们后退躲避的是什么，上前迎接的又是什么，以及——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会后退或上前。

这些也可以迁移到更宏大的社会问题上。当我们避开新的另类的事物，让恐惧在心里不受质疑地滋长，就可能让自己生活中同质的部分得到强化、受到优待。我们会走近和自己同质的人群。我们会拥抱同一性，因为它是一种安慰，是逃避恐惧的手段。但当我们习惯了同一性，我们就更容易被另类的事物吓到。我们会越来越不愿接触不熟知的人或事物。

如果说恐惧是对新事物的反应，那也可以说，偏见通常是对恐惧的反应：为什么你看到一个穿连帽衫的黑人男孩，就匆匆忙忙穿过马路？为什么一户移民家庭搬到你家隔壁，你就要把房子卖掉？看到两个男人在街上接吻，是什么让你感受到了威胁？

我想，我人生最焦虑的一刻是贝拉克第一次告诉我，他想要竞选美国总统。一想到这件事的前景，我就深深地感到恐惧。更糟的是，在2006年年末，我们断断续续进行这场对话的几个星期里，他明确表示，这件事的决定权完全在我。他爱我，他需要我，我们是搭档。所以，如果我觉得这太过冒险，或者认为这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太多问题，我可以阻止整件事发生。

我要做的就是说“不”。相信我，虽然当时我们身边各种人都在敦促贝拉克参加竞选，但我是一门心思想要叫停的。不过后来我想，为了他，为了我们，我至少应该好好考虑下这个选项。我必须越过这件事最初带给我的震动，好好想一想。我必须理清自己担忧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做出最理智的决定。我揣着这个荒诞可怕的想法度过了几个星期。在通勤的路上，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时，它一直在我脑海里。晚上，在哄女儿们睡觉时，或者躺在丈夫身边时，它都在那里。

我明白，贝拉克想当总统。我确定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同时，我自己并不喜欢政治生活。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决心要给萨莎和马莉娅提供稳定与不受打扰的生活。我不喜欢混乱和不可预测性，而我知道，一场竞选会带来无数混乱和不可预测的事情。我还知道，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敞开，接受他人的评判。许许多多的评判。你要竞选总统，其实就是让每一个美国人用他们手中的选票来表达对你的赞同或者反对。

让我告诉你，这种感觉很恐怖。

只要说“不”就可以解脱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说“不”，一切就会维持原样。我们会安逸地待在自己的房子里，住在熟悉的城市，做着现在的工作，周围也都是熟悉的人。不需要换学校、换住所，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想到这里，一切终于明朗了，我的恐惧努力要掩盖的是：我不想要改变。我不喜欢不舒适、不确定性以及失控。我不想我丈夫竞选总统，因为不能预测——或者说无法想象——后面会发生什么。当然，我的担忧合情合理，但是我真正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新事物。

想通这一点，我就能更清晰地思考了。那个想法似乎没那么荒诞可怕了。我能够拆解我的担忧，减轻自己的无力感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练习了许多年，可以一路回溯到我在姑婆罗比的舞台上与那只乌龟的邂逅。贝拉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提醒自己，我们两个人在过去经历了足够多的变化，尝试了足够多的新事物。十几岁时，我们就离开家庭的庇护，上了大学。我们都换过工作。我们在许多房间里都曾经是唯一的黑人面孔。贝拉克在之前的竞选上赢过，也输过。我们曾经历备孕失败、父母离世和养育小孩的压力。这些不确定性是否曾让我们焦虑？新事物是否曾让我们不适？当然，有过许多次。然而，当我们每走出一步，我们的能力和适应性不都变得更强了吗？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相当老练了。

就是这个想法让我最终改变了主意。

很难想象，我原本会因为自己的恐惧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但是我没有。我点头同意了。

最重要的是，我毫不后悔做出这个选择。我不想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前，谈论我们没有选择的道路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不想有一天告诉女儿们，她们的爸爸原本可能会成为总统——他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有勇气去做一些大事，但我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假装是为所有人好，而其实我只是安于现状，排斥变化。

