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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坛为了文言文存废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另有一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却还没有人想起。那就是吟诵。原来文言文所以传后，不是止于默读，而是通过吟诵。李白的五律《夜泊牛渚怀古》是一大明证：“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典出《晋书》：袁宏有咏史诗，谢尚镇牛渚，秋夜乘月泛江，正逢袁宏在舫中讽咏，遣人问之，答云，是袁临汝儿郎诵诗，尚即迎升舟，谈论申旦，自此名誉日茂。所以“余亦能高咏”两句的憾语，意即我也能吟咏，可惜没有知音听见。杜甫也有句：“新诗改罢自长吟。”
一首诗如果只停留在字面上而未经吟诵，则其生命尚未完成。《晋书》就有这么一段：“王敦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后世遂以“击碎玉壶”来喻激赏诗文。也难怪朱熹写《醉下祝融峰》，要说“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更有这么一首“回肠荡气感精灵，座客苍凉酒半醒。自别吴郎高咏减，珊瑚击碎有谁听？”并自注云：“曩在虹生座上，酒半，咏宋人词，呜呜然。虹生赏之，以为善于顿挫也。近日中酒，即不能高咏矣。”可见定庵咏起诗来，三唱三叹，不知有多么慷慨激楚。
中国吟诗的传统，是各省以自己的方言为准来行，往往病在刻板，易沦为千篇一律，没有吟者独特的风格。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古文，选的多半为文以载道类，例如《谏太宗十思疏》《五代史伶官传序》。我的二舅父就补父授之不足，教了我例如《赤壁赋》《阿房宫赋》《秋声赋》一类的美文。至于诗词，我本来就爱读，则自己主动来寻诵。
我认为吟诵古文，应自选风格，无法由他人来示范。父亲教我读古文，往往只是自诵，无所谓传授。我觉得他诵得并不生动，只是泉州腔而已；舅父吟的也只是江南腔，风雅而已，并不够壮怀激烈。我终于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以供自我之过瘾与催眠。我对班上的研究生畅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闻所未闻，非常感动。我这才发现，台湾地区现时的中文系，根本不出声吟诵古文，包括诗词。一九九二年英国文艺协会邀张戎、汤婷婷、北岛和我去英国的六座城市演说并吟诵。每次我一定吟诵东坡的《赤壁怀古》，也一定赢得热烈的掌声，可见吟诵有一种跨越文字的魅力，能催眠听众，使之接受异域的风格。这一招屡试不爽，非常成功。无论在东西方都十分见效。
另有一事可以说明诗与吟诵的密不可分。便是中国的绝句，因为字少，一时灵感迸发，犯不着笔录下来，就顺口吟了出来，谓之“口占”，乃有“口占一绝”之美谈。且以东坡先生为例：他才思敏捷，我相信不少简短透明的绝句，他都是顺口吟出来的。加以中文往往对仗，心中得了首句，其后的三句就跟出来了。以李白敏捷之才，口占《金陵酒肆留别》一类的“即席”之作，难道还要先打草稿，不怕同席人嘲笑吗？所以诗人得句，呈两极化，有的是“闭门觅句”，有的却是“对客挥毫”。
中山大学的中文系，简锦松教授学童吟诵诗词，是极罕见的例外。这些学童实在幸运，从小有此机会学习，他日成诵，沉入记忆深处，左右逢源，必能胜过常人。
二〇一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