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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爸爸在走路时开始拄一根手杖，帮助自己保持平衡。我记不清它是哪天出现在我们位于芝加哥南城的家里的——当时我四五岁，突然，它就在那儿了，一根光滑的黑木手杖，细长而结实。这是多发性硬化症早期造成的结果，这个病让我爸爸的左腿出现了严重的跛行。它缓慢地，无声地，侵蚀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削弱着他双腿的力量。这种疾病很可能早在爸爸确诊前很久就已经在损害他的身体了，就在他平常去城里的水处理工厂上班，和妈妈一起经营家庭，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才的那些日子里。
那根手杖帮助我爸爸上楼回到家里，下楼走到城市街区。到了傍晚，他会把手杖靠在躺椅的扶手上，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听音响里播放的爵士乐，把我抱在腿上问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似乎忘了手杖的存在。我喜欢那根手杖，它弯曲的手柄、黑色的橡皮头、掉在地上发出的“哐当”一声脆响，都让我着迷。有时我会拄着它，模仿爸爸的姿势，在起居室中一瘸一拐地走动，希望能亲身体验他走路时的感受。但是我太小了，手杖太大了，我便想法把它用在“过家家”的游戏中，当一个舞台道具。
在我们家人看来，这根手杖没什么象征意义。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像妈妈的锅铲是厨房里的工具，外祖父的锤子是修理工具一样，家里的架子或窗帘杆坏了，外祖父总要用锤子来修理。它有实用性，能起到保护作用，需要的时候可以倚靠一下，仅此而已。
我们真正不想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爸爸的身体状况在变得日益糟糕，他的身体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役。这一点，爸爸知道，妈妈知道，哥哥克雷格和我也知道。虽然我们当时还小，虽然爸爸依然可以在后院和我们玩手球游戏，也会来听我们的钢琴演奏会、观看少年棒球联盟比赛，但小孩子也不傻。我们开始懂得，爸爸的病会让我们一家变得更脆弱，更不堪一击。出现紧急情况时，他很难迅速行动，把我们从火灾中或非法入室者手中救出来。我们慢慢知道，生活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有时，那根手杖也靠不住。爸爸要是一步没迈稳，或是被地毯上的一个鼓包绊到，就会突然摔倒。在那个定格的瞬间，他的身体悬在半空，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切就摆在眼前——他的脆弱，我们的无助，不确定性，未来更加艰难的日子。
一个成年男人轰然倒地的声音大如雷鸣，你永远不会忘记。它像地震一样摇撼着我家的小公寓，惊得我们全都冲到他身边。
“弗雷泽，小心！”我妈妈会说，好像这句话可以抵消刚才发生的事。克雷格和我会用我们小小的身体竭力帮助爸爸站起来，然后赶快又把飞出去的手杖和眼镜找回来，就好像我们扶起他的速度可以抹掉刚才发生的一幕。就好像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时刻总会让我担忧和恐惧，尤其想到我们可能会蒙受的损失，以及这一切又多么容易真的发生。
爸爸对此常会一笑而过，表现得若无其事，并示意我们可以微笑，也可以开玩笑。我们一家人似乎心照不宣，要刻意把这些时刻忘记。在我们家，笑声是另一个好用的工具。
长大后，我了解到，全世界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人多达数百万。这种病症扰乱免疫系统的方式是：它从身体内部开始发起攻击，让免疫系统把“友军”错认为“敌军”，把自己视为“外人”。它扰乱中枢神经系统，破坏一种叫作轴突的神经纤维的保护层，让脆弱的纤维暴露在外面。
爸爸从未谈论过多发性硬化症给他的身体带来的痛苦，也很少因为行动不便而情绪低落。我不知道我们不在他身边时，他是否摔倒过，比如在水处理工厂，或者在往来理发店的路上。想来一定摔过，至少偶尔摔过。然而，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爸爸照常上班，照常回家，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也许这是一种抵抗的方式，也许这就是他选择恪守的生活准则。 你摔倒，你站起来，你继续生活。
现在我意识到，爸爸的残疾很早就给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让我了解到，作为一个另类——带着某个你无法控制的印记在世界上生活——是什么感觉。即使我们不会一直想着它，那种作为另类的感觉也一直都在。我们全家都带着这种另类的印记。我们担忧着其他家庭不会有的担忧。我们要在其他人不必在意的地方处处留神。出门的时候，我们要默默估量路上的障碍物，盘算着怎么能让爸爸少费点力气穿过停车场，或者走到克雷格篮球比赛看台的座位。我们衡量距离和高度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看待楼梯、结冰的人行道、高高的道牙的眼光是不同的。我们评估公园和博物馆的标准是，那里的长椅多不多，能不能让一个疲惫的身体随时得到休息。不论去哪儿，我们都会权衡风险，想方设法提高爸爸的行动效率，哪怕只有一小点儿。我们走每一步都要计算好。
一件工具不好用了，它的效用赶不上爸爸疾病的发展了，我们就出去给他找另一件工具。就这样，手杖换成了腋杖，腋杖换成了自动轮椅，最后又换成了一辆特别改装的小型机动车，上面的操纵杆和液压装置可以帮助弥补他身体无法做到的事。
爸爸喜欢这些工具吗，或者认为它们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吗？当然不。但是他需要它们吗？是的，绝对需要。这就是工具的价值。它们帮助我们站起来，保持平衡，能够更好地与不确定性共存。它们帮助我们应对变化，让我们在感觉生活失控时可以支撑下去。即使在我们感觉不舒服时，即使在我们的“神经纤维”暴露在外面时，它们仍帮助我们继续向前。
