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你是否曾感觉自己无关紧要？你是否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被看见的？
我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很辛苦地让自己被接纳，不管是在学校、在职场还是在更大的团体中。他们描述了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找不到归属感时，内心生出的强烈自我意识。我熟悉这种感觉，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之共同生活。
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体验过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就是你在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像一个非法侵入者。但对于我们中的一些另类而言——不管是由于民族、种族、体型、性别、性取向、残疾、神经差异
，还是其他任何原因——这种不适感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强烈且挥之不去的。你要非常努力才能和它们共同生活。而尝试去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感觉，应该怎么处理，往最好了说，也是令人畏缩的。
我最早感觉自己是个另类，跟黑人身份没什么关系。在我长大的街区里，我的肤色不怎么显眼。我所在的学校学生背景十分多元，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种多元似乎为我们所有人拓展了身份空间。
不过，我个子很高。身高成了我要对抗的东西。个子高让我十分扎眼。“高”成为贴在我身上的第一个标签，一直跟着我到现在。它不是我可以摆脱，或者可以隐藏的东西。第一天上幼儿园，我就比别人高，后来身高一直稳定增长，直到16岁左右长到一米八才停止。
在小学，我讨厌老师叫我们排队，每次课间休息，进行消防演练或者准备学校的表演时，老师都会说：“好了，孩子们，按照身高排好队。”这个顺序是默认的： 小个子站前面，高个子站后面。
我知道老师不是故意的，但这种排队方式让本来就感觉尴尬的我更加不舒服，就好像我被公开边缘化了。我接收到的信息是， “你属于边缘” 。它在我身上破开了一个小伤口，那是自我厌恶的最小内核，让我无法看到自己的优点。作为高个子，我在大多数队伍中只能站在后排，在三年级的合唱团中也站在最后一排。我永远都是殿后的那一个。人们对我身高的关注，让我更加不自在，感觉自己像个怪胎。有时候，我会穿过一个房间，笨手笨脚，手足无措，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是那个高个子女孩，我得站在队尾。
现在我看到，当时我实际上同时怀揣两个想法，这两个信息组合在一起时，变得尤其令人不快： 我是个异类，我不重要。
身高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哥哥的情况则不同，他13岁时就高到可以在我家对面公园的篮球场上和成年人打对抗赛。他的力量和运动能力赢得了人们的掌声。身高成了他可以利用的工具，帮助他在街区里交到朋友、赢得尊重。这还帮助他进入大学，和运动员同伴的关系帮助他顺利完成进入大学生活的过渡，球队支持者也为他提供指导，帮助他不断拓展人脉圈。克雷格的身高和力量最终让他一路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教练。
然而，在我身上，这种身高和力量的组合并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是一种负担。作为一个女孩，我不知道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记得看1976年奥运会时，我迷上了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纳迪娅·科马内奇，她在高低杠上的完美表现令世人惊艳，获得了奥运会体操项目有史以来第一个满分——10分。不仅如此，她又接连拿了6次满分，获得了高低杠、平衡木和个人全能三项冠军。她的力量感扣人心弦，她的平衡感令人着迷。看着她目光坚毅地走向巅峰，我内心澎湃不已。在纳迪娅·科马内奇之前，满分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一种昙花一现般的奇迹，但现在她让世人看到这是可以达到的——卓越又创新高度。我们见证的堪称体育界的“登陆月球”。
而且，纳迪娅当时只有14岁。严格来说，是14岁半；当时我12岁半。我从没接触过体操，但不要紧，我看到的是，我还有整整两年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达到纳迪娅的身体状态，到时候我要一展身手，一路杀进国际比赛。纳迪娅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新榜样。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好吧，长到14岁半就是那个样子。
就这样，我决定往同样的方向努力，认为我也能够把自己送上“月球”。
在妈妈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了每周一次的“运动技巧”课，就在我平日上舞蹈课的梅费尔艺术学校。这个工作室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创始人是来自芝加哥南城的一位成功的非洲裔美籍踢踏舞舞者和舞蹈教师。他在城北富裕的白人区看到了那里教授的舞蹈和动作课程，想让自己所在街区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这个小小的工作室是你在南城能找到的最接近体操培训机构的地方，但它并不专门培训体操，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平衡木和体操垫，没有运动鞋和海绵坑，没有撑手跳和高低杠。只有一个跑步垫，我和其他十几个想成为纳迪娅的女孩一起，在垫子上练习空翻和劈叉。
