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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沈谦先生在《幼狮少年》上评析我的散文，说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手写评论和翻译”。沈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但这“偶尔”二字，我受之不甘。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中包括诗、小说、戏剧。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和《土耳其现代诗选》，欧威尔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译年。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诗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就算都译错了，至少也得称我一声“惯犯”，不是偶然。
作者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尤其热衷于西方画家的传记，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动工。人寿有限，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自然大有问题。不过这豪迈的心愿，在独自遐想的时候，总不失为一种安慰。
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在所有稿费之中，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写其他的稿，要找题材。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大可从从容容译你自己重视的好书。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开玩笑说：“我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取悦大众。写书评，是取悦朋友。翻译，却是取悦太太。”
从高处看，翻译对文化可以发生重大的影响。两千年来，影响欧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是《圣经》。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余是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新约则成于希腊文。天主教会采用的，是第四世纪高僧圣杰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译文，所谓“普及本”（the Vulgate）。英国人习用的所谓“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译于一六一一年。德国人习用的则是一五三四年马丁·路德的译本。两千年来，从高僧到俗民，欧美人习用的《圣经》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有的甚至是转了几手的重译。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佛教）。
“钦定本”的《圣经》对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写作，一直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从班扬以降，哪一位文豪不是捧着这译本长大的呢？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文学里，翻译起过巨大的作用。以拉丁文的《不列颠帝王史》为例：此书原为蒙迈司之杰夫礼所撰，先后由盖马与魏斯译成法文，最后又有人转译成英文，变成了有名的阿瑟王武士传奇。
翻译绝对不是小道，但也并不限于专家。林琴南在五四时代，一面抵死反对白话文，另一面却在不识ABC的情况下，用桐城派的笔法译了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无意之间做了新文学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