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的力量

有时，一个工具只有在切实帮助到你之后，你才会认识它。有时，你会发现，最不起眼的工具会帮助你理清最庞杂的感受。我是几年前发现这一点的。当时，我给自己邮购了一副棒针，虽然我还不太知道它们对我有什么用。

那是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时让人忧虑的几周，我待在我们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里，一直在网上漫无目的地购物，除了食物和手纸，还储备了棋盘游戏和美术用品等这些东西，买的时候也没想好要怎么用。我清晰而羞怯地意识到，冲动购物的确是美国人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典型应对方式。当时我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不明白怎么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从“正常生活”进入了全面的全球紧急状态。当时我还在消化这个事实，数亿人突然陷入了严重的危险之中。而我们其他人当时能做的最安全、最有用的事情就是安静地待在家里。

我每天都在关注新闻，震惊于这个世界的极端不公。这些不公就嵌在新闻标题上、失业数据里、死亡人数中，还有救护车尖声呼啸的小区里。我看到报道说，医务人员下班后不敢回家，害怕把病毒传给家人。我看到太平间的卡车停在城市街道上，音乐会场地改造成了临时医院。

我们所知甚少，恐惧又太多。一切都感觉很严重，一切都感觉事关重大。

一切 曾经确实 很严重。一切 曾经确实 事关重大。

让人很难不感到茫然失措。

最初的几天，我一直在通过电话和朋友联络，同时确保我妈妈有安全的购物途径，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独自一人住在芝加哥。我上大学的两个女儿也都回到了家，她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也不舍得和朋友分别。我紧紧抱住她们，告诉她们不要担心，一切都是暂时的，不久她们就可以回到热闹的派对上，为一场社会学考试而苦恼，或者在宿舍里吃拉面。这样说其实也是帮我自己建立信心。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所在——即使你自己也膝盖发软，即使你焦虑的是比把孩子们送到她们朋友身边更大的事情，也要表现出多一点的确定性。即便忧心忡忡，你也要大声说出最美好的期待。

慢慢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安静而规律，把我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是比平时更长的晚饭时间。我们会浏览新闻，谈谈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内容，就是每天令人郁闷的统计数据，或者从我们以前的家，也就是白宫传来的种种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尝试玩了我买的棋盘游戏，玩过几次拼图，还坐在沙发上看电影。有什么好笑的事情时，我们就哈哈大笑。不然，一切都太令人恐惧了。

萨莎和马莉娅继续上她们的网课。贝拉克忙着写他的总统回忆录，他的关注点日益聚焦：美国选民很快就要决定唐纳德·特朗普的去留。 而我把精力放在2018年我帮助发起的一个活动上，活动名为“当我们全都投票后”，旨在为选民赋能，提高投票率。在华盛顿特区市长的邀请下，我参与了名为“待在家里，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服务宣传活动，敦促市民就地防疫，身体出现不适要及时检测。我为疲惫的急诊室工作人员录制了加油鼓劲的信息。为了减轻许多父母的负担，我开始录制一档每周更新的音频节目，为孩子们大声朗读故事书。

这感觉还不够。

这当然还不够。

我想，这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感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有太多漏洞需要修补。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努力都显得十分渺小。

相信我，在这种情形下，我绝对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幸运、更有特权。在一个席卷全球的紧急事件发生时，只能在外围帮忙，绝对算不上受苦，特别是与那么多人的遭遇比起来。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我的家人也做了当时许多人被要求做的事情——在一场暴风雨中关紧舱门。

我知道，这段静默和隔离期，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而言，是很大的挑战。它就像一扇活动门，通向一堆我不理解也无法控制的烦恼。

在此之前，我的前半生一直处于忙碌状态， 永远保持 忙碌。我想，我是把它作为获得某种掌控感的手段。在工作上，在家庭中，我从来都是依靠清单、议程和战略计划来运转的。我把它们当作我的路线图，一种了解我将去往哪里的手段，一切都是为了高效地抵达。我对取得进步和衡量进步也会有一点执念。这可能是我的基因里天生就有的。也许是我的父母教给我的。他们怀抱着岩石般坚定的信念，认为哥哥克雷格和我必定会成就不凡，但也明确不会为我们代劳，相信我们的路自己走会更好。这种勤奋可能源于我的成长环境。在我从小长大的工人社区，机会很少主动来敲家门。你必须主动去寻找。事实上，有时你必须执着地追寻它才行。