在大半个学年里，我认真地按要求练习倒立、侧手翻和踺子。偶尔能做一个后软翻，但只是偶尔。我身体重量的分布似乎会内在地阻碍我做这些动作。我徒劳地把我细长的、像蚱蜢一样的腿踢到头顶，身体弓起时，极少能找到正确的发力方式或者支点。我会在一个笨拙的后弯练习中卡5分钟，胳膊上的肌肉颤抖着。最终，我只能仰面瘫倒在地板上。
在练体操的同伴中间，我开始感到有点别扭。尤其是看到新来的孩子——大多是身材纤瘦的女孩子，起码比我矮6英寸
——穿着新买的体操服，很快就能掌握我做不到的技巧时，感觉就更难受了。
一开始，这让人有点没面子，后来就变得令人泄气了。
终于，我被迫承认我的“登月计划”失败，在13岁时正式退出了体操运动。
我不是纳迪娅，永远都成不了她。
事实上，我的身体条件使我注定成不了纳迪娅。我的重心太高了，四肢又太长，做不好那些团身旋转的动作。一句话，我个子太高，所以练不了体操。而且，如果想要进阶，那些专业装备和训练费用很可能让我家破产。不管我当时多么有动力，也不管纳迪娅接连拿下的满分怎样激励我，唤起了我内心证明自己的渴望，让我感觉自己也能成就不凡，我都注定成不了纳迪娅。我找了一个好榜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来自一个强壮的家庭，但“强壮”感觉不是女孩子该有的标签，总之不太好听。它不是人们会珍视或者想要培养的品质。我有强壮的身体、坚强的个性和强大的驱动力。但是这种力量在我的家庭之外，似乎没什么意义。它像是我要封存在内心的某种东西。
更大的问题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一下子也找不到其他榜样。我努力要给自己的力量找到新的出口。街区里没有女子足球队或垒球队（反正我没找到），平常也接触不到网球装备或课程。我似乎找到了一支篮球队，但本能地又对它感到反感。（我又触碰到了自我厌恶的内核。）人们都认为高个子女孩就该去打篮球，但我就不想打篮球。感觉如果去了，就像是做了某种让步。
别忘了，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女子网球名将大威和小威，没有职业女子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没有美国职业女子篮球联赛，没有美国女子足球赛或女子曲棍球赛。你很少能看到女人在运动场上流汗、拼搏或竞技。威尔玛·鲁道夫，一位黑人短跑运动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短暂地引起世界的注意；下一位美国短跑界的超级明星弗洛伦丝·格里菲思-乔伊纳当时还没有出道。那时，《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刚刚通过四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修正案，禁止了教育领域内的性别歧视，最终重塑了大学体育运动的面貌，造就了新一代女性运动员，但它的实施过程很缓慢。我打开电视，每天都能看到男人们在打橄榄球、棒球、高尔夫球或篮球，但唯一看到的女性体育竞技只是偶尔几场网球赛。这也是为什么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召开时，会那样引人瞩目。
但即使是奥运会，电视上播出的女子项目也多是体操和花样滑冰这样的比赛，运动员都是娇小的白人女性，穿着莱卡紧身衣，单独参赛。这些女运动员似乎从来不会流汗，她们的力量被包裹在一种小心控制的、几乎是刻意强调的女性优雅中。我知道有黑人女运动员，但也许是因为她们只出现在非黄金档播出的赛事中，或者是因为负责转播的电视网的镜头对她们所在的国家不感兴趣，我的确不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黑人女运动员，一次都没有。
而且不只是在体育方面。在电视上、电影中，杂志或书上，我很少能看到和我相像的人。在电视节目里，有主见的强壮女人通常都是插科打诨，作为男人的陪衬，她们要么多嘴多舌，要么刁蛮泼辣。黑人经常被塑造成罪犯或者女仆，很少以医生、律师、艺术家、教授或科学家的形象出现。《美好时光》中的埃文斯一家住在一个公共住宅区，生活中充满了笑料。《杰斐逊一家》中的乔治和威兹成功脱离苦海，搬进了“空中豪华公寓”。每次看到我们一边看剧一边大笑，爸爸都会翻翻白眼，摇着头说：“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又穷又傻的？”
小时候，我努力朝着某个自己还看不清楚的目标挺进。除了纳迪娅，我的榜样还有玛丽·泰勒·摩尔、黑人盲人歌手史蒂维·旺德和芝加哥小熊队的外场手若泽·卡德纳尔。如果把这些人混在一起，你也许能模糊地看到我想成为的那种人的样子，但是你必须眯起眼睛才能想象出来。
我发现自己在寻找英雄，一个和我哪怕只有一丁点相像的人，一个能照亮我前进的道路，让我看到未来可能性的人： 好吧，原来职业女性是这样的，强大的女性领导人是那样的，黑人女运动员可以用她的力量取得这样的成就 。
在生活中，很难去想象看不见的东西。当你环顾四周，在广阔的世界里找不到任何榜样，看不到任何和你相像的人，你开始感到一种广袤的孤独，一种与自己的希望、计划和力量不相匹配的感觉。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归处在哪里，又将如何抵达。
我上高中的时候很羡慕那些能快速融入集体的孩子。虽然我在班上很快乐，也有很多朋友，但因为身高，我仍然会有另类感，那种感觉一直如影随形。我真的很嫉妒那些身材娇小的女孩子，她们买衣服时一定不用考虑身高，男孩在邀请她们跳舞时也不会感到犹豫。
我花了很多空闲时间来寻找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凑合买件不怎么合身的。看到我身材娇小的朋友随随便便就从货架上扯下一条CK牛仔裤，一秒都不需要担心裤腿会“吊起来”，我会努力抑制沮丧的情绪。我经常为鞋跟的高度而苦恼，希望能看起来很酷，又别太高。上课时我常常分心，一直拽自己的裤腿，想巧妙而时尚地把脚踝藏起来。我的衬衫和外套的袖子永远都偏短，所以我一直挽着袖子，希望没有人注意到。我花了很多精力在隐藏、调整和补足自己的“缺陷”上。
