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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朝天空看了最后一眼，天空似一块黑色的水晶石。上千架飞机击破了这份宁静，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然而，断续的话语在他脑海中跳跃，发出欢快的声响：进攻停止了，德军溃败了，我马上就可以外出了。他绕过沿河马路的一角。街头又将弥漫着油的香味和橘花的芬芳；人们又将在阳光灿烂的露天咖啡座上纵情地谈天说地；他也可以在吉他声中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了。他的双眼、双手和肌肤都处在饥饿状态：多么漫长的饥馑岁月啊！他慢慢地登上冰冷的台阶。
“总算熬出头了！”波尔紧紧拥抱着他，仿佛历尽万劫之后重逢。亨利从她的肩头上方，抬眼望着那棵灯光闪烁的枞树，它在屋里数面大镜子互相反照之下，显得到处都是，无边无际。桌子上，摆满了杯碟与酒瓶；几束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散乱地扔在一副踏梯下面。他挣脱开身子，把外套往长沙发上一丢。
“你听到广播了吗？有好消息。”
“啊！快对我说说。”她从不听广播，只想从他嘴里得到消息。
“你没有发现今晚的天空这么明亮？听说冯·龙德施泰特
的后方出现了上千架飞机。”
“我的上帝！那德国人再也不会打来了。”
“根本就谈不上他们会再打来。”
说实在的，他脑中也掠过了这种念头。
波尔诡秘地一笑：“我做了防备。”
“什么防备？”
“地窖里面有个小贮藏室，我已经让门房把它腾出来了，必要时你可以躲在里面。”
“你不该跟门房讲这种事，这样只会引起恐慌。”
她用左手紧紧地捏住披肩的末端，像是在护着自己的心脏。
“他们会枪杀了你的。”她说，“我每天夜里都能听到他们敲门，当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他们站在我面前。”
她一动不动，半闭着双眼，仿佛真的听到了什么动静。
“以后就不会有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她睁开了眼睛，垂下了双手。
“战争真的结束了？”
“为时不会太长了。”亨利把踏梯搬到横在天花板正中的大梁下面，“要我帮你一把吗？”
“迪布勒伊一家很快就会来帮我的。”
“为什么非要等他们呢？”
他拿起铁锤，波尔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你不去工作了吗？”
“今晚不去了。”
“你每天晚上都这么说。一年多了，你一个字也没有写。”
“别担心，我有写作的欲望。”
“这份报纸占用你的时间太多了，瞧你几点钟才回家。我肯定你什么也没吃，你不饿吗？”
“现在不饿。”
“你不累吗？”
“一点儿也不累。”
她的眼睛关切而贪婪地盯着他，在这种目光之下，他感到自己犹如一块易碎而危险的瑰宝——原来这就是令他精疲力竭的原因。他登上踏梯，用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敲击着一枚钉子。这座房屋年代已不短了。
“我甚至都可以告诉你，我要写的将是一部欢快的小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波尔的声音有点儿不安。
“就我说的这意思，我想写一部欢快的小说。”
他差点就当场编造起这部小说的内容来，他很喜欢把自己的构思大声地讲出来。可波尔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那目光如此强烈。他没有吭声。
“把那一大把槲寄生给我拿过来。”
他小心地挂上了布满白色嫩芽的球状绿枝，波尔又给他递了一枚钉子。对，战争结束了，至少对他来说如此。今天晚上，是真正的节日。和平正在开始，一切都在开始。节日、消遣、玩乐、旅游，也许还有幸福，反正自由绝对少不了。他在横梁上系好了槲寄生、枸骨叶冬青和圣诞夜的彩色饰带。
“怎么样？”他边爬下梯子边问。
“好极了。”她走近枞树，把一支蜡烛重又竖直，问道：“如果不再有危险了，你要出发去葡萄牙吗？”
“当然。”
“你一去旅行，肯定又不工作了吧？”
“我想不会。”
她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抚弄着在枝叶间微微摇晃的一只金色的饰球。他开口说出了她正等待着的话：
“真遗憾，不能带你一起走。”
“我完全清楚这不是你的过错。别伤心，我周游世界的欲望愈来愈小了。这有什么用呢？”她莞尔一笑，继续说着，“我等着你，要是平安无事，等待也并不使人厌烦。”
亨利忍不住想笑。这有什么用呢？问得奇怪！里斯本、波尔图、辛特拉、科英布拉，多么美丽的地名！他甚至无需说出这些地名就可感觉到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只需在心中默默自语：我将再也不呆在这儿，我要远走高飞了。远走高飞，这个词儿比最美的地名还美。
“你不去打扮一下？”他问道。
“我这就去。”
她登上室内的楼梯上楼去了。亨利走到餐桌边，想了想，他确实饿了，可每当他承认肚子发饿想吃东西时，波尔便往往焦虑不安，甚至连面孔都变了形，他拿起一块肉放在一片面包上，咬了一口，他暗下决心，自言自语道：“从葡萄牙回来后，我一定到旅馆去住。”夜晚，回到一间无人等待着你的卧室，该是多么惬意啊！甚或在他热恋着波尔的时候，他也一心想独居一间空屋。只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她每天夜里都像死了一样躺倒在他那具遭受了可怕的摧残的躯体上，既然他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她，岂敢拒绝她什么要求？再说，宵禁也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方便。“你什么时候远走高飞都可以。”她常常这样说，可当时他还不能走。他抓起一瓶酒，用开瓶塞钻钻进软木瓶塞，木塞子吱嘎作响。只要一个月时光，波尔就可能习惯那种没有他在身边的生活，她若不习惯，也活该。法兰西从此不再是一座囚笼，国界即将打开，生活再也不该是一种桎梏。整整四年，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关心的只是他人。这足够了，也太过分了。眼下该过问一下自己了。正因为如此，他迫切需要独居，需要自由。漫长的四年之后，一个人要重新恢复原来的模样，谈何容易啊。有成堆的东西他必须弄个一清二楚。什么东西？嗳，他目前尚不明白，可抵达那儿之后，当他独自徜徉在油香扑鼻的街巷时，他会尽量设法明确自己的处境。他心头再次激动地一跳：天空又将一片蔚蓝，窗户上又会飘忽着晾晒的衣服。他将作为一个游客，双手插在兜里，行走在人群之中，他们操的不是他的语言，他们的所忧所虑也与他毫不相干。他将纵情地去生活，去感觉生活，这样，也许会使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多可爱！你把所有瓶塞都打开了！”波尔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梯。
“确实，你就爱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他微微一笑，说道。
“因为你爱的就是紫罗兰色！”她回答道。十年来，他一直钟爱着紫罗兰色：整整十年，真漫长啊。“你不喜欢这件裙服？”
“噢！漂亮极了。”他慌忙说。“我只是想也许别的颜色配你也很合适，比如绿色。”他顺口说道。
“绿色？你觉得我穿绿色好？”
她站在一面镜子前，显得心慌意乱。一切都已枉然，黄色也好，绿色也好，总之，她十年前的花容月貌，他再也看不到了。想当初，每当她懒洋洋地把戴着紫罗兰色长手套的手臂伸给他时，他总是那么心满意足。他朝她轻轻一笑：“来，跳舞吧。”
“好，我们跳吧。”她的声音是那么热烈，亨利不禁一愣。最近这一年里，他俩的共同生活变得黯然失色，连波尔都显得对它感到厌倦，然而，在九月初，她突然变了。如今，在她的每一句话中，在她的亲吻和目光之中，一种激情在微微颤动。他搂起她的腰，她紧紧地贴着他，低声道：
“你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
“记得，那是在宝塔舞厅，你说我跳得差劲极了。”
“那天，我让你开了眼界，参观了格雷万
博物馆。你当时连格雷万博物馆都不知道，你一无所知。”她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她的额头紧贴在亨利脸颊上。“我又看到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情景。”
往事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们俩登上了海市蜃楼宫中的一块座石，周围是如林的石柱，他俩置身其间，仿佛得了分身术，变成了无数对伴侣！“对我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你一定会是世上最光荣的男子汉。”他朝一面硕大的镜子看去，只见镜中沿着一条枞树形成的小径，他们这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伴侣被映照成数不清的身影，一眼望不见尽头。波尔朝他微笑着，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今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一对儿了？
“有人敲门。”亨利说着，快步朝门口走去。原来是提着篮子和篓子的迪布勒伊一家。安娜抱着一束玫瑰花，迪布勒伊肩上搭着几大串红辣椒，身后跟着的纳迪娜显得闷闷不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您知道消息了吗？空军终于出击了。”
“知道了，一千架飞机！”
“他们被一扫而光了。”
“他们完蛋了。”
迪布勒伊把那些红辣椒放在长沙发上：“用这玩意儿来装饰装饰你们这间乱得像窑子似的小屋子。”
“谢谢。”波尔毫无热情地谢道。迪布勒伊把这套公寓说成窑子，听了好不让她气恼。他常说像窑子，是因为这屋里摆着这么多面镜子和挂着红色窗帘的缘故。迪布勒伊察看了一番屋子，说：“应该把红辣椒挂到中梁上去，这要比槲寄生美。”
“我喜欢槲寄生。”波尔斩钉截铁地说。
“槲寄生，是傻玩意儿，毫无特色，过时了。再说，它是寄生玩意儿。”
“把红辣椒挂到楼梯的扶手上吧。”安娜建议道。
“挂在这里，要漂亮多了。”迪布勒伊说。
“我坚持挂我的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波尔毫不相让。
“行，行，这是在您的家里。”迪布勒伊说道，然后朝纳迪娜示意：“过来帮我一把。”
安娜取出了熟肉酱、黄油、奶酪和糕点。“这是用来调制潘趣酒的。”她边说边把两瓶朗姆酒往桌上放。接着，她把一包东西塞到波尔的手中：“喏，这是给你的礼物。这个是给您的。”她说着递给亨利一只陶瓷烟斗，上面一只鸟爪正死抓着一只小蛋，与路易十五年前用的烟斗一模一样。
“真棒极了！十五年来，我一直渴望有这么一只烟斗。您是怎么猜透我的心思的？”
“因为您跟我说过！”
“一公斤茶！你真救了我的命。”波尔惊叹道，“多香啊！真正的好茶！”
亨利动手切起面包片来，安娜往上抹黄油，波尔则一面往面包片上涂肉酱，一面忐忑不安地察看着迪布勒伊用锤子猛击铁钉。
“您知道缺点儿什么吗？”他朝波尔大声说道，“缺一盏大水晶玻璃吊灯。我一定给您搞一盏来。”
“可我不需要！”
迪布勒伊把一串串红辣椒挂好，然后走下楼梯。
“不错！”他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目光检查着自己的杰作。他走近餐桌，打开一袋香料。多少年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调制潘趣酒，这配方是他在海地搜集来的。纳迪娜倚着楼梯扶手，嘴里咀嚼着一个红辣椒。她芳龄十八，尽管常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床上乱睡，但看上去仍然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别把装饰品给吃了。”迪布勒伊朝她喊叫道。他把一瓶朗姆酒倒进色拉盒内，转身对亨利说：“我前天遇到了萨玛泽尔，我很高兴，因为他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跟我们走。您明天晚上有空吗？”
“十一点之前，我无法离开报社。”亨利回答道。
“那就十一点来一趟吧。”迪布勒伊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行动，我很希望您能在场。”
亨利淡淡一笑：“我这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我跟他说过您跟我一起工作，您在场分量会更重。”
“我并不认为像萨玛泽尔那样的家伙对此会很重视。”亨利仍然微笑道，“他肯定十分清楚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可他跟我想法一致，决不能放弃政治而让政客去搞。”迪布勒伊说，“您来吧，哪怕只稍待片刻也行。萨玛泽尔手下有一批人，值得重视，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我们用得着。”
“听着，您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波尔声音不快地说，“今天晚上是节日。”
“那又怎么样？”迪布勒伊反问道，“难道在节日里就禁止谈论令人关心的事情？”
“可您为什么坚持要把亨利往这桩麻烦事里拖！”波尔不甘示弱，“他已经够劳累的了，他已经跟您说过几十遍了，政治让他烦透了。”
“我知道，您把我看作一个不正经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小伙计们往歪道上引。”迪布勒伊微笑道，“可政治不是堕落，我的美人，也不是社会游戏。要是三年后爆发新的战争，第一个抱怨的也许就是您。”
“这是危言耸听！”波尔道，“等这场战争彻底结束后，没有人想再打一次新的战争了。”
“人们想还是不想，您觉得这起得了什么作用！”迪布勒伊说。
波尔正要回击，可亨利抢过了话头。“真的，”他并无恶意地说，“我没有时间。”
“时间永远都有。”迪布勒伊说。
“对您来说是这样。”亨利微笑着说，“可我呀，是一个凡夫俗子。要我整整一个月，天天连续工作二十小时，也不睡觉，我做不到。”
“我也同样办不到。”迪布勒伊说，“我再也不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了。不过，不会要求您干那么多事的。”他神色不安地尝了尝潘趣酒，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亨利开心地瞅了他一眼。不论是二十岁还是八十岁，迪布勒伊总是一双贪噬一切的大眼睛，满目喜悦，永远显得那么年轻。这真是个狂热的家伙！相比之下，亨利常觉得自己不专一、懒惰、不坚定，即使逼着自己也无济于事。二十岁时，他是多么崇拜迪布勒伊，以至觉得自己应该处处效法于他。结果呢？他还是永远睡不够，大量服麻醉剂，陷入愚蠢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放弃娱乐。于是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同时，也丧失了写作的乐趣，慢慢变成了一部机器。整整四年里，他完全是一部机器。现在，他首先要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人。
“我毫无经验，真不明白这对您会有什么用场。”他说。
“没有经验，这自有它好的一面。”迪布勒伊开腔道。接着，他淡然一笑：“再说，就目前而言，您的大名对许多人来说颇有影响。”他笑得更带劲了，“在战前，萨玛泽尔在大大小小的各个派别中都混过，可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需要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游击英雄，他的名字有影响。”
