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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底，“新闻局”为了配合台北书展，同时举办了书香社会专题演讲，讲者十二人，我也是其中一位，讲题是“诗的音乐性”。当时我曾指出：诗是综合的艺术，同时具备了绘画性与音乐性。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二句，不但有一个富于几何美的画面，也因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句之间平仄相对，而具有悦耳的音调。苏轼论王维的艺术时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因为诗要讲究音调，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诗中有乐”。不过诗中之乐，作用是在发挥意义，助长文气，它仍然必须附丽于意义，而非自给自足的音乐。
接着我分析“诗中有乐”的四个层次。第一是用诗来描写音乐，例如李颀的“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韩愈的“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李贺的“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等诗，都是名作。最有名的当推白居易的《琵琶行》。丁尼生的《食莲人之歌》与洛尔卡的《吉他》在西洋诗里也是佳例。第二是以诗入乐。自从《诗经》以来，例子太多，无须详述。不过一首歌往往是词曲相依，并不是先有词后有曲。有时则是先有曲后有词，像宋人依词牌填词那样。李泰祥为现代诗谱曲，则是近在目前的例子。第三是以乐理入诗，例如艾略特晚年的名作《四个四重奏》（ Four Quartets ）便采取奏鸣曲五个乐章的形式，我自己在《公无渡河》里也曾试用二重奏的乐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层次，是依诗意的需要来安排文字，使之不但动听，而且能以音调的感性来强调意义。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十四个叠字，便有这样的功效。绝句比六言诗更受人欢迎，就因为七言奇偶相间，较易变化节奏，有伸缩性。例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若改为六言：“少小离家老回，乡音无改鬓衰。儿童相见不识，笑问客从何来。”意思实在一样，可是音调就太局促了，缺少悠扬的韵味。
最近看到三月一日某副刊上有何先生的《诗的音乐性》一文，发现其中颇有几点是针对我去年的这篇演讲，可是曲解了我的原意。我在演讲时说，我们不妨把苏轼之言改为“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何先生竟谓：“有一位新诗作者说，那‘画中有诗’的‘诗’字也可改成‘乐’。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诗与乐是一物主两面。我们觉得他错了。”接着他根据此点大加发挥，越扯越远。我从来没说过“画中有乐”这样的话；无论何先生是在现场听我的演讲，或者事后听电台的转播，他竟有这样的说法，实在太不负责。
何先生对古典诗中的近体怀有偏见。他说：“中国诗发展到绝律两体，可说是误入了呆圈子，诗就死了……绝律两体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绝对不是作诗的康庄大道……它们的音乐性和对偶性都是来自无聊的心态。”照他的说法，中国诗到唐代不就死了吗？李白的七绝，杜甫的五、七律，不都是无聊心态的表现了吗？可是他在文末举以训诲新诗人的“大家耳熟的佳句”，例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正是他在前文刚刚痛贬过的绝律，而且有些正是平仄协调的对仗。陶潜的名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也被何先生误为“纵身大化里，不忧亦不惧”。据何先生说，这是“大家耳熟的佳句”，但是十个字里却错了三个，未免太草率了吧。
何先生此文武断的论点很多。他说：“从来没有一首好诗是以音韵之美而享誉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古今中外的一切好诗，但是相信他必定读过《琵琶行》。他对隐喻也一律抹杀，竟说：“再好的隐喻都不能警世，更无论传世了。”不知道他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是“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这样的句子，有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