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目的现代化

题目的现代化，是今日中国作家早该注意的问题之一。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应该将他纤细的触须，伸到艺术的每个角落。我们无法想象，一篇洋溢着现代精神的作品，居然肯戴上一顶发霉的帽子。作家是最不愿穿制服的一种心灵，他的第一信仰就是创造。可是，事实上，许多作家头上戴的，好像只是一家帽厂的出品。为了表现一点个性，为了给文坛一点新的气象，文学作品的题目，必须现代化起来了。

我说文学作品，因为“纯粹音乐”（absolute music）和抽象画往往用编号代替标题。只要你说K. 357或是Op. 88，六二〇六或是壬寅〇八，内行的人马上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文学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纯粹或抽象的程度；通常说来，题目仍是必要的。西洋的十四行，是少数例外之一。莎士比亚的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全部是有编号的。豪斯曼那本古色古香的《希洛普郡一少年》也以数字识别。中国的古典诗，有时也在一个总题目下，将若干首编起号来。杜甫的《漫兴》九首和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便是现成的例子。有时援《论语》之例，以篇首字句作题，例如杜甫的《一室》《宿昔》和《吾宗》。有时难以定题，或有难言之隐，索性以“无题”为题，像李商隐的某些作品。

有时题在文先，有时文成立题；其中利弊，初无定论，大抵关系作家的习惯。据《新唐书》说，李贺“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长吉自称“寻章摘句老雕虫”，驴背寻诗，锦囊贮句，往往先有奇句，然后经营成篇，自然题在诗后。先有题，后有作品，只要不是应酬文章，就会产生佳构。有时候我心中涌起一个题目，一个十分美好的意象，玲珑剔透，浑然天成、挥之不去，不召自来，演成欲罢不能的局面，只好从这个题目出发，直至一篇作品完成。这种不召自来的题目，像一扇开向宝藏的窗子，一旦打开，便无法关上了。《万圣节》《香衫棺》《恐北症》《五陵少年》《等你，在雨中》等作品，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

有的题名运用双声，妙结连环，像莎髯的 Love's Labour's Lost ，像班扬的 Pil-grim's Progress 。有的更兼用双声和叠韵，像尤德尔Nicholas Udall的喜剧 Ralph Roister Doister ，简直天衣无缝，拆都无从拆起。中国古典诗的《将进酒》也是双声缀成的。许多乐府的题名，另有一种古雅的韵味，像《箜篌引》《丽人行》《梁甫吟》等都能勾起一串串的联想。至于那些缤缤纷纷的词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调。《少年游》《念奴娇》《鹧鸪天》《菩萨蛮》《踏莎行》《雨霖铃》，在一个有古典背景的心灵里，无端端地唤起多么凄丽的意象！

对于艾略特，英国古典诗名 Epithalamion 和 Prothalamion 一定也曾引起不少联想。英国诗人好用拉丁文为题名，例如道森（Ernest Dowson）两首有名的情诗，便是以罗马诗人霍瑞斯的句子为题，难怪他的女朋友一个字也不懂。其中一首，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我不再是往日辛娜拉裙下的我》）有这么一行：

I have forgot much，Cynara! gone with the wind.

后来经美国女作家米切儿据为她畅销小说的书名。事实上，许多现代小说的书名都是有出典的。例如，海明威的 The Sun Also Rises 出自《圣经·旧约》的《传道书》，而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则出自十七世纪诗人邓约翰的散文。此外，比较有名的例子，还有赫克胥黎的 Eyeless in Gaza （弥尔顿），哈代的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格雷），和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莎士比亚），福克纳的 The Sound and the Fury （莎士比亚），沃尔夫的 Look Homeward Angel （弥尔顿），以及菲茨杰拉德的 Tender Is the Night （济慈）。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掌上雨》，也摘自崔颢的诗句“仙人掌上雨初晴”。在七十三期的《文星》上，我的一篇短文《不朽的P》，犯了比“文白夹杂”恐怕还要严重的“中英夹杂”，那些白话文学的清教徒们又要侧目而视了。事实上，《阿Q正传》早已有例在先。英国作家不但用拉丁文，还用其他的外文为题名：有用法文的，例如济慈的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有用意大利文的，例如弥尔顿的 L ’ Allegro 和 II Penseroso ；甚至于还有用希腊文的，例如弥尔顿的 Areopagitica 。此外，也有因题生题的，不过这类的题名多少带点调侃的意味。例如，乔伊斯的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到了狄伦·托马斯的笔下，便成了他的半自传性的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Dog ，到了奥格登·纳什手里，竟成为谐诗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Prematurely Old Man 了。

