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4—7世纪）

经过6年建设之后，330年5月11日，璀璨新都君士坦丁堡被祝圣启用。此城竣工之际，其缔造者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帝已58岁，但依旧健壮矍铄。君士坦丁在分隔欧亚的这条狭窄海峡 旁修建了一座壮丽的都市，它也成为了进入广袤安纳托利亚内陆和近东的门户。罗马建筑工大幅摧毁、改造了当地的希腊渔镇拜占庭（Byzantium），使其脱胎换骨为与这个举世无双的帝国相配的首都。因此，对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而言，330年标志着“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的发端。于那些该年春天相聚在博斯普鲁斯海滨的罗马人而言，他们未必觉得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只顾得心满意足地看看永恒的罗马在强大领袖引领之下取得的成就与永续的权势。直至1453年春帝国遭奥斯曼土耳其人毁灭为止，拜占庭的居民一直自称“罗马人”。

君士坦丁与他的许多继承人一样，发觉新都适于越过多瑙河，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和哥特人（Goths）发起北伐。322年，在成为唯一的皇帝之前，君士坦丁攻击了此河北部伊朗的萨尔马提亚部落并赢得了一场大胜，为了宣扬对萨尔马提亚人的征服，323—324年间还发行了名为“萨尔马提亚的覆灭”（Sarmatia Devicta）的钱币。萨尔马提亚人与日耳曼哥特人都曾为君士坦丁的主要对手、东帝国皇帝李锡尼（Licinius）提供兵员。332年，君士坦丁下令修复了图拉真皇帝所建横跨多瑙河的旧桥， 这一象征性的举动向周边民众表明罗马人将重返达契亚 （Dacia）——它曾为图拉真皇帝所征服，却又被奥勒良（Aurelianus）皇帝在大部处于动荡之中的三世纪放弃。

君士坦丁与其萨尔马提亚盟友共同开拔讨伐罗马称之为“哥特人”的部落联盟——这是一群来源芜杂不明的人，尽管其核心具有日耳曼成分，但确切的面貌、身份依旧充满争议。哥特人居住在横亘东欧的一片广袤土地上（相当于从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至乌克兰南部及克里米亚草原）。从三世纪起，哥特部落民开始劫掠罗马领土；大约同时，其中一些也替罗马军队效力。尽管哥特人数量可观，军力不俗，但君士坦丁的部队还是击败了其国王阿里亚里克（Ariaric）的手下；由于战争和酷寒，他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有一份资料称死亡达10万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此数字彰显了北方前线上罗马人与哥特人的血腥博弈。哥特部众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直至后者统治瓦解前，始终与其维持和睦。在统治生涯末期，君士坦丁再度对萨尔马提亚人用兵，将他们中许多人迁移至色雷斯、塞西亚 （Scythia）、意大利和马其顿。 ⁱ 由于皇帝对多瑙河前线的扫荡如此彻底，在他剩余的统治期内，这里始终太平。