坚持不懈对我而言不是负担。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取得成果。我进入的每一个新领域，都成为一块“试验田”。我把忙碌当作自己的徽章。我通过学业绩点、班级排名等数据来监测自己的进步，并得到奖赏。我曾在位于芝加哥摩天大楼47层的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学会了从每天、每周、每月中挤出尽可能多的计费工时 。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堆精打细算的计费工时，即使在我的幸福感开始消退之后。

我从来不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偶尔，我会看到人们（尤其是女人们）织毛衣，在机场和大学报告厅，在乘公交车上班的路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培养此类爱好，对于针织、缝衣、钩针编织等，我都完全没兴趣。我整天忙着争分夺秒，让自己的“数据”变得更好。

不过，编织就在那里，藏在我的基因里。事实上，我的祖辈中有许多女裁缝。据我妈妈说，她的家族里每个女人都会做针线活，会缝衣、钩针编织和针织。这与其说是一种爱好，不如说是出于实用目的；缝补这项技能就像一道简朴的篱笆，让她们免于坠入贫穷的沟壑。如果你会制作和缝补衣服，就永远不必担心吃饭的问题。当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时候，你还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

我的太姥姥安妮·劳森——我叫她“妈嬷”——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但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她却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长大，部分就是靠帮别人缝补衣服。这个本事让餐桌上总不缺吃的。同样地，我妈妈家族里的男人们也学会了木工或修鞋等手艺。这个大家族一起共享资源、收入和住所。所以，在我妈妈的成长环境中，有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妈嬷也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妈嬷从伯明翰搬到芝加哥后，仍帮人缝补衣服，主要是给富裕的白人做一些改衣的活计。妈妈说：“我们从来没有大富大贵过，但知道自己永远都会有饭吃。”

一到夏天，妈嬷就会打包她的胜家牌缝纫机，带着它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她在城北打工的一户人家家里，那家人在湖畔有一栋消夏别墅。她一次会在那里待上几天。我家里人想象不出那栋别墅的模样——帆船在湖面上下浮动，孩子们穿着亚麻的衣服，假期会持续几个月。但家里人清楚的是，天气很热，胜家牌缝纫机很沉，而妈嬷早已不再年轻。

这桩苦差事让她的女婿，也就是我外祖父珀内尔·希尔兹（我们后来叫他“南城的”），摇着头大声质疑：买得起度假别墅的人为什么不能给家里买一台缝纫机，这样妈嬷就不需要带着这么沉重的行李一趟趟往返。当然我们没办法礼貌地问一下管事的人。不过答案也很明显：并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 想都没想 。很可能他们从没考虑过这件事，所以妈嬷就得长途跋涉，整个夏天拖着那台胜家牌缝纫机来回奔波，只是为了“照顾”别人的衣服。

我妈妈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她给我讲的时候没有附加任何道德说教，但故事背后却是一种无声的、代代相传的提醒，提醒着我们这家人、我们这样的人所背负的重担——我们需要依靠缝补、服务、修理和搬运，才能勉强过活。

年少的时候，我从未自觉地思考过这些事情，但是本能地感觉到了其中的分量。它就在那里，融进了我坚持不懈的奋斗中，我感觉自己对别人负有责任，要走得更远，做得更多，妥协得更少。我想我妈妈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记得有一天，爸爸提出克雷格和我要学着补袜子上的洞，妈妈马上表示反对，她说：“我想让他们专注于学业，而不是袜子，弗雷泽。那样的话，他们有一天就能买到他们需要的所有袜子了。”

我想，你可以说，我的成长过程就是专注于此，我的目标是走向一个买袜子而非补袜子的人生。我不遗余力地取得成就，不止一次地更换工作赛道。我让自己从对计费工时的狂热中跳出来，开始做与自己的社区联系更紧密的工作，而忙碌并没有减少。我做了妈妈，这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同时也使我迎来了一系列全新的变量，让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跑一场障碍赛。就像许多妈妈一样，我计划、安排、整理、精打细算。我记住了塔吉特百货和宝宝反斗城的通道布置，以便最高效地购物。我仔细地构建流程和体系，为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自己的身心健康服务。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贝拉克全身心从政，而我也在奋力向前，努力取得属于我自己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重新探讨这些流程和体系，并适时做出调整。

