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的“厨房餐桌”

我是个很看重朋友的人。我交朋友很认真，维护友情则更加认真。朋友们有时会开玩笑说，我有点像个教官，即使是在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时。他们说这话时的口吻十分亲切，偶尔也暗示他们有点累。我懂他们的意思。我接受他们的爱，也接受他们的疲惫。我在与关心的人交往上确实比较热切。我热衷于组织集体远足、周末短途旅行、打网球，或者单独约朋友沿着波托马克河畔散步。我喜欢总有可以期待的事，总有想见面的朋友。对我来说，友谊既是责任又是生命线。我紧紧抓住，并小心守护着。

我曾经写过，住在白宫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打几次电话，邀请十多位闺密一起去戴维营度假。我会先用“水疗周末”“养生之旅”这样的宣传语吸引她们，等来了她们才发现我给所有人安排的是一天健身三次，而且不能吃肉，不能吃垃圾食品，也不能喝酒。于是她们送给我们的度假地一个新名字——“训练营”。同时，她们开始提意见，说如果我想让她们经常来，按照我安排的那样健身的话，就得至少增加一些牛排，一些甜点，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些葡萄酒。我们都是职业女性，时间很宝贵，所以度假放松的时候，希望可以一揽子全都享受。我们大多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忙碌的伴侣和高强度的工作。我们有很多人要照顾，习惯了只能利用零碎的时间睡觉、锻炼、放松和亲近，但质量一定不高。当你脑子里塞满了一堆琐碎的、让人抓狂的问题，它们会在深更半夜或者白天你见客户时突然冒出来，你还能好好放松吗？我是不是错过了夏令营报名的截止日期？ 家里的花生酱是不是没了？上次喂沙鼠是什么时候？

在我看来，那些周末就像是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在那三天，我和朋友们可以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尽管只是暂时的。忘记孩子，忘记伴侣，忘记工作。忘记那些没完成的家务以及逼近的截止日期。忘记那该死的沙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其他的全往后排。对我来说，最快速有效地消除压力、聚焦当下的方式，莫过于一次酣畅淋漓、挑战极限的健身——或者更好的是，可以连续安排几次。我想你可以说，活力是我的“爱语”之一。我喜欢让身体感受到一点压力，喜欢看到朋友们在挥洒汗水中发现内在的决心和力量，并从中获得快感。健身之后，我们会把疲惫的身体丢在壁炉前的沙发上，聊天直至深夜。

不过那是在我答应朋友们恢复提供葡萄酒和零食之后的事情了。关于友谊，我们还要记住一点：如果你以为规矩都可以由你定，那你一定是疯了。交朋友重要的是经常见面，感受亲密，做出承诺与妥协，甚至疲惫的时候也在一起。而在我看来，最重要就是常见面。

我深信，如果你身边至少有几个可靠的朋友，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从不缺席，见到对方会不由自主地开心，你在人生道路上一定会走得更远。我是在普林斯顿上大学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我发现，有一个朋友圈子是多么重要，他们为我提供情感上的庇护所，让我心情愉悦，赋予我一种团体的力量，让我更有底气转身投入令学生们抓狂的日常生活。

后来，我嫁给了一个工作起来几天不回家的人。那时候，是朋友们在支撑着我，特别是那些他们的孩子愿意和我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朋友。我们成为亲密的同伴，一起拼车去上舞蹈课和游泳课。有人需要加班时，其他人会帮忙喂孩子吃饭。有人需要发泄、感到受伤或者要做出重大的人生决定时，其他人也会随时体恤地倾听。不管我自己的生活多么忙乱，只要朋友们需要，我就会立刻把自己的烦恼抛在一旁，先帮助解决他们的。我们互相照应，让彼此在人生道路上能走得更加顺利。在我们之间，传递的信息永远都是， 你还有我，我会在你身边。

我发现，亲密的友谊也会帮助减轻婚姻带来的压力。贝拉克和我从来没有试图成为彼此生活中的“全部”——承担对方需要的全部关注。我并不期待他倾听我所有的故事和想法，帮助我厘清所有的担忧，全权负责我每天的开心和快乐。我也不想为他做这些。我们选择分散这些负担。我们有其他的情感救助方式。许多朋友，包括他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替我们分担，我们也尽全力为朋友分忧。

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年初刚到华盛顿时，当时我压力特别大，简直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掏空了。贝拉克成功当选总统，我们要在9个星期内把在芝加哥的家当全部打包，给萨莎和马莉娅办理退学手续，然后全家搬到华盛顿，那个我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城市。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几周，我们住在一家宾馆，两个女儿入读新学校，贝拉克忙着组建他的新内阁，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倍。而我每天要为那个依然模糊的未来做几十个决定——从选择将在白宫使用的床单和餐具，到为我在东翼的办公室招募工作人员。我们还邀请了大约150位亲友参加就职典礼，包括朋友、家人和很多孩子，每个人都需要安排行程、发放典礼入场券和预订宾馆。