君士坦丁堡为东方战争提供了卓越的战略位置，皇帝从此处可以进军抵抗其最大的威胁——萨珊王朝 （Sasanian dynasty）治下的波斯帝国，后者在一个世纪前崛起，日益成为罗马的严重威胁并导致了其主要的挫折（250年代罗马东部防线瓦解时尤为显著）。数百年来，罗马人与东部伊朗各民族交战不休，起初是帕提亚人，之后是其萨珊继承者。即便在巅峰时期，帝国也无力完全并吞美索不达米亚——哈德良放弃了图拉真的征服成果，尽管罗马军队占优并且帕提亚敌人已经崩溃，他依然进行了仓促的撤退。上述事实透露出罗马人缺乏解决东部问题的钥匙：他们很难在叙利亚边境对当地已开化政权赢得决定性胜利，即便偶尔为之，似乎也宁愿敌对的帕提亚或波斯获取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东部霸权。260年，罗马在东方的势力跌至谷底：瓦勒良皇帝（Valerian）自信满满地东进与异军突起的伊朗人交锋，却于埃德萨会战中遭遇惨败，沦为了萨珊“万王之王”（Sha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I，约240—270年在位）的阶下囚 。270年沙普尔的驾崩导致波斯人内乱，令罗马人得以采取行动。卡鲁斯（Carus）皇帝在其短暂统治生涯（282—283年）期间领军穿过亚述，沿底格里斯河南下美索不达米亚，直抵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位于今巴格达以南约35公里）。这类罗马军队深入美索不达米亚讨伐萨珊首都的战役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多次重演，每次“故地重游”都给人如此“既视感” ——一旦罗马人来到这里，他们似乎茫然无措。即使他们攻占了泰西封，如同伽列里乌斯 （Galerius）298年宣称的那样，他们也无法驻足。这可能是因为该城的规模（它可谓底格里斯河及其周边运河居民区的“复合体”），抑或因为波斯人的顽强抵抗，或者缘于这个复合都市地形复杂、河渠密布导致机动困难。也许当地的酷热与瘟疫桎梏了罗马人。同样，兵临泰西封城下的宣传价值远比攻克或实施占领的困难重重更有意义。283年7月或8月，卡鲁斯的突然去世迫使新皇努梅里安（Numerian） 撤军——这是诸多失败中的一次。284年11月，年轻的努梅里安驾崩，多瑙河流域的默西亚（Moesia）都督 狄奥克莱斯（Diocles）攫取了帝位，成为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235—284）的军事混乱、经济重创和国内动荡后，戴克里先重新整合了罗马帝国。他在内政、军队方面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并试图稳定经济。尽管算不上改弦更张（伽列里乌斯任内曾册封亲属担任共治奥古斯都和恺撒），戴克里先确立了一种大胆的方法去解决困扰该国数十年的继承危机与连带的混乱。至293年，他建立了一种基于“四帝共治”（Tetrarchy）的方案。“四帝共治”体系将帝国分为由两位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两部分，每位皇帝拥有一名副手（恺撒），前者自愿退位时，后者将接替其权力。正如君士坦丁和其他人证明的那样，该体系只有在人们自愿放弃权力的情况下方能奏效，而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凤毛麟角。在军事领域，最重大的改变是军队的大幅扩充。适逢乱世，无休无止的内外交战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力量。戴克里先继承了一支大约389 000人的军队，通过一项宏大的征兵计划，他几乎将其规模扩大了一倍——至大约超过50万人。 ⁱⁱ 骑兵比例有所提高，这是为了增强攻击能力并与北部、东部敌人的骑兵力量相匹敌。

我们手中最好的资料表明，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打造了一支与其先辈截然不同的罗马军队。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稳定边境，同时确保国内安全——在过去数十年中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尽管依旧好战，并且不乏宣传，但罗马人对越过主要界河（莱茵河、多瑙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开疆拓土意兴阑珊。然而，随着蛮族变得越发老练，军力也得到提升，在他们的多方压力下，三世纪中，维持那些筛子一样的边境日渐令人力不从心。罗马的边境管控仰仗频繁的惩罚性劫掠、偶尔的大规模入侵、从周边部族与国家（它们也往往是征讨的目标）征兵和与之贸易，但由于广袤边陲情况的变化，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帝国东部保存至今的大量堡垒——例如约旦的莱均（Lejjun）和叙利亚的雷萨法（Resafa），可谓戴克里先决心御蛮族于国门之外的例证。在上述地方，成建制的大型军团兵营将边境部队楔入防线之中。驻守这些要塞的部队被称为“边防军”（limitanei），他们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据推测属于民兵。边防部队强大到足以维护治安、镇压内乱；在叙利亚，入侵者常为贝都因部落土匪。在面临大规模侵略时，边境要塞被用于固守待援，援军则是最近创立的“机动野战军”（comitatus）——由选拔自忠诚老练军团（尤其在多瑙河边境）的精锐步骑兵构成。在大型征战时，边防军也会加入远征军中，然而倘若缺乏野战军支援，边防军便缺乏战略主动性。 ⁱⁱⁱ 当大量外敌来犯，如同337年波斯入侵尼西比斯 （Nisibis）和376年哥特人进犯多瑙河时那样，他们将会面对无法冒险忽视的兵力雄厚的据点。

336年，与波斯的战争爆发了。君士坦丁将他19岁的儿子、恺撒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派往东部备战。当父亲在337年筹划对萨珊人发动致命一击以便为罗马东翼带来和平之时，君士坦提乌斯的战绩胜负参半。但皇帝永远无法执掌这次战役了。大约在337年复活节，君士坦丁患病，他横渡马尔马拉海峡前往比希尼亚（Bithynia）的海伦波利斯（Helenopolis，今日的赫塞克［Hersek］）温泉疗养。自觉大限将至，他召唤教士施行了曾一度推迟的洗礼（按照基督教普遍信仰，此圣事可洗涤彼时的罪孽）。337年5月22日，皇帝怀着惩治萨珊人的未竟夙愿撒手人寰。