如果我有游离的思绪、尚未解决的伤痛或是无法归类的感觉，我通常会暂时将它们搁置在心里，想着不忙的时候再来处理。

保持忙碌的好处肉眼可见。在白宫的8年证实了这一点。你需要行动、反馈、代表、评论、安慰，这些责任蜂拥而至，让你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作为时任第一夫人，我慢慢习惯了在大议题、大事件、庞大的群体、重大的结果等这些大的领域里运转。当然，大和忙总是联系在一起。令人眩晕的工作节奏让我和贝拉克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负面的事情，那些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更是如此。我们都处在一套标准化流程中，不能有任何拖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事情变得清晰明了。它让我们的视野大而宽广，并且使我们保持乐观。忙碌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就像给你穿上了一副铠甲：如果有人朝你射箭，不太可能会射中你，因为你实在太忙了。

然而，在疫情开始的头几个月，所有这些都被铲平了。我每天的周密安排被打乱。我一向依赖的那些清单、日程、战略计划纷纷被取消或推迟，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朋友打电话来，通常都是聊他们焦虑的事情。现在每一项未来的计划后面都标上了星号，就连 未来本身 似乎也是如此。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每次看到爸爸摔到地板上时他那种脆弱无力的感觉，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看到一切都危如累卵。

旧时的感觉重新浮现。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搞定一切时，我又绕了回来——感到失去方向，失去控制。那种感觉好像身处一个路标和地标都被移除的城市。我该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哪条是通向市区的路？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感，随之也失去了我的一部分铠甲。

现在我能看到，这就是“暴风雨”带来的后果：它破坏我们的边界，让水管爆裂；它摧毁建筑物，冲毁我们熟悉的道路；它刮走路标，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也改变了我们，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现在，我能够看清这一点，但当时，我的眼里一度只能看到“暴风雨”。

担忧和孤立的感觉让我开始内省，回望过去。我重新发现了所有我藏在心里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有我先前塞进来的所有疑问。而一旦把它们拉出来，就没那么容易再塞回去了。一切似乎都不合适了。一切似乎都是半成品状态。我一向喜欢的整洁有序，现在被一种令人不安的杂乱感取代。我的有些问题是具体的，比如， 贷款读法学院究竟值不值得，选择从一段复杂的友谊中抽身是不是错的。 其他问题则更宽泛、更沉重。我不禁又想到我们国家做出的选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贝拉克·奥巴马的接班人。 我们从中又能得出什么教训呢？

贝拉克和我一直努力坚守着怀抱希望与努力工作的原则，我们选择以善抑恶，并且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们目标相同，进步是可以逐步取得和衡量的，不管多么缓慢。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真诚而充满希望的故事，但是我们全情投入其中。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它。是它将我们这个真诚而满怀希望的黑人家庭一路送到了白宫。在路上，我们也遇到了数百万（这个数字不夸张）与我们同心同德的美国人。8年来，我们不仅将这些原则宣示于口，也在身体力行，我们迎接，甚至挑战了美国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盲从和偏见，但最后我们成功走了尽可能远的路，直到今天的位置。我们明白，作为黑人，我们出现在白宫本身就表达了什么是可能性，因此我们加倍努力，播撒希望，辛勤工作，努力将这种可能性表达彻底。

2016年的总统大选不管是不是对这一切的直接指责，它都让人感到受伤，直到今天伤口 依然 在隐隐作痛。我无比震惊地听到那个接替我丈夫成为总统的人，在公开场合毫无愧疚地发表种族诽谤言论，让自私和仇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接受，他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拒绝支持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我震惊地听到他谈起“另类”，就好像那是一种威胁。这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失败，而是更多更丑陋的东西。

在所有这些背后，是一连串令人沮丧的想法： 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自己的能量也不够；问题太大了，漏洞太大了，填满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专家和历史学家会继续输出他们对那场大选结果的看法，他们会有褒有贬，从人物性格、经济数据、分裂的媒体、“喷子”、“机器人” 、种族主义、厌女现象、虚假信息、幻灭感、差距、历史的钟摆等大大小小所有的方面分析，我们为何会等来这样一个结果。他们会为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套上一个庞大的逻辑框架，我猜这会让人忙碌很长时间。但在2020年可怕的头几个月，我被困在家里，看不到其中的任何逻辑。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可靠的总统造成了全国死亡人数的攀升，而他的民意调查数据却依然好看。