亨利开口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只有当迪布勒伊想表现得恬不知耻之时，才显得最为幼稚天真。波尔谴责他危言耸听，这自有道理，倘若他真的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他绝不会如此开心。事实是他看到出现了行动的可能性，迫不及待地要适时利用。亨利并不感到那么兴奋。显然，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他变了，从前，他是左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使他厌恶，社会不公平令他憎恨，也因为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可这种美好的高尚情感并没有使他投入任何行动。如今，他知道自己若真的想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他自己必须付出代价。马勒菲拉特尔、布古安和皮卡尔在小树林边丢了命，可他将永远怀念他们，仿佛他们还活在人间：他和他们围坐在一起，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盆红酒玉葱烧野兔，他们饮着白葡萄酒，谈论着前途，尽管并不十分相信会有什么前途。这四个当兵的，等战争一结束，他们各自又将重新成为一个资产者、一个农民、两个钢铁工人。此时此刻，亨利明白了，在其他三人和他的眼里，自己可能会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耻辱，但心甘情愿的特权者，再也不会是他们中间的人了。若要继续做他们的伙伴，唯有一条路可走：一如既往，与他们继续共事。一九四一年，当他与科隆布树林小组一起共事时，体会更为深刻了。开始时，事情并不顺利，弗拉基一口一个：“你明白吧，我是个做工的，我说的是做工的人的理。”亨利恼火极了。然而，多亏了他，亨利领悟到了从前根本不知晓的一些事理，从此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仇恨。可他消除了这种仇恨，在共同的行动中，他们最终把他看作了自己的战友。可是，一旦哪一天他又重新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这种仇恨必将重现，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做出相反的表示，不然，他肯定是亿万人民的敌人，是人类的仇敌。他绝对不希望这种下场，他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有所表现。不幸的是，行动已经改变了形式。抵抗斗争是一码事，政治又是另一码事。政治，这远远不能激起亨利的热情。他完全清楚类似迪布勒伊打算从事的运动意味着什么：委员会、讲演会、代表大会，人们讲呀，讲呀；势必要玩弄数不完的手腕，要没完没了地妥协，没完没了地接受站不住脚的折衷方案。时间被白白浪费，一让再让，气得让人发狂，还有那令人满怀忧郁的厌烦，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嫌恶的了。主办一份报纸，这是他心爱的工作，当然，两者并不相互排斥，甚或能互为补充。断不能把《希望报》作为遁词。不能，亨利自感没有权利回避，他只是设法把代价控制到一定限度。
“用我的名字，让我出席几次会议，这些，我无法拒绝您。”他说，“可不要对我有更多的要求。”
“我当然对您要有更多的要求。”迪布勒伊说。
“不管怎么说，眼下不行。从现在起到我出发这段时间，我有做不完的事。”
迪布勒伊直瞪着亨利的双眼：“还始终坚持那个旅行计划？”
“决不放弃。最迟三周后，我就要启程。”
迪布勒伊声音中带有愠怨：“这是开玩笑吧！”
“啊！我这下放心了！”安娜一副嘲讽的神气望着他说，“若您想去漫游一番，那您就去好了，您可以解释说这是唯一可做的明智的事情。”
“可我不想，这是我高人一筹之所在。”迪布勒伊说。
“我应该说，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是个神话。”波尔说道，继而向安娜莞尔一笑，“坐了十五个小时的火车后，你给我送上一朵玫瑰花，这所给予我的远胜过阿尔罕布拉宫
的花园。”
“啊！旅游，当然会使人兴趣盎然。”迪布勒伊道，“可眼下，留在这里更令人热情洋溢。”
“可是我呀，我是多么渴望到别处看看，需要时，不惜徒步远行，哪怕鞋子里满是硬硬的干豌豆，再磨脚也能忍耐。”
“那《希望报》呢？您整整一个月扔下不管？”
“我不在，吕克照样会办得很出色。”亨利回答说。
他诧异地望着他们仨。“他们根本体谅不到！”总是这同样几副面孔，永远是一式的装饰，谈论的始终是老话题，遇到的总是一样的问题，愈变愈是千篇一律：到头来，大家都感到像一个死去的活人。友谊，巨大的历史激情，对这一切，他已经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品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可如今，他需要别的东西，这种需要如此强烈，哪怕试图做一解释，也会显得可笑。
“圣诞快乐！”
门开了，樊尚、朗贝尔、塞泽纳克、尚塞尔，整个办报的班子全来了。他们带了酒和唱片，一个个面颊冻得通红，扯着嗓子齐声高唱着《八月时光》那首老调子：
他们在何方，我们再也不能相见，
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烟消云散。
亨利快乐地朝他们微笑。他感到与他们一样年轻，同时觉得或多或少是自己塑造了他们。他张口与他们一起高唱起来。突然，电灯灭了，潘趣酒闪闪发光，圣诞装饰物噼啪作响。朗贝尔和樊尚往亨利身上撒光闪闪的礼花星子，波尔点燃了枞树上的儿童蜡烛。
“圣诞快乐！”
他们成双成对、成群结伙地赶来，细听着迪詹戈·莱因哈特弹奏的吉他，他们跳啊、喝呀，纵声欢笑。亨利搂着安娜的腰肢，她声音激动地说：“差不多像在登陆的前夕，在同一个地点，来的也是这些人！”
“是的，可现在，登陆已经盼来了。”
“对我们来说，已经盼来了。”她说。
他知道她心里惦念着什么，此时此刻，比利时的村庄正在燃烧，滚滚热浪拍击着荷兰的乡野。然而在这里，却是一个节日的夜晚，第一个平安无事的圣诞节。有时候，必须庆贺一下，热闹一番，不然，打了胜仗又有何用？这是在过节，他又闻到了这熟悉的白酒、烟草和米粉的香味，闻到了长欢之夜的气息。千百道五彩缤纷的水柱在他脑海中喷射。战前曾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在蒙帕纳斯咖啡馆，大家开怀地喝着牛奶咖啡；在弥漫着油墨味的工作间，大家尽情地交谈；在小巧玲珑的舞厅里，他怀里搂着波尔这一世间最美的女子。在那嘈杂的金属机械声四起的拂晓时分，总是有一个温柔得令人发狂的声音对他喁喁私语，说他正在写作的一定是部好书，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了。
“您知道，”他说，“我已决定写一部欢快的小说。”
“您？”安娜一副逗乐的神情，瞅了他一眼，“什么时候动笔？”
“明天。”
真的，他突然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成为过去的他，成为一个他一直希望做的人：作家。他也重新体会到了这一躁动不安的欢乐：我要动笔写一部新的作品。他要畅叙正在复现的一切：黎明、长欢之夜、旅游和欢乐。
“您今晚看来心绪挺好。”安娜说。
“是的，我感觉到就要走出一条漫长的隧道。您没有这种感觉？”
她犹豫了一下：“我不清楚，不过，这条隧道中总也有过美好的时光吧？”
“那当然。”
他朝安娜微微一笑。她模样俊俏，今晚身着朴素的衣裳，在他看来反倒显得热情浪漫。若她不是自己的老朋友，不是迪布勒伊的妻子，他准十分乐意向她献几分殷勤。他一连请她跳了几曲，接着又邀克洛蒂·德·贝尔琼斯起舞。这位女子袒胸露肩，挂满了祖传首饰，专来与这帮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凑凑热闹。他接着又邀请了雅内特·康热和吕茜·勒诺瓦。所有这些女子，他对她们是太熟悉了，可还会有别的节日、别的女人。亨利朝普莱斯顿一笑，此时，普莱斯顿正微微摇摆着身子，穿过房间向前走来。这是亨利在八月份遇到的第一位熟悉的美国人，两人马上投入对方的怀抱之中。
“我坚持要来和你们共庆圣诞节。”普莱斯顿说。
“让我们共庆佳节吧！”亨利说道。
他们喝了酒，普莱斯顿颇带感情地讲起了纽约之夜。他已有几分醉意，倚着亨利的肩膀。“您应该来纽约。”他以急不可待的口气重复道，“我保证您会获得巨大成功。”
“当然，我一定去纽约。”亨利说道。
“到了纽约，租一架小型飞机，那是观赏当地风光的最好办法。”普莱斯顿说。
“我不会驾驶。”
“噢！那比开汽车还容易。”
“我一定学一学驾驶飞机。”亨利道。
对，葡萄牙之行只是个开端，还有美国、墨西哥、巴西，也许还要去苏联、中国，都要去走一走。亨利将重新开着小车，并将驾驶着飞机。灰蓝色的天空充满沉甸甸的希望，前程在无限地扩展。
突然，出现了一片寂静。亨利惊异地发现波尔坐到了钢琴前。她开始歌唱起来。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了。亨利极力以公正不倚的耳朵去倾听她的歌声，他过去怎么也无法对这一歌喉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当然，这不是一副无足轻重的嗓子，有时人们仿佛听到了铜钟大吕般浑厚而圆润的声音在回荡。他再次思忖：“她为何半途而废？”当时，他曾把波尔的自我牺牲看作爱情的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示。后来，波尔放弃了一切尝试成功的机会，他对此感到奇怪，琢磨着波尔是否以他们的爱情为借口而逃避考验。
掌声大起，他也跟着别人鼓掌，安娜低声赞叹道：“她的歌喉永远是这么漂亮。要是她重返歌坛，我肯定她会走红。”
“您真这么认为？为时已晚，不是吗？”亨利道。
“为什么？只要重新学唱几课……”安娜神色中带着几分犹豫，看了看亨利，继续说，“我觉得这对她有益。您应该鼓励她。”
“也许。”他说了一声。
他细细打量着波尔，她正笑靥动人地听着克洛蒂·德·贝尔琼斯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这显然会改变她的生活，无所事事对她来说毫无好处。“而对我，这可以使事情大大简单化！”他暗自思忖。说到底，这有什么不行？今晚，一切看来都有可能实现。波尔将闻名遐迩，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可以自由自在周游四海，在此处和彼处过着时间虽短暂却欢乐的风流生活。为什么不行？他露出微笑，走近纳迪娜，她一直站在炉旁，神色阴郁地嚼着口香糖。
“您为什么不跳舞？”
她一耸肩膀：“跟谁跳？”
“您若愿意，跟我。”
她并不漂亮，与她父亲长得太相像了，花蕾般少女的体态，却配了张郁郁寡欢的面孔，看了真不顺眼。她碧蓝的双眼，酷似安娜，可却那么冷漠，以致显得毫无光彩又天真稚气。不过，那条羊毛裙遮盖下的身段却比亨利想象的要更婀娜多姿，那乳房也更为丰满。
“咱俩是第一次跳舞。”他说。
“是的。”她接着又说了一句：“您跳得真好。”
“您吃惊吗？”
“我明白，这帮毛头小伙子谁也不会跳舞。”
“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学。”
“我知道。”她说，“我们什么机会都未曾有过。”
他对她笑了笑。一位妙龄女郎，即使丑陋，终归是位女郎。他爱她身上科隆香水淡雅的馨香和新洗涤的内衣散发出的幽幽的清香。她跳得不好，可这无关紧要，这里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有小号的高昂吹奏声，有潘趣酒的醇厚芳香，还有回映在一面面镜子里的那些枞树闪烁着的点点光亮，窗帘后面，是纯净的黑色夜空。迪布勒伊正在表演一个小魔术节目：他把一份报纸剪成碎片，可一转手重又完整无缺；朗贝尔和樊尚在用空瓶决斗；安娜和拉舒姆在唱一部伟大的歌剧的唱段。火车、飞机、轮船在围着地球转动，人们可以随意登上一游。
“您跳得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跳得简直像头小牛犊，糟糕透了。可我不在乎，我不爱跳舞。”她带着几分疑虑察看了一下亨利的脸色，继续说，“一帮迷上爵士音乐的小疯子，乌七八糟的爵士音乐和烟味、汗味臭不可闻的地下室，这一切，您感兴趣？您？”
“有时就感兴趣。”他问道，“您对什么感兴趣？”
“对什么都没兴趣。”
她回答的声音如此粗暴，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了她一番。他暗自揣摩，到底是因生活的失意还是恣意放纵自己才使她被推进了那么多人的怀抱？可能是心绪不宁的原因吧，她脸孔冷酷的线条反倒变得柔和起来了。他心中暗想：若是迪布勒伊的脑袋躺在枕头上，该是个什么模样？
“我一想到您要去葡萄牙，就觉得您出奇地走运。”她忌恨地说。
“不久，旅行一定会很容易的。”他说。
“不久！您是想说一年后或两年后吗？您是怎么混到机会的？”
“是法国宣传机构要我做几场报告。”
“显然，谁也不会请我做报告。”她低声咕噜道，“您要报告很多场吗？”
“五六场。”
“这样您就可以整整游逛一个月了。”
“无论如何得让老家伙们有点补偿吧。”他快活地说。
“可年轻人有什么补偿？”纳迪娜问道。她大声叹了一口气，又说道：“最起码出点新鲜事也好呀。”
“什么事？”
“自从处于所谓的革命时期以来，什么也没有变化……”
“八月份，总归有了点变化吧。”亨利说。
“八月份，人人都说一切都要大变，可跟以前几乎没有两样：吃得最少干活最多的还照旧是这些人，可大家仍然觉得这样很好。”
“这里谁也不觉得这样很好。”亨利说。
“可大家都凑合。”纳迪娜气呼呼地说，“无奈，只得浪费光阴去干活，这就已经够让人恶心的了；要是做了活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呀，宁愿去当强盗。”
“我完全赞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亨利说，“可再等等吧，您太急于求成了。”
纳迪娜打断了他的话：“瞧您说的，就像是我家里人，唠唠叨叨地跟我解释来解释去，说什么应该等一等。可我根本不信。”她耸了耸肩膀，“说实在的，谁也不做任何努力。”
“您呢？”亨利笑眯眯地问道，“您是否做了点努力？”
“我？我还不到做努力的年龄。”纳迪娜回答道，“我算什么！”
亨利哈哈地朗声大笑。
“别伤心。您会长大的，年龄嘛，长得快着呢！”
“快？长一岁要过三百六十五天！”纳迪娜说。她耷拉下脑袋，一时默默无声地在心头琢磨。蓦然，她抬起双眼：“带我走吧！”
“去哪儿？”亨利问。
“去葡萄牙。”
他淡然一笑：“我看这不太可能。”
“只要有点儿可能就可争取。”他没有回答，纳迪娜紧紧追问：“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上面不会同意让我们两个人走。”
“算了吧！您谁不认识。就说我是您的秘书。”纳迪娜的嘴巴在笑，可目光热切而严肃。他一本正经地说：
“倘若我要带什么人的话，那是波尔。”
“她不喜欢旅行。”
“可她乐意陪伴我。”
“整整十年，你们朝夕相处，她还没见够？多一个月少一个月，这对她又有何妨？”
亨利重又露出笑容：“我回来时一定给您带橘子。”
纳迪娜的面孔沉了下来。亨利的眼前出现了一副迪布勒伊吓人的面孔。“您知道，我再也不是八岁的小丫头了。”
“我知道。”
“不，在您眼里，我永远是个用脚往壁炉里乱踢的脏丫头。”
“才不是呢，证据是我请您跳了舞。”
“噢！这是一次家庭聚会。可您不会邀我陪您一起外出。”
他颇有好感地细细打量了她一番。至少有了这么一位姑娘希望能换换空气。她希冀许多东西，新鲜的东西。可怜的丫头！她确实未有过任何机遇。骑自行车去法兰西岛，这差不多就是她做过的全部旅行了。清苦的少年时代，再说，那位小伙子死了。她好似很快得到了安慰，可不管怎么说，那总还是个可怕的记忆呀。