我参加学校的赛前动员大会，看着啦啦队做空翻，挥舞花球，似乎再次看到了体操运动员身上力量和优雅表演的结合，同时又有些沮丧地注意到，其中一些女孩的身高和我的腿长差不多。同时我也觉察到其中有性别力量在起作用——我羡慕的那些女孩也是弱势群体。虽然身材娇小，符合传统审美，但她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她们强健而自律，却仍然只是被当作一种点缀——在男孩的橄榄球和篮球比赛上充当配角，是活泼的场外“吉祥物”。那些比赛才是更宏大、更吸引人的。观众的掌声也都是送给他们的。
我不断地尝试融入所处的环境。我们所有人都在尝试。现在我意识到，那是十几岁的孩子必经的阶段，它让我们许多人有了最早的失败经历。我经常告诉女儿们，即使是那些受欢迎的、自信的孩子，私下里也可能心怀恐惧——他们只是更好地隐藏了自己想要融入的努力而已。在那个年龄，几乎所有人都戴着某种面具。
这种自我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成长阶段，你要忍受，从中学习，并努力跨越。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游离在给定的标准之外，常常会延续到成年后。
我属于这儿吗？
其他人对我怎么看？
我外表看起来如何？
我们会问这些问题。有时为了得到不让自己受伤的答案，我们会扭曲自己。我们调整、隐藏、补足，在不同的空间里试图减轻自己的另类感。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戴上不同的面具——其实是勇敢的面孔——希望获得更多安全感，或者尽量找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我们仍然从未有过完全自在的感觉。
你很容易认为，另类是你身上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是人们最先发现、最长久记住的东西。有时这完全正确，有时就不一定。但你很难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不对。所以你没有多少选择，只能不管不顾，一直往前走。但问题是，一旦你开始留心别人对你的评价，它就会让你分心。这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标志，从思考自我转变为想象别人怎么评价你。但这也会变成一种自我否定，因为现在，你突然也会先看到自己的另类。你没法集中注意力解答黑板上的数学题，因为你在担心自己的外表。你在课堂上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但同时在想，自己的声音在一屋子和你不同的人中间听起来怎么样。你跟着老板去开会，但又在猜测自己会给别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开始纠结裙子的长度以及到底该不该涂口红。
你开始背着标签负重前行，不管那个标签是什么。你的另类像一面旗帜一样插在你身上。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额外的干扰。它让你必须多想一层，所以某些场合对别人来说很轻松，对你来说却很费力。那种感觉就像世界在你眼前安静地分成两半：一半人需要多想一些，另一半人则可以少想一点。
我有一些黑人朋友，他们在富裕的郊区长大，邻居多是白人。许多人说，他们的父母有意选择让他们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因为这里有资源更好的公立学校，更容易接触大自然，水和空气也更洁净。这常常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家乡和亲人，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在一个新的地方安家。有时，为了在这些好地方上更好的学校，他们要挤在城区边缘的一个小出租屋，旁边就是市郊通勤的火车站。但它依然是一个立足点，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质资源。而这一般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孤雁”，在班级，在运动队，在电影院排队买爆米花的队伍中，在杂货店的通道里，他们会发现自己是唯一的有色人种。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机会，这些父母可以说让自己来到了种族的“边疆”。
我有一个朋友，我叫她安德烈娅。她就是一只“孤雁”，在纽约一个城郊住宅区长大，这个小镇到处都是乡村俱乐部和山地森林，爸爸们坐火车去城里上班，妈妈们大都待在家里带孩子。她的父母是成功的黑人专业人士，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抱负。他们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就财富而言，他们融入得很好。但是在这个清一色白人的小镇，他们的黑色皮肤依然引人注目，财富无法抵消这一点。安德烈娅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别人看到她时会迟疑一下，第一次见面的人会有一刹那的停滞，心想这个黑人小女孩怎么会出现在这个特权阶层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一点额外的念头： 她怎么会到这儿来？这是怎么回事？ 这并不是说，安德烈娅交不到真心喜爱她的朋友，也不是说她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所处的环境而不开心。只是说，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在和另类的标签抗争，接收到“不属于这里”的信号，那是一种潜伏的、藏在表面之下的暗示：她在自己的家乡也是一个非法侵入者。