我继续进行我的工作，就是在线上的选民登记活动上讲话，支持公益活动，倾听人们的痛苦，但在内心深处，我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只觉得越来越难以真正改变现状。后来，民主党的领导层找到我，希望我在2020年8月中旬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但我没有立刻答应。我一想到这件事，第一反应就是拖延，我依然沉浸在沮丧和悲伤的情绪中，因为我们输掉了这个国家。我想不出来我能说什么。我感到沮丧笼罩着我，我的头脑正变得迟钝和麻木。我以前从未有过对抗抑郁症的经验，但这次感觉自己似乎得了轻度抑郁。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而理智地思考未来。更糟糕的是，我发觉自己游走在悲观的边缘，很容易认为自己无助，而且无力面对当下的宏大问题和无尽忧虑。我最需要抵制的想法就是，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确定，也没有什么可以完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

就在我处于低谷时，我终于有空拿起自己之前从网上订购的两根供初学者使用的棒针。当时，我正在和自己的无助感，以及做得不够的感觉做斗争。我解开买来的深灰色线团，拉出一小段线，打了一个小小的活结，第一次把它套在棒针上，然后开始打第二圈。

我买了几本编织方法指南，但发现很难将书上的图解转换成手上的动作。所以我转到“油管”上，发现上面有海量的手把手教学视频，还有来自全世界的编织爱好者提供的长达几小时的耐心指导以及小妙招。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依然充满焦虑，就这样看别人编织。我开始模仿，我的手跟着他们的手活动。织完正针，再织反针。织完正针，再织反针。一段时间后，一件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我注意的范围开始缩小，头脑感觉一点点放松下来。

在过去忙碌的几十年中，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头脑可以完全掌控一切，包括告诉我的双手要干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可以反方向进行。但这就是编织教给我的。它扭转了方向，把我翻腾的头脑扣在了汽车后座上，让我的双手替班开了一会儿车。它让我暂时远离焦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每次我拿起这副棒针，都能感觉到这种调整：我的手指在工作，我的头脑跟在它后面。

我把自己交付给了一件小事，它比我的恐惧要小得多，也比我的忧虑和愤怒，以及那种压倒性的无助感要小得多。就在那不停重复的细小而精准的动作中，在棒针碰撞的轻柔节奏中，有什么东西将我的头脑引往一个新的方向。它引导我来到一条路上，这条路让我走出满目疮痍的城市，走上一道安静的山坡，一直走到一个让我的视野更清晰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再次看到路标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美丽的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善良宽厚的人民，他们帮助邻居，感激必要行业工作者 的牺牲，照顾自己的孩子；在那里，我看到街上游行的人群，他们决心让一位黑人的死被看到；在那里，我看到了新领导层出现的希望，只要足够多的人去投票；在那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它重新回到了我的视线中。

正是从这个安静的有利位置，我终于能够超越我的悲伤和沮丧，重拾我失落的信仰——我坚信，我们内心蕴藏着调整、改变和渡过难关的力量。我又想到了爸爸、外祖父、妈嬷，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我的祖先们。我想到他们一生缝补、修理和背负的东西，想到他们的信仰就是源于相信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捍卫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不是吗？我们只能坚持不懈，一点一点地消除处于美国生活核心的不公正，不是吗？

我迟迟没想好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我把这些想法写成文字，做了几次修改。8月初的一天，我在一个租来的小房间里，坐下来录了那段演讲，身旁只有几个人。我盯着摄像机的黑色镜头，说出了我最想对自己国家说的话。我的口吻是悲伤的，也是充满激情的。我谈到我们失去了什么，以及我们还能找回什么。我尽量清楚地指出唐纳德·特朗普没有能力带领我们战胜国家和世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我谈到了对他人怀有同理心，以及抵制仇恨和褊狭的重要性，然后我敦促所有人都去投票。

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不过是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但同时，我又觉得那是我做过的感情最强烈的一次演讲。

那也是我第一次做一场没有现场观众的重大演讲，没有舞台，没有热烈的掌声，没有五彩纸屑漫天飞扬，结束后也不需要和任何人拥抱。就像2020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整场演讲令我感觉既怪异又有些孤单。但是，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里知道我已经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就在那场演讲开始的那一刻，我已经产生了影响。就在那一次，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火山喷发般的神思清明之感。当你真正发自内心地讲话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