我的外祖父和祖父都是很自重的黑人，他们努力工作，把家人照顾得很好，但他们一辈子都受到恐惧的束缚。这些恐惧常常是看得见、摸得着、合情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世界是狭窄的。他们的遗赠，既让我感受到限制，又激起我的反抗。“南城的”，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很难信任家人之外的任何人，对所有白人几乎都不信任，所以他刻意避开很多人，包括医生和牙医，结果直接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总是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认为我们如果离家太远，一定会受到伤害，即使在他牙齿被蛀烂后，或在他的身体出现肺癌早期的症状后，他都依然抱着这样的想法。他的房子离我小时候的家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那是他的“宫殿”，一个安全而欢乐的疆域，播放着爵士乐，所有人都欢笑着，吃饱喝好，被爱包围，但你很少能在家之外的地方见到他。

我祖父又是另一副脾气。他不像我外祖父那样活泼、合群，但他们对世界的不信任是不相上下的。祖父的痛苦更加明显，这和他的骄傲相连，这两样东西有时搅在一起，表现出来就是愤怒。和外祖父一样，祖父也出生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他很小就没了父亲，后来搬到芝加哥，期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不仅遭遇了大萧条，还发现北方的种族歧视和南方一样严重。他梦想能上大学，结果一辈子都在打零工、刷盘子、在洗衣店帮忙，以及在保龄球馆摆放球瓶中度过。修理着，缝补着，背负着。

虽然祖父和外祖父有足够的头脑与技能可以为工会工作——祖父是电工，外祖父是木匠——但当时很少有工会允许黑人加入，所以他们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并不十分清楚种族主义对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造成的影响——那些向他们关上的一扇扇门，那些他们不愿谈起的羞辱——我明白，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只能生活在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中。我也看到了这些限制的影响，看到了它们在祖父和外祖父的心里留下的深刻烙印。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有一天，因为妈妈要上班，就请祖父送我去看医生。他开车来欧几里得大道接我，我发现，他为了这次外出特意穿得很正式，看起来很威严，跟他在家里给人的感觉一样。然而，当我们开始往市区走时，我注意到他的下巴紧绷着，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他以为走的是一条双向车道，小心翼翼地想要左转会车，我赶紧纠正了他。过了一会儿，他又猛然换了车道，旁边一辆车的女司机慌忙闪躲，冲着我们直按喇叭，这让祖父又闯了红灯。

如果祖父是个喝酒的人，我可能会认为他是喝醉了。但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我意识到，他是慌了神，他不常做这件事，也不熟悉这个地方，所以变得焦躁紧张。当时他大约65岁，但除了家附近的几个街区，其他地方他完全不熟悉。那天，他的车似乎被恐惧控制了，一路走得磕磕绊绊。

我们受到的伤害变成了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恐惧又变成了我们的束缚。

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遗产，压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我们有太多要对抗的束缚，太多要丢掉的负担。

我的父母是他们的父母教育的产物，所以他们趋向谨慎务实，很少冒险，也很清楚黑人往新的方向走会有怎样的危险。但同时，我想他们也看到了他们父母受到的限制，看到了他们世界的狭小。现在，我会吃惊地想到，如果当时我没同意让贝拉克竞选总统，我会错过多少机会——很多人我根本不会认识，很多经历我也不会有。如果我让恐惧挡住了去路，我对我的国家和世界根本不会有现在的认知。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打破了恐惧的恶性循环，没有让他们受到的限制变成我们的枷锁。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多，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有更宽广的舒适区可以驰骋——这表现在他们如何和我们一起拆解恐惧上。

记得小时候，在湿热的夏日傍晚，芝加哥经常会下起大雷雨，我很害怕这种天气。每当这时，爸爸就会抱着我，给我讲解天气背后的原理。他解释说，轰隆隆的雷声不过是气流交锋的自然现象，人们有办法不被闪电击中，比如远离窗户和水。他从没告诉我要战胜自己的恐惧，也没有说那是不理性的、愚蠢的。他只是用科学知识来消解威胁，递给我保持自身安全的工具。

我妈妈也给我树立了榜样，她在几乎所有我害怕的事物面前，都表现得机敏灵巧、平静淡然。她会把讨厌的蜘蛛从门前的台阶上扫走。每当我们从门多萨家的门前经过，几条狗便会跳出来狂吠，而我妈妈就会把它们轰走。还记得一个周末的早晨，爸爸妈妈还在睡觉，克雷格和我不知怎么让两块夹心饼干在烤面包机里着了火，结果我妈妈瞬间出现，拔掉烤面包机的电源，镇定地把一团冒着烟的东西扔进了水槽。