“那您错了。”他说，“我请您。”
“当真？”纳迪娜的双眸闪闪发亮。她一旦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看上去就可爱多了。
“周六晚上，我不去报社，咱俩八点整在红酒吧见。”
“到时做什么呀？”
“由您定。”
“我没主意。”
“到时我会有主意的。来，喝一杯。”
“我不喝酒，我再吃一个三明治还行。”
他俩走到了食品橱前。勒诺瓦和朱利安正唇枪舌剑，争辩不休：这是家常便饭了。他俩都斥责对方以不光彩的方式背叛了年轻时代的良知。昔日，他们觉得超现实主义过于拘谨，还不够怪诞，合力组建了“超人”运动。勒诺瓦后来成了梵文教授，作些神秘费解的诗作；朱利安则当了图书馆馆员，放弃了写作，也许他是少年得志，恐惧中年平庸、江郎才尽吧。
“你对此持何看法？”勒诺瓦问，“必须采取措施，反击附敌作家，对不对？”
“今天晚上，我不想费神思索。”亨利乐呵呵地回答道。
“阻止他们发表作品，此乃错误之策。”朱利安道，“当您全力撰写檄文之时，他们时间充裕，准会写出好书来。”
一只大手猛地搭在亨利的肩头：原来是斯克利亚西纳。
“瞧我拿什么来了：美国威士忌，我好不容易搞到两瓶。巴黎第一个圣诞节前夜，这是开怀畅饮的好时机。”
“棒极了！”亨利道。他斟了一杯威士忌，递给了纳迪娜。
“我不喝酒。”她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
她扭过脚跟，亨利把酒杯送到自己的唇边。他已经把这酒的味道忘得一干二净。说真的，从前，他更喜欢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既然他把苏格兰威士忌的滋味也忘得一干二净，两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谁想喝一杯正牌的美国威士忌？”
吕克拖着两只患痛风的大脚走了过来，身后跟着朗贝尔和樊尚。他们各自满满斟了一杯。
“我更喜欢优质白兰地。”樊尚说。
“这酒不差。”朗贝尔说道，可自己并没有把握。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他们真的每天都喝上十二杯吗？”
“ 他们 ， 他们 指谁？”斯克利亚西纳反问道，“美国人有一亿五千万，他们并不都像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他的声音很不中听，对比他年轻的人，他往往不怎么客气。他故意猛地朝亨利转过身子：
“我刚才与迪布勒伊严肃地谈了谈，我心里很不安。”
他显得忧心忡忡，平时他就是这么一副神情，仿佛他在场也好，不在场也罢，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与他个人休戚相关。亨利毫无心思分担其忧虑，只是嘴上问道：“到底为了什么？”
“他目前正在组建的运动，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好像在争取共产党手下的无产阶级。可这和迪布勒伊原先的打算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克利亚西纳声音阴郁不快地说。
“对，完全不是。”亨利道。
他心中痛苦地思索：“一旦我被迪布勒伊卷进去，每天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类无休无止的争论。”他再次感到自己浑身上下被远走高飞的强烈欲望所吞没。
斯克利亚西纳定睛看了他一眼：“你与他走一条道？”
“十分谨慎地小步走。”亨利回答道，“搞政治，并非我所长。”
“你十有八九没有看透迪布勒伊正在打什么主意。”斯克利亚西纳说。他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亨利，“他正在组织一个所谓独立的左派，可实际上同意与共产党人统一行动。”
“对，我知道。”亨利说，“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他是在打他们的牌。被共产主义吓坏的人为数很多，他要使这些人与共产党人重新接近。”
“不要对我说你反对统一行动。”亨利说，“若左派开始闹分裂，岂不好看！”
“受共产党人奴役的左派！这是一剂迷魂药。”斯克利亚西纳说，“如果您已决定与他们一块走，那就加入共产党好了，这样做更干脆。”
“做不到，对许多问题，我们看法都不一致。”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耸了耸肩：“那么，从现在起，要不了三个月，斯大林派准会谴责您是社会叛徒。”
“到时再瞧。”亨利道。
他没有丝毫的兴致继续争论下去，可斯克利亚西纳死盯着他的眼睛：“别人对我说《希望报》在工人阶级中读者很多。真的吗？”
“不错。”
“如此说来，你手中掌握着唯一的一份非共产党人的，却能打入无产阶级的报纸！你意识到担当的责任重大吗？”
“我意识到了。”
“如果你让《希望报》为迪布勒伊效劳，那你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勾当的同谋。”斯克利亚西纳道，“虽然迪布勒伊是你的好友，”他又附加了一句，“可必须反对他。”
“听着，至于报纸，它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为任何人效劳，既不为迪布勒伊，也不为你。”亨利说。
“总有一天，《希望报》必须要确立其政治纲领。”斯克利亚西纳说道。
“不。我决不要先验的纲领。”亨利回击道，“我坚持只谈我所想的，谈我是怎么想的，决不随便被人所左右。”
“这站不住脚。”斯克利亚西纳说。
突然，响起吕克平静的声音：“我们坚决不要政治纲领，因为我们要顾全抵抗运动的统一。”
亨利自斟了一杯美国威士忌。“所有这一切全是他妈的混账玩意儿！”他低声骂了一句。吕克嘴边总是挂着这些字眼：抵抗运动精神，抵抗运动统一。至于斯克利亚西纳，一旦有人跟他谈起苏联，他就脸红脖子粗。这些人最好还是到他们的角落里去说胡话吧。亨利一饮而尽。他用不着别人给他出主意，对报纸该怎么办，他自有主张。当然，《希望报》也许免不了要表明政治立场，可必须要完全独立。亨利保留了这份报纸，并非要把它办成像战前那些报刊一样的货色。当时，形形色色的报刊竟明目张胆地蒙骗公众，其后果已经看到：由于每天看不到值得信赖的权威性文字，大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如今，派别之间的论战已经结束，大家对基本点的看法差不多趋于一致，必须趁此良机培育读者，而不应把东西往他们脑子里硬灌。亦即不要把观点强加给他们，而应该培养他们学会自己做出判断。这并非易事，读者往往要求现成的答案。切勿给他们造成无知、不可靠和自相矛盾的感觉。而难就难在这里：要无愧于他们的信任，而不是骗取他们的信任。办报有方的证据便是几乎到处都有人购买《希望报》。“如果自己也跟共产党人一样教条，何必又斥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呢？”亨利暗自思忖。他打断了斯克利亚西纳的话：
“你不觉得可以把这次争论推到另一天吗？”
“行。我们约个时间。”斯克利亚西纳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记事本。“我认为我们进行立场观点的交锋，已经刻不容缓。”
“等我旅行回来再说吧。”亨利说。
“你要去旅行？是出差搜集情况？”
“不，是去消遣消遣。”
“眼下？”
“当然是的。”亨利回答道。
“这不是开小差吧？”斯克利亚西纳说。
“开小差？”亨利乐呵呵地说，“我不是当兵的。”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克洛蒂·德·贝尔琼斯：“您应该邀克洛蒂跳舞，就是那位挂满了首饰、十分裸露的太太。她是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对你十分仰慕。”
“上流社会女子，这可是我的癖好之一。”斯克利亚西纳笑嘻嘻地说。他摇了摇脑袋：“我承认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
他前去邀请克洛蒂。纳迪娜在与拉舒姆跳舞，迪布勒伊与波尔围着圣诞树在旋转。波尔并不喜欢迪布勒伊，可迪布勒伊常常能想方设法逗得她发出笑声。
“你可是把斯克利亚西纳搞得气愤极了！”樊尚快活地说。
“我要出外旅行，他们都气极了。”亨利说，“首先是迪布勒伊。”
“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朗贝尔说道，“你比他们干得都多，不是吗？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出去休息一下。”
“确实，”亨利心里想，“我跟年轻人最合得来。”纳迪娜羡慕他，樊尚和朗贝尔理解他，他们和他一样，刚有可能，便抓紧机会要去看看外面发生的一切，马上报名当了战地通讯员。亨利在他们身边呆了许久，不厌其烦地谈论起过去那非凡的日子。想当初他们占了报社的办公室，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卖《希望报》，而亨利则在撰写社论时抽屉里放把手枪。今天晚上，他觉得这些往事增添了崭新的魅力，因为他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清楚地听到了这些往事：他躺在松软的细沙上，大海是碧蓝碧蓝的，他懒洋洋地回忆着逝去的时光，回忆着这远方的朋友，并为自己独自躺在那里自由自在而心旷神怡。他心里乐滋滋的。
忽然，他发现自己仍呆在这间红色的公寓里，时间已凌晨四点。许多人已经离去，大家都要走了，他将又独自和波尔呆在一起，将不得不与她说话，向她表示爱抚。
“亲爱的，你的晚会简直是部杰作。”克洛蒂拥吻着波尔说，“你有一副奇妙的歌喉。若你愿意，准会成为战后的一个大歌星。”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奢望。”波尔开心地说。
是的，她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亨利最清楚她心中的愿望：成为世界上最光荣的男子汉怀中最美的女人。要促动她改变幻想，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后几位宾客离去了，公寓突然间空空荡荡。楼梯上传来咚咚的声响，那脚步声继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街巷的沉寂，波尔动手收拾起丢在椅子下的空杯子。
“克洛蒂言之有理。”亨利说，“你的嗓音永远是那样美妙。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你为何不再歌唱？”
波尔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你喜欢我的歌喉？你愿意我经常为你歌唱？”
“当然。”他笑眯眯地说，“你不知道安娜跟我说了点什么，她说你应该重返歌坛。”
波尔神色不悦地瞪了他一眼：“啊！不！别跟我提这事。这事早就了结了。”
“为什么？”亨利问，“他们那么热烈地鼓掌，你已亲眼看到了吧？他们大家都被感动了。眼下，许多夜总会都在开业，人们渴望新的歌星……”
波尔打断了他的话：“不，我求求你，别强求了。让我公开登场，我厌恶，别强求了。”她用苦苦哀求的声音重复说道。
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了她一番。“厌恶？”他用犹豫不决的口吻说道，“我这就不明白了，过去你对唱歌并不厌恶，你如今也没有变老。你知道，你呀，甚至更美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另一段时光，”波尔道，“一段永远埋葬了的时光。我从今之后，只为你歌唱，而决不为他人歌唱。”她话中含着如此强烈的情感。亨利不再做声，可他在心底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次发动进攻。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开口问道：“我们上楼吧？”
“上楼。”
波尔坐在床上，她摘下耳环，轻轻取下戒指。“你知道，”她声音平静地说，“要是我刚才对你要外出旅行有所指责的话，请你原谅。”
“想到哪儿去了！你完全有权利不爱旅行，并说出来。”亨利说。一想到晚上整个聚会期间，她心头一直为此事而深深内疚，亨利不禁感到局促不安。
“我完全理解你渴望出去走走。”波尔说道，“我甚至也十分明白你想不带着我，独自外出。”
“并不是我要想。”
她手一挥，打断了亨利的话：“你用不着客气。”她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眼直直的，上身笔挺，俨然一位阿波罗神殿里正在静思的女祭司。“我从来未曾想到要把你困在我们爱的牢笼之中。假若你不希望新的天地，不补充新的营养，那你就不成其为你自己了。”她朝前俯下身子，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只要我不是你的累赘，也就心满意足了。”
亨利没有答腔。他既不想使她陷入绝望境地，也不愿给她任何鼓励。“要是我心头能对她产生几分怨恨也行啊！”他暗自在想。可是，他激不起丝毫怨气。
波尔站起身子，嫣然一笑，她的脸上重又显出了人情味，她双手搭在亨利的肩头，用自己的脸庞贴紧他的面颊说道：“你离开我能行吗？”
“你完全清楚，不行。”
“对，我清楚。”她快活地说，“就是你说行，我也不相信。”
她朝浴室走去。必须不时跟她说一句话，给她一个笑脸，断不能不这么做。她把这笑脸和话语当作圣物珍藏在心底，当她的信念发生动摇时，她每每从中索取奇迹。“可不管怎么样，她内心知道我再也不爱她了。”亨利自言自语。他这样讲，也是为了使自己深信不疑。他开始脱下衣服，套上睡衣。她自己虽然也知道，可要是她不答应，事情不会有任何进展。耳边传来了丝绸的窸窣声，继而又响起汩汩水声和水溅玻璃声。往昔，这响声往往使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不快地对自己说道：“不，今晚不行。”波尔出现在门口，一头细密的秀发披在肩头，神情严肃，赤身裸体。她风韵几乎不减当年，只是对亨利来说，这花容月貌已经毫无意义。她钻入被窝，默不作声地紧贴着他，他找不到任何借口拒绝她。这时，她已经心荡神驰地喘着粗气，贴得他更紧了。亨利动手抚摸她的臂膀，抚摸她的腹部，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乖顺地向下流去。这当然更好，额头上一个热吻，绝不会就使波尔满足的。要向她解释清楚还不如干脆满足她的欲望省时间。亨利吻着那张灼热的嘴巴，它还是老一套，像平素一样在他的嘴下自动张开。可过了片刻，波尔离开了他的双唇，于是亨利怪不舒服地听到了她老调重弹，低声诉说起他早已不向她表白的那些话：“我永远是你的一串漂亮的紫藤花，对吗？”
“永远是。”
“那你爱我吗？”她把手放在他那强壮的身体上面问道，“你真的永远爱我吗？”
他感到没有勇气挑起悲剧。他已经习惯于招认一切，而这一点，波尔十分清楚。“真的。”
“你属于我吗？”
“我属于你。”
“对我说你爱我，说呀。”
“我爱你。”
她轻信地长喘了一口气。亨利猛地抱住了她，嘴巴紧压她的双唇。他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她的身体，为的是尽快完事。在她的体内，他犹如置身于这间红得过分的公寓，赤身通红。波尔开始呻吟起来，像往日一样，低声喊叫着。可是在过去，亨利的爱是她的保护神，她的喊叫、呻吟、欢笑和吻咬是神圣的祭品。可今天，他睡在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身上，这女人说着淫秽的语言，那爪子抓得让人难受。他厌恶她，也厌恶自己。她仰着脑袋，紧闭着眼睛，裸露着牙齿，奉献得如此彻底，痴迷得如此可怕。亨利恨不得打她几记耳光，让她清醒过来，对她说：“是你，是我，我们在做爱，仅此而已。”他感到自己在强行糟蹋一具僵尸或一位疯女，却怎么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性欲。当他最终又放任地扑倒在波尔身上时，他听到了一声胜利的呻吟。波尔低声问道：
