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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芹人曹霑画册》述略

此册高31.5厘米、宽29.4厘米,所收八幅图 (图表1.2至1.4) 的风格、绢料及其氧化程度均一致,且印章交互钤盖,故应为一人所绘。 各图在左侧皆附有半叶题字,画页与诗页粘连成帧,八帧再装裱成册页。诗页的题跋分别是闵大章三幅、陈本敬两幅、铭道人一幅、歇尊者一幅、曹霑一幅, 知此应非所谓的“鬻画济穷”之作,因曹霑的四名友人不可能均愿帮其题字,以便他能“卖画钱来付酒家”,何况此四人除陈本敬外,在当世皆无藉藉之名,尤其是铭道人和歇尊者,迄今也未能从文献中查得任何蛛丝马迹。

前述册页的形式同为一首诗词后接简单署名,仅第三开残荷的体例特殊,题“红衣落尽渚莲愁”大字一句,并署称“岁乾隆辛巳夏日客京华旅次,歇尊者拈句”。画页之内容则依序为芜菁 、芋头、残荷、茄子 (圆形与 长条形各一) 、秋海棠、东陵瓜 (此用秦东陵侯召平于汉初在长安东门隐居种瓜的典 故) 、渔父与鸬鹚 [1] 、峭石与灵芝。

图表1.2 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一)。册页内各开的顺序均以编号胪列于图之右上角。

图表1.3 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二)

图表1.4 贵州省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三)

画册第六开在瓜田景致后,自书七绝且署“种芹人曹霑并题”等字, 知此册页应是曹霑绘完图后,再邀四位友人于宣纸上题字。装裱成册时,各幅字、画的原高宽均为23.5厘米×24.5厘米。 衡诸册中的三个纪年跋分别署称“岁乾隆辛巳夏日客京华旅次,歇尊者拈句” “辛巳夏日,陈本敬”“辛巳夏六月,铭道人题”,推判种芹人曹霑的画与诗最可能作于北京,时间在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夏或之前不久。

(一)铃印与字号

前述册页上盖于各图的钤印,因画页所用绢的经纬密度较低,不易落墨,且所用印泥亦欠佳 (过于黏稠或翻调不够均匀) ,以致有些印文辨识困难,但题字宣纸上的印文就均清晰可见。如在闵大章所题的三幅字之末,皆钤用白文的“闵大章印”或“大章之印”,其下另有朱文之“元音”方印,只不过印章各异,引首则钤盖同一枚“汶水”长方印。陈本敬 (字仲 思) 的两幅字均同钤“陈”“本敬”两白文联珠印,下另有一方大小相似之朱文“中思”印,“中”即“仲”的古字,引首用一白文的“玉壶冰”长方印。而铭道人与歇尊者二人,则有可能是临时获邀题字,因未带印章而不曾在题诗上钤印。

由于迄今尚无法从目前的大数据环境中查得歇尊者及铭道人其人其事,这反而更加证明画册的真实性。因画册若系伪造,当事者理应选择曹雪芹交游圈中较为人知晓的敦诚、敦敏等人题跋,而非嵌入两位难寻其迹的小人物。此外,若此文物确属造假,则当事人既已大费周章刻了十七个印,且单为闵大章一人就刻了七印 (“汶水”一方、“大章之印”一方、“闵大章印”二方、 “元音”三方) ,为避免突兀,那就更没有道理不替歇尊者和铭道人刻印 (只 需省下印文相同但字形有异之“闵大章印”和“元音”的刻工即可) ,却让两人的跋诗一印未钤!

图表1.5即在薛龙春、吴鹏、任晓辉三人的协助下整理出各印的释文,曹霑在各画页钤有“云中” (两次,见图表1.6) 、“写意” (两次) 、“曹□(霑?)”和“□(闰?)周” (各两次) 、“是甚么” (两次) 、“有为 (一次) 等章。我们从曹霑闲章上虽普通却又与众不同的印文,或亦可感受出作者游戏人间的放达性格。

曹霑在画册上两度钤用的“云中”闲章,其辨识颇费周章,后比对清初篆刻名家胡志仁的印文始得确定 (图表1.6) 。据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云”即“雲”的古字,文徵明的印中就屡将“停雲”刻成“停云”。“云中”本指高耸入云的山上,喻尘世之外或传说中之仙境。汉王充的《论衡》有称:“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 即将“云中”与登仙并论。又,在康熙朝(1662—1722)奉敕编撰的《御选历代诗余》中,收有宋严参的《沁园春》词:“归去来兮,吾将焉归……吾应有,云中旧隐,竹里柴扉。”亦明显呈现“云中”一词的归隐之意。

