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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赵荣公布了在贵州省博物馆发现的《种芹人曹霑画册》，
其封面用紫木装贴绫行书题签，书“种芹人曹霑画册”以及“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等字，
共八开，每开的本幅各收绘于粗绢上的设色写意画一，对开则出现五人的题字，包括闵大章三幅，陈本敬（1729—1778）两幅，铭道人、歇尊者及曹霑各一幅，并钤盖了三十个印文。
此画册是贵州省博物馆于1979年4月29日以25元人民币自陶廷杰 （贵州都 匀籍，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改庶吉士，道光中曾署陕西巡抚） 后人价购的。惟因迄今无一曹雪芹的字、画或印曾获学界共识，且有疑该画册之作者与曹雪芹同名同姓，以致二十多年来此册页少人闻问。更由于贵州省博物馆将之定名为“ 伪 曹霑绢本设色花果人物画册”，遂长期被幽置于该馆库房一角，且未加登录，红圈中人亦因此将其列作“失踪”文献。惟1989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曾评估过此册页，认为其上的诗与画或皆乾隆时（1736—1795）人所作，但对是否为曹雪芹真迹，则主张待考 （附录1.1） 。
贵州省博物馆的典藏卡片记《种芹人曹霑画册》“伪曹霑绢本设色花果人物画册 / 登记号B.2.2777 / 清 / 1册8开 / 纵31.5横29.4 / 1979刘锦25元购于贵阳 / 入馆凭证号：80.15.23 / ”
（图表1.1）
，其中“登记号B.2.2777”中的“B.2”是指无法判断为真迹的参考品。另在卡片的空白处有“一九八九年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认为与曹雪芹无关，不象［像］造假，存疑”三行字，则是保管部原管理总账的张伟琴所写。
此外，卡片最末亦称“经刘锦鉴定为伪本，可作参考品”，刘锦长期在该馆从事书画鉴定和研究的工作。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立于1983年4月，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人组成，用时八载遍访208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藏家，共过目书画作品六万多件，并制作了三万多份资料卡片。1989年9月24日，谢稚柳、杨仁恺、谢辰生、刘九庵、傅熹年五位先生抵达重庆，紧接着以两天的时间鉴定从贵州省博物馆送来的一百余件文物，其中就包含曹霑画册。
图表1.1 《种芹人曹霑画册》的鉴定资料
杨仁恺鉴定手稿的原件尚存，但在排印出版时，内容遭编辑修订。经仔细查核，发现其对画册的记载与原件颇有出入，如“每开有周、陈两家对题”之“周”，就是闵大章姓氏之误，至于所谓的“画上有年甲子印”，则毫无根据，“曹霑 并题 ”也被误成“曹霑 再题 ”。这或许是因工作相当紧张仓促，平均每几分钟就要完成一幅作品的鉴定，错漏误记应在所难免。杨先生对此册页的整体印象是“画是乾隆时人作”“诗与画同时”，但对其是否曹雪芹的作品，则称“待考”。
谢稚柳的学生劳继雄当时也留下鉴定记录，称：“因 再题 中有“种芹人曹霑”之句，似与曹雪芹有关，待研究。”又因曹雪芹的书画作品传世罕见，故他亦做出“无法确认”之结论。无怪乎，贵州省博物馆视该画册为参考品，也未做研究。
杨仁恺等人对古代文物虽见多识广，但因迄今并无其他曹雪芹的作品可供参照，故只能归结称诗与画或皆乾隆时人所作，又因鉴定过程受到时间以及研究环境的局限，并无从对相关人物及钤印进行深入追索，以致只能得出留待后人再考的共识。简言之，鉴定组并未宣称此画册乃伪作。
笔者进入红学范畴后不久就开始投入《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相关研究，并自2013年起陆续发表一些新材料与新论据，力图辨析断惑，
然因包括笔者在内的在世学者当时几乎无一亲见此物，且亦无人确切掌握其下落
（有疑藏
于贵州省图书馆）
，故总觉未安。几经波折，幸因贵州省博物馆改建搬迁，终在2016年7月自旧馆尘封的库房中重新找回此画册
（附录1.2；此文获当事人吴鹏
的同意加以转载）
。笔者乃于8月邀同艺术史家薛龙春、吴鹏、沈歆三位教授以及红学家任晓辉先生，实地目验了此一现存最可能为曹雪芹所作的诗、书、画真迹，现据高清图像以及亲验结果详探如后。
但凡世间美好的事物都好似美女，当你感觉仿佛要得以亲近时，她便会矜持起来，让你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本画册的重现亦不例外，我们在寻找她的过程中，也曾兜兜转转绕了一大个圈子。
约在2015年夏秋之季，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通过薛龙春兄转告我，他在做红学研究，得知传为曹雪芹作品的《种芹人曹霑画册》藏于贵州省图书馆或是博物馆，嘱我方便时帮忙查阅一下。
由于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未涉红学，之前未曾留意黄先生考证《种芹人曹霑画册》属曹雪芹真迹之论，也不知此画册现状。先生研究所需，诚当勉力为之，亦愿曹雪芹真迹确然存世。然而，多次去博物馆遍查目录，均无所获。于是我转而请询贵州省博物馆分管书画的副馆长朱良津先生和文物保管部主任简小娅女士，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知一些线索，但两位明确告诉我，他们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未曾见过这本传言中的画册，并不止一次告诉我，北京和贵州有关红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也来多次查阅，皆未见得。