这样说可能有点奇怪，但如果没有那段被迫静默的时期，以及在编织中找到的稳定感，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抵达那种状态。我发现自己必须从小事做起，才能重新放眼大局。当正在发生的一切严重到让我恐惧时，我需要我的双手重新将我引导到那些美好的、简单的、可以完成的事情上。事实证明，这样的事情可以有很多。

现在，我会一边编织一边和妈妈通电话，或者跟我的团队开线上会议，或者在夏天午后和来访的朋友在家里的露台聊天。编织减轻了晚间新闻带来的压力。它让每天的某一段时间变得没那么孤独，也帮助我能够更理智地思考未来。

我并不是要告诉你，编织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不，它既不能终结种族主义或打败病毒，也无法战胜抑郁。它无法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既不能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也无法弥合任何破碎的大的东西。在这些面前，它太渺小了。

它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正是我想表达的。

我逐渐认识到，有时，当你刻意将一些小事放在旁边，大事就会变得更容易处理。当一切开始感觉很大，因此变得令人害怕和无法逾越时，或者当我感受、思考或看到的东西太多而觉得无法承受时，我学会了去找一些小事来做。某些日子里，当我的头脑充斥的全都是巨大的灾难和厄运，当我因为 自己做得不够多 而感觉气馁并开始焦虑不安，我便拿起棒针，给双手一个掌控的机会，让安静的编织带我走出那个艰难的地方。

在编织中，你只要下了第一针，便会织完第一排。当你织完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收针。我发现，这些动作会让人感到无比满足——就像某个可控和有限事物的“书挡”。在这个总是让人感觉喧嚣和不完整的世界上，编织让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

当你开始感觉周围的环境变得难以忍受时，我建议你尝试往另一个方向去——去做些小的事情。找到一件能够帮你重新调整思路的事情，或者一块能够带给你满足感的小区域——你可以在那里待上一阵子。我不是让你消极地看电视或者刷手机。我是说，你要找到一件让自己可以积极参与的事情，一件要用你的头脑也需要你的身体参与的事情。你要让自己沉浸在这个过程中。放过自己，暂时避开一会儿“暴风雨”吧。

可能你像我一样，对自己要求很高。可能在你看来，每个问题都很紧迫。可能你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不凡，你怀揣一个大胆的计划，拼命向前，不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这都很好，你想建功立业做大事，也无可指摘。但是偶尔你会希望享受一下做成一件小事的快乐。你也许需要后退一步，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下，不去纠缠那些棘手的问题和令人疲惫的念头。因为棘手的问题和令人疲惫的念头会一直在那里，大多处于未完成状态，很多没有解决。漏洞永远都是那么大，而答案来得永远都很慢。

所以，去同时赢得一场小小的胜利吧。要知道，你是可以去取得一点小的成果，投入你的大目标和大梦想旁边的小事的。找到一件你可以积极完成的事，把自己交付出去，即使它只对你一个人有肉眼可见的好处。也许是用一下午的时间贴浴室墙纸，或者烤面包，或者做美甲，或者制作珠宝。也可以是用两个小时一丝不苟地按照你妈妈的食谱做炸鸡，或者是用十个小时在地下室制作巴黎圣母院的微缩模型。让自己享受全神贯注带来的礼物吧。

我离开白宫不久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创立了一个非营利项目，名为“女孩机遇联盟”，旨在支持青少年女孩，以及帮助世界各国推动女孩受教育的基层领导者。2021年岁末，通过这个项目，我和一些女孩子进行了一场对话，她们全部都是来自芝加哥南城和西城的高中生，最小的只有14岁。那是一个周四放学后，我们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在这些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和她们在同样的街道长大，上的是同样的公立学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希望她们也能在我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的影子。

和全世界很多学生一样，因为疫情，她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去学校上课了，对此她们一直感到不安。有人谈到在疫情中去世的亲人。一个年轻女孩谈到她在同学身上看到一种破碎感。另一个女孩的哥哥刚刚在一起枪支暴力案件中丧命，她一边讲一边努力忍着不哭。许多人提到她们感觉有压力，努力想挽回失去的时间、失去的动力——那些悲伤和静默的日子从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和社区那里夺走的一切。这些失落感是真实的。挑战给人感觉是巨大的。