在这些问题上，我有很多思考：我们背负着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屹立不倒，尤其是在混乱的时代？我们怎样找到并依靠我们的工具？我震惊于我们中有那么多人在另类的感觉中挣扎，我们对另类的认知仍然处于更广泛对话的核心：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信任谁，我们把谁高高托举，又把谁抛在身后。
这些当然都是复杂的问题，答案也很复杂。“另类”可以有很多种定义。但我要替那些感觉另类的人说一句话：在一个充满障碍的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并不容易，而这些障碍是别人看不到或者不去看的。如果你是一个另类，你会感到，和周围的人相比，你用的是一张不一样的地图，路上遇到的也是不一样的障碍。有时，你会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地图。你的与众不同经常先你一步进入房间，人们在看到你之前就看到了它。这也让你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要“克服”。而“克服”，单是这个词本身，就让人心累。
最后，其实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你学会了处处留神，就像我们一家那样。你会思考怎样节省精力，走每一步都计算好。在这一切的中心，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悖论：另类让你习惯了拘谨，同时又要求你勇敢。
我开始写作这本新书，正是从这里开始，就是感觉自己既拘谨又勇敢。2018年，我出版了自传《成为》，当时引发的反响让我感到惊讶——实话说，是震惊。我把自己倾注在这本书中，不仅复盘了我曾经担任美国第一夫人的旅程，还回顾了我一路走来的整个人生。在书中，我不仅分享了那些快乐光鲜的部分，也分享了我经历的艰难时刻——爸爸在我27岁时去世，我失去了大学时最好的朋友，贝拉克和我在备孕过程中的挣扎。我重温了自己年轻时因为黑人身份而遭受的屈辱。我也坦率地谈到，在把白宫这个我们开始喜欢的家，以及我丈夫曾经作为总统辛勤工作的遗产，留给一个鲁莽冷漠的继任者时，我所感到的伤痛。
把这些都说出来，感觉有一点冒险，但也让我感到解脱。在担任第一夫人的8年里，我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清楚地意识到，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盯着贝拉克、我和我们的两个女儿。作为黑人，入主历史上一直由白人占据的白宫，我们一步都不能出错。我必须确保利用这个平台做出重要的改变。我主导的事情要执行有力，还要对总统的执政形成补充。我必须保护我们的孩子，让她们有正常的生活空间，同时还要支持贝拉克，我有时感觉他把全世界的重担都背在了自己身上。我做每一个决定都极其谨慎，考虑到每一种风险，评估每一个障碍，尽一切可能让我们一家人可以作为能够被热爱或憎恨的人，而非国家象征来成长。那种紧张感是真实的、有压迫性的，但我对此并不陌生。我又一次需要走每一步时都计算好。
写作《成为》这本书，感觉就像呼出了一口气。它标志着我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尽管我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第一个专属于我个人的项目——不再跟贝拉克、他的团队、孩子们的生活，以及我以前的工作绑在一起。我喜欢这种独立，但也感到自己孤身走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我们从白宫搬出后，在华盛顿安了家。在新书发布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象着这部我以最诚实的口吻讲述自己人生的作品放在书店和图书馆的架子上，被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语言，接受全世界评论家的严格审视。按照计划，第二天一早，我要飞到芝加哥，为新书国际巡回宣传拉开序幕。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要前往31个城市和读者见面，每一次都会有多达两万名观众到场。我愣愣地盯着卧室的天花板，感觉到焦虑如潮水一般在胸口涌动，一个个问号出现在脑海中。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能圆满完成这件事吗？我会搞砸吗？然后呢？
在这下面，潜藏着某个更深沉、更原始、更顽固，并且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那个恒久不变的问题，所有怀疑的根源所在。那六个字，即使是我认识的最有成就、最强大的人，也无法逃脱它的魔爪；那六个字，从我还是芝加哥南城的一个小女孩时起，一路跟着我到现在。那六个字就是： 我足够优秀吗？
在那一刻，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我不知道。
最终让我的情绪稳定下来的是贝拉克。那晚，我心绪不宁，睡不着觉，于是上楼找他，他正在书房的台灯下工作。我把心中的每一个疑问都向他和盘托出，细细地告诉他会出差错的所有可能。和我一样，贝拉克也正在复盘我们一家从走进白宫到离开的这段旅程。和我一样，他内心也有自己的疑问和焦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足够优秀，尽管这种感觉不经常出现，而且纯粹是庸人自扰。但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要理解我。