“你幸福吗？”
“当然。”
“我是多么幸福。”波尔说道，两只明亮的眸子凝视着亨利，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亨利让这张亮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脸蛋依在自己的肩头。“巴旦杏树又将花满枝头……”他闭着双眼道，“橘子树上一定会结出果子。”
不，我不会在今天就看到自己的末日。无论今天还是别的日子，永远不会。别人会看到我的死，但我自己永远见不到死的一天。
我又闭起双眼，却难以重新入睡。死神怎么又穿越了我的梦境？死神在游荡，我感到它在徘徊。为什么？
我并不是永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死去。孩提时代，我信仰上帝。一件洁白的裙服和两只熠熠闪光的翅膀在天堂的更衣室里等待着我：我希冀穿透乌云。我躺在绒被上，合抱着双手，任凭自己沉醉在天堂的极乐之中。有时，我在睡梦中自言自语：“我已经死了。”但是，我那警觉的声音确保我永恒。死亡的沉寂，我恐怖地发现了它。一条美人鱼在海边渐渐死去，她为了一位年轻男子的爱而放弃了自己不朽的灵魂，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几抹白色的浪花。为了让自己心静，我常在心底默默地说：“这是个传说。”
这并非是个传说。美人鱼就是我。上帝变成了冥冥苍穹深处的一个抽象概念。一天晚上，我把它彻底抹去了。我从未为抛弃上帝而遗憾，因为是它窃走了我的乐土。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一旦我抛弃了上帝，我便判了自己死刑。当时，我才十五岁，在空荡荡的套间里，呼天喊地。后来我恢复了理智，扪心自问：“别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将怎样生活？难道我要带着这般恐惧去生活？”
打从我爱上了罗贝尔之时，我便再也不感到恐惧，对任何东西都毫不惧怕。只要我呼唤一下他的名字，我便平安无事。他就在毗连的房间里工作；我可以起床，去开门……可是，我仍然躺在床上。我不敢肯定他听不见那细微的咬噬的声响。大地在我们脚下断裂，苍天在我们头上张开一道深深的裂缝，我再也不知道我们是何许人，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我蓦地惊跳起来，睁开眼睛：怎么能假设罗贝尔面临危险呢？这怎能容忍？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真正令人焦虑的事，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新鲜事。我浑身疲惫不堪，我酒喝过量了，原来只是凌晨四点发作的一场小小的谵妄。但是，谁能决定何时神志最为清醒？难道不正是在自感仍然安然无恙之时，我又说了谵语？我是否真的相信安然无恙？
我难以回首往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向来不十分留意。唯有事件本身清清楚楚：逃难、回归、警报、炸弹、长队、开会、《希望报》的创刊号，一切都历历在目。在波尔的寓所里，一支棕色的蜡烛喷吐着尚未燃尽的火焰，我们用两只罐头盒制作了一只小炉，用纸烧火，烟熏得我们眼睛像针扎了一样。外面，是一摊摊鲜血，枪弹呼啸，炮声隆隆，坦克轰鸣。然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笼罩着同样的死寂，经受着同样的饥饿，珍藏着同样的希望。每日清晨，我们被同一个问题所催醒：
字旗是否仍在参议院上方飘扬？当我们在蒙帕纳斯十字街头围看节日的篝火欢腾雀跃时，我们心中荡漾的是同样的节日的喜悦。接着，秋去冬来，我们在圣诞树闪烁的光芒之中终于忘却了我们已经死亡，我察觉到我们重又开始存在，各自为着自己而存在。“你觉得过去还会重现吗？”波尔问道。亨利对我说：“我渴望写一部欢快的小说。”他们终于可以重新高声畅谈，发表作品，终于又可以商讨问题，建立组织，筹划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切，他们一个个才喜气洋洋。我不该选择这样的时刻自我折磨。今夜是节日，是第一个和平的圣诞节，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迪埃戈无缘欢度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尽情欢跳，我们围着闪烁着希望之光的圣诞树热烈拥抱，可已不在世间的人是何其多呀，啊，何其多！谁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临终嘱托，谁也不知他们葬身何处。空间把他们彻底吞没了。解放后的第三天，热纳维埃夫收到了一口棺材：确实是这一口吗？雅克的尸体没有找到。一位战友说他曾把一些笔记本埋到了一棵树下。什么笔记本？哪一棵树？索妮亚曾通过别人要一件羊毛套衫和几双丝袜，后来她再也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拉舍尔和美貌非凡的罗莎的尸骨葬在何处？过去，朗贝尔曾多少次搂抱着罗莎柔美的身子；如今紧搂着纳迪娜，纳迪娜笑得是多么开心。想当初，迪埃戈过去紧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喜笑颜开。我凝望着镜面深处的那条枞树小径，心中默默地在想：这些蜡烛、枸骨叶冬青和槲寄生，他们看不到了，这儿给予我的一切，全是我从他们那儿夺来的。“有人把他们打死了。”第一个死的是谁？是他父亲还是他？死亡没有列入他的计划：他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就要死亡？他曾奋力抗争还是安于天命？怎能知道呢？既然他已经身亡，知道又有何用？
既没有留下生日纪念，也没有留下墓穴碑文。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摸索着穿越他所热爱的这一喧闹的生活，仍然寻觅着他。我把手伸向灯泡，可又垂了下来。我的写字台里有一张迪埃戈的照片，可即使看上几个时辰又有何用？乱如荆棘的头发下那张有血有肉的脸，我再也看不到了；那张脸上，一切都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他坐在办公桌前，罗贝尔问道：“万一纳粹胜利，您干什么去？”他回答道：“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娶纳迪娜为妻，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本来他是有可能成功的，早在十六岁时，他就已善于把词语变成钱币，也许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成功，需要五年或者四年。他活得是那么仓促。我们常常紧挨着围坐在取暖电炉旁，我高兴地望着他贪婪地阅读黑格尔或康德的著作。他飞快地翻动着书页，仿佛在浏览一部侦探小说，可实际上他都读懂了。唯独他的梦想总是姗姗来迟。
他的所有时光几乎都在我们家度过。他父亲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一心就想着做生意赚大钱，他自称受到西班牙领事馆的保护。迪埃戈责备他父亲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发女郎做情妇。我们生活清苦，这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龄，对罗贝尔充满敬意：一天，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来找罗贝尔，我们就是这样与他结识的。他与纳迪娜相遇，一见钟情，马上把他的爱奉献给了她。这是他的初次恋爱，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纳迪娜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无比激动。她把迪埃戈安顿到家里。迪埃戈对我也很喜欢，尽管觉得我过分理智了些。晚上，纳迪娜总是要我陪伴着，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她的身旁，常问我：“还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儿和我，我们亲亲热热。我感谢她能够保持真挚的爱情，而她也感激我没有违背她的心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月宫公园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得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尽头的一张餐桌，冷若冰霜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又肮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朗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万法郎
，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鬈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五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军营里空荡荡的，一些草垫子晒在窗台上，窗户大敞，牢房空无一人。在我们存放自行车的那家咖啡馆里，有人告诉我们夜里有三列火车离开了车站。我们紧挨着架着铁丝网的高墙，站立着窥望了许久。蓦地，我们看清了在遥远的高处两个孤独的身影朝我们俯着身子，年轻的那一位胜利地挥舞着贝雷帽。菲利克斯没有撒谎，迪埃戈没有被火车带走。我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骑车向巴黎城区奔去。
“他们关在一个美国俘虏营里。”金发女郎对我们说，“他们过得很好，天天晒太阳。”可是，她没有见到他们的面，我们给他们寄了粗毛线衫、巧克力，他们通过菲利克斯传话，向我们致谢。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一封亲笔信。纳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绺头发，可他们恰好换了俘虏营，关押在远离巴黎的某个地方。渐渐地，再也说不清他们身处何地，他们杳无音信，踪影全无。无影无踪与不复存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当菲利克斯最后心情忧郁地告诉我们“他们早就被枪毙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纳迪娜接连几夜乱喊乱叫。我从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怀里。后来，她渐渐恢复了睡眠。开始时，迪埃戈常在黑夜里进入她的梦境，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不久以后，连幽灵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她这样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责备她。守着一具尸体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尸首来制造旗帜、盾牌、枪支，用来制造勋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装饰，可还是让他们的尸骨安息为好。无论成了丰碑还是成了宇宙间的尘埃，他们总归是我们的兄弟。可是，我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何离开了我们？但愿他们也让我们安宁。把他们忘了吧。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我们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经够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再也不成问题，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节日的夜晚过后，我们还要醒来，我们怎样生活下去呀？
纳迪娜与朗贝尔在欢笑，唱片在转动，地板在我们脚下颤抖，蓝色的火花在摇曳。我凝视着直躺在一块地毯上的塞泽纳克：他十有八九在梦中回想他当初斜挎步枪、漫步巴黎的辉煌时光。我望着被德国人判了极刑，在最后时刻与一个德国俘虏交换幸免于难的尚塞尔，望着未婚妻被他不义的父亲告发了的朗贝尔，望着亲手宰了十二个保安队
队员的樊尚。他们将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如此短暂的过去，如何面对残缺的未来？我能有什么法子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分内事。我有办法把他们安顿在长沙发上睡下，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梦，可我再也不能让罗莎复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个被樊尚结果了性命的保安队员复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们淡忘自己的过去，可我能向他们展现怎样的未来？我能使他们消除恐惧、打消梦想、克制欲望、想方设法适应一切，可我能让他们适应什么样的境况呢？我发现在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
确实，我酒喝得太多了，开天辟地的不是我，谁也不会找我清账。可我为什么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人着想？我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吗？我让脸颊紧贴着枕头。我是在这里，确实是我自己：令人忧虑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东西。噢！若有人问我是何许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证。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医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们发现我身上具有相当突出的俄狄浦斯