图表1.5 《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的印章释文

图表1.6 《种芹人曹霑画册》上“云中”闲章的辨识

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第四和第五开上的“是甚么”闲章,则令人联想起小说第四十一回发生在大观园的故事,贾母因欲“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她至山前盘旋了半晌,并亲自介绍“这 是什么 树,这 是什么 石,这 是什 花”,此恰与画册中大部分的品物相呼应。又,第二和第七开上的“写意”闲章,亦说明曹雪芹此画作追求的并不是写实风格。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画派主张“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雪芹的理念即同此。

在第六开引首新辨出的“忆昔茜纱窗”印,应属重大发现,因“茜纱窗”一词屡见于《红楼梦》,如第五十八回的回目即为“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 真情揆痴理”,第七十九回宝玉为晴雯拟祭文时曾赋“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句,黛玉则建议:“咱们如今都系 影纱 糊的窗槅,何不说‘ 茜纱窗 下,公子多情’呢?”

贾母在第四十回有称:“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知茜纱窗乃用银红色软烟罗 (即 霞影纱) 糊出,小说借此词来指涉大观园中宝玉等人的住处。庚辰本第二十一回的回前诗有“ 茜纱公子 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句,该“茜纱公子”亦应指的是宝玉。

鉴于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尝透过石兄之口宣称,书中是讲述他“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的际遇,“不敢稍加穿凿”,此恰与曹霑所钤用的“忆昔茜纱窗”印文的意涵相呼应,显示大观园中的虚拟角色不乏小说作者周遭真实人物的部分影子。换句话说,此印强有力地支持“种芹人曹霑”应即拥有《红楼梦》著作权的曹雪芹,而非先前所怀疑的同名同姓者。

1989年当“全国书画鉴定组”匆促过览此册页时,或因其中无人专治红学,且学界尚未发现陈本敬与闵大章均入雪芹的泛交游圈 (见后) ,再加上他们皆未留意“忆昔茜纱窗”一印,遂忽略了该画册与曹雪芹的关联。

此外,曹霑自号的“种芹人”,似也与《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内容相映照,因宝玉曾于大观园试题出意境相近的“好云香护 采芹人 ”,这很可能脱化自曹寅《咏花信》廿四首中《水仙》一诗的“夜香深护 读书人 ”句。由于曹霑在乾隆十几年间曾担任右翼宗学教习三或六年, 又因古人每称入学为“采芹”或“採芹”,自负才学的曹雪芹,不知是否曾因以作育英才为志业,遂取“种芹人”为别号? 而“种芹人—采芹人—读书人”三者间的关联则显得相当自然且贴切。

换另一角度,在胡适高举“新红学”旗帜之前,从嘉庆以迄清末少有人知悉曹雪芹名霑者。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时,始据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1917)所转引的《四松堂集》,揭示雪芹名霑。亦即,包括重新题签的忘忧山人在内,或已长期无人知此画册即雪芹的作品, 以致收藏者或过眼者均不曾题跋。虽在乾嘉时期还有一些人 (如敦敏、敦诚、宜泉、 西清等) 知曹霑即曹雪芹,然因当时红学的风潮还未起,故不应出现蓄意造假的情形, 且若有人欲骗人相信此为曹雪芹的作品,更不可能完全未提及大家较熟悉的“雪芹”“芹圃”“芹溪”,反而称曹霑的字号为前人罕知的“种芹人”!亦即,晚清时人应极难有足够知识创造出“种芹人—曹霑—忆昔茜纱窗”的证据链。 [2]

又,画册第三和第六开皆钤有上为朱文“曹□”、下为白文“□周”之联珠印,此应即所谓的“名号印”,上一印的第二字笔画繁复,虽无法清楚辨识,但理应就是第六开画家自题“种芹人曹霑”单名中之“霑”字,而“□周”则应为其字号。有网友奚沛翀在笔者的博客上留言,指称该白文印乃“闰周”,经查看第三及第六开上之印,发现的确有些形似,但或因印泥的沾墨不匀而笔画有点未显 (图表1.7)