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切都好像蒙上了一层奇异且崭新的光泽，过去的生活飞快地被新的取代。我们身在一座全新的城市，身边是许多新认识的人，我们有了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我每天的日子变得很不真实，平淡与非凡、现实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给萨莎准备一个铅笔盒，给我自己准备一件晚礼服。我们需要一个牙刷架，还需要一个经济救助计划。此外，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真的很需要朋友的支持。

我很高兴有那么多朋友来到华盛顿和我们一起庆祝，见证历史。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权力交接仪式；但对我个人而言，则是从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到另一种的惊心动魄的转变。我也需要朋友们做我的见证人，他们将享受这一天的荣耀，它诉说着公平、进步以及我丈夫的辛勤工作。等一切结束后，他们会找到我，紧紧拥抱我，清楚地知道我会多么想念我们曾经一起的生活。我的朋友伊丽莎白从纽黑文赶来。我法学院的朋友韦尔娜从辛辛那提赶来。我的朋友凯莉也会到场，她在一年前搬来了华盛顿，在我怀孕和初为人母的几年里，她与我是患难之交。此外，还有我在芝加哥的一大群朋友。他们全都在忙着买礼服、定计划。我把他们安排在靠近总统就职典礼舞台的座位，因为知道自己到时会紧张，会想要感受到他们的在场和支持，尽管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在人群中找到他们。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就像飞鸟在树林中。

搬到白宫后，我一直隐隐担忧，担心我的友谊可能不会再跟从前一样，担心我们一家都珍视的友情会发生变化，就因为现在环绕我们的豪华隆重的排场，以及我们角色的突然转变。我担心萨莎和马莉娅能否跟其他孩子正常相处，因为她们现在上课、进行足球训练或者参加生日派对，都会有特工跟着。贝拉克每天都有十万火急的政务需要处理，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有时间参加社交。而我自己在这些新的混乱和安保之中，也不知道该怎样跟好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以及是否还有空间再结交几个新朋友。

到今天为止，我成年后结交的朋友大多是随着时间慢慢积累的，常常因为机缘巧合、志趣相投等原因偶然结交。我认识朋友桑迪是在芝加哥市区的一家美发沙龙，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彼此都在怀孕中。我认识凯莉是因为工作关系，但直到我们同时有了孩子之后，才常常约着一起。我的朋友安妮塔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她帮我接生的，我们的丈夫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所以我们也越走越近。我想说的是，在我的生活中，新朋友就像雏菊一样突然冒出来，我努力地呵护它们成长。如果碰到一个看起来很有趣的人，不管是在工作中、在节日派对上，还是在美发沙龙，或者，后来越来越多是通过孩子和他们的活动，我通常会主动出击，要到对方的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箱，然后约着一起吃午餐，或者在游乐场见面。

现在，我跟年轻人聊天时，经常听到他们说起对结交新朋友的关键一刻，就是从“很高兴见到你”转变为“嘿，我们约起来吧”那个关键点的恐惧或犹豫。他们说，主动结交一个潜在的朋友，请人喝咖啡，相约在办公室或学校外见面，跟某个在网上认识的人面对面聊天，这些都让人感觉古怪又尴尬。他们担心自己表现得太热情，会让他们显得太渴求、不沉着。他们害怕冒险，担心被拒绝。恐惧毫不意外地成了他们的桎梏。有数字显示，这种桎梏真实存在。根据202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称他们的密友不到三个，而12%的人称他们没有密友。 ²

2014年，维维克·默西博士被贝拉克任命为美国卫生局局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走访，对美国人的健康和幸福状况进行调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深深的孤独感。“男人，女人，孩子，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商人，拿最低工资的人，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幸免，不管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财富或成就如何。” ³ 默西在他2020年出版的《在一起：人际交往对孤独的疗愈力》一书中如是写道。这本书出版时，疫情刚刚发生。早在疫情破坏我们的交友和社交模式之前，很多美国人就在说，他们生活中缺少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与他人相处时简单“自在”的感觉。

我们许多人在寻找一种家的感觉。我明白这并非易事。默西（后来又被拜登总统任命为卫生局局长）还发现，人们不愿承认自己孤独，觉得尴尬而羞耻，尤其是在自力更生被视为国民美德的文化中。 ⁴ 我们不想让自己显得需要关注或者能力不足，不想承认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然而，有些系统传递的正是同样的信息，但我们许多人沉迷其中。比如，只要刷一下手机应用“照片墙”，你就会感到，所有人都发现了快乐、被爱和成功的秘诀——除了你。