情结：我与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岁的男人结婚，对我母亲存在明显的挑衅性，几次同性恋倾向的行为得以妥善了结，这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我感谢天主教的教育赋予了我极为强烈的超我意识：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义、自爱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对女儿的情感的双重性源于我对母亲的挑衅和对我自己的无动于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过了，完全属于既定的范围。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况也极为平常：一旦发现了肉欲的诱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与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结了婚，这最终使我彻底失落了。从社会观点看，罗贝尔和我属于左派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并非纯属无稽之谈。我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了类别，并接受了分类，尽力去适应我的丈夫、我的职业，适应生生死死，适应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谁也不是。
一个人做到谁也不是，这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我望着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在寓所里来回走动，心里并不羡慕他们。罗贝尔嘛，当然，他生来命运不凡。可其他几位，他们岂有那份胆量？他们怎敢自命不凡或冒冒失失地把自己当作食粮去喂养一群陌生人？他们的姓名被千万张嘴巴所玷污，好奇的人们钩去了他们的思想、心脏和生命：倘若我也落得这个地步，被那些捡破烂的人贪婪地钩耙，那我最终免不了会把自己视作一堆垃圾。我为自己谁也不是而感到庆幸。
我走到了波尔身旁，战争丝毫没有削减她那挑衅性的优雅风姿。她身着一件长长的紫罗兰发光丝裙，双耳挂着紫晶饰环。
“你今天晚上真漂亮。”我说。
她朝几面大镜子中的一面瞥了一眼。
“对，我漂亮。”她凄楚地说。
她是漂亮，可她的两只眼睛下方，几道重重的黑晕和她服饰的色彩一样深。实际上，她十分清楚亨利本来是可以携她同往葡萄牙的，她了解的事情比她嘴里说的要多。
“你该高高兴兴才是，圣诞节前夜，你操办得多么出色。”
“亨利那么喜爱热热闹闹过节。”波尔说道，她戴着紫晶戒指的两只手在机械地捋着那闪光变幻的裙服丝料。
“你不给我们唱点什么？听你唱歌，让我多高兴。”
“唱歌？”她惊诧地问。
“对，唱歌，”我笑着说，“你忘了你过去常唱歌。”
“过去，那多遥远。”她说。
“现在再不唱了，可现在又和过去一样了。”
“你这么认为？”波尔的目光直刺我的眼睛深处，仿佛穿透了我的脸庞，在向一只玻璃球发问，“你认为过去可以重现？”
我知道她期待我做出何种回答，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可不是个预言家。”
“无论如何得让罗贝尔给我解释清楚，时间是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
爱情也许并不是永恒的，在她接受这一道理之前，她差不多已经准备否认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了。我为她感到恐惧，这四年里，她终于明白了亨利给予她的只不过是一种厌倦的情爱。可解放以后，我真不知道在她的心间又唤起了怎样的疯狂的希望。
“你还记得《这位才智横溢的黑人》那支歌吗？我是多么喜欢，你不愿意为我们唱唱？”
她朝钢琴走去，掀开琴盖。她的嗓子有点哑，可还是那样动人心弦。我对亨利说：“她应该重返歌坛。”他好像感到诧异。当掌声消失后，他走到了纳迪娜身边，两个人翩翩起舞。我真不喜欢纳迪娜看他的那副神态。对她也一样，我毫无办法救助她。我把我唯一的一件像样的衣裙送给了她，把我最漂亮的项链借给了她，我能做的全都做了。虽然我可以探察她的梦幻，可无济于事。她所需要的是朗贝尔时刻准备献给她的爱。可怎么阻止她糟蹋这份爱呢？她一直站在小楼梯上，面色苍白地注视着我们大家。可当朗贝尔步入寓所时，她一步几级地跨下了楼梯，一动不动地站在最后一级，像凝固了一般，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尴尬。朗贝尔向她走去，神情严肃地对她微微一笑：
“你来了，我多么幸福！”
她用生硬的语调说道：
“我是来看你的。”
这天晚上，他身着雅致的灰色套装，实在英俊。他的穿着总像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追求朴素的美。他举止彬彬有礼，嗓音平稳而且准确，不轻易露出笑容，可他目光的慌乱和嘴唇的温柔无不显出他的青春活力。纳迪娜从他严肃的神情中得到满足，见他表现胆怯而感到心安。她献殷勤地打量着他，显得有点幼稚可笑：
“你玩得开心吗？听说阿尔萨斯的风光是那么秀丽！”
“你知道，一旦风景区被军队占领，就变得一片凄凉了。”
他们坐在楼梯的台阶上，长时间地交谈，然后又跳舞、欢笑，后来为了换换口味，两人可能又吵了一架；和纳迪娜在一起，总是以吵闹而告终。此时，朗贝尔独自坐在火炉旁，满脸不高兴。眼下根本不可能到房子的两头去把他俩扯到一起，让他们携起手来，重归于好。
我走到食品橱前，喝了一杯白兰地。我的目光顺着自己的黑裙往下移动，停留在自己的大腿上；会想到自己长着一条大腿，真滑稽可笑，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腿，连我自己也没有。色如焦黄的面包似的丝裙下，这条腿细长有力，与别的腿没有什么两样，它总有一天也会被彻底埋葬，仿佛从未曾存在过：这显得多么不公平。我正沉醉在对这条细腿的欣赏之中，这时，斯克利亚西纳向我走了过来：
“看您样子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嘛！”
“尽我努力吧。”
“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呀，从来就不开心。作家也太多了。”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勒诺瓦、佩勒迪埃和康热，“他们都在写作，对吗？”
“都在写。”
“您，您不写？”
我笑着回答说：“噢，上帝，不！”
他粗鲁的言谈举止惹我喜欢。从前，我跟众人一样，拜读了他名噪一时的作品《红色的天堂》，尤其使我激动的是他那部有关纳粹奥地利的大作：充满激情的见证，远胜一般的通讯报道。逃离苏联之后，他又逃出了奥地利，取得了法国国籍，可这整整四年里，他一直呆在美国，今年秋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很快用“你”称呼罗贝尔和亨利，可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说道：“我常想，他们将会怎么样？”
“谁？”
“一般来说指法国人，可尤其是这批人。”
这次，轮到我细细打量他了：三角脸，高颧颊，锐利又严厉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像女人的一般。这不是一张法国人的面孔。苏联对他来说是个敌国，而美国，他又不喜欢。天底下没有一处使他感到是自己的家。
“我是乘一艘英国船从纽约来的。”他挂着一丝微笑说道，“轮船服务员有一天对我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连仗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不知道。’我觉得这话对整个局势概括得比较精辟。”
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啰？”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一九三四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维克多·雨果和饶勒斯
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著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中也达到了类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组织‘警觉委员会’，一方面勤于写作。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一和谐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罗贝尔一定能获得新的平衡，请相信他。”我说。
“他必将牺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脸上闪现出喜悦，得意地问道：
“您研究过史前史吗？”
“比下象棋强不了多少。”
“可您也许知道，壁画和在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表明了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连续不断的。可突然，绘画与雕塑消失了，人们发现了数个世纪的空白，这一空白与新技术的兴起恰好吻合。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人类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再也不容人类拥有自我表现的奢望。”
“类推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就不这么比方了。”斯克利亚西纳耐心地说，“我以为正是由于你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因此很难清醒地理解它的含义。一场战争绝不等于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世界的彻底摧毁，仅仅是摧毁的开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们将很难回忆我们过去的面貌。到时，艺术和文学在我们眼里将只不过是过了时的消遣而已。”
我摇了摇头，斯克利亚西纳激情如火，继续说：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苏联或美国的手中，法国作家的使命还会有什么意义？到时谁也不会理解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再讲他们的语言。”
“听您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说。
他一耸肩膀：“这是典型的女人之见，她们没有能力脚踏实地和客观地看问题。”
“就让我们脚踏实地吧。”我说，“客观上，绝没有证明整个世界一定会属于美国或苏联。”
“迟早会的，这是必定的。”他一挥手，止住了我的话，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脸，“我理解您。解放刚刚不久，你们大家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四年里，你们吃了许多苦，你们认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可是，代价是永远付不够的。”他突然尖刻地说，直盯着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华盛顿有一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执意要扩大战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们的观点看，他们确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如出一辙，都坚决要求无限地扩张；他们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得决一雌雄。”他的声音变得凄凉起来，“您自以为是在庆贺德国的失败，可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这只是您个人的判断。”
“我知道迪布勒伊坚信和平能够实现，并相信欧洲也有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继又宽厚地一笑，“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被斯大林所吞并，就是被美国所侵占。”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死胡同可言了。”我乐呵呵地说，“再担心也无济于事，那些以写作为乐的人尽管去写好了。”
“要是没有任何人读您的东西，还硬要去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啊！”
“当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愚蠢的游戏了。”
斯克利亚西纳不再做声，接着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就某种局势而言，不利的因素总归要少一点吧。”他俨然在交心。“要是苏联获胜，那没什么可说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们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国获胜，那灾难可能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强加给美国，得以保留我们的某些观念，那么也许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建立联系：但必须考虑彻底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手段。”
“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地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啰？革命，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遗憾呐！”斯克利亚西纳说，继又叹息道：“说来说去，还是算了吧。让我们乐观些吧。假设欧洲有它自己的良机吧。只有通过每时每刻不懈的战斗，才可能拯救欧洲。决不能各自只为了自己工作。”
我这下倒无言以答了。斯克利亚西纳所希冀的一切，仅仅是要法国作家保持缄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声音引起了我内心的反响：“我们将怎么生活？”自晚会一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像针刺一样，痛苦地缠绕着我。它已经出现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了？
斯克利亚西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我：“两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这样的人要么重新正视现实，投入到行动中去，那就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要么自欺欺人，硬要继续写作：他们的作品必定脱离现实，毫无前途。这种作品岂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亚历山大体诗歌一样让人伤心？”
遇到一个滔滔不绝地议论世界和他人，同时又不断抬高自己的对话者，交谈真是困难。我实在没有把握不伤他，但我还是开了腔：
“将人们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在徒劳无益，生活总会摆脱这种困境的。”
