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七年之痒

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月刊，居然打出了好几张王牌。《文星》的出现，是近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奇迹。用化学元素譬喻，它是稀金属，是镭，是精神癌症的克星。用血型譬喻，则它是新血型，是C型（Courage）。《文星》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准了，往往全部show hand（亮出底牌），决不逃避。

这局牌，一打打了六年，有没有打赢，目前还很难说。可是，一本刊物，只要能继续出下去，不违初衷地出下去，也就算是赢了。现在六年就要过去，七年行将展开，《文星》应该怎样去迎接这七年之痒呢？

痒原是一种生理现象，其感觉介于舒服和难过之间。搔到了，那真是难以形容的舒服；搔不到，依然只是难过。有些话，自己说不出，别人又说不中，便成为心痒难搔。作家虽多，奈何搔来搔去，总似乎隔着一双厚皮靴子，木愣愣地，怪不着力。今日中国的文化界，痒得很像一只资深的香港脚，可惜大半的文化人，误把厚皮靴子当成了那只脚。结果搔者自搔，痒者自痒。真要搔到痒处，必须把那双不痛不痒的厚皮靴子直截了当地当众脱下来，然后直抓那皮肤。“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文星》做了六年，将来仍要加强做的，正是高力士加上麻姑的这种工作。

我把文化譬为香港脚，还算是客气的。英国现代小说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干脆喻它为狗。在他那篇极妙的《附庸风雅说》（ Selected Snobberies ）一文中，赫胥黎说：“社会上充满附庸风雅之徒，正如狗身上爬满了跳蚤：至少可以避免瞌睡。”事实上，无论文化是一只香港脚，还是一只老狗，只要它能经常痒下去，而且经常搔下去，总是好事。最怕香港脚已经麻木，而老狗也老得吠不动了，这个民族也就完了。

七年之痒，其痒无比，即有麻姑之爪，也应择要而搔。《文星》的封面标榜思想、生活和艺术。事实上，三者合为一体，便是蓬蓬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在逐渐壮大的现代化运动之中，《文星》一直是一本最醒目最动听的刊物。过去它全力以赴，未来更要努力争取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

第一个风格，是“年轻”。唯年轻，才能鼓舞青年。《文星》的英译是Apollo，我觉得这个译名很好。Apollo在希腊神话中是诗与音乐之神，诗与音乐本来就诉诸青年的心灵。更重要的，在古典文学之中，Apollo还象征太阳和壮美的青春。时代应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应该是活活泼泼的。可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并不活泼。他们活泼不起来，因为欠缺活泼的空间。这简直是老人的世界！密密麻麻的胡子垂下来，连一只小甲虫都飞不进去，形成一重“须幕”。以我的母校台大为例，翻遍教职员录，没有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许多系的教授，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八九岁。这种年龄，离“人生开始”固然还有一点距离，但是，除了少数例外，离“思想结束”已经非常近了。所谓faculty（教职工）的faculty（能力），多已在退化之中。也许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地，青年没有早熟的成就。可是在思想界，年轻也不一定就等于浅薄。叔本华出版《意志与观念的世界》时，只有三十岁罢了。常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暮气沉沉，远不如五四时代的青年活泼。他们忘记了，当时的青年受人重视也远甚今日；胡适二十六岁便任教授，三十九岁便任院长了。

“年轻”当然不能以年龄为准则。廉颇驰马，姜尚钓鱼，千载而下，犹令人气为之王。年轻应该更是心理的现象，唯创造者始能年轻。可是今日文化界的某些领导人物，除了长寿之外，便一无所长。文化界，只见一些耆耆宿宿在自我陶醉，互相标榜。那些陶然醉眼，只看得见香港来的演员，看不见年轻的阮籍们，对他们只有白眼，也看不见那些白眼之中，瞧不起的表情！中国未来的希望，绝对不在那些蚁聚蜂拥的“大众”，尤其不在那些苍颜白发的“醉翁”！

唯一的希望在青年，有思想、有抱负、有毅力的年轻心灵。《文星》要发掘和鼓舞的，正是这些青年。文化上的重要运动，大半以先知先觉的年轻心灵为领导。掀起震撼全欧的“狂飙运动”的，是非常年轻的歌德和席勒；两位作家在出版他们第一部重要著作时，都只有二十二岁。五四那年的胡适，加上傅斯年和罗家伦，还不及今日某些元老一个人的年龄。于今五四不但美人迟暮，甚至风韵亦荡然无存。美其名曰“大器晚成”，事实上只是“晚不成器”。美其名曰“老骥伏枥”，事实上无非“马齿徒增”。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早呈虚脱状态。五四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我们早就应该有第二个五四了。青年在等着，历史在等着，等一个新型文化的诞生。