和一个人建立真正的联系，确实能够帮助抵消这些感受。我说的不是你在“照片墙”或“脸书”上交的朋友，而是一对一、面对面、现实生活中的朋友。通过这样的友情，我们才能看到别人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网上常见的那种加了滤镜、精心摆拍的生活。在真正的友谊中，你不需要滤镜。我真正的朋友见过我不化妆，在光线不好、角度不佳时的样子。他们看到过我一团糟，甚至闻过我脚的味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我最真实的感觉和最真实的自我，我也了解他们的。

那些数据让我想到，我们是否已经放弃了学习和使用某些社交技巧，而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疫情在这方面当然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背后的原因也许更复杂。我想到，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竭尽所能地将孩子培养长大，但也会暗暗焦虑，不确定自己做得是否足够。我们提前安排好每一次玩耍约会，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运动、上课、上辅导班，但凡我们能找到和负担得起的，恨不得都一股脑塞给他们。这样的做法即便初衷是想保护他们的安全，结果却是让他们远离了更宽松、更随性的环境，而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才可能掌握各种各样的社交技巧。

如果你小时候是“散养”的，周围都是和你一样天天在外面疯跑的孩子，你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从小长大的社区有点像蛮荒西部，孩子都要自己寻找朋友、结成联盟、解决纷争、赢得属于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都没有清晰的规则可循。所有这些都没有大人在旁指导和影响他们的反应，也没有人只因为你露面就给你发奖杯。这种环境有时会变得一团糟，但孩子身处其中也确实学到了东西。这种体验并不总让人感觉舒服或看得到回报，就像上空手道课或者钢琴课那样，但我认为我们忘记的正是这一点：感觉不舒服或看不到回报的时候，正是你可以学到东西的时候。处理这些事情是生活中的一种练习，在我们感受到压力时，我们能借此看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如果你的工具箱里缺少了这个工具，你在成人世界，在错综复杂的友情关系中，就会走得比较艰难。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断练习敞开心扉，和他人建立联系，这是一门艺术。当然，交朋友要冒一点风险，所以你要稍微抑制住内心的恐惧。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交朋友就像一场情感赌博——很像是情侣约会。你必须展露一部分自我，才有可能交到朋友。而在展露自我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受到评判，甚至遭到厌弃。你还必须愿意承担一种可能，即出于各种原因，你最后可能压根儿不会跟这个人成为朋友。

每一段友谊都有一个燃点。它必然意味着，一个人主动对另一个人表示好奇。 我认为，我们永远都不要羞于迈出这一步。告诉别人我对你感到好奇 ，是一种表达喜悦的方式，而喜悦，我们前面讨论过，是滋养人的。是的，第一次问别人是否愿意见面喝个咖啡或者参加你的生日派对，的确有点难为情。但是如果他们 真的 答应了，你真的会感觉很好，你们两个就都得到了礼物。你是在寻找另一个人心里的光，你们正在共同创造某个新的事物。你是在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我要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和我的朋友丹妮尔最初接触，是有一次在白宫的车道上，她的女儿奥利维娅受邀来和萨莎一起玩耍，她开车过来接女儿回家。我们的女儿还处在交朋友的早期阶段，在学校慢慢开始熟悉，在同一支业余篮球联赛队伍里打球，相处时还带着一点羞涩。我先前参加过几次学校的活动，也远远地注意到房间另一头的丹妮尔，她总是在人群后面。老实说，我很欣赏她见到我表现出的冷淡态度。

我当时刚搬来华盛顿，对周围环境还很陌生，正在努力习惯别人对身为第一夫人的我表现出的强烈兴趣。我每次出现，都会改变一个房间的气场，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我的 身份 。因此，我对那些主动往上扑的人不怎么感兴趣，反而对那些待在后面的人更有兴趣。

那时，我的社交重点依然主要是围着女儿转。我很兴奋，萨莎想要邀请奥利维娅和其他几个女孩一起过周六，在官邸周围奔跑，然后在室内影院看一场电影。我整个早晨都在假装做其他事，默默地在孩子们玩耍的地点附近逡巡，每当萨莎的房间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心里都会一阵激动。我们搬进白宫几个月，各种细节让我操碎了心，现在我终于感到了一阵宽慰。这是生活正常化的一个信号，对我们一家而言是个分水岭： 家里来朋友了 。

与此同时，丹妮尔也在操心她生活的细节。她收到我的助理发给她的邮件，是关于这次玩耍约会接送事宜的详细说明。和所有白宫访客一样，她要提前几天提供社会保障号码和车牌信息，方便特工人员登记后放她进来。只是把孩子送上门就是一套程序。谢天谢地，丹妮尔努力强装镇定，好像她三年级的孩子受邀在某个周六到总统家里玩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当然是件大事。多年后，在我们可以笑着谈起这件事时，她告诉我，当她知道可以开着家里的车，驶入白宫巨大的南草坪周围气势庄严的车道时，她特地去洗了车，做了头发，还做了美甲。尽管邮件明确说，她只能待在车里，不能下车。