在我倾诉了自己所有的恐惧之后，他只是肯定地跟我说，这本书写得很棒，我也很棒。他提醒我，焦虑是做一件新的事情、大的事情时必然要经历的部分。然后他抱住我，用他的额头轻轻碰了碰我的额头。这正是我需要的。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就带着《成为》上路了。这开启了我有生以来最快乐、自我认同感最强烈的一段时光。这本书收获了许多好评。让我惊讶的是，它还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销量纪录。我在新书宣传的间隙，腾出时间参加了一些小型读者见面会，地点选在社区中心、图书馆和教堂。听人们谈起他们在我的故事中找到各种共鸣，是这次经历中最让人感到满足的部分。到了傍晚，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活动现场，有时能达到数万人。每场活动的氛围都让人热血沸腾：音乐声震耳欲聋，人们在通道中跳舞、自拍、互相拥抱，等待我的上台。每一次，当我和一位主持人坐下来，开始一场时长90分钟的对谈时，我都会投入地讲述我的真实故事。我没有任何保留，对于自己的分享感觉良好。我感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被接纳，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更多人感受到被接纳。
这很有意思，让人感到快乐，又不止于此。
《成为》新书巡回宣传活动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在望向那些观众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事，它确认了我对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真相的认识。我看到一个肤色各异的人群，因为充满差异而更添魅力。在这些空间里，多样性受到了承认和追捧。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穿着的人们——他们大笑、鼓掌、哭泣、分享。我真诚地相信，许多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超越了我或我的书。我的感受是，他们出现在这里，至少部分原因是想让自己在世界上感到不那么孤独，是想寻找某种失落的归属感。他们的出现——这些空间的能量、温暖和多样性——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我相信，人们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当我们的“另类”汇聚为“共同感”时，那种感觉很不错，事实上，可以说 无比美妙。
我想，当时没有人会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一件大事。谁会预料到，我们在那些活动上陶醉其中的共同感，正处在突然崩塌的边缘。谁会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迫使我们骤然告别随意的拥抱、不戴口罩的微笑以及和陌生人轻松的交流。更糟的是，它把我们拖入了旷日持久的痛苦、失去和不确定性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得以幸免。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会做出什么改变吗？我不知道。
我深知，这些日子让我们内心震荡，惶惶不安。它们让更多的人变得保守谨慎，处处留神，与他人的联结变弱。许多人第一次对其他数百万人的日常感同身受——他们都无法掌握平衡，失去控制，对未来感到深度焦虑。在过去几年中，我们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隔离期、无可估量的悲伤，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广义上的不确定性。
疫情在打乱我们的生活节奏，让我们感到不适的同时，也让一些痼疾继续存在。我们看到仍然有手无寸铁的黑人死在警察手里——在离开便利店的时候，在去往理发店的路上，在常规的交通检查站里。我们看到针对亚裔美国人和LGBTQ+
群体的卑劣仇视性犯罪。我们看到偏执和偏见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加速蔓延。我们看到全世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们在加强对国民的控制。在美国，我们看着时任总统袖手旁观，任凭警察对在白宫前和平静坐的千人示威群体使用催泪瓦斯，而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少一点仇恨，多一点公平。在美国人民蜂拥着用手中的选票合法而决定性地将那任总统赶下台后，我们看到一群愤怒的暴徒冲进了我们政府最神圣的殿堂，把门踢倒，在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地毯上小便，他们或许认为这样就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伟大”。
我会感到愤怒吗？是的，会。
我会时常感到沮丧失望吗？是的，也会。
每次看到暴力和偏见化身为叫嚣“伟大”的民粹主义政治口号时，我会感到恐惧吗？当然会。