即使穿着晨衣还没完全睡醒，她依然是能力超强的女神。而我发现，能力正是恐惧的解药。

克雷格和我在长大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威胁，这些威胁都不是抽象的。芝加哥南城不是芝麻街。我们要避开某些危险的街区。我们有邻居在家里死于火灾。我们看到有人因债务不断累积而工资没有增加，然后被赶出了自己的房子。我们一家人有无数理由要保持警觉——很可能比我小时候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我父母教我们怎样思考和分析这种警觉——拆解让我们恐惧的事物背后的运作原理，想一想恐惧什么时候在为我们服务，什么时候又在让我们退缩。

父母努力把哥哥和我培养成有能力的人，创造机会让我们做出新的尝试，每当我们取得成功，都会感觉内心多了一点确定性和掌控感。我想，在他们看来，能力会带给我们安全感：紧张感本身对我们是一种保护，而能力让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迈出一步。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可能的。比如，小时候，我刚开始一个人上学、放学时，心里害怕极了，但我妈妈坚持说我该独立了。当时我还在上幼儿园，只有五岁——但也足够懂事，觉得我妈妈疯了。她真的相信我能一个人走去学校吗？

但这正是我妈妈让我这样做的原因。她明白一定要抛开自己的恐惧，让我感受到自身能力带来的力量，即便我还只是个幼儿园的孩子。她对我有信心，所以我对自己也有信心。我虽然很害怕，但也收获了一种自豪感和独立感，这成为我日后独立的重要基石。

到学校的路要走一个半街区，我还记得自己每走出一步的惶恐，也同样清楚地记得，我在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上飞跑时，妈妈脸上的微笑。

她一直在等我，站在家门前的草坪上，伸长脖子，期待着我转过拐角，走进我们的街区。我能看到，她对这件事也有些担心。她也感到了一丝恐惧。

但是恐惧没有阻止她。现在它也不会阻止我。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舒适地恐惧。

在我自己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我一直铭记着这个理念。当我与内心那股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冲动搏斗，想保护我的孩子远离这个世界上所有可怕的和会带来伤害的东西时，它让我停下来思考了很多次。在孩子们长大的路上，我时时想赶走她们的敌人，挡掉她们的风险，陪伴她们度过每一个威胁。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原始的本能，是我自己恐惧的产物。于是，我试着向我妈妈学习，让自己站在门前的草坪上，让她们找到自己的路，成长为自信和独立的个体，因为她们只有通过独立做事才能构建起安全感。我看着她们离开，等着她们回来，尽管我的脑子在嗡嗡作响，我的心脏就要跳出胸膛。因为我妈妈教会我的是，如果你不让你的孩子感受到恐惧，就无法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

带着一汤匙恐惧向前走，你会载着满车的能力归来。 这是欧几里得大道7436号的信条，也是我努力向我的孩子传承的理念。尽管我满心都是挥之不去的担忧，但我努力让自己舒适地恐惧。

小时候，克雷格和我不看怪兽电影时，有时会在电视上看一个名叫埃维尔·克尼维尔的摩托车特技明星表演。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一位美国英雄。他穿着有星星和条纹装饰的白色连体皮衣，似乎在模仿猫王的扮相，表演着危险的特技，比如驾驶摩托车跨越停车场上一排排的汽车和灰狗长途客车，或者尝试乘坐蒸汽动力火箭飞越爱达荷州高山环绕的大峡谷。他很傻，但也很有魅力。埃维尔·克尼维尔成功地完成过多次飞越，也遭遇过许多次失败。他多次摔断骨头，造成过很多次脑震荡，有时还被自己的摩托车碾压，但最后他总是能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动。这是奇迹还是灾祸？当时似乎没有人愿意给它下定义。我只是一直关注着这个男人开着那辆庞大而沉重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发动，然后飞越。