这些“不属于这里”的信息给她带来了创伤，而这些创伤又不容易消除。我这位朋友后来成长为一名高学历、富有的专业人士。在职场中，她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推进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确保在她工作的地方“孤雁”越来越少。许多年里，她在别人眼中一直是个异类，而她需要设法前进，在此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系列工具和一套情感盔甲，这些对她很有用。然而，旧的创伤并没有消失：安德烈娅依然会情绪失控，想到她的幼儿园老师会满脸笑容地亲切拥抱她的白人同学，而一看到她就会躲开。她依然会哭泣，回忆起每次她的白人朋友拿到老师批改过的练习题，上面满是鼓励的小星星和笑脸，而她虽然同样勤奋，答案也同样正确，上面却只有冷冰冰的对勾。这很微妙，也很明显，是她身上千百个小伤口中的一个。
我父母对郊区和它们所能提供的立足点似乎没什么兴趣。他们选择让我们在家乡城市的街区扎根，挨近姑姑、姨妈、叔叔、舅舅、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堂表兄弟姐妹们。即使在其他家庭，尤其是白人家庭陆续搬走后，他们也没有搬家的打算。这可能也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后的规划，而是因为我妈妈本来就不喜欢变化，而且我确实认为我父母喜欢我们住的地方。这里的邻居我们都熟悉。这还是一个多元化的街区，人们的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各异，生活在这里让人感觉很自在。这种多元化是一种庇护。对我们来说，这从来都是一件好事。
然而，这也意味着，我在人生的头17年从没体验过“孤雁”的感觉。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第一次真正尝到种族身份带来的隐形滋味。爸爸开车把我从芝加哥送到普林斯顿大学。突然间，我就置身于19世纪的石头建筑间，走在蜿蜒的小路上，躲避着穿着休闲衬衣的预科生越过古朴的四方院扔过来的飞盘，大为震惊。我惊讶于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而我，欧几里得大道的米歇尔·鲁宾逊，居然一路来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很美丽，对我而言，还有点令人兴奋。我从没有到过一个以白人男性为主的环境。（这不是随口说的一句话，而是一个事实：大学的时候班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是白人，其中接近三分之二是男生。 9 ）我强烈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但对他们而言，我的存在感一定没那么强。作为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我是双重意义上的少数派。穿过校园，感觉就像穿越一个力场，或者某种边疆。我必须努力不去想我是多么与众不同。
尽管我很显眼，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其实没什么人注意我。我就像一缕空气一样无足轻重。普林斯顿大学整体有一种无动于衷的气质。这可能和它古朴的哥特式拱门，以及有200多年历史的傲慢的精英主义（或者称为“学术卓越”）有关，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来自哪里，都不过是一些过客。这座大学会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长久地存在。但你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在这个环境中，我的一些同学适应得更好，他们不会对这里资源的丰富大惊小怪，也不会执着于要证明自己。对于一些人而言，上普林斯顿大学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后来发现，我的同班同学中有八分之一是走校友子女特殊录取通道进来的。 10 他们的父亲、祖父或外祖父都从同一个拱门下走过，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会这样做。（那时候，男女同校仅仅实行了12年，所以作为母亲、祖母或外祖母的校友还不在此列。）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也还没有掌握特权的概念。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同学表现出的笃定和安适，后面有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和深厚的特权人脉的支撑。我只是感觉自己是个另类，偶尔会觉得受人轻视。我确实被这所学校录取，但这并不保证我一定能找到归属感。
生活在一个地方，但到处都看不见和自己相像的人，这是令人不安的体验。就好像你的“同类”已经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了，这几乎让人不得安宁。你从小到大熟悉的祖辈所传下来的食物、文化、说话方式，现在突然消失不见了。你自己的现实生活好像也消失了。教室和餐厅墙上挂着的肖像画中，没有像你这样的面孔；你每天走进去的那些建筑都是以白人的名字命名的。你的老师和你不像。你的同学和你不像。即便来到更大城镇的街道上，也几乎没有人跟你相像。
在上大学之前，我确实没有意识到一点，美国很多富裕的地方更像普林斯顿大学，而不是我长大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基本不存在多元化差异。对很多人来说，这才是正常的。我开始注意到，第一次见面的人看到我会有一瞬间小小的迟疑，需要多一秒来消化我的另类以及我在这个地方的存在。我开始明白，我的许多同学从小到大身边围绕的人都是与他们外表和行为相似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由同质化塑造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才感觉更自在。有些人从未有过有色人种的同伴，所以我在他们眼中几乎是不可名状的存在，比外星人还要像外星人。难怪他们会那么轻易地对我形成刻板印象！难怪他们好像害怕我的头发、我的肤色！像我这样的孩子根本无法走进他们的世界。在他们长大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压根就不存在。