“我高二半个学年和高三整个学年就这样没了，我真的很难过。”一个年轻女孩说。

“我强烈地感到孤立无援。”另一个说。

“一切都让我很快就精疲力竭。”第三个人补充说。

第一个女孩再次开口。她叫迪安娜，梳着粗粗的发辫，脸圆圆的，刚刚兴奋地告诉大家她的爱好是做饭和交谈。她说，疫情导致行动受限，其中最难受的部分是，除了周围的环境以及居住的街区之外，她没办法看到其他东西。“我们其实没有多少机会出门、探索或者看到不同的东西，”她说，“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枪击、毒品、赌博、帮派。说到底，这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呢？”

她补充道，她的时间可以分成四块：照顾祖母，做一份兼职工作，躲避街区的小混混，以及完成高中学业以便去专科学校学习烹饪。她说自己感觉 很累。

“所有这些感受要把我压垮了。”迪安娜说，不过她很快耸了耸肩，似乎要让自己快速调整并看向光明的一面，“但我知道我能做到，所以也没有那么沉重。”她看向周围，女孩们都在点头，她改口说道：“但又确实很沉重。”

这时所有人都笑了，开始更用力地点头。

我听懂了迪安娜的话，也看懂了大家点头认同的东西——我们内心来回摇摆的对生活是否艰难的疑惑。在感受上，一天可以很艰难，也可以不艰难。某个挑战一时看起来巨大无比，一时又让人感觉可以战胜，两个小时后，它又变得令人难以承受。它不仅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还取决于你的情绪、你的态度、你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瞬间改变。最微小的因素也能激起或者摧毁我们的自信，比如天气是否晴朗，我们的发型是否好看，我们睡得怎样、吃得如何，是否有人善意地看了我们一眼。还有其他一些说不太清楚的、将我们许多人打倒的力量，那就是由几代人受到的系统性压迫所塑造的社会环境。它们当然是存在的。

到了分享痛苦和失去的故事时，很多人的讲话变得很谨慎，她们意识到这容易被视为自哀自怜，而这对于一个决心越过历史藩篱、在新天地立足的年轻黑人女性而言是不体面的，是对宝贵时间的浪费。抱怨让我们羞愧，因为我们知道太多人的生活比我们的要糟糕得多。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优势展示给外界，同时把其他的藏起来，不让人看见，比如我们的脆弱和担忧。然而，在暗地里和内心中，我们骑着一个跷跷板，在“搞得定”和“承受不住”两种感觉之间上下碰撞。

就像迪安娜说的：它没有那么沉重，但又确实很沉重。

那天在芝加哥的见面会上，一些学生对更大的问题表达了担忧。她们说，她们感到内疚，因为没有能力做更多，无论是为家庭，为社区，为我们国家的破裂，还是为地球的“生病”，抑或为所有需要修补的东西。她们注意到了大事，但只觉得无助和无能为力。同时，她们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羞愧。能够拥有这样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她们心智成熟、富有同情心、关心世界，但是转念想一想，她们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背负着如此巨大而沉重的包袱。这怎么能说不严重呢？

我不断地收到人们写来的电子邮件和信件，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紧迫感。他们表达着自己远大的梦想和强烈的感受。很多人写到了下面的话，有时两句话都有：

我想要改变现状。

我想要改变世界。

这些信息活力四射，充满善意，常常是年轻人发来的。他们表达了一种痛苦，他们看到了一些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有所成就。这些信息普遍传递出一个感觉，那就是一切需要尽快发生，这当然是青春和激情的标志。2020年，在乔治·弗洛伊德 被害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一位名叫伊曼的年轻女孩。“我想要改变整个现行秩序， 马上就要 。”她写道，“我有一种冲动，想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接着她补充说，她只有15岁。

一位名叫蒂法尼的女孩从佛罗里达写信给我，信中描述了她的梦想：“我想让音乐、舞蹈和戏剧征服世界。”她说：“我希望像碧昂斯那样征服世界， 但还要超越她 。”她迫切希望完成她的人生使命，想让父母、祖父母和祖先都为她骄傲。“我想要做所有的事，”她说，然后补充道，“但有时我的心理状态会妨碍我。”

对于蒂法尼和所有人，年轻的或不年轻的，正试图在世界上所有宏大、激烈、紧急的事情中找到人生目标的人，下面是我要说的话： 是的，那句话说得很对。当你想要改变现状时，当你想要改变世界时，你的心理状态有时会妨碍你。

