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逍遥游》是我的第三本文集，一九六五年夏天由文星书店初版，可以算是“少作”了。那时书在台北问世，作者却远在美国，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宾州古战场畔的葛底斯堡讲学，刚告一段落。此书初版时的《后记》，便写于那小镇的林肯广场旁边一座七瓴三层古屋的阁楼。那时我独客在美已近一年，家在地球的反面，三个可爱的女儿尚在稚龄，第四个季珊，还是三个多月的幼婴。我一个人高栖在那古屋楼顶，十足一位东方隐士，自觉是世上最寂寞的人。

这本书里的二十篇文章，都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所写的：论篇幅则长短悬殊，论文体则兼具知性与感性，论写作地点则远隔重洋，实在相当庞杂。前面的十二篇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楼》《剪掉散文的辫子》《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类的长篇正论，也有《迎七年之痒》一类的杂文和《伟大的前夕》一类的画评。后面的八篇作品则全为抒情散文，有的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写意，可以说是我壮年的诗笔意犹未尽，更伸入散文来贾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来多一点诗情，比起诗来又多一点现实与气势。

这些文章在我散文与评论的发展上，前承更早的《左手的缪思》与《掌上雨》之初旅，后开《望乡的牧神》之远征，成为重要的转型。那两年在诗上正是我由《莲的联想》向《五陵少年》与《敲打乐》的过渡，足见我的诗艺进展得迂回而缓慢，写了十七八年才能与创作不过七年的抒情散文并驾齐驱。

我的所谓“自传性的抒情散文”，该从一九五八年在爱荷华所写的《石城之行》算起，不料无心插柳，却后来居上，比诗园的花圃长得更茂。收在《逍遥游》中的八篇抒情散文，其最早的一篇《鬼雨》，严格说来，只是我的第二篇此类作品，但其为成熟之作，却远非我的第二十首诗所能比。

这八篇抒情散文里，《鬼雨》《莎诞夜》《逍遥游》都写于中国台湾；后面的五篇则写于美国，除《落枫城》之外，其余四篇全是在葛底斯堡的那半年写的，也是最能见证我当时心情的。《鬼雨》《逍遥游》《塔》等篇的转载率与入选率最高，也常被引证、剖析。《莎诞夜》写于莎翁生辰四百周年纪念的前夕，通宵挥笔而成，是当时《联副》的主编平鑫涛逼稿的结果。至于为什么将《逍遥游》一篇用来做书名，则正如当年我在古屋的阁楼上写的《后记》所说，“因为这是我这次来美国前夕，站在回忆与预期之间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战史。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

难解的是，那次我在美国讲学前后两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只有第一年写了五篇抒情散文，第二年转去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就只写诗，不再写散文了。从《逍遥游》最后这篇《塔》，到回中国台湾后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才写的《咦呵西部》，一连十五个月，在抒情散文上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咦呵西部》与其后的《南太基》《登楼赋》《望乡的牧神》写的虽然也都是那次的美国经验，却是回中国台湾以后追忆旧游所得，毕竟是异时异地之作了，宜乎将其纳入另一本书里。

至于《逍遥游》前面的十二篇批评文字，或长或短，或正论或杂说，都不仅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配合我当时的创作方向，在史观与学理上不断探讨，以厘清在语言、文类、诗体各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剪掉散文的辫子》是要分析当时散文的几种病态，并提倡活泼的现代散文。《象牙塔到白玉楼》是要重认传统，进而把古典接通现代，印证古典并不乏生机，而现代也不缺活水，与我当时在《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中所追求的殊途同归。至于《凤·鸦·鹑》一文主张新文学不可尽废文言，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追求文白交融、中西互济的心得。

《剪掉散文的辫子》早在三十七年前便已发表，可以说是现代散文革命的一篇宣言，引起不少反响。不料近年此文被选入了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颇有一些教师埋怨此文引经据典，牵涉太繁，而所举西洋文学的例子又非语文教师所易掌握的。因此，我去许多高中演讲，不免自我解嘲，说当年我写这篇文章，原本针对时弊而发，怎么料得到将来会被选入教科书去，平添老师备课的负担呢？其实此文所涉虽广，但挑剔的都是流行已久的毛病，甚至迄今亦未根除。令语文教师备课为难，我虽感到抱歉，但通篇立论却是对症下药，不免苦口，却能益身。至于所举国学者的文章，都是实例，作者均为名家，已经作古。而所举洋学者流的那一大段，倒是我的杜撰，不过是把洋学者的文体“漫画化”了，以夸大其拖泥带水、冗赘不通而已。什么“喋喋派”“期期主义”“艾艾主义”，只是我造来挖苦他们唯洋是从、滥用术语的陋习，根本不必认真注释。至于“莫名其米奥夫斯基”，不过是笑其“莫名其妙”而已。

我写《逍遥游》这些文章，正当三十五到三十七的壮年，无论是血肉之躯或湖海之志，生命都臻于饱满。显然，当时我也自觉，到了三十六岁，于灵于欲，生命已抵达高潮。这自觉，在一九六三年七夕为《莲的联想》自序的《莲恋莲》一文里，已显然可见。那两年是我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思前想后、左驰右突、寻求出路的紧要关头。在赴美讲学的前夕，正如《逍遥游》一文所示，我对于时间似乎忽有所悟，悟此身之短与此心之长，悟古人之近与近人之远，更体悟时间在艺术之中可以自由伸缩。而赴美之后，场景既变，方向盘又在握，一日千里，缩地有功，对空间也似乎忽有所感，感天高地迥，觉宇宙无穷，感此身之有限而生命之无尽，而梦游新大陆之远，正可跳出此身，回顾旧大陆然后是岛屿的岁月。于是我从耽读李贺的低迷痴惘中解脱出来，跳进了高速而自觉的《敲打乐》。终于，我摆脱了《莲的联想》，进入了《在冷战的年代》。

真正可以传后的，恐怕还是后面的八篇散文。无论意识形态怎么变，情之为物仍是人性之常，不易随折旧率而褪色。至于批评文章之得失，往往就见仁见智了。例如，卷首《下五四的半旗！》一篇，题目豪气凌人，说理却强词崇尚西化潮流，不脱革命青年的进化观念。又如《儒家鸵鸟的钱穆》一篇，即使今日看来，说理仍然正确，但措辞则太过犀利，其实理直也不必如此气壮。《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篇，直以抽象为艺术之至境，其言甚辩，其论则未尽周全。凡此种种，皆已成了“昨日之我”，虽已昨日，但仍是本我，不加修改，以存其真，因为那正是我青春盛年的鲁莽脚印，犯不着用白发去妄加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