君士坦丁为三个儿子分割了帝国：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丁二世统治极西部领土，包括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君士坦斯二世 统治包含意大利、北非的中部，而东部则授予了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在位）。此外，他们的堂兄弟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和汉尼拔尼亚努斯（Hannibalianus）也被封为恺撒。考虑到君士坦丁单枪匹马地推翻了“四帝共治”，很难想象按照他的构思，上述庞杂分权该如何运作。无论如何，这种情况无法在他身后长期维系。337年，达尔马提乌斯、汉尼拔尼亚努斯以及其他家族成员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唆使下惨遭屠戮。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在阿奎莱亚（Aquileia）的一场伏击中阵亡；350年，其兄长君士坦斯于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的叛乱中遇害。王朝的同室操戈使君士坦提乌斯无法聚焦保卫东部边境的使命——而萨珊人已气势汹汹地重启战端了。

虽不完美，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谓一名雄姿英发的指挥官。359年，阿米达 （Amida）的失陷重创了罗马的声望并凸显了波斯的强大，但在其任内，君士坦提乌斯积极作战，捍卫了罗马的东部利益。在血腥的继位之争结束后，年轻的皇帝面临波斯人对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尼西比斯（即现代叙利亚 的努赛宾）的围攻，而这一古城可谓罗马在此地区防御的关键。337年或338年，在年轻有为的万王之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307—379） 亲自率领下，波斯人经过一场惨烈的围攻，重创了这座城市。对抗沙阿 （Shah）的是当地叙利亚主教尼西比斯的雅各 （Jacob of Nisibis），他组织起防御并鼓舞市民的士气。七十天的交战中，坚韧的守军挫败了攻城塔与地道战的攻击，波斯工兵筑坝令迈格多尼乌斯河 （Mygdonius）改道，奔涌的河水冲击城墙，吞没了其中的一段。由于河水令豁口沦为了沼泽，波斯人延缓了进攻。第二日清晨，萨珊人惊见豁口已被与先前的城墙同高的碎石堵住，尼西比斯军民严阵以待，主教则四处奔走，鼓舞士气。沙普尔最后的突袭失败了，波斯人被迫无功而返。

在我们的资料中，君士坦提乌斯与沙普尔战争的其余部分有些混沌不明；似乎罗马、波斯双方发生了许多当时罕见的大规模交战，包括另两次对尼西比斯的重大围攻，以及辛加拉 （Singara，位于今伊拉克西部）突出部的两场会战。大约在340年代，辛加拉陷入萨珊人之手。尽管346年波斯人在进犯尼西比斯时尝到了败绩，但大部分战役中，罗马人处于下风。萨珊人于350年第三度尝试攻城，这一次他们耗时四个月，再次引来迈格多尼乌斯河水，淹没城市周边原野。根据一份史料，他们乘船发起了进攻——在这片昔日的荒原绝对算得上“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英勇的守军击退了攻势。 ^iv 战争陷入了僵局。

由于针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内乱制约了能够投入对抗萨珊人的人力与物力，双方进入了一阵“暴风雨前的平静”。351年，皇帝任命他的堂弟加卢斯（Gallus）指挥东部前线。这位年轻的恺撒当时大约25岁，军事上颇有才干，但不容于安条克（Antioch）当地精英；354年，他被以所谓的叛国罪处决了。期间萨珊人偃旗息鼓，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加卢斯的能力，而是因为其自身东部中亚前线与匈尼特人（Chionites）爆发了冲突——这是一群来源未知的部族（可能说伊朗语），最终沙普尔击败了他们并将其纳入麾下。罗马作家将匈尼特人称呼为“匈人”，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生活方式依旧不明。无论如何，沙普尔把大量匈尼特人收编进自己的军队，当和谈破裂后，他再度将视线转向西方。到了359年，沙阿与新归顺的名叫格伦巴底斯（Grumbates）的国王率领的匈尼特军队前来试探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的防线，他们绕开了尼西比斯，试图寻觅渡过泛滥河水的通路。一名高阶罗马叛将安东尼（Antoninus，他由于债台高筑，无力支付税款而投敌）充当了波斯人的谋士。安东尼善于刺探消息，很可能因为他能够广泛接触帝国情报——包含东部军团作战序列及其后勤状况。他的情报对沙普尔至关重要，后者凭此对阿米达发起了进攻，经过73天艰苦围城终于攻克。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生动描绘了罗马人几乎摧毁波斯大营的夜袭，以及萨珊人搬动土方直抵城墙的最终浩大攻势。 ^v 沙普尔洗劫了城市，将它的居民放逐至胡齐斯坦（Khuzestan，位于今伊朗的西南部）。