那是因为事情本应如此。健康是基于平衡。平衡是基于健康。我们需要小心地，有时还要警觉地照顾自己的心理状态。

在你思考要怎样安放自己的激情、雄心和远大的梦想，以及你的伤痛、局限和恐惧时，你的头脑正在不停地、笨拙地控制着操纵杆，试图让你保持稳定。它有时会按下刹车，让你走得慢一点。当它察觉到问题，比如你走得太快，工作的方式不可持续，抑或被困在了混乱的思维和有害的行为模式中，它会释放求救信号。请小心照顾自己的感受。注意你的身体和头脑发出的信号。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在挣扎，不要害怕向外求助。外面有一些资源和工具可以帮助你。我们许多人会寻求专业帮助来保护心理健康，找专家或学校的心理顾问，拨打服务热线，或者咨询保健医生。请记住，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你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速度，休息一小会儿，大声说出自己的挣扎。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将休养生息作为一种习惯。谈到改变世界的现状，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些巨大而空洞的目标分解成可操作的小目标。这样，你就不那么容易被压垮或感到疲惫，或者坠入虚无感的深渊。

这些都不算失败。真正的失败是，当伟大变成了良善的对立面——当我们被宏大捆住手脚，甚至还没开始行动就放弃了；当问题看起来太大，我们甚至放弃了微小的尝试，也不去处理我们掌控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忘记，把你能做的事情放在首位，即使那只是保存你的精力，扩大你的可能性。可能是专注于完成高中学业。可能是好好规划你的储蓄，好让你在未来有更多选择。可能是努力和他人建立可持续的关系，让你将来能获得更多支持。请记住，解决大的问题，成就伟大的事业，常常需要多年的努力。我在想，蒂法尼想要告诉我的是，她有时无法调动需要的精力和火力来征服世界，超越碧昂斯。我也会想，伊曼那种“ 马上就要改变整个现行秩序 ”的强烈冲动是难以持续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想着大事的同时要不断做些小事。它们是彼此的好搭档。做小事能帮助保护我们的幸福感，避免让它被那些大事吞噬。当我们感觉良好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无能为力。研究显示，在生活中感觉幸福的人更容易在大的社会问题上采取行动。 ² 这进一步说明，你必须热忱地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就如同追寻自己最坚定的信仰一样。当我们能够庆祝小小的胜利，并将其视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时，我们便开始理解变化的本质是渐进的。投出一张选票，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民主；养育一个人格健全、被爱滋养的孩子，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让一个女孩受教育，就可以使整个村庄变得更好。

住在白宫时，每到春天，我们都会在南草坪的花园中开辟一片园子，取名为“三姐妹”，就是将玉米、豆科植物和南瓜种在同一块地里。这是传统印第安人种植农作物的方法，充满智慧，已经沿用了数百年。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每种植物都能为其他植物提供一些重要的支持。玉米长高后，会为豆科植物提供天然攀爬架。豆科植物提供氮素，这种营养物质可以帮助其他植物更有效地生长。南瓜贴着地面生长，它蔓生的叶子有助于遏制野草生长，还可以保持土壤湿润。植物生长速度不同。农作物在不同时间收获。这种混搭提供了一个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高大的植物和矮小的植物一起持续合作。只种玉米不行，只种豆科植物也不行。只有把玉米、豆科植物和南瓜种在一起，它们才能健康生长。平衡就来自这种组合。

我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自己的生活以及更广阔的人类社会。我们的目的是互利共生。我们的平衡基于一个理想，即丰富的组合。如果我开始觉得心理失调，或者感到孤立无援、不知所措，我就会想想花园教给我的事，想想我已经种了什么，还需要种什么：谁在滋养土壤？谁在帮助遏制野草生长？我是不是同时种了高大的和矮小的？

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宝贵的练习，成为我能够依靠的另一种工具。我学会了在感觉到平衡时识别它、欣赏它，也就是在我感觉最稳定、注意力最集中、头脑最清晰时，享受它、记住它，然后思考和分析究竟是什么帮助我达到这种状态。我发现，当你能够以这种方式解读自己时，你就能更好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平衡，然后去寻求所需要的帮助。你开始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示警红旗，然后在事情失控之前处理它们。我刚刚是不是对我爱的人发了火？我是不是在担忧某件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的恐惧是不是开始升腾？