“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要么像亚历山大城，要么像斯巴达城邦，不战则败，别无选择。眼下，还是自己多想想这些事情为好。”他带着某种仁义补充说道：“只要事先有思想准备，牺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坚信罗贝尔决不会有任何牺牲。”
“我们一年后再谈吧。”斯克利亚西纳说，“一年以后，他要么开小差，要么再也不写作。我不觉得他会开小差。”
“他永远不会放下笔。”
斯克利亚西纳脸上一亮：“赌点什么？一瓶香槟？”
“我什么也不赌。”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个样，非得亲眼看到天上那一动不动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反唇相讥道，“那些一动不动的星星这四年旋转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还不是坚信不疑，法国永远是法国，罗贝尔·迪布勒伊永远是罗贝尔·迪布勒伊，不然，您就会觉得自己没救了。”
“喂，”我开心地说，“您的客观性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场上来理解您：您借以反对我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一丝微笑又使他那两只在审问似的眼睛变得热烈起来。
“您对待事情很严肃，对吧？”
“因事而异。”
“有人事先就跟我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很喜欢严肃的女人。”
“谁跟您事先说过？”
他做了一个笼统的手势，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呗。”
“他们跟您说了些什么？”
“说您冷淡、严厉，可我不觉得。”
我紧抿双唇，以免再提别的问题。镜子的圈套，我有办法戳穿。可人的目光，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谁能抵挡得住呢？我总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写作，这一切便构成了我的形象，人们有目共睹。我谁也不是。我就是我，这说来容易。可我到底是谁？到哪里去找我？必须置身于所有大门的另一侧。可若是我叩门，他们谁都不会做声。我猛然感觉到我的面孔在焚烧着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为何不写作？”斯克利亚西纳问。
“书已经够多了。”
“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他两只到处搜寻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事实是您不愿暴露。”
“暴露什么？”
“您表面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却极为怯懦。您就属于那种因无所事事而引以为骄傲的人。”
我猛地打断了他的话：“别枉费心机来分析我的心理状态，我对它了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专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个晚上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顿晚餐？在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晕头转向，谁也不认识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里，我倒是长着大腿的。”我掏出记事本。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一起吃晚饭，”我说，“一月三日好吗？”
“好，八点钟在里茨饭店的酒吧。行吗？”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对我到底持何种看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每当我从他人的意识中隐约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总少不了恐慌一阵，可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因为我并不介意。此时令我心绪不宁的，是我通过并非属于我的眼睛瞥见了罗贝尔。他真的置身于死胡同？他搂着波尔的腰肢，正带着她旋转，另一只手不知在空中比画着什么。也许他是在给她解释时间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处于危险之中。若他身处险境，他会知道的：他很少出错，从不欺骗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里，躲在红色的窗帘后面。斯克利亚西纳说了许多蠢话，可他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无法轻而易举地摆脱其缠绕。在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我回避了一切问题。人们是多么盼望这一时刻：解放、胜利，我要抓住这一时机，未来的事情明天再考虑总还来得及吧。可是，眼下却考虑起了未来的事情，思忖罗贝尔会怎么想。他的疑虑从不表现为沮丧的神情，而是化为超负荷的活动。难道这些谈话、信函、电话和不知疲惫的夜间工作并不掩盖着某种焦虑吗？他从不对我隐瞒什么，可有时也暂时把某些忧虑埋在自己心底。“再说，”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里他还对波尔说：‘大家正处于交叉路口。’”他常常这样说，我总出于怯懦而避免赋予这些词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见在罗贝尔的眼里，世界处于危难之中。而对我来说世界就是他：他处于危险之中。当我们手挽着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着河畔回家时，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并不足以让我放下心来。他喝了很多，极为开心。当他一连闭门工作几个昼夜之后，哪怕有机会出门走一走，也就成为一件了不起的壮举。今晚的聚会经他一说，如此富于立体感，以至我仿佛看到他像个瞎子似的从中穿越了过去。他呀，简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可我心底却继续在小声自问：战争期间，他充满激情撰写的回忆录，至今尚未完稿，这是为什么？莫非是个征兆？什么征兆？
“不幸的波尔！对一个女人来说，被文学家所爱，这不啻是个灾难。”罗贝尔常常这样感叹。他完全相信佩隆跟他说的有关波尔的一切。
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波尔身上。
“我担心解放会冲昏她的头脑。”我说，“去年，她几乎再也不做任何幻想，可现在又开始玩弄起狂热的爱情来了，她是在单相思，是独自在玩。”
“她费尽心机，非要让我说时间并不存在。”罗贝尔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既然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希望能寻回过去的时光。”
“大家都这么希望，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带着喜悦。可罗贝尔却猛地紧挽着我的胳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轻快的口吻回答说。
“得了！得了！当你拿出贵夫人似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我敢肯定，此时此刻你脑子里正转得厉害。你喝了几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说喝了潘趣酒也无济于事。”
“啊！你承认了！”罗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是有什么心事，连潘趣酒也无济于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斯克利亚西纳。”我笑着说，“他对我解释说法国知识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这样！”
“我知道。可他说的还是让我发憷。”
“像你这个年纪的大姑娘，遇到一个什么先知，还轻而易举地受影响！斯克利亚西纳，我很喜欢他，他呀，爱折腾，说胡话，不安稳，眼睛四处乱转，可千万不要拿他当真。”
“他说政治一定会把您吃了，您必将不再写作。”
“你相信了？”罗贝尔乐呵呵地问。
“可您的回忆录迟迟不完稿，这是事实。”
罗贝尔犹豫了一下：“这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特殊？”
“在回忆录里，我提供了那么多反对我的武器！”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朗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
我觉得他说得过分轻松了，紧接着追问道：“要是不顺利呢？您放弃搞那个运动还是停止写作？”
“你知道，我一时辍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罗贝尔挂着微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够多了！”
我心头一揪：“您前几天还说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终这么认为，不过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个月？一年？十年？”我问道。
“听我说，”罗贝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联合搞一个运动，既独立于共产党人，又不至于有为右派效劳的危险。决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我等了它一辈子了。”
“我呀，我倒觉得您的作品事关重大。”我说，“它带给人们的，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政治工作，并不是您单枪匹马就可以担当得了的。”
“可唯独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罗贝尔快活地说，“你应该理解我：警觉委员会、抵抗运动，这很有必要，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今天，事关创建大业，这更有意义。”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我们向来认为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罗贝尔说，“在某些时刻，其他形式的行动更为迫切。”
“对您并非如此。”我说，“您首先是个作家。”
“您完全清楚这不对。”罗贝尔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为革命服务的最好手段，是写您的书。”
罗贝尔摇了摇头：“这要因时而异。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要是赢不了胜利，会有什么后果？”我说，“您总不至于真的相信面临新的大战的危险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战明天就会爆发。”罗贝尔回答道，“可确实必须设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战争的形势：一旦出现这种局势，迟早会动手打起仗来。同时也要避免这次胜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他一耸肩膀：“在自得其乐地写那些可能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之前，必须阻止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我猛地在马路中间止住步子：“什么？您也认为人们会对文学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罗贝尔说。
他说得确实太轻巧了！我愤愤地说：“看您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可一个世界要是没有文学艺术，那肯定凄惨得可怕。”
“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有千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文学等于零！”罗贝尔说。
“是的。可是您总指望这一切得以改变。”
“我始终指望于此。你的看法如何？”罗贝尔说，“问题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几乎顾不上文学的时期。”
我们走进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围旋转。我朝二十年来罗贝尔不分昼夜伏在上面写作的写字台瞥了一眼。现在，他已经年届六旬，如果顾不上文学的阶段持续很久，那他有可能无望看到这一阶段结束的那一天，对此，他不该如此无动于衷。
“得了，您知道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钟前您还说就要动笔撰写一部新书：这就意味着还有人读您的书……”
“噢！这绝对可能。”罗贝尔说，“但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他紧挨着我，坐在皮椅上。“这另一种可能性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乐呵呵地补充说道，“文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却不是为文学而生。”
“可对您来说，那太凄惨了。”我说，“假若您不再写作，您就不会有丝毫的欢乐。”
“我不得而知。”罗贝尔说，又淡淡一笑，“我没有想象力。”
想象力，他当然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他对我说“我的作品尚未完成”时，他是多么焦虑不安。他刻意追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分量，能流传后世。尽管他矢口否认，但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也许在开始时，他一心只想服务于革命，文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可如今，文学已经成为目的，他为了文学而酷爱文学，他的全部作品就是雄辩的证明，尤其是他再也不愿发表的那些回忆录。他撰写这些回忆录仅仅是为了写作的乐趣。不，事实是他为谈论自己感到厌倦，而这种反感不是好征兆。