这场重挫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改组了他的统帅部。更重要的是，他命令自己的堂弟、西部恺撒尤利安（Julian）率领高卢军队驰援东部。由于部队不愿离家远征，发生哗变，尤利安无法听命。高卢军队反而拥立尤利安为帝，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东进军，准备对抗君士坦提乌斯。听闻堂弟叛乱的消息，君士坦提乌斯中风了——因为怒火攻心，加之多年征战的消耗以及阿米达的惨败。361年11月3日，他很可能因血栓病逝于西利西亚（Cilicia）。尤利安如今已无人可挑战，他紫袍加身，迅速着手倾覆他眼中君士坦丁堕落殿堂的支柱：作为一名“异教徒”，尤利安个人向旧神们进献祭品，命令神庙重开，并积极立法对抗基督徒。然而，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分的迫害，以免炮制出太多的“殉道者”。尽管如此，基督徒还是将皇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背叛了真正的信仰，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加以摧残。一位基督教主教甚至梦见圣默库里乌斯（Merkourios，军人出身）用长矛刺死了皇帝。

尤利安是位有才能的领袖；此外，尽管他身形瘦小，举止笨拙，却也是个出色的战士。和多数指挥官不同，尤利安身先士卒，故而广受将士爱戴，但冒失也可谓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尤利安怀揣“伟大罗马”的理念并且自比亚历山大，由此得来的热忱或许是他最突出的长处。上述理想，加之报仇雪恨的渴望，令皇帝决心对波斯人发动致命一击——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都不会这般孤注一掷。一位异教徒皇帝带来的对可怕萨珊人的胜利，将会进一步颠覆君士坦丁与其儿子们强加给帝国的基督教信仰。363年3月，尤利安率大军离开安条克，沿着幼发拉底河岸开拔，同时有一支补给舰队相随。尤利安命令罗马藩属亚美尼亚国王阿萨息斯（Arsaces）组建第二支入侵部队从北南下。皇帝进军神速，在四月抵达泰西封前仅遇零星抵抗。击败泰西封守军后，尤利安觉得波斯人已沦为鱼肉，便拒绝了沙普尔求和的提议，但他却无法攻入泰西封城内。相反，随着天气转热，波斯人破坏了大都市泰西封的灌溉系统，制造出一片恶臭泽国，罗马统帅部做出了致命的决定——烧毁补给舰队，攻打内陆。

尤利安率军沿着迪亚拉河 （Diyala River）岸北上，以及之后沿底格里斯河撤回叙利亚时，沙普尔二世均如影随形。萨珊人实行焦土战术，持续袭扰，令行军演变为横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追击战。因酷热、饥渴而精疲力竭的罗马部队被沙漠战压垮了。6月26日，皇帝进行了一场对抗波斯大军的大战。由于炎热，他没有披甲便投入了战斗。一名萨珊骑兵掷出的长矛击中了他，当天，尤利安在营帐内伤重不治。

部队选举约维安（Jovian）为帝，这并非用人唯贤，而是折中的结果——因为他对帝国精英没有威胁。但这一次，整个罗马野战军面临倾覆的危险，它远离故土，而其劲敌正在让罗马人死于饥饿。约维安提议谈和，他接受的条件可谓灾难。尼西比斯，这座罗马桥头堡，这根波斯心头刺，被草率地连同早年戴克里先征服的领土拱手让人。战略天平开始倒向波斯人，不过，耻辱和约墨迹未干，约维安便已撒手人寰—364年冬，皇帝在小亚细亚西部去世。他的继承人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364—375年间在位）于同年3月选择弟弟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为共治皇帝。和许多古罗马帝国晚期的军人一样，这对兄弟是潘诺尼亚 人（Pannonians，位于多瑙河中部），亦位列古典时代末期最后一批有才干的军人皇帝当中。瓦伦提尼安负责帝国西部事务，而瓦伦斯在君士坦丁堡掌管帝国东半部。364年，两兄弟将帝国军队分割为彼此独立运作的“西军”和“东军”。瓦伦斯挥师东进，当尤利安的亲属普罗科皮乌斯 （Procopius）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前者正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城市凯撒里亚 （Caesarea）。普罗科皮乌斯作为君士坦丁王族成员，堪称“暴发户”瓦伦斯的劲敌。尽管普罗科皮乌斯获得了哥特人的军事支持，但叛军的内部分裂还是导致了他战败并遭处决的命运。