一旦识别出这种失衡，我就会翻翻存放修理工具的仓库，尝试不同的方法，帮助自己重回正轨。许多是微小的事。有时，我最需要的不过是到户外散散步，做运动出出汗，或者是晚上好好睡一觉。一些简单的事情就能让我振作起来，比如整理一下床铺，或者是冲个澡，穿上得体的衣服。有时，我会和朋友长谈，或者一个人独处，把所思所想写下来。有时，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某些一直在拖延的事情，比如一个项目或者一次沟通。有时，我发现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帮助了自己，即使只是做一件小事，让别人的一天变得更容易、更灿烂。很多时候，我只需要开怀大笑，就能把情绪调整过来。

那天，在芝加哥和那些年轻女孩坐在一起时，我问她们会做什么来对抗疫情带来的失落、静默和压力，什么样的小事能给她们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尝试帮助她们说出自己的失衡感，识别她们所拥有的可以带来慰藉和安定的工具。就这样，我们岔开话题，不再谈论大的烦恼以及前面提到的所有焦虑。氛围变得轻松起来，回答也变得更容易。笑声开始多了起来。几个学生谈到，舞蹈和音乐帮助她们度过了黑暗时期。其他人提到了运动。一个名叫洛根的女孩骄傲地宣称，她可以背下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里每首歌的每句歌词，没什么原因，就是单纯喜欢。

正是这些小的调整，帮助我们解决了大的难题。正是那些“没什么原因，就是单纯喜欢”的练习，滋养了我们的土壤。我发现，小小的胜利也有积累效应。一次小小的激励可以带来下一次激励，一个平衡的行动可以引发更多。我们可以慢慢将自己导向更大的行动和影响。有时只是需要尝试一件新事物，或是完成一项看似无关紧要的任务。

我在一个名叫艾迪生的14岁女孩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她告诉我们，在疫情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她开始拍摄视频短片，分享给不能见面的亲人和朋友，最终这启发她制作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一个名叫麦迪逊的女孩，因为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而感到思绪不宁、极度悲伤，于是开始在本地食品捐助活动和社区清洁活动中做志愿者，并发现这个工作让她心怀感恩，也更踏实。还有考特妮，她说她在家里颓废地躺了几个月，突然意识到“我需要跳出自己的匣子，做点什么”，于是冒险参加了学生会的模拟竞选。结果失败了。她对大家说“但我做到了”，并为自己迈出了这一步而感到骄傲。这次失败的“政治竞选”赋予了她意想不到的全新自信，并激励她创立了一个少年小组，这个小组在她居住的社区做志愿者项目。

这就是“小的力量”，中间的步骤也很重要，投入眼前的事情会让人放松，而只要开始，就能更容易走向完成。

就这样，我们从“ 承受不住 ”回到了“ 搞得定 ”的轨道上。

就这样，我们不断成长。

开始做一件新事情时，你并非总能看清前面的方向。你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不知结果会如何。编织时，你跟着示意图（通常是一些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在门外汉眼里它们简直就是天书）打了第一针。示意图告诉你应该按照什么顺序钩什么针，但要等一会儿你才能看到结果——图案在纱线中显现。在那之前，你只要活动双手，按照顺序一步步来，就像是在某种信仰的引领下行动。

这提醒我，它其实并非微不足道。我们就是通过做这些微小的事情来践行自己的信仰。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记住了什么是可能的。通过做这些小事，我们在表达 我们可以，我们关心 ，我们没有放弃。

就像生活里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在编织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获得更宏大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一次钩一小针。你一针一针地钩，直到完成第一排。然后钩第二排，再钩第三排、第四排。最后，因为你的努力和耐心，你开始看到它的轮廓。你似乎看到了某种你一直期盼的答案，一个全新的安排在你手中逐渐成形。

可能是你准备送给朋友家婴儿的一顶小小绿色帽子。可能是给你夏威夷出生的丈夫织的一件圆领毛衣，他冬天怕冷。也可能是一件羊驼毛的吊带衫，有着漂亮的螺旋形带子，很适合你19岁女儿漂亮的棕色皮肤，她微笑着抓起车钥匙，风一样跑过你身边，走出门去，进入那个喧嚣的、从来不完整的世界。

只要一两分钟，你就会发现编织这件事很重要。你会发现你做的已经足够了。

也许这也算是进步。

不管怎样，我喜欢这样想。

所以现在，让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