这是我们作为第一家庭的新生活中另一个奇怪的方面：人们感觉需要让自己配得上我们所处的奢华环境。想到有人认为他们需要为了我们而精心打扮，哪怕只有一秒，我都感到难为情。到我家来，仅仅是开车到我家，都会把人累坏，我虽然理解但并不喜欢。但这就是我们，曾经住在芝加哥的普普通通的一家人，现在住在一座拥有132个房间的宫殿里，身边保镖环绕。人们没办法接近我们。几乎事事都有规矩，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我依然在努力适应，依然在较劲，希望尽可能将真实注入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在那天玩耍约会结束后，我决定送小奥利维娅下楼，跟她妈妈打个招呼。

这不太合规矩。正常来说，访客进出都是由白宫迎宾员陪着的。但是我对“正常”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在玩耍约会结束后，和孩子家长打个招呼，说说孩子们玩得怎么样。我不在乎自己是什么身份，这么做是应该的。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我有点吃惊地发现，每次我决定不遵从既定的白宫礼仪，人们就会冲过来照顾我的意愿，尽管这容易造成一阵骚乱。如果我向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走去，就会听见周边一阵唰唰声，特工们突然开始对着自己的手腕麦克风讲话，我身后的脚步会突然加快。

那天，我带着奥利维娅走到室外的阳光下，看见丹妮尔坐在她那辆刚洗完的闪闪发亮的车里，惊讶地看到一支全副武装的特勤局反恐突击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把她的车团团围住。

这也是礼仪。每次贝拉克和我从官邸里走出来，这些队伍就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嘿，你好！”我喊道，打着手势示意请她下车。

丹妮尔犹豫了一秒钟，盯着那些戴着头盔、身穿黑色战斗服的警戒人员——想起门口的警官特意严肃地叮嘱她“请一直待在车里，夫人”——然后非常非常缓慢地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我记得，那天我们俩只聊了几分钟。但就在那几分钟，我已经感觉到丹妮尔会是怎样一位朋友。她有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笑容温和。她努力无视身边发生的奇怪事情，问孩子们玩得怎么样。她聊了几句孩子的学校，还有她在公共广播公司的工作。在给奥利维娅系好安全带后，她回到车里，假装若无其事地冲我挥挥手，开车走了，使我既高兴又好奇。

你瞧，一朵雏菊冒出来了。

我开始在观看女儿们的篮球赛时，和丹妮尔坐在一起。不久，我向她发出邀约，等下次奥利维娅过来玩的时候，请她来和我一起坐坐。就算你是第一夫人，就算有管家给你的朋友端上午餐，在那个有点不自然的最初相识的阶段，你依然会忐忑不安。我们入住白宫后，对我来说现在多了一个新难题：我需要担心八卦。我知道，我对一个新认识的人说的任何话，都可能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我给人的印象或者我随便的一句评论，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都可能成为他人的谈资。这是关于新生活的另一个我理解但不喜欢的部分：有很多人关注我的私生活。我是个糟糕的妈妈吗？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爱发脾气的第一夫人吗？我真的爱我的丈夫吗？他真的爱我吗？外面一直有人热衷于寻找证据，证明我们不过是假装相爱的。这让我在行动上，在向谁展露什么上更加小心。我知道，我们不能走错一步，经不起一点误解。我依然要计算好走出的每一步，心里总是怀有一丝恐惧。

要放下戒心并不容易，不仅是对丹妮尔，也是对任何在这个时间段进入我生活的人。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放下戒心会发生什么。最终我会感觉孤立，变得神经质，永远只看到白宫高墙外那个有限视角下的世界。如果我不放下恐惧，不敢向新朋友和新认识的人敞开心扉，我就不能正常地参与孩子的生活。参加学校宴会或聚餐时我会感觉不自在，人们和我相处也会有那样的感觉。如果别人和我相处不自在，我又怎么做一个称职的第一夫人呢？我意识到，对人们保持开放心态，是这份新工作的关键部分。

研究显示，孤独有自动加重的倾向。一个孤独的大脑会对社交威胁高度敏感，让人不愿接触人群。 ⁵ 而与他人脱节让我们更容易陷入阴谋和迷信思维，最后导致我们不信任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 ⁶

尽管新角色让我感觉很脆弱，但我下定决心不往那个死胡同里走。贝拉克和我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为自己，也为整个白宫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开放而非封闭。我们想邀请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增加了白宫向公众开放部分的参观人数，将每年参加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开始举办面向孩子的万圣节派对和国宴。我们把开放视为更好的选择。