难道是画册的藏地记载有误？我找来近年出版的《贵州古籍联合目录》，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而翻遍全书，未见关于画册的任何信息。是不是在省图书馆呢？随后我又到贵州省图书馆查阅，仍未见；再托友人请图书馆负责人帮助查其内部目录是否见载，也未果。我又想，贵州收藏历史文献的重要单位还有档案馆，于是托人咨询，得知档案馆主要是收藏近现代以来的文件档案和方志资料，不存此类画册。遍寻诸馆，一一落空，心情颇为沮丧。
后来想到，有关此画册的研究成果中，最早发表的是1988年第4期《贵州文史丛刊》刊载的《〈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署名作者为赵竹，文中载其曾与时任博物馆馆长的陈恒安先生看过此册。怀着一线希望，我通过友人联系到赵竹先生，问他当年所见画册之细节，未料却答复“时间过去太久，记不清了”。后来才知此文乃赵竹先生之父赵荣先生所作，自己不愿证之名实罢。由于当年两位重要的见证人——博物馆前馆长陈恒安先生和赵荣先生皆已作古 （陈先生于1986年就已去世） ，画册的消息也无从打听。查找画册近一年，线索似已全部中断，当时颇有“如何心事终虚化”之感。
2016年初，听说贵州省博物馆新馆基本竣工，馆方要将馆藏文物资料编目拍照，录入数据库，之后藏品迁入新馆。这又让我心怀侥幸，再次拜托朱、简二位，请他们嘱咐工作人员在进行目录整理和文物拍照时，对此画册特别留意。恰是这侥幸的一点想法，寻找画册之事，最终没有让人“空劳牵挂”！
2016年7月初，朱良津先生通知我：在库房整理藏品时，画册竟被无意中发现了！《种芹人曹霑画册》终于重见天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先生解释说，之所以遍查目录未见，乃因1989年国家文物鉴定专家来鉴定画册时，诸家莫衷一是，未定真伪，后被博物馆列为“参考品”，未按文物级别入藏，以至于他接任后，也不曾见过。我即奔至博物馆，亲见画册，仔细翻阅，确定这正是“被失踪”了近三十年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当我立即告诉黄先生与龙春兄这一大好消息时，二人激动异常，在尚未与博物馆协调好观看时间的情况下，黄先生竟提前订好了来贵阳的机票！
经与馆方多次对接沟通，终于确定于8月15日到馆看册。黄先生将机票改签后，于8月14日，与冯其庸先生的弟子任晓辉先生和薛龙春兄、沈歆女士分别从香港、北京和南京三地飞抵贵阳。次日下午，我们如约来到博物馆，在朱良津先生和简小娅女士协调安排下，亲验画册，细睹芳容。情系魂牵久矣，一朝竟得梦圆……由于黄先生来贵阳之前我已通过馆方，先行拷贝了画册的全套高清图片传与他，因此本次观看画册，重点是对其材质与不明之处的再确认，末后对一些细节进行拍照，以备再用。
2016年10月，黄先生告诉我，将在香港举办一场以《种芹人曹霑画册》为中心的学术活动，以此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并托我转告贵州省博物馆，诚邀馆方携画册来港，以襄盛举。由于涉及文物出境之例，馆方专门向其主管单位作了申请，希望能将之带到香港，公诸同好，以裨学术研究，兼可扩大贵州省博物馆之影响。然而，馆方未得到上级文物主管单位的授权，故未能将画册真迹带来。黄先生之前曾告知我，他本意是想利用现代先进科技对画册材质进行精细检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此次画册未能来港，确有一点遗憾，但目前各方还在积极努力，争取画册真迹早日公开展示，并能正式出版，嘉惠学林。
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一本《红楼梦》已是如此，人生岂不更妙！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找寻画册，让我和黄先生续上了一段相隔十多年的缘分：黄一农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早在2006年我就与先生有过联系，当时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读博，一次上网检索资料，无意中看到黄先生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的出版信息。甫见书名，觉得颇有意思，继而为其所论的群体——天主教徒所吸引，于是好奇欲睹。然而大陆当时没有引进该书，于是冒昧按网站所提供的邮箱给黄先生发了一封邮件，向他介绍了自己正在做晚明书法的研究，重点考察其时士人生活与书法之关系，想请他方便时惠寄大作，以资学习与参考。
老实说，信发出后，我对结果并不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我便收到先生所寄的书，当时甚感兴奋，便即拜读。未及尽览，却已见其博采中西，探原穷理，新见迭出。尤其书中专门强调的“e考据”方法，我与之颇有契同，遂将书复印给朋友，共同分享。
一晃十多年过去，回想起当年乞书之事历历在目。如今机缘巧合，从神交到面晤，不亦乐乎！ （农按：因篇幅关系，部分内文被迫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