“可我有想象力。”我说。
四壁在旋转，可我感到十分清醒，比没喝酒时要清醒得多。没喝酒的时候，头脑中步步设防，想方设法假装糊涂。突然，我一切全看得一清二楚。战争正在结束：一个再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罗贝尔的前程没有保证：他很可能放弃写作，甚至他过去的全部作品都可能被虚无所吞没。
“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事情到底是往好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罗贝尔哈哈大笑起来：“啊！我可不是先知！不过，手中倒是掌握着很多王牌。”他又补充了一句。
“可到底有多少获胜的机会？”
“你愿意我放手大干，还是希望我小打小闹？”
“用不着来讥笑我。”我说，“总可以时不时给自己提提问题吧。”
“我给自己提出了不少问题，你要知道。”罗贝尔说。
他常向自己发问，而且比我更为严肃。我从不付诸行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总是好激动。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可与罗贝尔在一起，我即使错了也无所谓！
“您呀！只提那些您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说。
他重又笑了起来：“是的，正是这样更明智，提其他问题又解决不了大事。”
“这并不成其为可以不提其他问题的理由。”我说道。我的语气变得咄咄逼人，不过不是对罗贝尔，而是对我自己，对我这些天来的盲目。“不管怎样，我希望对将会发生的事有个概念。”我说。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又喝了那么多潘趣酒，你不觉得明天早晨再谈会更清楚些吗？”罗贝尔问道。
一到明天早晨，墙将不再旋转，家具和摆设将重归其位，整齐有序，我的思绪也将如同往昔，有条有理，我又将重新得过且过，只需看清脚下的路，无需瞻前顾后，心里也不再为这些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的麻烦事犯愁。可我被这如此井井有条的一切搅得疲惫不堪。我瞅了一眼迪埃戈坐在炉边时用的坐垫，他常说：“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可后来，他们把他枪杀了。
“脑子里的念头总是过分清楚！”我说，“战争胜利了，这个念头就清清楚楚。哎，那么多人死去了，今天晚上他们都不在场，过的是什么怪节日！”
“可心想他们并没有白白死去，总归与认为他们是白白送了性命不一样吧。”罗贝尔说。
“迪埃戈就是白白送了命。”我说，“即使并不是白死又怎么样？”我气呼呼地接着说，“这种一切都在超越自己、向别的事物发展的运动体系对活人来说倒真合适。可是，人死了就是死了，对他们不是超越，而是背叛。”
“并不一定就背叛他们。”罗贝尔说。
“只要忘却了他们和利用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我说，“怀念之情，这也许没有什么用处，要么就再也不是真正的怀念。”
罗贝尔犹豫了片刻，“我想我是生来就不善于怀念的。”他神色困惑地说，“对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对我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不太关心。我并不是说我就有道理。”他补充说道。
“噢！我也不是说您有错。不管怎样，人死了就是死了，我们呢，还活着，再怀念也无济于事。”
罗贝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你知道，我们也都会死的，这也就使我们与他们十分相近。”
我抽回手。此时此刻，任何情爱我都厌恶。我不想得到安慰，我还不愿意。
“啊！真的，您那可恶的潘趣酒搅乱了我的心。”我说，“我要去睡觉了。”
“去睡吧。明天，提什么问题随你的便，甚至那些无济于事的问题也行。”罗贝尔说。
“那您呢？您不去睡？”
“我想我还是去冲个淋浴，再工作一下为好。”
“显然，罗贝尔抵御怀念之情的能力比我要强。”我躺在床上暗自思忖，“他忙于工作，四处活动，因此对他来说，未来比过去要更实在。他写作：自己力所不及之事以及不幸、失败、死亡等等，一旦让它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其应有的位置，他就感到无所牵挂了。可是我，我别无他法，我所失去的，再也无法觅回，我的背叛行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赎回。”我突然开始哭泣起来。我想：“在哭泣的是我的眼睛，而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用的不是我的双眼。”我流着泪水，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孤独无援，独自经受着内心的痛苦和恐惧。我终于昏昏入睡，梦见我已经死去。我猛然惊醒，恐惧始终存在，一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与它搏斗，可它依然存在，死神继续在游荡。我开了灯，可马上又灭了灯，如果罗贝尔发现我的门扉下有亮光，他准会不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今天夜里，他无法给我帮助。当我想和他谈谈他自己时，他回避了我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身处险境。正是为了他，我才感到恐惧。迄今为止，我对他的命运始终充满信心。我从未试图安排他的命运，因为事无巨细，都是由他做出安排。我与他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就仿佛生活在我自己心中，从来没有任何隔阂。可突然间，我再也没有信心，我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罗贝尔再也不是恒星、路标，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年届六旬的老人，身体虚弱、易病，失去了过去的保护，又面临着未来的威胁。我两眼睁得大大的，背靠着枕头。我必须想方设法拉开一定距离，以便更好地看清他，仿佛在这二十个春秋，我未曾毫不犹豫地爱过他。
要这样做，并非易事。曾有过一段时期，我远远地望着他，可那时我年纪太轻，看他时距离拉得太远了。一些同窗好友在索邦学院把他指给了我，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话中交织着钦佩与愤慨。人们私下传说他酗酒、逛妓院。若真是如此，对我倒更有吸引力。我儿时笃信宗教，这给我留下了副作用。在我看来，罪孽是上帝不存在的可悲的表现，倘若有人告诉我迪布勒伊强奸少女，我准会把他奉为一种圣人。可惜他的恶癖微不足道，而他取得的过多的荣誉倒惹我恼怒。我开始听他授课，并暗自发誓，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虚假的伟人。他显然不同于其他教授，来时像阵风，总要迟到四五分钟。一开始，他的两只狡黠的大眼睛少不了先审视我们一阵，然后开始授课。他的声调忽而和蔼可亲，忽而咄咄逼人。他一副粗暴的面孔，声音猛烈，经常纵声大笑，我们有时觉得他带有几分疯狂，这一切之中无不蕴藏着某种挑衅。他身着十分洁白的衬衣，双手干干净净，脸刮得无可挑剔，因此，他穿的夹克衫、毛线衣和肥大的鞋子更显得有伤大雅，不是因为马虎所能原谅的。他喜欢的是舒适而不是体面，即无拘无束，这在我看来是故作姿态。我读过他的小说，可不大喜欢。我期待的是这些小说能给我某种令人激奋的启示，可它们给我讲述的却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平平庸庸的情感和一大堆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琐事。至于他授的课，确实很有趣，这我同意，可说到底，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他总是那么自信，使得我无法抵挡内心的欲望，恨不得驳斥他一番。噢！我也坚信真理属于左派，打从我孩提时代起，我就觉得资产阶级思想散发着某种愚蠢和虚假的气息，散发着一种极为难闻的臭味。后来，我在《福音书》中得知人是平等的，人人皆兄弟，对此，我坚信不疑。只是由于我的脑子里长时间以来灌输的都是绝对的东西，因此依我看，苍穹的虚无使任何道德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迪布勒伊却想象尘世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希望。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革命，好吧，”我写道，“可后来结果如何？”一个星期后，在下课的时候，他把作业还给了我，对我大加讽刺。我的绝对观点据他看是一种不能面对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梦想。我无力与他抗争，他自然大获全胜。可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跟他挑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星期，我们重又开始辩论，这一次，他想方设法说服我，而不是压服我。我不得不承认私下交谈时，他丝毫没有把自己视作伟人的架势。此后，上完课，他常常主动与我交谈，有时还一直陪我到门口，路上尽绕远儿。后来，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起外出，既不谈论道德，也不谈论政治，任何高深的话题概不涉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更多的是带我去游玩，他向我展现了街道、公园、河畔、运河，领我观看了墓地、市郊贫民区、货场、空地、小酒店和巴黎城中我不熟悉的角角落落。我发现许多我自以为了解的事物其实看也没有看过。经他一指点，一切都获得了无穷的意义：无论人们的面孔、声音、服饰，还是一棵树、一张布告、一块霓虹灯招牌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趁机重读了他的小说，这才恍然大悟，以前根本没有读明白。迪布勒伊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他心血来潮，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去写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合上书，人们立即会感到心头震动，激起愤怒、厌恶和反感，迫切需要事物发生变化。读了他作品中的某些段落，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美学家：他对词语有独特的鉴赏力，对诸如阴天下雨、天空晴朗、爱情纠纷、偶然的事故等等有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兴趣，只不过并不就此止步不前；你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些人物之中，似乎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会与你休戚相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如此强烈地要他继续写作。通过我自己的感受，我明白了他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在他的政治思想和诗人般的激情之间，并不存在距离。这是因为他非常热爱生活，以至他希望人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也正是因为他热爱人，所以属于人的生活的一切都使他充满激情。
我重温他的作品，倾听他的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我对此是那么专心致志，以至我从未想到问一下自己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与我交往。此时，我已经无暇顾及发生在自己心间的一切。一天夜晚，当他在卡鲁塞尔公园把我搂到他的怀里时，我竟气愤地说：“我只拥抱我将爱上的男子。”他平静地回答我说：“可您爱我！”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之所以对此毫无察觉，是因为这来得太快了：只要有了他，一切的发展都是那么迅速，首先制服我的甚至就是这一点。其他的人是那么拖沓，生活是那么缓慢，而他却和时间赛跑，冲击一切。打从我明白已经爱上他那一刻起，我便满怀激情地紧跟着他，令人不胜惊讶的事情目不暇接。我懂得了人可以没有家具摆设，不需时刻表而生活，中午可以免去午饭，夜里可以不需睡觉，下午则可以睡大觉，在树林子和在床榻上一样可以享受云雨之欢。成为他怀抱中的一位女子，这在我看来既简单又欢快，当欲望使我惊恐不安的时候，他的微笑使我心安。我的心头笼罩着一丝阴影：假期临近，一想到分离，我就感到害怕。罗贝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莫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向我提出结婚？可当时，我脑子里甚至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我才十九岁，觉得被心爱的男子所爱和被尊敬的父母和万能的上帝所爱一样自然。
“可我爱你！”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罗贝尔这样回答我说。出自他的嘴里，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年前，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时，他爱过我吗？还有那一年，他难道没有可能选择另一个女人以减轻因没有参加行动而造成的痛苦吗？这些问题微不足道，别提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狂热地希望我能幸福，而他的希望没有完全落空。至此，我没有不幸，没有，但也并不幸福。我身体健康，也有欢乐的时刻，但极大部分时间都在忧伤中度过。愚蠢、谎言、不公、痛苦：在我的四周，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混沌世界。这一个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世纪，日日重复，无处归宿的时光，是多么荒谬！生活，就是在四十或六十个年头里，在虚无中踯躅，等待着死亡。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勤奋地学习，唯有书本和思想经受得住考验，在我眼里，唯有它们真实可信。