在私人社交上，我走得慢了一点，但也是奔着同样的目标。对我来说，友谊的建立常常是循序渐进的，有点像摇下车窗跟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话。可能一开始，你只摇下了几英寸，你们就通过那点缝隙来交谈——有一点谨慎，小心权衡着分享的尺度。如果你感到安全，如果你的新朋友在认真倾听，你可能会再摇下一两英寸，分享更多。如果感觉很好，你会再往下摇，直到最后窗户完全摇下来，车门也打开了，突然你们之间只剩下新鲜空气。

我不知道丹妮尔是在哪个时间点感到足够放松，在和我见面之前她不再洗车和做头发了。那时我们两个外表怎样，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慢慢地，我们做回自己，不再带着紧张或者期待遥遥望着对方，而是可以踢掉鞋子一起窝在沙发里。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会再放下一点各自的戒心，找到我们的女儿玩“波莉口袋” 或在南草坪爬树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我们相处得越来越愉快，也能更真诚地谈论自己的感受。风险变小了。我不再需要担心我分享的任何东西，不管是琐碎而无聊的牢骚，还是深切而现实的担忧。

她让我感觉安全，我也让她感觉安全。我们现在是朋友了，而且会一直是朋友。

几年前，电视剧《喜新不厌旧》的女演员特雷西·埃利斯·罗斯在“脸书”上发过一条动人的信息，是给她的朋友时尚编辑萨米拉·纳斯尔的颂词。她写到她们二人如何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时相识相知。一天特雷西看到了房间对面的萨米拉，心想“她的头发跟我的很像……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 ⁷ 结果证明她是对的。她们现在已经做了超过25年的好闺密。“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这辈子怎么过，”特雷西写道，“我是附着在她生命上的藤壶。”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表达。我把人生中的朋友比作雏菊和飞鸟，他们点亮了我的每一天；而这是另一种恰当的比喻。如果你去过海边，见过那种有着隆起的坚硬外壳的甲壳纲动物，附着在海底的岩石上或船的底部，你就会知道，再没有比藤壶更顽固、更坚硬的东西了。类似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特别的朋友。如果你很幸运，最终可能会有几个这样的朋友“附着”在你的生命上，他们忠诚而坚定，会接纳你的全部，在艰难时刻出现，给你带来欢乐——不只是一个学期，或者同住一个城市的两年，还可能跨越许多年。藤壶的外表并不花哨，在我看来，最好的友谊也是如此。它们不需要见证人。它们的成果不是可以度量或兑现的，其中的内容大都是悄悄发生的。

我的朋友安杰拉是我的“藤壶”之一。我们是刚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成了室友，同屋还有另一个伙伴，苏珊娜。安杰拉来自华盛顿特区，语速很快，智力超群，她的衣服是我见过的最学院风的。在认识安杰拉之前，我没见过几个敢穿粉红色拉尔夫·劳伦绞花毛衣的黑人女孩。但这就是大学的迷人之处，你的认知边界在这里得到拓展。它将一堆陌生人抛到你面前，重塑你关于可能性的观念，常常会掀掉你认为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存在的盖子。安杰拉大笑起来的时候很有感染力，她喜欢早晨5点起来学习，中午打个盹。我们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有一年夏天，我们一起在纽约的乡下做营地顾问。因为回芝加哥的路费太贵了，我就开始跟着安杰拉回她家过感恩节和一些假日周末。我看到她和家人相处的样子，感觉她家跟我家差别不大。大学毕业后，她是我的朋友中第一个结婚生子的，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读法学院。看着她进入母亲的角色——平静又耐心地给两个儿子换尿布、喂饭，哄孩子——我感觉我一定也可以做个好妈妈。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友谊被磨得更粗粝、更持久——更像藤壶——我们依然可以像学生时代那样笑得前仰后合，但也开始面对人生的种种阴霾。毕业5年后，我们失去了共同的室友苏珊娜。那之后不久，我又失去了父亲。我刚跟贝拉克谈恋爱时，半夜常会接到安杰拉的电话，我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叹气。她的婚姻正在缓慢地解体，她需要找人倾诉。她见证了我努力备孕的过程，我见证了她婚姻的破裂。我们被生活打得鼻青脸肿，但总是会在对方需要时出现。

每当我在白宫心情低落，我就会想要安杰拉过来看我。她每次都会出现，穿着色彩明丽的衣服，拿着鲜艳的手包，对那些特勤人员和怪异豪华的排场视若无睹。她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的手包里装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一份清单，列着我们上一次分开时她想到的，现在要和我聊的事情。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话题从未枯竭。