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大学的某些地方找到了庇护所和伙伴们：首先是我的宿舍，那里有我的朋友安杰拉和苏珊娜；然后是校园的多元文化中心，有色人种学生经常聚集之处。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放下自我意识，感觉更自在，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交到了朋友，认识了很棒的导师泽妮·布拉苏尔——她是多元文化中心的主任，后来成为我工作和学习上的导师，致力于帮助我取得成功。我之所以能在大学里生存下来，是因为我给自己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圈子，里面有我的朋友、闺密和顾问，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随意地开玩笑，包括调侃作为一只“孤雁”的疏离感。我认识的每一个黑人学生，对于他们所背负的标签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当“黑人”和“大学生”这样两个标签放在一起时，前者几乎总是会遮蔽后者。我有一个朋友，晚上走回宿舍时，不止一次被校园保安跟踪。另一个朋友提到，她的白人室友私下里对她很友好很热情，但到了派对上就假装不认识她。
也许因为没得选择，我们只能设法让自己对这些事情一笑了之。不过在笑声背后，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有用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经验聚拢在一起，得出一个有益的、令人心安又怪异的真相：我们没有疯。这不是我们的幻觉。我们个人体验到的脱节和孤立，就是让我们形成自我意识的东西，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内在缺陷或者不够努力。那些让我们沦为边缘人的偏见根本不是我们的臆想。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改变，但知道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我的朋友圈子减轻了我的孤独感，但是为了完成学业，为了脱颖而出，我依然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入更广阔文化下的力场。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穿行在校园餐厅或演讲厅，想要融入但又高度敏感于自己的另类，我的思维会同时在两条轨道上运行。我在专注地寻找座位，但同时脑海中又会出现我寻找座位的画面，就是我想象着别人看到我的想法： 那个黑人女孩来了，她在找座位。
换句话说， 我是个异类，我无关紧要。
如果你放任它，这个想法就会一直烦扰你。
我依然能想起那些时刻带来的不安。我感觉自己被连根拔起，和自己的身体分离，就好像被从身体中抛了出去。
自我意识能做到这一点。它会抽掉你立足的根基，抹去你对自己的真实认知。它会让你感到笨拙和不确定，让你对自己是谁、身在何处感到茫然。那种感觉就像世界举起了一面角度对你并不友好的镜子，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不可名状，以及你在所有方面与这里的格格不入。有时，这个形象会成为你眼里唯一能看到的东西。社会学家、民权领袖杜波依斯
在他1903年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黑人的灵魂》中，曾用一句名言来描述这种紧张感。“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写道，“这种双重意识，感觉总在透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我，那个世界带着轻蔑和怜悯对你嘲弄地微笑，而你却总在用那个世界的卷尺丈量自己的灵魂。”
11
这种感觉那时就存在了，一定还可以回溯到更早的时间。
它又是那样司空见惯，直到今天依然如故。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拿它怎么办？
我爸爸因为疾病的关系，身体会不自主地颤抖，走路时拖着脚跛行，有时会引来街上的人停下来盯着他看。他常常微笑着耸耸肩，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自己感觉良好，就没有人能让你感觉糟糕。”
这是一条简单而绝妙的格言，对他来说很有用。我爸爸可以做到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他不容易受刺激，不喜欢挑事。他的性格内敛而冷静，经常有人到我们家来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因为知道他思想开放，虑事周全。他衬衣前面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三美元，折成一沓，碰到有人问他要钱，他就会抽出两张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妈妈说，爸爸故意留下一美元是为了照顾对方的自尊，这样找他要钱的人感觉会好一点，知道他们没有拿走他全部的钱。
我爸爸并不在意别人看他的眼光。他活得十分自洽，清楚自己的价值，尽管身体不平衡，但内心沉稳。我不知道他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一路上有怎样的领悟，但他似乎想明白了如何摆脱他人的眼光过自己的生活。他身上这种特质非常明显，在房间另一端你都能看到。这种特质也吸引人们到他身边。它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泰然自若——不是来自特权或财富，而是来自某种不同的东西。那是一种尽管有挣扎，尽管不确信，却能淡然处之的感觉。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自若感。