图表1.7 《种芹人曹霑画册》中钤用的“闰周”印。中间为小篆字体。

(二)从“闰周”字号推判曹雪芹生年

曹雪芹以“闰周”为字号一事,还可能与其家族多借用经典中的关合来取名字的传统相符。 此因“闰”与“润”不仅音同,有时且可通假, 而“周”字亦有“遍及”之意,也就是说,“闰周”可解作“润及周遭”,此恰与雪芹名“霑”之释义互为表里。尤其,《御定康熙字典》的“霑”字之下,即明白记称:“《诗·小雅》“既 既足”,《疏》言 霑润。 又,《世说新语·德行》亦谓“上为甘露所 ,下为渊泉所 润” ,“霑”“润”二字的对应也颇契合古人取字号时“名字相应”的传统。

“闰”字在古文中主要被视为历法术语,此外,亦有余事或增添之意。而“周”字可指一循环的时间,《红楼梦》第二回所描写贾宝玉的“抓周”场景,就是指他头次生日 (即“周”) 时父母陈列各种小件器物,听任抓取,以预测其未来志趣和成就的风俗。

爬梳各种大型数据库以及搜索引擎后,可发现中国古代的“闰”字用于字号时,常与当事人的出生时间有关:如湖南湘乡之彭清周,号闰十,就生于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初二日; 湖南韶山之毛祖许,字闰秋,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十一日生; 湖南善化之黄仁震,字闰甫,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二日生,同谱之黄式允,因诞于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初十日,遂以“闰生”为表字; 而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应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角色闰土,其人生闰月,五行缺土。在“中国谱牒库”所爬梳出的共二十三位以“闰生”为字号且可知具体生日者,八位即生于闰月,另十三位生年逢闰,只有两位非闰年生。 故笔者认为“闰周”最可能意谓曹霑恰生于闰月,或其生年有闰。

迄今笔者只发现有两例以“闰周”为字号。一是湖南益阳的《钟氏十修族谱》(1996)记称“ (钟发荣) 字东汉,号闰周,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初一日巳时生……”,惟返查《钟氏九修族谱》,则发现钟发荣原应号“润周”,而非“闰周”, 且光绪十一年亦无闰。又,《宁化客家姓氏》一书中记《 (宁化龙乡) 李氏家谱》有“ (李) 长立,小名泰元,字闰周,清亁、道间徙居将乐县”条,惜生日未知。

至于笔者目前所查得记有生年且以“润周”为字号的八例当中,生年有闰及无闰者各半,但尚无生于闰月者。如四川郫县《新修陈氏润周公派下支谱》的始迁祖陈溥,号润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岁六月十九日生,是年闰三月, 而“溥”有普遍之意,如《诗经·小雅·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例,宋司马光的《祭晋祠文》也可见“今嘉泽虽丰,霑 ,神心无私,民靡不抚”句。 亦即,一般人若以“润周”为字号,或只是单纯取其“润及周遭”之意,此与雪芹透过“闰”与“润”间之通假以及“霑”与“润周”间之转义的情形可能颇异。

亦即,“闰周”一印或给了我们有关曹雪芹生年的一个重要提示,考虑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 而其旗籍友人宜泉在《伤芹溪居士》的小注中称他“年未五旬而卒”,知雪芹的生年应不早于康熙五十三年。查清代历日, 发现康熙五十三年无闰,其后置闰分别在五十五年三月、五十七年八月、六十年六月……而康熙五十五年之后的闰三月,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乾隆十一年、三十八年、四十九年……康熙五十七年之后的闰八月,则要等到咸丰元年(1851)、同治元年……康熙六十年之后的闰六月,发生在乾隆五年、二十四年、四十三年……

若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岁,则其在雍正六年归旗北京时为十三岁,自幼生长在江宁织造府且才华横溢的他,应已能深刻感受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第十三回) 以迄“忽喇喇似大厦倾” (第五回) 的剧变,而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病故时为四十七岁,也合于宜泉“年未五旬而卒”的描述。此外,撰写“甲午八日泪笔”脂批的乾隆三十九年,将恰逢曹雪芹及其表叔李以鼐 (笔者疑其即脂砚斋) 皆积闰六十岁, 明年且同过“花甲一周”的冥诞,此亦可与“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的语境相呼应 (笔者将另 文详论)

但他若生于康熙六十年 (六月置闰,卒年四十二) ,则抄家的年纪就显得过小,令人质疑作者有无可能透过亲身经历,深刻体验出小说里贾家富贵逼人的生活方式及其酸甜苦辣,且与“年未五旬而卒”之说较不贴切。而不论诞于康熙五十七年 (八月置闰,卒年四十五) 或六十年,亦将与乾隆三十九年的“甲午八日泪笔”脂批,在时间上无特殊意义,让人很难理解批者为何会在雪芹逝世十多年后,才突然以此批来宣泄内心莫大的情绪。