由于此刻东线平稳，瓦伦斯将注意力转向了惩罚哥特人。在一场为期三年的战争中，他降服了多瑙河以北的哥特部落。370年，双方化干戈为玉帛，随后的五年中，北方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与均衡。谁也无法预料到未来将毁灭哥特政体并逼迫这些部落与罗马鱼死网破的那场大乱。

和许多游牧势力一样，匈人 （Huns）似乎是突然在从黑海至中国的广袤草原上兴起的。公元4世纪，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那份著名且常被引用的记载说，他们是群“衣冠禽兽”，身着鼠皮缝制的衣服，毕生在马背上过着野蛮的生活。真相已经晦暗，难以重见天日了；很可能存在一段更长的哥特-匈人交流与战争史，而非如阿米阿努斯让我们相信的那样。 ^vi 匈人的种族起源仍莫衷一是，大概率是一股突厥语族的草原战士“复合体”。 ^vii 游牧人军队通常兼收并蓄，至5世纪，在原始的族群以外，“匈人”还包含了中国人、日耳曼人、伊朗人的元素。

375年，匈人闯入了欧洲舞台，击溃了从克里米亚至特兰瓦尼西亚（Transylvania）的哥特人族群，迫使其中许多人逃至多瑙河岸并希望作为难民进入罗马领土。哥特人与罗马人“亦敌亦友”，曾长期替罗马服役，瓦伦斯视之为优良兵员，遂允许成千上万的难民渡河。一旦哥特人进入罗马领土，脱离眼下危险，罗马人就竭力维持秩序，却疏于为大批民众提供补给——他们的精确数目都难以统计。阿米阿努斯甚至引用了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话语：就像利比亚沙漠的沙子，数也数不清。 ^viii

罗马官员利用哥特人的窘况牟利，高价出售食物，用狗交换他们的儿童，对这些“客人”不屑一顾。在哥特领导人于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今保加利亚城市代夫尼亚）参加了罗马人的一场“鸿门宴”后，哥特人起兵反叛。 他们由哥特瑟文吉（Tervingi）部落领袖弗里蒂格恩（Fritigern）指挥。来自色雷斯罗马军队的其他哥特人纷纷加入弗里蒂格恩，他撕毁了与罗马人达成的协议，大肆劫掠。在与当地罗马驻军的激战中，哥特人笑到了最后，从此他们在色雷斯便如入无人之境了。

至377年，瓦伦斯得到了警告——他停止了对抗波斯，转而准备讨伐在色雷斯和默西亚狼奔豕突的哥特人。哥特人用俘获的罗马装备充分武装自己，补给充足，已打造出一支精锐之师。到了378年，在格拉提安皇帝（Gratian，367—383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之子）指挥下，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陷入了重围，于是他转而驰援东部的叔父瓦伦斯。尽管格拉提安的先头部队建议瓦伦斯等待西部野战军抵达后开战，但东部皇帝渴望独享让自己青史留名的伟大胜利，并且这还能带来统治合法性以及让罗马人有暇处理东部问题——他因此失去了耐心。弗里蒂格恩的军队经阿德里安堡前往东北方以候作为盟友的格鲁森尼 （Greutungi）哥特人。瓦伦斯的斥候向他保证说哥特军人数仅有10 000，而东部野战军规模大概是其三倍。弗里蒂格恩请求和平，但瓦伦斯拒绝了他的橄榄枝，并于378年8月9日袭击了哥特人的阵地。只有阿米亚诺斯简短的记载保存至今，考虑到他并非亲历者且更关注战役周边事件，我们对那关键的一天发生了什么所知极为有限。 ^ix

千钧一发之际，格鲁森尼如神兵天降，赶来支援了弗里蒂格恩的瑟文吉人。援军的出现令哥特人在数量上与罗马人旗鼓相当。哥特人占据了一座小山，并在四周结成车阵以保护家眷。整个早晨，哥特骑兵离开车阵点燃旷野，以阻碍罗马人的推进。罗马人在一天中最热的中午时分抵达，阵型已有些散乱。罗马精英部队过分渴望交战，在其余部队做好准备前便贸然出击了，然而他们被轻易地击退；左翼的罗马骑兵在脱离步兵掩护的情况下陷入了哥特步骑兵的包围，也溃散了。此刻哥特人开始攻击罗马左翼并压缩、钳制了罗马阵列。到了傍晚时分，罗马步兵崩溃逃散，屠杀开始了。瓦伦斯被杀，尸骨无存。 就后果严重性而言，阿德里安堡堪比坎尼 （Cannae）——三分之二的东帝国军队阵亡。格拉提安的抵达也几乎于事无补，因为年轻的西部皇帝不愿让自家军队流血对抗如此顽敌。格拉提安想到了一位失宠的高级指挥官—“西班牙人”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将被迫致仕的后者召回，并提拔为奥古斯都。而为了令哥特战争的伤口止血，西部皇帝则提供了一些兵员和军需。