这让他变得引人注意，受人瞩目。
我爸爸没有让世界的不公消耗自己，就像消耗他的父亲那样。我相信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他在障碍面前可以有别的选择。他自己曾遭受过诸多不公：他生于大萧条时期，5岁时父亲就上了二战战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大学；住房和教育政策都将他排除在外，他崇拜的一些英雄被刺杀，自己还得了这样一种无药可治、行走困难的疾病。但他在他的父亲，就是我祖父身上，也看到了恐惧如何造成限制，沉溺痛苦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爸爸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不允许不公带来的痛苦侵入他的灵魂。他决心不让自己沉溺在痛苦和窘迫中，因为知道它们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他认识到，能够摆脱这些东西的困扰，不纠结于某些时刻，本身就蕴藏着某种力量。他理解不公永远存在，但拒绝被拖下水，知道这些大都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
他转而教克雷格和我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感到好奇，在平等和正义的议题上教育我们。在餐桌上，他会回答我们关于吉姆·克劳法
以及当年马丁·路德·金被刺后在芝加哥西城发生的暴乱事件的问题。在选举日，他必定会带我们一起去投票站（地点就设在我们小学对面教堂的地下室），让我们看到投票是多么酷的一件事。周日，他还会开着他的别克车带我和哥哥到南城富裕的黑人区，希望我们头脑中有一个具体的画面，知道大学教育会带给人怎样的改变，从而激励我们努力学习，保持思想开放。那就好像他开车带我们到了一座山的山脚下，然后将山顶指给我们看。这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潜台词是：
你们可以到那里去，尽管我去不成了。
凭着这种沉稳，不管世界在他面前举起怎样的镜子，怎样试图让一个拄着双拐的蓝领黑人感到自卑或被忽视，他的视线都会越过那面镜子。他没有一味关注他不是什么或者他没有什么，而是用他是谁和他拥有什么——爱、街区、冰箱里的食物、一对高个子的闹哄哄的儿女、来敲门的朋友——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将这些视为成功，视为前行的动力。这些都证明了一点：他很重要。
你怎样看待自己是最重要的，那是你的根基，是改变你周围世界的起点。我从他身上学到这一点。爸爸的受人瞩目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如果你对自己感觉良好，就没有人能让你感觉糟糕。 我用了很多年才将爸爸的这句格言充分内化并融入自己的生活。我断断续续、慢慢建立起自信。我是逐渐学会如何有尊严地做一个另类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始于接纳。在小学的某个时候，我习惯了自己是班里个子最高的女孩。毕竟，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后来到了大学，我也必须习惯做班里和校园活动中的“孤雁”。同样是因为我没有选择。随着时间推移，我习惯了置身于男性在数量和声音上都超越女性的空间。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环境。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想改变这些空间的态势——为了我自己和后面的人，为另类创造出更多空间，让更多人找到归属感——就必须首先找到自己立足的根基和坚定的自豪感。我学会了不去隐藏我是谁，而是去拥抱它。
我不能打退堂鼓，不能逃避困难。我必须让自己舒适地恐惧。除非我决定放弃，否则就要继续往前。爸爸的人生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带着自己所拥有的，坚定向前走；找到自己的工具，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勇往直前；要百折不挠，因为前方道路上会有很多障碍等着你。
我的性格和爸爸的不同，我不像他那样有恒心。我表达观点会更激烈。我无法像他那样遇到不公不往心里去，这从来不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点，就是真正的稳定来自你的内心。而我发现，正是因为有了稳定这块基石，我才能够走向更广阔的生活。
可能是因为我看到父亲对自己的另类泰然处之，在他进入的每个空间都能有尊严地做个另类，我开始想明白，什么能够将恐惧挡在我的头脑之外，并让我在所有场合都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我可以选择，可以掌控。在那些不安的时刻，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每次进入一个新的力场，穿过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我都会如芒在背，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人们都在审视我，而此时，我就会想起那句话。
不管那些空间发出了怎样的信号——人们认为我是另类，不应该出现在那里，或者某个方面有问题，即便这些信号只是无意和无心发出的——我都不需要把它们放在心上。对此我是可以选择的。我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行动，来为“我的真实”代言。我可以一直出现，持续工作。那些不善的言行并不属于我。