惟若雪芹只因生于有闰之年即取别字为“闰周”,或期待甫登基之乾隆帝关爱的眼神而取字“润周”, 则对这位才气纵横之大作家而言,就显得有些俗气甚至肤浅。尤其,中国传统历法的闰月颇常见,平均每十九年即有七闰,但多久再闰同一月则不定。

笔者怀疑雪芹以“闰周”为字号,很可能具有较深层的意涵,不仅点出自己诞于有闰的康熙五十五年,且恰在该年的闰三月。若据此说,雪芹的一生横遭命运捉弄,因他出生后得要到雍正五年 (十二岁) 才适逢第一次闰三月,此后则是乾隆十一年 (三十一岁) 、三十八年、四十九年……严格说来,他就只过过雍正五年和乾隆十一年两次真正的生日 (称作“闰生日” ),头一次尚在“锦衣纨绔、饫甘餍肥”下的江宁织造府中欢度,哪知是年十二月曹頫就惨遭革职,旋即被抄没家产。

疑雪芹取此新字号最合理的时间点,是在其乾隆十一年生日前后,此时他甫因达到咸安宫官学所规定满三十岁的就学年龄上限而出学,遂在该人生新阶段之始取了别字“闰周”,且借此调侃并感慨自己的际遇,因他先前仅有的一次“闰生日”,恰逢雍正五年椎心蚀骨的抄家之痛,而翻查乾隆朝的《万年书》, 下次则得要等到二十七年后的乾隆三十八年 (五十八岁) ,但他当时或许没想过自己只活到四十几岁!

据此以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的新说,我们也许应将2015年各地举行的曹雪芹诞生三百周年纪念活动, 仅仅视作暖寿。因若依今人定义纪念日的惯例,2016年丙申岁才是曹雪芹的三百周年冥诞(1716—2016)!由于笔者对“闰周”的研究至12月才出现结果,我因此决定要在年关之前为雪芹赶办三场整寿生日派对,因为我不希望所有的红迷都错过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附录1.3)

附录1.3
曹雪芹三百周年冥诞(1716—2016)纪念派对

刘梦溪先生曾在《二重奏》的书评中,笑我先前对《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立论“未免过于相信‘耳食之言’了”。虽然梦溪兄谬誉《二重奏》是“红学研究的集成之作”,他且是我相识甚久的忘年友人,惟其批评或略有主观之嫌,又不太公平地将学界新发现的《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暂不置论” (见第三章) ,但我还是很感谢他提供了一个促使我重新深化论述的机会。

笔者虽多次透过李家维等友朋的博物馆界人脉,向贵州省博物馆问询《种芹人曹霑画册》的下落,甚至被安排与馆内相关同人以越洋电话直接联络,却均被告知查无此件。又因有疑该画册存贵州图书馆,笔者也曾托上海收藏家杨崇和博士协助查寻,但亦无正面结果。

2015年10月贵州省副省长率团来台进行经贸交流,笔者从报章上得知此事时,该团即将离台,在几位热心陌生人士的协助下,终于以电话转接到已进入候机楼的一名对台办官员,经说明找回此文件对红学以及贵州的文化意义,并以电邮传送笔者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后,就满怀着期待。但此举连同我在学界相识友人中广发的“英雄帖”,均同样渺无回音。

2016年7月笔者在赴港从事学术休假前夕,突接浙江大学薛龙春的微信,告知其所托贵州师范大学的吴鹏,历经多番锲而不舍的努力 (附录 1.1) 终在7月中旬获见甫于库房未编目文物堆中重新发掘出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并在16日以电邮寄给笔者高清图档。恰在新竹清华访学的任晓辉听闻此事,兴奋莫名,旋即将喜讯报知北京红学圈的前辈学者胡文彬,且约请胡先生于稍后同往贵阳亲验,同时并于“红学小组”的QQ群上公布了一张他得自笔者的曹霑东陵瓜图,以及我们在第六开引首新辨出的“忆昔茜纱窗”朱印与印文, 此举遂让这件尘封多年的文物再度成为红学界的焦点。

笔者生性较易激动,立即就订妥7月18日飞贵阳的机票,并邀约薛龙春与任晓辉共襄盛举,惟因三人的行程老有冲突,尤其,晓辉必须先赶回长春筹办其母八十大寿,加上省博正进行搬迁,结果我只好退票再安排。稍后,笔者又受到申请“多次港签”期间不得离境香港的限制,一直稽迟至8月15日才至贵阳亲验此图册 (图表1.8) ,到现场后我们几位才知道胡文彬已于10日率北京曹学会一行抢先赶到该馆看了《画册》。