在安杰拉之外，我还有很多朋友，是他们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些是老朋友，一些是新朋友——但都是需要时总会出现的人。在心理学上，这有时被称为你的“社交护航队”，就是你人生中沉淀下来的最重要的那些关系，它们保护着你免受伤害，就像护航队那样。找到并维护健康的友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特别是现在疫情让人们对轻松的交流心怀担忧，但这样做的好处是肯定的。研究显示，如果你有牢固的社会关系，你的寿命可能会更长，压力也会更小。 ⁸ 科学家也认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会降低罹患抑郁症、焦虑症和心脏病的概率。 ⁹ 即使是不起眼的社交互动，比如去买杯咖啡或遛狗，也被证明可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在一个社群内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¹⁰

我也说不好为什么交朋友会让人感觉像是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即使只是早晨买咖啡时跟别人交谈三分钟。但事实似乎就是这样。可能像我之前提到的，是因为我们随身携带着一面小小的长方形“盾牌”，就是手机，它妨碍了我们进行面对面的社交，也让我们错过了很多机缘。每当我们与现实生活中的一次微小联系擦身而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错过了可能性。我们在等咖啡的时候浏览新闻或者玩《糖果传奇》游戏，对周边的事物浑然不觉，显然也漠不关心。我们戴上耳机，对狗狗公园或杂货店里的其他人不理不睬，让别人明白地看到，我们的思绪飘到了别处。我们天天抱着手机看时，也就同时阻断了许多微小但有意义的联结通道。我们将周围生机勃勃的生活挡在外面，限制了自己去近距离感受他人带来的温暖。如果我在做头发的时候一直刷手机上的“推特”，很可能根本没心思跟桑迪聊天，而她现在已经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了。如果安杰拉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还跟她高中预科的那帮同学一样沉迷于“色拉布”，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亲近的朋友。

当然，我承认事情还有另一面。毕竟，手机是一个工具，而互联网是一扇门，它将我们带入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世界，其中有很多潜在的联结。它们让我们许多人获得了新鲜的视角，放大了先前听不到的声音，在社会各领域鼓励合作和提高效率。从最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们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观察这个世界，让我们既目睹暴行，又看到勇敢和善良，而如果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我们对这些可能一无所知。它们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让强权者受到约束，让不同国界、不同文化的人们感受到联结和共鸣。我和许多人聊过，他们说网络社群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寻求安慰、感受亲密的重要生命线，帮助他们缓解了孤独感。

这一切都很好。但即便我们手里一直握着这个嗡嗡作响的连接入口，我们依然感到孤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迷失在内容的大杂烩中。许多人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该相信谁。

《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每年发布一次，它在全球28个国家调查公众信任度，它在2022年得出的结论是，不信任已经成为“默认的社会情感”。 ¹¹ 同时，社交媒体刻意设计得让我们有饥渴感，从小孩子到大人物，都在不知疲倦地寻求别人的点赞、点击量和认可。这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图片、接收到的信息，经常不是由事实决定，而是由它们会引发的反应决定。暴行更夺人眼球。冲动行为可以娱乐大众。正如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指出的，由于社交媒体的设计原理，我们现在更多是在表演，而非真正联结。 ¹²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正在被社交媒体操纵，远离了他人的真实，很多时候也远离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手机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数据，让我们克服对他人和其他观点的不信任，至少现在还不够。我经常说，我们很难去憎恨一个离你很近的人。当我们放下对“新事物”的恐惧，向别人敞开心扉，即使是通过快速而轻松的互动，即使是戴着面具，比如，在电梯里跟人打招呼，或者在杂货店排队时跟人聊天，我们就是在练习与他人建立微小的联结。我们是在表达我们之间的融洽关系，为世界增加一点社交凝聚力，这正是世界迫切需要的。

当我们花时间真正与人互动，我们可能会发现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像起初想象的那般大，也不像某些媒体或知名人士希望我们相信的那般深刻。真实世界的联结常常会削弱刻板印象。它们有着强大的令人平静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微小而有力的方式，能帮助我们调整坏情绪，战胜更大的不信任感。但你记住一点：要抵达那里，你必须先放下手里的盾牌。

我的社交准则是全然老派的，这要追溯到童年时我家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厨房。在那里，我可以一直做自己，我的感受从来不会受到压制，不管当时看起来多么可笑。我呼吸着小区“蛮荒西部”的社交空气，回来在厨房跟家人分享所有的细节——每一次吵架，青涩的暗恋，新划定的“三八线”。我知道在这里我可以完全放开，我是安全的、被接纳的、自在的。我们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厨房对其他人似乎也有某种吸引力：邻居们会过来串门；堂表亲们会过来吃饭；和我哥哥一起的那帮十几岁的男孩子，会在这里一屁股坐下，向我爸爸寻求建议；我妈妈会一边做饭，一边给我的朋友们端上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让我们在地板上玩“抓子”游戏，还有聊聊学校的八卦。厨房本身面积很小，大约只有100平方英尺 ，天花板很低，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但它给我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是巨大的。