我发现，我可以让自己感觉更好地做一个另类。在进入一个新的场所时，这样做有帮助，就像是心理上挺起了胸膛。我可以用一点时间，找到自己在家里、在朋友中间时的真实感受。那是我发自内心对自己的认可。它让我能够带着那种力量进入一个新的场所。
在我的头脑中，我可以随时为自己改写那个“我不重要”的故事：
我个子高，这是好事。
我是女人，这是好事。
我是黑人，这是好事。
我是我自己，这是非常好的事。
当你开始改写关于“我不重要”的故事时，你就找到了一个新的中心。你不再从他人的镜子里审视自己，而开始从你自己的经验、自己熟悉的地方出发，更充分地表达。这样你便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骄傲，更容易跨越所有的障碍。虽然这并没有消除障碍，但有助于缩小它们。它会帮助你计算胜利，哪怕只是小小的胜利，然后你会知道自己做得还不错。
我相信，这是自信的真正根源，也是一个起点。慢慢地，你会越来越受人瞩目，意志力变得更强，有能力带来更大的变化。这不是你通过一次、两次或者十几次的练习就可以成功的。你要努力，才能让自己从别人的镜子里走出来。你要练习，才能把正确的信息留存在头脑中。
认识到是什么让这项工作如此困难也是有帮助的。我们背负着这样的任务，要在一沓沓既有的剧本上书写我们自己的篇章。我们必须努力将“我们的真实”置于那些长久以来暗示我们不适合、不属于或不重要的叙事之上。这些故事被奉为传统，融入日常生活，许多时候形成了我们所处时代实实在在的背景。它们无意中塑造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它们意图告诉我们谁是卑微的，谁是伟大的，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它们选定了英雄，制定了标准： 这些人才是重要的。这样才算成功。这才是医生的样子，科学家的样子，母亲的样子，参议员的样子，罪犯的样子，胜利的样子。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看到邦联的旗帜在州议会大厦上空飘扬，或是在某个奴隶主的纪念公园里玩耍，还是在学校通过一套几乎完全由白人书写的准则来学习本国历史，这些故事都在你的内心。梅隆基金会最近资助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全美各地的纪念碑，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致敬白人的，其中一半是奴隶主，40%是富家子弟出身。黑人和土著人口只占其中的10%，女性仅占6%。美人鱼雕像的数量远超女国会议员的雕像，二者的比例是11∶1。 12
我要再说一次：我们很难想象看不见的东西。你很难奔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去奋斗。改写“我不重要”的故事需要勇气和坚持。说起来令人沮丧，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就喜欢让别人感到孤立、破碎、不受欢迎，这让他们感觉更舒服、更强大。他们很乐于让你一直渺小。在我们今天争议最大的公民辩论中，中心议题就是“谁应当被看见”。州立法院在争论要不要禁止公立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讨论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同时，学校董事会投票禁止与纳粹大屠杀、种族主义或LGBTQ+群体相关的图书进入学校图书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谁的故事在被讲述，谁的故事在被抹除。这是一场决定“谁是重要的”“谁应当被看见”的战斗。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被一个古老的叙事模式主导。许多这样的故事被奉为圭臬，口口相传，无人质疑，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认出它们只是故事，反而将它们内化于心，奉为事实。我们忘记了要努力对它们进行解码。
举个例子。我哥哥克雷格12岁那年，他的自行车太小没法骑了。他长得太快，以至于他的旧自行车不再合适，因为那是一辆儿童车，即便把车座调到最高也不行。所以父母出门给他买了一辆成人自行车。那是一辆亮黄色的10速山地车，是戈德布拉特百货大楼搞促销活动时买的。克雷格太爱这辆新自行车了。他骑上它，像个国王一样到处穿梭，又骄傲又兴奋，他终于拥有一辆和身高完美匹配的自行车了。直到一天下午，他骑着那辆10速自行车去了离家不远的公共湖滨公园，结果被一个警官拦了下来，后者指控他的自行车是偷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骑着一辆高级自行车的黑人男孩。这显然不符合那个警官对黑人男孩以及他们所骑自行车的印象——尽管那个警官自己也是黑人。他已经将某种故事当成事实，并内化成一种刻板印象，这驱使他将一个男孩与他的自行车，甚至是他的自尊分离。（那个男人后来道了歉，不过是在我妈妈狠狠责骂了他一通之后。）
那个警官传递给我哥哥的信息清晰明白又司空见惯：
在我看来，你没有资格享受你拥有的东西。
我怀疑这个让你骄傲的东西不属于你。
这正是我们许多人在他人眼里看到的那种怀疑，当我们穿过一个陌生的房间，进入一个新的力场，都会敏感地注意到我们被视为非法侵入者，我们的尊严需要额外的证明。所以，我们有责任重新书写这些故事，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了那个不肯接纳我们的世界。
斯泰茜·艾布拉姆斯，那位倡导选举权的活动家和政治家，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3 1991年，她上高中时被选为荣誉致辞生，致辞结束后她和来自家乡佐治亚州的其他荣誉致辞生一起，受邀到亚特兰大的州长官邸参加一场下午举办的招待会，庆祝他们作为学生取得的成功。这个机会让她非常兴奋。她和父母穿上最好的衣服，乘坐市政公交从家附近的迪凯特市出发，一直坐到巴克海特区，那是一个树木繁茂的高端城区，州长官邸就坐落在那里。艾布拉姆斯说，他们下了车，顺着车道走到门口，被一名保安拦下了。他看了他们一眼，说：“这里举办的是私人活动。你们不能进来。”
在保安眼里，一个买不起私家车、乘公交车过来的黑人家庭，一定不会受邀和州长交际。