2007年，在同意贝拉克竞选总统后，我找到了一点相似的感觉——我们像是骑着摩托车突然飞到了半空中，无视万有引力定律和常识的牵引。

人们常说“发起” 政治竞选，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参加竞选的感觉正是如此——你被急速抛入稀薄的空气中。那条匝道很短，坡度又陡。你和你爱的人突然被“发射”，一次又一次，向外，向上，急速升空，还要故意造成轰动效应，吸引公众的眼球。

对我来说，这是不确定性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但我毕竟是我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教育的产物，所以我不喜欢跳，也不喜欢飞，我是一个小心谨慎，一级级爬梯子的人。就像所有摩羯座的人一样，我喜欢看准方向再采取行动。然而，在高处，在急速运行的总统竞选所处的平流层，可没那么容易找到方向。那里的节奏太快，高度太令人眩晕，曝光也太多。更不要说，我们还带着两个女儿一起跳上了那辆疯狂的摩托飞车。

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恐惧心理有了更多了解。它是我性格中冷酷悲观的一面，确信一切事情都不会，也不可能进展顺利。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不要听它的。因为如果我听了，就完全清楚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会失去勇气，丧失信心，我的脑子会认为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后事情就会开始往坏的方向发展。

我会从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往下望，精确地看到我们栽下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坠落。我在头脑中就可以逼真地想象我们会怎样急速坠地。

这是另一件你需要了解的事：怀疑是来自内心的。你的恐惧心理几乎总是在试图夺过方向盘，改变你行进的方向。它全部的功能就是演习灾难，吓得你不敢抓住机会，往你的梦想里丢石头。它喜欢把你淹没，让你充满怀疑，因为那样你就会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享受岁月静好，不必冒任何风险。所以你挑战自己的恐惧，其实也是在挑战一部分自我。对我而言，这是拆解恐惧的一个关键步骤：你必须学会识别并驯服内心的某个东西。你必须练习跨越这些恐惧。你练习得越多，做得就会越好。你每冒一次险，都会让下一次冒险变得更容易。

在一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采访时，林-曼纽尔·米兰达描述了他上台前的焦虑，并将其称为一种“火箭燃料”。 ⁴ 他回忆了自己第一次上台的经历。上小学一年级时，他要在学校的才艺表演中对口型演唱菲尔·科林斯的一首歌。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胃痛，那个时刻他明白，他面临的是关于如何处理自己恐惧的更大的选择。“我意识到，我要么被它踩在脚下，要么站在它身上。”他说，“这就是我对紧张的看法。它是一种燃料来源……要么你控制住它，它就会为船提供动力；要么你不去控制它，它就会把船炸掉。”

这让我想起林-曼纽尔第一次去白宫表演的情景。那是2009年，他受邀在白宫首届口述艺术诗歌 会上进行即兴表演。他当时29岁，明显有点紧张。为了我们的活动，他匆忙完成了手头正在创作的一首歌曲。那首歌最终成为后来爆火的音乐剧《汉密尔顿》的开场曲目。但当时那首歌曲还在初创阶段，他还在尝试，并不确定能否成功。我们那场活动是他首次在观众面前用说唱的方式讲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而在他看来那是一群令人生畏的观众，他不知道他的节目能否受到认可。他跟自己说，如果那首歌曲那晚的反响不好，他就把它扔掉了事。

我想指出的是，那正是他的恐惧心理在说话。它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如果失败，一切就玩完了。 恐惧心理喜欢在人们压力最大的时候出现，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否定一切。它根本不会围着你转。

那天晚上，当林-曼纽尔走上台，面对聚集在白宫东翼的200位盛装出席的观众，介绍他自己以及刚创作的音乐剧时，他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他的眼睛开始四处张望。他说他在找出口标志，以防需要逃跑。 ⁵ 他有点结巴，声音有点跑调，这让他更加紧张。

后来他在一次播客采访中回忆了这次经历。“我真的很紧张，”他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错了，那就是和美国总统四目相对。 ⁶ 然后我意识到， 不能看他，太吓人了。 ”然后据说他又看向我，觉得我也挺吓人的。但后来他看到了我妈妈。她坐在贝拉克另一边的椅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惊讶。

接下来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刻。在钢琴家亚历克斯·拉卡默尔的伴奏下，林-曼纽尔献出了三分钟激动人心的说唱表演，用他炸裂的表演技巧和对开国元勋的全新诠释，让观众为之倾倒。表演结束后，他微笑，挥手，离开舞台，将他的恐惧转化成了某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看呆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们见证了一个人怎样从紧张情绪中爬了出来。