有的题名，有很深的寓意，甚且还带点“拆字”的手法，例如英国诗人托马斯尼爵士（ Sir Philip Sidney ）的十四行集《爱星者与星》（ Astrophel and Stella）便 是。原来托马斯尼当日爱恋艾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内萝琵（Penelope Devereux），并且和她订了婚。后来佩内萝琵被迫嫁给瑞奇勋爵，成为瑞奇夫人，托马斯尼便写了这一卷十四行以寄意，且以“星”（拉丁文为stella）影射佩内萝琵，以“爱星者”自喻。他把自己的姓名化入了Astrophel之中。化名的过程是这样的：

将Philip Sidney缩写成Phil+Sid

可将Phil视为Philos（希腊文“爱”）的缩写

可将Sid视为Sidus（拉丁文“星”）的缩写

将Sidus换成Astron（希腊文“星”）

将Astron+ phil，然后略加删改

乃得“爱星者”Astrophel

如果李商隐生在十六世纪的英国，他也许会做同样的文字游戏。介于题名和本文之间，有时还有副标题，小引，以及富于暗示的引文。副标题用于论文中似乎较多。有时为了解释创作的动机，过程，或环境，小引是必要的。如果《高轩过》的作者不说明“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我们就很难肯定诗中的“东京才子，文章巨公”究竟是谁。姜白石词端的小引，轻轻着墨，便烘托出弥漫的气氛。柯尔律治的杰作《忽必烈汗》的附言，不但阐明创作过程，抑且可以用作弗罗伊德学说的注脚。有一度我不太能欣赏华兹华斯的长诗《忆童年时所得永生之暗示》（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 ），后来，在一个比较完备的版本里，读到他自己的附言，这才豁然贯通。在作品前面，引用一段古人或时人的文字，在现代文学中似乎颇见盛行。艾略特就最好此道。他引用的范围很广，从但丁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不等。可是那些引用文字，都和诗的主题相关，富于微妙的暗示作用，且为熟谙古典的读者增加一层似曾相识的乐趣。这种引文的作风，对于目前中国的现代文学颇有影响。

任意翻开目前的中文刊物，我们立刻看见那些没有个性，陈腐不堪的题目。那些帽子，千篇一律，张冠李戴，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的作家，都安于拣现成的帽子戴，很少独出心裁，为自己定做一顶新帽。《失去的童年》《未完成的恋曲》《生命的灯》《牧歌小唱》《褪色的梦》《石榴花开的时候》《恨难忘》和《意绵绵》等题目，都是老祖母时代流行的帽子了，还戴在头上做什么！一篇文学作品的题目，宁可失之生硬或怪诞，也不可失之陈腐或油滑。世界上最恶劣的题目，莫过于西洋影片的中文译名，自以为风雅之至，事实上庸俗得令人恶心。明明是《红磨坊》（ Moulin Rouge ），偏偏要译成《青楼情孽》；明明是《太阳重升》，偏偏要译成《妾似朝阳又照君》。事实上，根据原文直译，往往朴实可爱，而且容易记忆，更容易还原成原名；《金臂人》《七年之痒》《茶与同情》《纽伦堡大审》《山》《鸟》，便是最好的例子。知道如何避免电影译名式的题目，是一个作家得救的起点。在积极的一方面，如果他不能把题目取得很鲜明、很挺拔、很帅，至少他也应该做到朴素或凝重的程度。翻开朱西宁的《铁浆》或司马中原的《加拉猛之墓》，我们看不见脂粉气的形容词，只看见一些富于男性美的题目，例如《新坟》《刽子手》《黑河》《红砂岗》《猎》，多么干脆，多么重，多么斩钉截铁！《东门野蛮及其伙伴们》《没有脸的人》《死亡航行》《鸡尾酒会及其他》《蓝色音乐季》《白兰地酒柜似的下午》《治外法权·尺·老虎》《月光·枯井·三脚猫》，随手抄来的几个题目，都富有个性，只要见过一次，便很难忘记。如果将洛（J. L.Lowe）的《去上都的路》（ The Road to Xanadu ），改成学院气十足的《柯尔律治的研究》，便索然寡味了。豪（P. P.Howe）写的海斯立特（William Hazlitt）传，题名为《诞生在土星光下》（ Born under Saturn ），也是一记绝招。关于题目的现代化，美国诗人们都很敏感。随便翻开现代美国诗选，像《星期天的圆顶》《无辜的风景》《战士走在大学树下》《正午的梦魇》《凡小丑皆戴面具》等题目，立刻拍打着我们的眼睛。康明思的题目总是引人入胜的：

或人住在一个很那个的镇上

春天是一只也许的手

春天，万能的女神

情人！因为我的血会唱歌

一乘一（指爱情）

这些题目很难让人忘记。好的开始是一半的成功。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从题目便开始了；要等到第一行或第一句才开始，就太慢了。一切都在现代化，连题目也不能例外。作家们，拿点精神出来！剪掉散文的辫子，扔掉题目的烂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