《文星》的任务，将是沉重而庄严的。在希腊神话里，Apollo的另一个职责，是预言。他应该在思想、生活和艺术的迷雾中，为年轻的眼睛指出一条前途。他应该指出，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青年，在办去海外的手续之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应该指出，武侠小说、麻将牌、同乡会、旗袍，加上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不等于文化。他应该指出，许多所谓权威只是吼不出声的石狮子。他应该指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一张博士文凭或教授聘书，也不等于学问。尤其重要的，他应该指出，要在思想、生活和艺术上做一个现代青年，必须具有清晰的头脑，勤奋的四肢，以及敏感的心灵。

科学是现代化运动的一大部门，宜乎应有两个教育部长先后努力提倡。科学可以使我们生活现代化，但是使我们感受现代化的却是文艺。在台湾的十几年中，现代化得最有声有色的，依次是现代画、现代诗、现代小说、现代散文、现代音乐。在几乎没有鼓励的惨淡经营下，一个现代文艺的运动已经初具规模了。活跃在今日文艺界的青年作家群，必然有十几个名字会辉耀在未来的文化史上。现代雕塑在杨英风等的努力下，现代建筑在汉宝德等的呼声中，也已引起注意。胡适死了，南港的那座小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分水岭。中国的知识青年正等待《文星》以全力支持第二个五四。

在塑造现代青年的力量上，一份开明的刊物绝对不下于一个大学。“圣人无常师”，可是大学的老师是不容选择的。真正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真正能够启示心灵的教授，实在不多。在大学的门墙之中，空气颇不清新，也许是粉笔灰太浓了的缘故。《文星》已经渐渐成为大学生心目中一本既严肃又活泼的刊物，在许多大学里，每逢月底，学生们对于它的等待是热诚而急切的。六年来，《文星》作者的平均年龄似乎一直在降低，而文章的水准却努力在提高。年轻，但不幼稚，便是《文星》吸引高级知识分子的原因。

在年轻之外，《文星》的另一风格应该是“独立”。一份标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刊物，像一位作家一样，必须具有个性。千人诺诺，何如一士谔谔？在今日，正如在过去一样，人云亦云的刊物太多了，那样的刊物，多一份不如少一份。杂志协会的兴衰，与会员的数目不必成正比。可是“独立”并不等于“孤立”。具有独立的见解和超然的立场，必能渐渐赢得普遍的同情，绝对不曾陷于孤立。在真理和邪说的拔河赛中，有个性的刊物绝对不怕参加少数的一方，哪怕那只是“唯一的少数”（minority of one）。在多次的论战之中，《文星》曾经忠于自己的理想，不惜独犯众怒，只求解决问题，说出青年人心里想说的话。在另一方面，“独立”并不是“好勇斗狠”。目前便有三两本杂志，似乎专以逞气快意为务，结果并不受读者的普遍重视。独立尚须以坚实的内容为基础，仅仅做到与众不同，甚且标新立异，不能算是独立。在政治上，我们都是民主的信徒，可是我们尊敬的，是大众的（集体的）人权和（个别的）人格，不是大众的见解。通常说来，大众是盲从的；他们往往以耳代眼，以眼代脑，十分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标语，甚至电影）的影响。在这种场合，高明的见解固然很多，不高明的似乎更多。在这种场合幢幢然作祟的，是培根所说的四种“幻觉”（idols）。《文星》的任务便是驱逐幻影，揭示真相。

它要求我们保持点高度，

当暴民有时候受人左右，

超越了赞美或非难的分际，

让我们选一颗像星的东西

支持我们的心灵，获得援救。

有“新英格兰的苏格拉底”之誉的佛罗斯特，以星来象征独立而超然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就是“文星精神”。不过，在“独立”和“超然”之外，对若干问题我们应该有一贯的看法。在思想界沉闷的时期，《文星》曾经掀起好多次论战，且以“讲台”自许，让正反双方都登台辩论，而留待读者去评判优劣。可是，上台容易下台难，辩论结果，总有一方下不了台。现在，让我们希望，“打擂台”的时代已经过去。要讨论一个问题，《文星》本身应有基本的看法，不得像斗蟋蟀般作壁上观。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到清一色的程度。我只是说，我们应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作讨论一切问题的标准。思想幼稚的，作风乡愿的，文字恶劣的，皆不在欢迎之列。

当然，《文星》本身也绝非天衣无缝，可是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之下，我们已经尽了本分。我们渴求改进。文化衰落，是每个知识青年的耻辱。在现代化的运动之中，我们欢迎那些真正可敬的前辈，欢迎已经崭露头角的作家，更应该发掘那些尚未脱颖而出的青年。与其在收割后的麦田中拾穗，何如及早插下青秧？

一九六四年将是最痒的一年。那只香港脚将空前地烂，空前地痒，且需要空前地搔。萧郎勉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