尽管阿德里安堡之后许多哥特人与罗马人交战，但也有一部分被帝国招安服役。加入帝国军队的哥特人与日俱增（一如既往地被历史学家贴上“拜占庭人”“东罗马人”或“希腊人”［因为帝国的主要语言是希腊语］的标签），他们构成了东部军队的军官与士兵团体。拜占庭人竭力试图吸收哥特军队，但却未能将他们彻底融入帝国社会。军队、军官不断增强的“蛮族化”自阿德里安堡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令东部帝国处于一段危险时期，并使它在面临匈人和其他敌人时应对消极乏力。幸运的是，虽然偶有零星冲突，但在5世纪，波斯前线大体平静。这份平静主要应归功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内部状况——匈人-嚈哒人 （Hunnic Hephthalites）杀死了沙阿卑路斯（Peroz），并俘获其子喀瓦德（Kavad），令波斯遭受重创。 488年，喀瓦德继承了王位，在镇压国内敌手巩固统治后，便转而对抗拜占庭帝国。502—506年间的战争标志两大帝国开启了持续一甲子的敌对行动。在嚈哒军队帮助下，喀瓦德夺取了塞奥多西奥波利斯（Theodosiopolis，现代的埃尔祖鲁姆）、马提罗堡（Martyropolis）、阿米达，而阿拉伯辅助部队在其可怕的酋长努曼（Nu’man）率领下洗劫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人笨拙、散乱的指挥令战争拖延至506年方才终结。

到了527年，喀瓦德（488—531年在位）和萨珊人重启了与罗马人的战争。此次战火的燃烧源于高加索地区，以及查士丁一世皇帝（Justin I，518—527年在位）据称拒绝收喀瓦德之子、继承人库斯老 （Kosrow，531—579年在位）为养子。从527至531年，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沿着亚美尼亚的设防边境互相交手，还伴随着萨珊帝国附庸、阿拉伯国王蒙齐尔（Mundhir）的一系列闪电劫掠。蒙齐尔的对手、罗马人资助的阿拉伯人哈里斯（Harith）与波斯一方的阿拉伯人进行了若干场苦战。战争期间，双方互有胜负。军队、指挥官的能耐（或无能），以及战略、后勤方面的制约，令消耗战中没有一方能发动致命一击。尽管双方都热衷于宣传造势且历史上长期敌对，但两个古国均善于与其最大的敌手协商谈判。当喀瓦德在531年去世时，库斯老为了应付国内问题不得不谈判所谓“永久和平”。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利用这个喘息之机着手恢复地中海西部罗马往日的领土。至其统治末期，他已经收复了部分北非、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

7世纪初期，拜占庭与波斯全面战争的可怕后果开始呈现。602年，摩里士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被弑后，他的萨珊对手库斯老二世（Kosrow Ⅱ，590—628，在590—591年的内战期间，罗马人曾帮助他夺回王位）以为摩里士报仇为名对拜占庭宣战。就其性质而言，库斯老二世的战争与过往的交手迥异。尽管起初，萨珊人似乎无意长久占据拜占庭领土，不过罗马人的不堪一击开启了一扇“大门”，萨珊人迅速改换了策略。

602—608年间的罗马-波斯战争是一场划时代的争斗，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古代最后一次大战”。 ^x 两个大国图穷匕见，争夺霸权。篡位者福卡斯（Phokas，602—610年在位）发动的政变瓦解了拜占庭的指挥，并激起了对其政权的反抗，它面临着来自东部的入侵和内部叛乱。起初罗马人形势艰难；609—610年间，他们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防线崩溃了，令波斯军队得以攻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上述拜占庭东部省份尽管富饶，但防御空虚，因军事挫败、宗教纷争和内战而沦为帝国软肋，对萨珊人而言可谓唾手可得。609年，拜占庭北非天高皇帝远的迦太基总督 武装了一支舰队，起兵反叛福卡斯皇帝。610年，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推翻了福卡斯，非洲总督之子希拉克略（Heraclius）登上了帝位。