但有这种情绪的只是我一个人吗？谢天谢地，不是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发出的声音：他们在努力寻找跨越这些障碍的方法，他们评估自己的能量，紧紧抱住自己所爱的人，尽一切努力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我常常与那些因为另类而挣扎的人对话，他们感觉自己被低估或受忽视，为“克服”这些感觉而付出的努力让他们心力交瘁，他们感觉自己的光芒在变得暗淡。我曾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见面，他们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在情感关系和职场中，尽力为最真实的自我争取空间。他们心里有很多疑问：我要怎样建立有意义的联结？我何时、如何能够发出声音并解决问题？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低谷时，“行高处的路”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努力在团体、传统和组织中寻找自己的力量，他们是边缘群体，那些事物并不是为他们建构的，他们尝试“扫雷”、摸索边界，其中许多人无法被定义，难以被看见。如果无法避开那些障碍，惩罚将是毁灭性的。这些都极令人困惑而且充满危险。
我常被要求回答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自从上一本书出版后，我听到了许多故事，回答了许多问题，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探讨我们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在不公和不确定性中设法前进。人们问我，我口袋里的什么地方是否藏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它们可以快刀斩乱麻，让“克服”这件事来得更容易。相信我，我知道那样的方案会多么有效。我也愿意提供一系列清晰的、有重点的步骤，帮助你战胜每一种不确定性，让你加速攀登到你希望抵达的高地。我希望事情可以这样简单。如果我真有这样一个秘密方案，我会马上把它交出来。但是请记住，我晚上躺在床上，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足够优秀。你一定要知道，我和所有人一样，也有问题需要“克服”。那么，那些被无数人视为奋斗目标的高地呢？我走到今天，也抵达过若干个所谓的“高地”，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怀疑、不确定、不公在那些地方照样存在，其实，那里正是它们生长的沃土。
我想说的是，不存在什么秘密方案。幕布背后没有巫师
。我不相信人生的大问题会有条理清晰的解决方案和简明扼要的答案，因为这有悖于人类经验的本质。我们的心灵太复杂，我们的历史也太混乱。
我可以做的是，让你们看一下我个人的“工具箱”。这本书就是想为你展示我在自己的工具箱里都放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都用到了哪些工具来帮助自己保持安定和自信，又是什么工具让我即使在高度焦虑和倍感压力时也能继续往前走。我的工具中，有一些是习惯和练习，还有一些是有形的物品，另一些则是在我不断“成为”的过程中，脱胎于个人经历和经验的态度与信条。我并不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实用指南。我希望，你在其中能看到的是，我对生活迄今教给我的东西的真诚反思，我使用了哪种“操纵杆”和“液压装置”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会介绍你认识一些帮助我站稳脚跟的人，分享我从一些令人敬佩的女性身上学到的面对不公和不确定性时的人生经验。你会听到，我有时依然会被某些事情击溃，我依靠什么又重新站了起来。我还会告诉你，我逐渐放弃了哪些态度，慢慢开始理解工具不同于防御，它比防御有用得多。
没有一件工具适用于所有情况和所有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你来说可靠的工具，到了你的老板、妈妈或者伴侣手中，可能就没那么有效了。一把锅铲不能帮你更换爆掉的轮胎，一根轮胎撬棒也不能帮你做煎蛋。（不过当然，欢迎来证明我是错的。）工具也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的成长速度而不断进化。在人生某个阶段起作用的工具，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变得无用。但我的确认为，学会识别哪些习惯可以让我们内心安定、步伐稳健，哪些习惯会引发焦虑、助长不安全感，是有价值的。我希望你可以在书中有所收获——选择有用的，摒弃无用的——识别、收集和精选一套属于你自己的基本工具。
最后，我要剖析一些关于权力和成功的观念，对它们重新进行表述，让你可以更好地看到自己可以掌控的一切，更有勇气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携带着光，它是独一无二、专属于你的，是需要保护的一簇火焰。当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光，我们就有能力利用它。当我们学会挖掘身边的人独一无二的特质，我们就更有能力建立富有同情心的社群，做出意义重大的改变。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会专注于让你找到自身的优势和光。第二部分会考量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家庭观念。第三部分旨在探讨我们如何更好地拥有、保护和增强我们的光，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在书中，我们还将谈谈如何发现个人的力量、群体的力量，以及超越怀疑和无助感的力量。我不是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很简单，也不是说你在路上不会碰到形形色色的障碍。也请你记住，我知道的一切，我依靠的所有工具，都是通过尝试和犯错才获得的，经过了长年累月的不断练习和重新评估。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行动中学习。我犯过错误，做过调整，一路上不断纠偏。我是迈着缓慢的步伐才走到了今天我所在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读者，请记住，要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现在正站在一段漫长而有趣的旅程的起点，这段旅程并不总是舒服的。你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收集关于你是谁、你要如何行事的信息，才能慢慢找到通向更多确定性和更强自我认同感的道路。渐渐地，你才会开始发现和使用自己的光。