图表1.8 2016年8月在贵州省博物馆观览《种芹人曹霑画册》

吴、薛二人与我有些奇特的渊源,2005年吴鹏尚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时,闻悉我甫在台出版《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因当时该书尚未于大陆出简体版,素昧平生的他遂写了封文辞恺切的信求书,当他接到我航寄的拙著后,就立即影印了十多本,与其学长龙春等人分享“e考据”的新方法,没想到龙春后来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客座访问时,竟又碰巧成为小女修习书法史的老师。故当吴鹏听闻是我请求协助后,就义不容辞、全力以赴。谁能料得当年的丁点因缘,加上吴鹏以其书法史专业在贵博所建立的关系,如今竟然促成曹雪芹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得以重现红坛!

网络社群在争论《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的过程中,亦扮演着先前学界较难想象的角色。虽然其间不乏过分主观或不够理性的言论,且通常无法达成共识,但大量不同角度的意见却可在群体中迅速流动,于冲撞、磨合中逼近真相,其中有些想法 (如“云中”和“闰周”两钤印之辨识) 确有机会对相关研究产生正面作用。

再由于《种芹人曹霑画册》上字号印“闰周”的新发现,揭示曹雪芹很可能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岁的闰三月 (1716年4月22日至5月20日) 那2016年就刚好是雪芹的三百周年冥诞 (1716—2016)(红迷们皆误以为是 前一年) !巧合的是,2016年既是汤显祖(1550—1616)逝世四百周年,也是莎士比亚(1564—1616)逝世四百周年,东西文坛热闹地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但大家却几乎全错过了曹雪芹的整寿!

鉴于2016年的年关将近,笔者遂效颦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为郭襄生日所举办的“英雄小会”,自香港匆匆赶回台湾清华大学,并通过人类所黄树民院士和生命科学系李家维教授的协助,于12月11日在南庄的二寄轩邀集了一场有七十多人参加的文会,我担纲讲述《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生命故事,还伴随语言所蔡维天教授的古诗吟唱、中文系杨儒宾教授与上海杨崇和博士的文物赏玩、台积电丁正群先生的茶席品茗等活动作为暖场 (图表1.9)

又因香港城市大学郭位校长的热情邀约,笔者也于12月13日以演讲的方式在该校的高等研究院公布了众多证据链 (图表1.9) ,凸显此画册乃曹雪芹唯一存世且已确认之诗、书、画、印俱见的真迹,并发表有关脂砚斋的可能人选。

图表1.9 纪念曹雪芹三百周年冥诞而在港台所举办的文会。在苗栗南庄的主持人为李家维,图中右最右起为薛龙春、郑培凯、笔者夫妇、李孝悌、吴鹏与开执中。

图表1.10 纪念曹雪芹三百周年冥诞而在北京所举办的文会

由于不希望留有遗憾,我与内人亦在12月20日自香港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再为雪芹办一场生日派对,然因恰逢入冬以来北方最严重的雾霾,在香港机场历经十个小时的延误与苦候,其间几乎起意要取消旅程,才终于晚上飞抵雪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北京。又因原先所预订在通州的招待所临时被禁止以燃煤供暖,只好在小友高树伟的协助之下赶忙重行安排,至深夜才身心俱疲地入住北京大学的宾馆。22日晚,经“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任晓辉的多方折冲,终于如愿在鼓楼西大街的载道文化公司举行了一场小型沙龙 (图表1.10) ,与二十几位学者和红迷一起对相关的新发现做了深入且热烈的讨论。

连办三场生日派对,是因不希望一代人全错过了曹雪芹的整寿。透过许多朋友们的热情加持,笔者深盼百年来红友们勾勒雪芹生平的努力,有机会能在其三百周年冥诞的尾声,留下几阕与雪芹有着深厚共鸣的颂歌。

(三)诗画与意境

敦诚的《四松堂集》中有一则笔记,称: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

知曹雪芹曾跋敦诚为《琵琶行》所写的传奇,惜该诗现仅存“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残句,意谓白居易 (因曾官太子少傅,故谓“白傅”) 这位诗坛中神灵般的人物,若知道敦诚把他最得意的《琵琶行》编写为戏曲,一定会极开心地叫他那两位在阴间的家姬小蛮与樊素,以其能歌善舞的才艺照本粉墨演出。 《红楼梦》在第九十二回记宝玉列举一些古代知名女性时,也曾提及小蛮和樊素。