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三分钟。我想，它传递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当我们找到方法将恐惧转化成“火箭燃料”后，会有怎样的可能性。

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每当我们接近不熟悉的事物，或者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并因此感觉风险陡增时，紧张情绪几乎总会跳出来与我们同行。想想看：谁在第一天上学时会感觉非常舒服呢？谁在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天不是有点畏惧呢？谁在第一次约会时不紧张呢？谁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屋子，或者在某件重要的事情上公开表达立场时，心里不打鼓呢？这些明显不舒服的时刻，是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遭遇的。但它们也可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恐惧之后会发生什么。通往目标的旅程可能是转折性的。

如果不去赴那一次约会，怎么能遇见你的灵魂伴侣？如果没有接受那份新工作，没有搬去另一个城市，怎么能出人头地？如果因为害怕而不敢离家去上大学，不敢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不敢去一个新的国家旅行，或者不敢和一个与你肤色不同的人交朋友，你要如何学习和成长呢？未知之域，正是可能性闪闪发光之处。如果不去冒险，不经历几次“心理地震”，你就是在剥夺自己发展的可能性。

我是否可以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大一点？ 答案永远都是：是的，你可以。

直到今天，我依然有点惊讶，贝拉克和我居然能让我们的“摩托飞车”成功落地——我们一路走进白宫，并安然度过了8年。但我们的确做到了。坏消息是，这并没有让恐惧和怀疑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好消息是，我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被自己的想法吓倒了。

我渐渐相信，了解自己的恐惧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首先，它永远不会离开你。你无法赶走它。它就镌刻在你的灵魂中，在你每一次登台，参加每一场工作面试，进入每一段新关系时，都伴随着你。它就在那儿，而且不会闭嘴。你的恐惧心理就是你小时候的自我保护冲动，那种本能让你在雷雨天气吓得哭泣，在商场被放在圣诞老人腿上时声嘶力竭地大喊，只是现在，它像你一样，变得更成熟、更老练了。你曾经那么多次强迫它进入不舒服的环境，它对你也很不满。

就像我说的，它想让你跳下摩托车，回家坐在沙发上。

你的恐惧心理就像是强加给你的一个“人生伴侣”。需要说明的是，它也没有选择你。因为你很糟糕，是个失败者，还不够聪明，而且从来没有做对过任何事。所以说实在的，谁会想选择你呢？图什么呢？

听起来耳熟吗？我是耳熟得很。

现在我已经和我的恐惧心理共同生活了58年。我们相处得并不好。它让我感到不舒服，还喜欢看到我的软弱。它手里有一个又大又厚的文件夹，里面记录了我曾经犯下的每一个错误，走错的每一步路，并且还在不停地到处搜罗我更多的缺点。它讨厌我的样子，一直如此，不管我做什么。它不喜欢我写给同事的电子邮件。它也不喜欢我在宴会上发表的评论。它不敢相信我竟然说出那么蠢的话。每天，它都在努力告诉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每天，我都在努力反驳它，或者至少用更多积极的想法压倒它。但无论如何，它就是不肯走。

它是我认识的所有怪物的总和。同时，它也是我自己。

但是，慢慢地，我能够更好地接受它的存在了。我对它依然不满，但我承认，它已经在我的头脑中“定居”。事实上，我已经给了它正式的“公民身份”，因为这样就能更容易给它命名，然后拆解它。我没有假装它不存在，或者一直努力去打败它，现在我非常了解我的恐惧心理，就像它了解我一样。单是这一点，就让它放松了对我的控制，减少了秘密行动。在震动来临时，我没有那么容易遭受伏击了。在我看来，我的恐惧心理虽然声音很大，但虚弱无力——所谓雷声大，雨点小——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每当我脑海中自我批评和负面的声音越来越大，每当我开始自我怀疑，我都会停下来，看到它，叫出它的名字。我一直在练习后退一步，和我的恐惧心理亲切地打声招呼，还算友好地耸耸肩，随意地聊上几句：

哦，你好，又是你啊。

谢谢你出现，让我又紧张起来，

但是我看到你了。

你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是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