希拉克略对抗波斯人的最初努力堪称灾难。613年，他在安条克附近的沉重损失令萨珊人于同年征服大马士革，并于614年洗劫了圣城耶路撒冷，夺走了至高圣物“真十字架”（True Cross），这可谓拜占庭与基督教惨败的强烈象征。619年，亚历山大港叛变投靠了波斯人，帝国粮仓、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埃及随即陷入萨珊人之手。依靠教会支持以及饱含宗教色彩的宣传，希拉克略重新训练并改革了支离破碎的拜占庭军队。624年，皇帝攻入波斯治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洗劫了当地几座城市，随后以一场勇猛的出击令沙阿及其军队肝胆俱裂。库斯老临阵脱逃后，他的军队分崩离析，让拜占庭人能够纵情劫掠。第二年，波斯人出动了三支军队对抗拜占庭人，然而希拉克略以谋略取胜，将其各个击破。626年迎来了战争的高潮。拜占庭与强大的西突厥帝国 结盟，后者与波斯北部、东部边境接壤。罗马-突厥的两面夹攻可谓萨珊人战略上的梦魇。波斯一方则与多瑙河北部新势力——游牧的阿瓦尔汗国（Avar khaganate）联合，试图包围罗马。波斯军队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犯伟大的君士坦丁堡，而阿瓦尔军则围困它。波斯人的盟友本计划运送萨珊军横渡以补足围城兵力，然而拜占庭舰队挫败了上述努力。与此同时，希拉克略皇帝孤注一掷地任凭首都直面波斯围攻的重压，自己在东方重启了攻势。在突厥草原牧民和高加索基督教诸侯盟友的支援下，皇帝大胆地长驱直入萨珊帝国的心脏。至627年1月，罗马人蹂躏了波斯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区域，令这片土地狼烟四起，如同炼狱。 ^xi

波斯首都内部，精英阶层意图拯救国家，并于2月23日发动了一场政变。“万王之王”起初被囚禁，在其子喀瓦德二世 （Kavad Ⅱ）登基后则遭处决。年轻的喀瓦德在位不到一年，随后波斯陷入了王朝、政治上的混乱。630年，萨珊大元帅 沙赫尔巴拉兹（Shahrvaraz）掌控政权，然而两大近东帝国都即将面对多舛的命运了。

大约与沙赫尔巴拉兹赢得萨珊王座以及罗马人持续重返新近夺回的故土同年，一位魅力超凡的阿拉伯传道者穆罕默德占领了他的家乡麦加（Mecca）。他出生于570年 左右，大约从610年起获得了一系列神启，历史学家多认为630年前，穆罕默德已孜孜不倦地传道了二十载。在早期伊斯兰教信徒中，穆罕默德信条打造的认同塑造了他们精神上的自信和进取。穆斯林信徒的核心—“圣伴” （阿拉伯语单数音译为“撒哈比”，复数为“撒哈巴”）率领这群人数不多的新教友征服了阿拉伯半岛，随后进入叙利亚。对罗马叙利亚的入侵可谓顺理成章的一出好戏：麦加的阿拉伯人在此已有广阔的贸易、财富网络，而罗马人历经数十年战乱，实力大不如前。

早期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一部分应归于阿拉伯人在半岛以及为强权效力的军事经验，一部分归于宗教鼓舞与天启，还有一部分则是贪婪。尽管战火燃烧了几十年，但大部分地区却相对安稳和平——其领土很少被敌军穿越或见证旷日持久的围攻、战斗，而他们繁华的城市与众多居民则预示着丰厚的战利品。

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叙利亚最初的进犯其实发生在波斯战争结束前。发生于现今约旦境内穆阿泰（Mu’ta）的小规模战役以拜占庭的胜利告终，由于数名早期阿拉伯英雄于此役殉难 ^xii ，它在穆斯林记忆中也被镀上了一层史诗色彩。 此战还涌现出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 （Khalid b. al-Walid），他是未来伟大征服的关键领袖。当高阶指挥官殒命后，瓦利德获得了指挥权，他率部全身而退，赢得了声誉。由于手中关于穆斯林征服的资料是很久以后撰写的，常常支离破碎，甚至互相矛盾，我们只能作出力所能及的最佳“重构”。