前引敦诚文之“驴鸣吊”,典出《世说新语·伤逝》,记三国魏王粲 (字仲宣) 的事迹曰:“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意指在悼念过世友人时,特别模仿其生前的习好或长项以表缅怀之情。敦诚或因极欣赏雪芹“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诗中的奇气,遂在挽雪芹的诗中赋出“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句,以作驴鸣之吊,敦诚对自己的这两句诗显然极为得意。

虽然敦诚在前引笔记中并未给出雪芹跋其《琵琶行》传奇的时间,但因敦敏《懋斋诗钞》第96题有《题敬亭琵琶行填词后二首》,曰:

西园歌舞久荒凉,
小部梨园作散场。

漫谱新声谁识得?
商音别调断人肠。

红牙翠管写离愁,
商妇琵琶湓浦秋。

读罢乐章频怅怅,
青衫不独湿江州。

其第一首偶句中的“场”及“肠”均属七阳韵,与“定教蛮素鬼排场”同,第二首的“秋”及“州”则属十一尤韵,知雪芹与敦敏等数十友人曾为敦诚填词的《琵琶行》一起和韵题跋。而从《懋斋诗钞》的编年体判断,敦敏前诗大概作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岁的春、夏间。 也就是说,曹雪芹的和诗乃赋于他过世 (“壬午除夕”) 前不久,而先前红学界对曹雪芹在《红楼梦》之外的诗文,就只公认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残句。

红学前辈刘梦溪教授虽对拙著《二重奏》谬誉有加,但初却不太认同笔者在书中对《种芹人曹霑画册》所作的正面评价,他认为此册页中的八幅画以及前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之题画诗皆水平低落,指称:“笔墨臃堆鄙俗,无论如何无法与‘击石作歌声琅琅’而又善画石的雪芹曹子联系起来”,且谓该诗与雪芹已知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奇句有天壤之别。

查先前红学中人 (包含刘梦溪教授在内) ,多只看过赵荣文中不够清楚的《画册》翻拍照,虽然对此作品水平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但我们也必须理解曹雪芹是以小说名世,他的字、画或仅属一般文人水平,如闵大章的字就较其灵动。

那“种芹人曹霑”的自题诗是否艺术水平不高?其实,先前学者多未能深入赏析。该诗有云:

冷雨寒烟卧碧尘,
秋田蔓底摘来新。

披图空羡东门味,
渴死许多烦热人。

作者应是透过汉初召平于长安城东门旁隐居种瓜的故事,让归隐的种瓜人 (作者自喻) 与世俗的烦热人产生强烈对比。全诗可略释为:在雾茫茫且飘着冷雨的沙地之上躺着一颗颗碧绿的瓜,而那些刚摘自秋天瓜田底部藤蔓上的,尤其显得新鲜。 当观者展阅这张图时, 会遥想并羡慕起召平所种“东陵瓜”的美味 (所谓“东门味”) ,并令世俗间许多烦躁闷热的人均望图兴叹,渴求而不可得。此当然无过于曹雪芹另半首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的水平,但尾联“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的整体意境仍不差。

至于画中之瓜的形与叶为何颇异于现在的西瓜,此或因雪芹只不过是透过其想象中的“东陵瓜”,欲画出他对田园生活的渴望,期许自己能追随召平归隐的脚步,故应不可径以是否写实的角度批判之(附录1.4)。

附录1.4
八大山人与曹霑写生册上所画之瓜

明清之际名画家八大山人 (本名朱耷〔音“搭”〕,法名传綮〔音 “庆”〕,号广道人;1624—1705) 的作品中不乏以瓜为题材者,或许可拿来与曹霑画册中的瓜相参照。八大山人现存最早之画作《传綮写生册》中,就有双瓜图一开 (图表1.11上) ,从该图左上方所题之“和盘拓出大西瓜”句,知作者自认其所画乃西瓜。此画册成于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岁,曾为江西巡抚宋荦 (1633—1714;曹寅同事兼好友) 之子宋致所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八大山人的一幅绢本墨笔《花果图卷》 (图 表1.11下) ,题有“写此青门贻,绵绵咏长夏。 举之须二人,食之以七月”等句,因召平隐居种瓜之处在长安东门,而东方尚青,故“青门”亦即“东门”,而该“青门”之瓜与《传綮写生册》上之西瓜或《种芹人曹霑画册》中具有“东门味”之瓜的外形皆十分相近。