现在我正努力为我的朋友们提供同样的东西：家的感觉、安全感、归属感和善解人意的倾听。这也是我在友情中寻找的东西，那种将你包裹起来的感觉。我把我的朋友圈子称作我的“厨房餐桌”，他们是家人之外我最信任、最喜欢和最依赖的人——为了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做。在人生中，正是这些朋友，我会邀请他们拉把椅子坐在我身边。

我还发现，支持、爱和认同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只来自你的家庭。一些坐在我“厨房餐桌”旁的最重要的朋友比我年纪要大。在我年轻时，她们花时间教导我；她们敞开自己的生活，让我看见人生的可能性，补上了我父母无法提供的。泽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位风风火火的工作和学习上的导师，把我纳入麾下，让我观察她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和职业女性的一举一动，为我近距离上了一堂重要的人生课，教我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平衡。瓦莱丽·贾勒特在生活和工作上就像我的一个大姐姐，她后来帮助我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业转型——从公司法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她引领我完成了各种过渡，在我努力做出决定时为我提供建议，在我心情沮丧时让我平静下来。她让我成了附着在她生命上的“藤壶”。

我的餐桌还聚拢了一大群年轻人，我珍视他们的声音，他们使我可以保持新的视角，促使我不断与时俱进。我们聊的话题非常广泛，从美甲流行元素到如何欣赏丹波节拍 。他们让我了解了手机应用Tinder和TikTok。每当我说出一些在他们听来老派或者无知的话，他们就会给我指出来。我的年轻朋友让我不断在学习。

总的来说，我的“厨房餐桌”从来没有“停止进化”。朋友们来来去去，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占据了或多或少的重要性。你可能只有一小群朋友，或者仅有几个一对一的朋友。这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友情的质量。在选择信任谁以及和谁走近上，要有洞察力。结交新朋友时，我发现自己在默默评估我是否感觉安全，以及在一份新的友情中，我是否因为我是谁而被看见、被欣赏。和朋友在一起时，我们总在寻求简单的认同，确认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光被看见，我们的声音被听见——我们也要给予朋友同样的认同。我还想说，如果相处不愉快，你可以选择疏远或离开。有时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朋友，或者至少减少对他们的依赖。

来到我“厨房餐桌”的朋友们并不全都彼此认识，还有一些从未见过彼此。但合在一起，他们是强大的。我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依靠不同的人。关于友谊另一件值得指出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你不能要求每个朋友在每一天都能为你带来安全感和支持。不是所有人都正好能或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以你需要的方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一直为你的“餐桌”留出更多空间，保持开放，聚集更多的朋友。你永远不会不需要他们，也永远不会停止向他们学习。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

在我看来，成为别人朋友的最好方式，就是为他们的独一无二而着迷，感激他们所给予的，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这有时意味着，你不能对朋友太苛刻，你要明白有些东西是他们不能或者无法给予的。我有一些好动的朋友，喜欢爬山和旅行；也有一些朋友，就喜欢端着一杯茶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在危急时刻，我会打电话给其中一些朋友，不会打给另外一些。一些朋友会给我建议，另一些会讲她们的约会故事逗我开心。有几个朋友喜欢大半夜参加派对，其他朋友则会雷打不动地晚上9点准时睡觉。有的朋友会牢牢记住别人的生日和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有的朋友在这件事上则很随性，但和你坐在一起时，他们会真诚而全神贯注地听你倾诉，这是他们给你的礼物。重要的是，我能看见和欣赏他们，他们也能看见和欣赏我。我的朋友们赋予我洞察力。他们让我知道我是谁。就像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一个角色谈起另一个人时所说：“她是我精神上的朋友……我是一堆碎片，她把它们用完全正确的次序捏拢了，又还给我。” ¹³

随着时间推移，我原本一些没有交集的朋友，也开始彼此走近，这要感谢我的“教官”性格，只要一有机会就组织集体活动。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融洽的圈子，在其中为彼此加油鼓劲。我们分享取得的胜利，遇到问题时听取反馈。我们努力克服困难，通过鼓励和悉心聆听等微小的方式推动彼此。和朋友在一起时，我们的话多得说不完。我们互相来到彼此的“餐桌”，感受亲密，坦诚相对。

“不要一个人过活。”我经常告诉我的女儿们。对于那些带着另类印记生活的人来说，为了生存，创造一个让你感觉安全、自在的空间尤为重要。找到能让你卸下盔甲、摆脱焦虑的人，是值得花点力气的。在别处不能说的话，和最亲近的朋友一起时，就可以畅所欲言。你可以尽情发泄你的怒气，说出你对不公和被轻视的恐惧。因为你不能把所有情感都放在心里。你无法独自处理另类所带来的挑战。憋在心里真的太沉重、太痛苦了。独自带着它，会慢慢让你受损、枯竭。