多亏罗贝尔，思想才降临到人间，地球变得像一部书那样完整统一，这是一部恶始而将善终的书。人类总是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历史也有着它自己的某个方向，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压迫和贫困有可能自生自灭，邪恶已被战胜，丑闻已被扫除。苍穹在我头顶重又合拢，昔日的恐惧在我心头消失。罗贝尔并不是只凭大道理使我挣脱了困境，他向我表明了只要活着，生命就可自我满足。对于死，他毫不在乎，他的活动并非只是消遣，他爱其所爱，求其所求，对任何东西都不逃避。总而言之，我唯一的要求，只是能与他相似。如果说我提出了生活的问题，那主要原因是我在家中感到厌倦。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厌倦。罗贝尔以他对未来的设计，从一片混沌之中创造了一个充实的、秩序井然的、纯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唯一的问题，是要从中赢得我自己的立身之地。成为罗贝尔的妻子，这满足不了我，在嫁给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当妻子的生涯。此外，我一分钟也未打算过积极从政。在这个天地里，理论可以激起我的热情，我也有着某些强烈的情感，可实践令我望而生畏。我必须承认我缺乏耐心，革命正在进行，可它发展如此缓慢，迈着如此迟疑不决的小步！对罗贝尔来说，只要一种解决方法比另一种可行，那它就是好的，他总把最小的祸当作福。他自有道理，这毋庸置疑，可我似乎还未彻底消除我那些绝对化的旧梦：这满足不了我的愿望。继而，前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遥远，我难以对尚未降生于世的后人发生兴趣，我更渴望救助眼下那些尚活着的人。为此，这救生的职业一直诱惑着我。噢！我从未想过可以从外界给某人带来预先设计的希望。但是，使人们失去幸福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要帮助人们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给了我鼓励，在这方面，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有着区别，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精神分析的运用有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也许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仍能发挥其作用。他甚至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重新考虑传统的精神分析是一项令人神往的工作。事实上，这确实激起了我的热情。我的日子与在我身边旋转的地球一样充实。每日清晨，都伴随着头一日清晨的欢乐；每日夜晚，我心头重又觉得充盈着各式各样的新鲜事。年仅二十岁，就从心爱的人手中获得一个世界，这是多好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中赢得应有的位置，这又是多好的福气！罗贝尔也成功地完成了关键的一步：他使我免于孤独，却没有剥夺我的清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乐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忧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沉浸在某人怀抱的温情之中消受夜晚，或像今天一样，如同少女似的独处闺房，度过黑夜。我望着墙壁，望着门扉下的光线：我曾多少次感受到这份甜蜜，我沉睡着，而他就在我声音可及的地方工作。早在很多年前，我们之间的欲望就已经衰退，可是我们如此紧密相连，躯体的结合已经无关紧要，放弃这种结合，我们并不会因此失去什么。我仿佛觉得这是战前的某个夜晚，这种令我夜不能寐的焦虑心情并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死神为何又来游荡？它继续在徘徊，到底是为什么？
多么固执的荒诞！我感到耻辱。这整整四年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坚信战后我们将重新寻回战前的时光。就在刚才我还对波尔说：“现在，又重新与过去一样了。”现在，我又试图告诉自己：“过去，与现在完全一样。”可是，并不一样，我是在撒谎：不像过去，从今之后将永远不再像过去。以前，即使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我也胸有成竹，肯定能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必定能摆脱危险，他的命运给我保证了世界的命运，反之亦然。可是，现在有着那么一个痛苦的过去，怎能还对未来充满信心？迪埃戈死了，死去的人太多了，丑恶又回到世间，幸福一词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四周，重又是混沌一片。也许世界最终能摆脱危机，可要等到何日？两三个世纪，这太漫长了，属于我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万一罗贝尔的一生在失败、怀疑与绝望中结束，那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
他在工作间里轻轻走动，他在阅读，在思索，在制订计划。他会成功吗？要不然，后果如何？没有必要往最坏处想，谁也没有把我们吃掉，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再属于我们的历史中瞎撞。罗贝尔已经沦落到一个被动的见证人的角色，他将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对他已经铭心刻骨到何种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绝对存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里长大的，从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主义是他唯一的希望。他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宽厚，也并非逻辑使然，而是出于需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像他父亲一样当一个活动家。尽管他经历了一九一四年的极端的失望，继而在图尔代表大会
两年后与加香
分道扬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难以在社会党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热情。但这一切远没有使他脱离政治，他一有机会，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动，眼下，他比任何时刻都充满激情。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暗暗对自己说，创作源泉永不会枯竭的。我们婚后的那几年里，他没有从事别的活动，创作极丰，并自得其乐。或是，他首先是个作家吗？我尽量让自己这么想，直至今天夜里。我还从来没有胆量窥听他内心独自的对话，我再也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么自信了。他之所以那么快就希望要个孩子，无疑是因为我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存在，或许他是在寻找一种报复，以回报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来。对，这一做父亲的欲望在我看来很说明问题。我们去布律埃旅行的凄惨气氛也意味深长。我们漫步在布满他儿时足迹的大街小巷，他领我看了他父亲执教的学校和他九岁时在里面聆听饶勒斯讲话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初次接触日常的烦恼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时的情景；他讲得太快了，咬词也太过分，可突然，他颇带不安地说：“一切都未改变，可我却在写小说。”我只想把这看作是一时的冲动，罗贝尔生就性格开朗，我很难想象他会产生严肃的怀旧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他整整一个时期，忙于组织警觉委员会。我发现他完全可以更开心些，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从前，他是在勉强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无能为力，陷入孤独的境地，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写作，更是如此。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他一边拼命强压心中的烦躁，一边写作。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可与从前迥然不同，他仍然与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党人保持联系，对工人的统一和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饶勒斯的那句话：“未来的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建设未来，未来的人一定会阅读，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写作。面临一个死路一条的未来，这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假若他的同代人再也不听从他的话，假若后代再也不理解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沉默。
那该怎么办？他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沦为渣滓的活人，这真可怕，可还有更坏的命运，那便是舌如打结，不能讲话。那还不如干脆死了为好。我难道会有巴不得罗贝尔死去的那一天吗？不会的，这难以想象。他已经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每次总是化险为夷，他一定会摆脱困境的。我不知会以什么方式，可他一定会寻找到某种东西，比如，他哪一天会登记加入共产党，这并非不可能；当然，眼下他还未想到这一步，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抨击得太猛烈了。可是，假设他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假设除了共产党人再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左派，那么，我想罗贝尔也许不会继续无所活动，也许最终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我不喜欢这种打算，要他屈从于他持有异议的命令，这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更痛苦。至于采取何种策略，他自有考虑。尽管他尝试着奉行犬儒主义
，可我完全清楚他将永远忠实于他从前的道德观。别人的理想主义总令他发笑，他有着自己的主义，共产党人的某些手段，他是绝对不能苟同的。不，这一解决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太多了，他的人道主义与他们的并非同一回事。要是这样，他不但再也写不出任何真情实感的东西，而且将被迫否认他的整个过去。
“那活该！”他一定会这么对我说。刚才他还说：“多一部少一部书，这无关紧要。”可他真的是这么想吗？我对书向来十分看重，也许看得太重了。我年轻时，喜爱书胜于真实的世界，书对我至今还留下某种影响，书为我保留了一种美好的永恒的情趣。真的，我对罗贝尔的作品如此动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是他的作品死亡了，那我们俩又将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未来只不过是一座坟墓罢了。罗贝尔并不这样看待事物，可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忘我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十分希冀身后留下名声，这名声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深长的意味。再说，写作，是他在世上最热爱的东西，是他的欢乐，他的需要，是他的生命所在。放弃写作无异于自杀。
那么，他也只得逆来顺受，别人让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其他作家就是这样做的。那是其他人，罗贝尔绝对不会。我最多只能设想他违心地行动，可写作，完全是另一码事，若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心声，那笔就会从他手中自动掉落。
啊！我看到了，那条死胡同。罗贝尔牢牢地坚持某些想法，我们在战前坚信这些想法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他的整个一生，既执著于丰富他的思想，又致力于让这些思想变为现实，假设这一切永远都不能发生，那又将怎样？罗贝尔始终捍卫人道主义，可要是决议违背了他的意愿被通过，罗贝尔能怎么办？倘若他帮助建设的是一个与他信奉的各种道德标准对立的未来，他的行动就是荒谬的。但是，若他执著地维护某些永远不可能在世间降临的道德观念，那他就成了一个迂腐的空想家，而他最不主张的就是成为一个类似的人。不，如果有此种结局，那别无选择，不管怎样，只能是失败、束手无策，而这对罗贝尔来说无异于活活死去。正因为如此，罗贝尔才充满如此强烈的激情投入斗争。他告诉我局势给他提供了他等待了整整一辈子的机遇，这我同意；可其中也暗藏着比他经历过的要更为严重的危险，对此，他自己也清楚。真的，我敢肯定，我刚才所思忖的一切，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思量前途对他来说也许是座坟墓，他将像罗莎和迪埃戈一样葬身其间，不留任何痕迹，其结局甚或更糟；也许未来的人们会把他视为落伍者、笨蛋，视为故弄玄虚的家伙，不是无用就是有罪，纯粹是一堆废物。也许可能有那么一天，他试图用他们这种残酷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那么，他必定在绝望中了却一生。绝望无援的罗贝尔，这不啻是个悲剧，比死亡本身还要难以承受。我宁愿自己去死，宁愿他去死，也不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不。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清晨醒来，眼前始终将笼罩着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此，我无法忍受。但是，纵然我上百遍地呼喊“不，不，不”也无济于事。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醒来时，将面临这一威胁。如果是一种信念，那至少可以带着它死去，然而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日后将不得不经受它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