或因汉初之召平原有秦东陵侯的身份,此与八大的明遗民背景颇多呼应,叶丹在其《过八大山人》诗中,遂亦有“东陵 (农按:亦有文献作“青 门”) 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句。 换句话说,曹霑所画之东陵瓜确与八大山人前引作品中的西瓜或青门瓜如出一辙。 巧合的是,《种芹人曹霑画册》第二开上发芽的芋头也与《传綮写生册》颇相近 (图表1.11中右) 。但曹霑之瓜若与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另一幅八大山人所画东陵瓜之形与叶相比,则似乎又不太一样。王澍在康熙六十年题现藏北京故宫的《鱼石图》时,即点出八大作画的特色在“不求形似”,但求“神解”。

图表1.11 八大山人所画之西瓜、东陵瓜或青门瓜

当然,如根据网上一些红友的“逻辑”,我们仍无法证明当时确实存在此种“状貌傀奇”的西瓜或青门瓜,因质疑者也可以“八大山人不应如此无知”或阮籍早就指称东门瓜应为“五色”等理由, 抨击《传綮写生册》或《花果图卷》非八大山人之作品!

其实,无论八大山人或曹霑所画之瓜,或均属率性为之,唯求其神韵,以凸显画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且后人不见得对青门瓜是何物有共识,如元周权《西瓜》诗就直指“当年传种非东陵”, 清揆叙《西瓜》诗称此物“迥异青门种”, 清朱彝尊《柳梢青(西瓜)》一词也有“乞种边庭,极知风味胜似东陵”句, 其注并引《五代史》称:“西瓜,萧翰破回纥,得种归,因产西域,故名西瓜。”指出五代始传华的西瓜并非汉代的东陵瓜或青门瓜。然而,我们从明沈一贯《邵世忠送西瓜》中的“君家原是东陵种,种得青门五色瓜”句, 以及清尤侗《西瓜》诗的“东陵侯去久,佳种至今存”句, 又可发现古人亦有视两者为同种者。

巧合的是,有红友近发现释弘敏与八大山人师徒有唱和诗,也与曹霑的《画册》诗同以“尘”“新”“人”为韵字,再考虑到曹画的写意风格明显是与八大山人的简笔源出一脉,不知曹雪芹的诗画曾否受八大的影响? 曹雪芹前述画册的定位应是所谓的文人画,想要表达其对乡野生活的向往,而非将画当作涂抹形象的工具。此故,他会在画册中两度钤用“写意”之闲章,点出其画不可径以写实角度视之。而其友人在题画时,也多从此角度尝试与他互动。

另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开曹雪芹自题七绝的韵脚 (绝句讲求一韵到底,第 二、四句必押,第一句随意,第三句不押) 竟然与小说第十八回林黛玉五律 (偶句 必押韵,奇句随意) 的用字相同, 如后诗有云: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其中的“尘”“新”“人”“频”皆属上平十一真韵 (常用约有近百字) 。虽然前人之诗偶亦可见韵脚用字相同者,但此仍属难得的巧合,应有机会进一步从旁呼应“种芹人曹霑”与《红楼梦》作者间之关系。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闵大章在第一开用“谁识田间至味否”、在第二开用王虞凤的《春日闲居》 (有“庭草黄昏随意绿,子规啼上木兰花”句描写家 园中的恬静与闲适;参见附录1.5) 、歇尊者在第三开借赵嘏的《长安晚秋》 (有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带南冠学楚囚”之名句) 闵大章在第四开用杜甫“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句、陈本敬在第五开用李清照《如梦令》中惜花伤春之语、陈本敬在第七开用江村渔父、铭道人在第八开用深山仙芝等等句意,以呼应曹霑透过画中各农渔品物 (蔬果、草木、鸬鹚等) 、诗中的召平种瓜故事以及闲章“云中”,所一再表露出的离群避世情怀。亦即,此画册各题诗的焦点应多是为了呼应作者的归隐之情或对田园生活的渴望,而非是针对所画的品物, 雪芹此时应已在北京西郊闲居。

附录1.5
闵大章所题之王虞凤诗《春日闲居》

沈治钧新近指出闵大章在《种芹人曹霑画册》中所题王虞凤 (字仪 卿,福建侯官人,万历中卒,年十七 )的《春日闲居》,有可能对此文物是否近人造伪一事提供论证。此因该题字曰:

浓阴柳色罩轻纱,
风送炉烟一缕斜。

庭草黄昏随意绿,
子规啼上木兰花。

而沈氏发现此诗在文献中出现异文:如有“柳色 / 草色”“轻纱 / 窗纱”“炉烟 / 炉香”之别,特别是首句“轻纱”的“轻”字,明显异于明清以迄民国的十几种文献 (图表1.12) 。而若近代通行的诗选皆如此,则造假者或不太可能创出“浓阴柳色罩轻纱”句。