当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时，穆斯林选择由一位哈里发 充当精神和政治领袖。在穆罕默德继承人、阿布·伯克尔（Abu Bakr，约632—634年在位）统治时期，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入侵加剧了。634年，阿拉伯将领阿姆鲁·本·阿斯 （Amr b. al-As）率领一小支穆斯林军队进攻加沙，并击败了当地拜占庭守军。哈立德·本·瓦利德可能于同年带领来自伊拉克的突袭部队沿着罗马领地的边缘穿过了叙利亚沙漠。复活节当天，瓦利德麾下穆斯林攻击了伽珊尼德 （Ghassanid）阿拉伯人。伽珊尼德人是拜占庭的阿拉伯基督教盟友，并充当帝国沙漠边境的守护者。瓦利德对伽珊尼德的攻击导致了附近重要城市大马士革的投降——其市民以缴税为代价换取了穆斯林的保护。 ^xiii

634年夏，阿拉伯人再度与拜占庭军队交手，这次是在阿季奈迪恩（Adjnadayn）。 ^xiv 我们缺乏关于此战的同时代资料，但我们知道穆斯林又一次取胜。拜占庭军队残部撤退至大马士革并面临穆斯林的围攻。希拉克略从位于霍姆斯（Homs）的指挥部派出的援军在途中便被击败。穆斯林围攻大马士革的细节体现在日后的传说之中：它声称半个城市是和平投诚，而另一半是被强行攻下的。资料如此矛盾，令我们只能大致勾勒这些征服事件。一般认为，希拉克略征集了一支大军并令他们南下解除穆斯林对大马士革的压力，终结阿拉伯人的威胁。当时拜占庭人是否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宗教运动尚且存疑，他们也未必知晓穆斯林阿拉伯人与罗马常常轻视的其他阿拉伯人之间的区别。到了635—636年，拜占庭统帅部显然已经意识到，地方军队完全无力应对上述威胁，必须采取断然行动。

636年，已经老迈多病的希拉克略派出了一支据各种版本估计人数在15 000至20 000人 之间的大军。他们于戈兰高地（GolanHeights，其伽珊尼德阿拉伯盟友的传统牧场）集结。穆斯林准备迎战这支野战军的部队似乎人数略微占优，并由一批杰出的信徒指挥——包括阿布·俄拜德 （Abu Ubayda）、哈立德·本·瓦利德、阿姆鲁·本·阿斯以及未来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 的兄长耶齐德·本·阿布·苏富扬（Yazid b. Abi Sufyan）。关于之后的雅尔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ouk），并无同时代史料留存；因此，我们并无把握还原战斗或战役的全过程。 ^xv 尽管细节不明，战斗的结局却是毋庸置疑的——阿拉伯军队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将希拉克略与拜占庭人逐出了叙利亚。如同不久前萨珊战争中那些晦暗的日子一样，拜占庭军队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后重新集结。目睹此景，皇帝忆起10年前曾率军在这片高地卧薪尝胆，准备与波斯人的史诗对决，心中想必五味杂陈。然而如今皇帝已年过花甲，其帝国因与波斯数十年的交战而精疲力竭。人力、物力已达极限，士气极为低迷。面对穆斯林既坚决又老练的进犯，帝国当局即无智谋亦无能力加以抵挡。一座接一座城市陷落了。

富庶的叙利亚土地并非穆斯林唯一追求的战利品。639年，阿姆鲁·本·阿斯组织了一场从西奈半岛至埃及门户培琉喜阿姆 （Pelusium）的突袭，后者于640年初陷落。穆斯林援军旋即发动了对埃及的全面入侵。尼罗河上的关键要塞巴比伦（Babylon，邻近现代的开罗）同年失守，而亚历山大则在次年投降。至647年，穆斯林已开始进犯拜占庭治下的北非，他们在斯贝特拉（Sbeitla）战役中击溃了当地指挥官格雷戈里 （Gregory），粉碎了拜占庭抵抗势力的主心骨。令穆阿维叶·本·阿布·苏富扬（Mu’awiya ibn Abi Sufyan，661—680年在位）最终登上哈里发宝座的第一次阿拉伯内战（656—661年），给了非洲罗马人重整旗鼓的喘息之机。尽管有着令人鼓舞的开端，但阿非利加并不能“信手拈来”——直到698年拜占庭被逐出迦太基（Carthage），穆斯林的征服才大功告成。 TCRclWrRpFIjycftqJFY0+XydoL7Zd8vzkgZSxfcyDgN6eRZiS9Qe/xH2X9/73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