你的“厨房餐桌”是你的避风港，一个在暴风雨中可以休息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暂时停下那无休止的、令人疲惫的克服日常困难的脚步，安全地剖析你遭遇的种种侮辱。在这里，你可以尖叫、呐喊、咒骂、哭泣。在这里，你可以舔舐伤口，补充能量。在你的“厨房餐桌”，你可以补给氧气，再次呼吸。

贝拉克担任总统时，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围着他，他们是专业精通、才智卓越的内阁成员和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和一个出色的支持系统。但我依然可以近距离看到总统身份给他带来的孤独感——我丈夫作为主要决策者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越积越多，没有缓解的时候。刚处理完一件紧急的事，又会出现另一件。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遭到批评，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有时他还会被一些急于求变的人严厉斥责。他面对的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国会和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外问题。我看着他吃完晚饭，走进书房，知道他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独自一人，保持清醒，努力跟进处理所有问题。

他其实也不能算是孤独——因为实在太忙，连孤独的时间都没有——但确实需要歇口气。我很担心持续工作带来的压力会影响他的健康。在他担任总统几年后，有一年他过生日，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邀请他的十几个朋友到戴维营度周末，给他庆祝生日，同时好好放松一下。那是8月，国会还没进入开会期。当然，他还是会和顾问们一起出差，接收每日简报，但我想，至少他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不确定还有谁像我丈夫那样在那个周末如此迅速地进入了尽情玩乐的模式，这也清楚地表明，他多么迫切地需要缓解一下。他高中时代的朋友从夏威夷赶来，大学的一些朋友也来了，还有他在芝加哥最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做什么了？就是玩。萨莎、马莉娅和我，还有其他几位一起过来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大多数时间待在游泳池旁，男人们则把戴维营里所有的项目都尽情玩了个遍。

他们就像拿到了一张自由逃离监狱的卡片，终于可以摆脱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束缚，那感觉就像我和朋友一起度过的“训练营”周末，他们一秒钟都不愿浪费。他们打篮球、玩纸牌、扔飞镖。他们还玩双向飞碟射击，打保龄球，玩本垒打比赛，打橄榄球。他们每个项目都要记分，每场比赛从头到尾互骂脏话，热烈地讨论着比赛结果，直到深夜。

这个聚会后来被我们命名为“营地项目运动会”，并成了贝拉克生活中的一个固定节目。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在马撒葡萄园岛组织一次这样的聚会，后来发展到还有开幕式和奖杯。对于我那勤奋工作、头脑清醒的丈夫来说，这是他期盼和需要的放松，让他可以回到童年的无忧无虑，和他珍视的朋友们一起叙叙旧、干点儿傻事。这就像是上学时课间休息的操场，让他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耍，自由奔跑，放飞自我。和朋友们聚会让他找到了快乐。

生活让我看到，牢固的友谊常常是用心经营的结果。你的“厨房餐桌”需要精心打理，你要主动邀请朋友来，好好照顾他们。你不仅要对某个潜在的朋友说“我对你感到好奇”，还要在这份好奇心上投入时间和精力，让你们的友谊深深扎根，茁壮生长，并将它置于那些不断堆积的需要你关注的事情之前。友谊很少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压力。我发现，为友谊设立仪式和固定节目是有益的，比如每周喝咖啡，每月喝鸡尾酒，每年一次聚会。我的朋友凯瑟琳和我会相约在固定几天的早晨到河边散步。我有一个小组，每年都会组织一次“母女滑雪周”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为我们日程中的固定安排，所有事情都要为它让路。就连我们的女儿们也很重视，她们现在也开始明白“厨房餐桌”在她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我的“训练营”周末活动没有之前组织得那么频繁，也没有那么严苛了，但是我依然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健身，挥洒汗水。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个关于友谊的理论。 ¹⁴ 他们找来一群志愿者，给他们背上沉重的背包，让他们挨个站在一座大山前，似乎要让他们爬山。每个志愿者都被要求评估一下这座山有多陡峭。其中一半的志愿者独自一人站在山前，另一半则是和朋友一起。结果，那些和朋友一起的人都觉得山没那么陡，爬山的路也没那么艰难。而当两个老朋友一起站在山前时，结果就更加明显了：山坡似乎又平坦了很多。这就是与他人同行的力量。这就是你要照顾朋友的理由。

这就是我最想对那些在新的友谊边缘犹豫试探、畏缩不前的人说的话。当听到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因为紧张而不敢去寻找和认识新朋友，担心冒险或者尴尬，我就会担心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他们，如果你愿意用这种方式扩展好奇心，如果你能让自己保持开放，你就会在其他人身上获得丰富的给养和安全感。你的朋友会成为你的“生态系统”。结交新朋友，就像是在你的生活中放入更多的雏菊，也像是在把更多的飞鸟放入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