又,沈治钧也指出2015年中国嘉德于北京举办的第42期拍卖会中,有乾隆唐英款大插屏官窑瓷板一件 (编号2323) ,正面是釉下彩青花花卉,背面则在高70厘米,宽50厘米的白瓷上书以七言绝句一首 (无原作者名及诗 题) ,落款为“唐英”,钤“唐英之印”和“隽公”两黑地白字之红印,其诗句与闵大章所题无异,仅 “啼” 字写成了本字的“嗁” (图表1.12)

唐英(1682—1756),字隽公,内务府籍,自幼供役于养心殿二十余载,雍正六年八月奉怡亲王允祥之命督监江西窑务。 曹家在其前亦曾奉差烧造御器,康熙帝于五十九年二月即尝朱批曹頫奏折曰:“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法琅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法琅。”而唐英也早在雍正元年二月即奉怡亲王命参与瓷器的画样工作,知其与曹頫理应相识。再者,迄雍正三年之前曹頫均是转托安歧(1685—c.1745)雇人在景德镇购置材料并烧瓷。 安歧是明珠家人安尚仁之子,明珠嫡妻则为阿济格第五女,而曹寅祖父振彦在阿济格被籍没之前即是其所领有的汉姓包衣,还长期担任过他王府的长史。

图表1.12 王虞凤诗句“浓阴柳色罩轻纱”之异文

又,近经小友高树伟提示,俞琰在其雍正二年自序辑刊的《咏物诗选》中,所录《春日闲居》的字句亦与曹霑画册上全同。 惟因《咏物诗选》一书至清末、民初仍有再版者, 虽然其中多数版本笔者迄未能过眼,但至少已知光绪元年连元阁的《历朝咏物诗选笺注》仍用“浓阴柳色罩轻纱”句,故我们应仅可推知闵大章的题诗有其合理出处,而无法单从“轻纱”一词的出现判断此画册是否近人的伪作。

此外,题画诗中亦有尝试与曹雪芹先前其他作品进行对话者,如第一开闵大章自题诗中的“ 翠叶离披 覆垄头”,或是呼应《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探春所赋《残菊》诗中的“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 叶翠离披 ”句。 又,先前红学界均以第五开图上所绘乃蔷薇科的海棠,但从其花与叶的形状判断,则应属秋海棠科的秋海棠。惟古人并无近代植物分类学的概念,而是将秋海棠视为海棠之一种,如明顾起元就称海棠有六种:“第一为西府,第二为垂丝,第三为铁梗,第四为毛叶,第五为木瓜,第六为秋海棠。西府则天姿国色、绝世无双……” 《红楼梦》第十七回即描述大观园的怡红院中有一株传自外国的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众人赞道:“好花,好花!从来也见过许多海棠,那里有这样妙的。”宝玉亦称誉此花之色“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

图表1.13 陶宏为曹頫所绘的《拟元人海棠十种》。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藏,目前仅存残页五开。

查陶宏曾于康熙五十九年以己绘的《拟元人海棠十种》请东家曹頫以及书法名家吴世语品题 (图表1.13) 据其上吴世语所赋的“谱牒通西府”诗句,知时人或相信秋海棠与西府海棠同种。陶宏,字文度,号柳村,约于康熙四十二、三年间入江宁织造府为“诗画清客”,他当时已从宫廷画苑致仕,并返居金陵多年。由于曹寅《楝亭集》中有一些提及他的诗作,且曹寅频以“旧雨”“故人”等词称之,知两人关系甚笃,而曹家后辈很可能就受到这些“诗画清客”的教养与熏陶。

至于陈本敬在第五开的题诗,则应是希望借由李清照《如梦令》中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句,与曹霑所画的秋海棠相关照,并透过词中伤春惜花之语以体现对自然之爱。再从第十八回元妃将宝玉原拟之“红香绿玉”匾文改题为“怡红快绿” (此即怡红院得名的出处,有可能是雪芹曾斟酌李 清照名句“绿肥红瘦”而作诗吟对之真实经验) 一事,判断陈本敬之所以借题李清照的《如梦令》,或欲与曹雪芹产生更多互动,此因该小词恰与《红楼梦》中的题匾或《种芹人曹霑画册》第五开上的画同样赞咏的是海棠。 QWMl1AZg6v1KLm29iJPV/XPpQd1bD4je5FxqslYadU0CiqXwBtG2WT1eIl8Ay7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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