我想我们要承认，自我价值是包裹在脆弱性之中的。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永远并坚定地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站在光中，我们会更加勇敢。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光，你就认识了自己，就能够诚实地看待你自己的故事。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有助于建立自信，从而让你更加平静，保持判断力，最终让你能够和他人建立深层而有意义的联结——对我而言，这是一切事务的牢固基础。一束光可以点亮另一束光，一个强大的家庭可以让其他更多家庭汲取力量，一个有立场的社群可以影响它周边的人。这就是我们身上携带的光的力量。
我写这本书的最初想法，是希望为处在人生动荡时期的读者提供某种形式的陪伴。我希望它对所有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人来说有用，也能够让人获得稳定感，不管这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一场毕业典礼、一次离婚、一次工作变动，还是一次医疗诊断、一个孩子的降生，抑或是一位亲人的离世。作为一个年近六旬，安然度过了许多动荡阶段的人，我是幸运的。这一次，我将主要站在外围观看这种动荡，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恐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对此我当然是有发言权的。
过去几年，我们所有人都被扔进了动荡的洪流，我们在其中随波逐流，看不到希望。这是许多人从未有过的经历，因为很多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年轻的人，没经历过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没看到过炸弹落在欧洲的土地上，也没目睹过妇女被剥夺了对自己身体做出明智决定的基本权利。相对而言，我们过去是受到保护的。现在，情况变了。不确定性不断渗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它可以像核威胁一样巨大，也可以像你家孩子开始咳嗽的声音那样切近。我们的体制开始动摇，我们的系统变得不稳。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承受了巨大压力。年轻人群中出现孤独、焦虑和抑郁等情况的比例是前所未有的。 1
我们努力想知道，我们还能够信任谁，还能信任什么，何处可以安放我们的信仰。这种伤痛当然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研究人员估计，全球有超过790万名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失去了妈妈、爸爸或者一位隔代监护人。 2 在美国，就有超过25万名儿童——大多数来自有色人种社区——在疫情中失去了一位首要或次要看护人。我们无法想象当所有的支柱都消失，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再次站稳。在未来很多年，我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失去的余波。我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动荡。这个世界的美丽和破碎还将继续共存。这种不确定性不会消失。
但是当平衡不再可能，我们必须直面挑战，继续发展。在上一本书中，我写道，我从自己的人生旅程中学到，生活中没有什么固定的端点，我们视为开端和终点的传统标记也是如此，它们只是一段更长道路上的路标而已。我们自己也一直在行动和前进中。我们永远都处于动荡中。即使我们厌倦了学习，依然还要学习；即使我们为应对变化已精疲力竭，依然还要做出改变。没有可以保证的结果。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任务，要把自己升级到一个新的版本。
当我们在疫情带来的挑战下设法前进，处理着不公平、不稳定的事情，担忧着不确定的未来时，我想是时候停止问“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要开始考虑另外一些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挑战和变化中屹立不倒：我们如何调整？我们怎样在不确定中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不丧失行动力？我们有什么工具来支持自己？我们从哪里能找到其他支柱？我们怎样为他人营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如果我们勠力同心，能够一起克服什么？
就像我说的，我无法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愿意进行对话。我认为，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是有价值的。我愿意打开一个对话空间，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话题变得更广阔。我相信，正是借此，我们前行的步伐才变得更加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