这传递出一个熟悉的信息： 在我看来，你没有资格享受你拥有的东西；你是个异类；你无足轻重。
斯泰茜·艾布拉姆斯是幸运的，她的父母没有吃这一套。她回忆，她母亲抓住她的胳膊，不让她转身跑回公交车上。她的父亲开始和那个保安争辩。在强迫那个男人在写字夹板的嘉宾名单上找到斯泰茜的名字之后，他们一家人最终成功走进了招待会。名单是按照姓名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斯泰茜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一滴毒液掉落；一个年轻女孩的尊严被剥夺，那一天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不记得有没有和佐治亚州州长以及其他荣誉致辞生见面。”多年后，艾布拉姆斯告诉《纽约时报》，“那天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跟我说我不能进去。” 14
这些信息是毁灭性的，特别是当对象还是个自我意识正在形成的孩子，特别是当我们正感觉舒展又骄傲时，突然接收到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发出的这类信息。你是不可能忘记那些传递这些信息的人的。他们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你。我们中有多少人，依然在内心和几十年前曾经贬低或轻视我们的人进行单向对话？我们中有多少人，依然在默默回击那个说我们抵达不了梦想之地的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些门前，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讲述那个故事，努力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骄傲。在《成为》中，我写到我高中时的大学申请顾问怎样在和我见面仅仅10分钟后，就轻率地否定了我的志愿，建议我不必费力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因为在她看来，我不是“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料”。
我很受伤，很愤怒，摧毁我的不仅是她的话，还有她冷漠的态度，以及她做出判断的速度。她只是看了我一下，就做出了评估，她根本没看到我内心的光。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道路，至少在部分意义上，就被那一句话——一个几乎素不相识的人随便说的一句话——决定了。
信息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格外留心我们传递信息和接收信息的方式。孩子们希望别人看到他们的光，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渴望被关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健康成长。如果他们感到被忽视，常常会用其他不健康的方式寻求关注。每次读到年轻人卷入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故事，我都会想到这一点。如果孩子们没有机会感受自尊，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尊重他们所处的空间以及将他们推入边缘的当权者。毁坏不属于你的东西往往更容易。
我要感谢人生中那些支持我的成年人，因为他们，我才能很快将那个申请顾问带给我的伤害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立志要加倍努力，证明她是错的。我的人生就是对她的回应： 你的限制不会成为我的限制。 直到今天，她都不会得到我的丝毫感激，但我在回击她冷漠态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某种决心。如果我许她权力决定我属于哪里或不属于哪里，那么不管她给我怎样的安排，我要努力开创的人生都将比它更宏大、更有意义。她对我的低期望，成为我要跨越的一大人生障碍。
那个在州长官邸门前拦住斯泰茜·艾布拉姆斯的保安，很可能在下班后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吃完饭后再也不会想起她来。但是，她当然不会忘记他。他和他传递出的“你不能进来”的信息，一路跟着她上了大学，拿到两个高级学位，写了十几本书，发动了史上最成功的选民动员活动。她还曾两次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希望能将那扇门开得更大，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信息当然也跟着她。那个保安是她要跨越的人生障碍。
斯泰茜·艾布拉姆斯依然会谈起她和那个保安的遭遇，这个经历让她看清了一点，那就是，她自己深沉的决心。“我这辈子所做的一切，有意无意地，都是想证明他错了。” 15 她说道，“但这跟他无关，跟他在我身上看到和没看到的东西也无关。跟我是谁和我想要成为谁有关。”
我想象在她脑海中，那个保安永远都站在那扇门前，就像在我头脑中，那个大学申请顾问永远坐在桌前一样。他们在我们头脑的边缘安静地存在着，与其他所有的障碍一起——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就，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会让这些障碍缩小一点。我们记住它们，只是因为它们没有打倒我们，只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跨越的理由。
在我们书写下的更宏大、更有趣的人生逆袭故事中，他们已经沦为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他们唯一的力量，不过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