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1

红圈中人对“闵焕元即闵大章”之说的质疑

胡铁岩于2017年所发表的《闵焕元怎就成了闵大章：试说黄一农先生对闵焕元、闵大章的考证》 （以下简称“胡文”） ，虽自清代科举履历中新找到几条有关闵焕元的材料，并借以质疑笔者先前有关闵大章的一些说法，但很难理解的是，该文从头到尾竟然不曾提及或讨论笔者研究闵大章其人其事最重要的学术论文《曹雪芹现存诗画考论》（2015），而只是从笔者2016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两篇小文，选择性地挑出几个他认为可发挥的地方加以渲染。

事实上，笔者论证闵大章就是《吴兴闵氏宗谱》第十七世闵焕元的过程，并非仅仅依赖在此谱上的新发现，同时还关涉闵焕元与曹雪芹两人交游圈的高度重叠，以及焕元—元音—大章等名字彼此间与经典的关合， 故若从统计学的角度判断，种芹人曹霑—陈本敬—闵大章 （字元音） 与《红楼梦》作者曹霑 （字雪芹） —陈本敬—闵焕元 （字大章） 乃两组不同人马的概率应极低。何况，《种芹人曹霑画册》作者自题诗引首的“忆昔茜纱窗”闲章，更将种芹人曹霑与《红楼梦》紧密连在一起。但胡氏为获致其既定的结论，对这些重要论证却一无所知或不屑一顾，而其所提出的反证又皆不具真正的杀伤力 （见后） 。

胡氏因道光《吴兴闵氏宗谱》中记闵焕元之父振文为“礼部儒士、候选府检校”，他为了辩证闵振文并不曾在礼部工作，试图以此说明焕元应无足够理由到北京依亲，遂指称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的闵受昌履历中仅记振文“候选检校”，而未见“礼部儒士”字样，又由于闵受昌中举履历的刊刻时间早于《吴兴闵氏宗谱》，故他宣称有关闵振文出身“礼部儒士”的记载并不可靠。然其论述只选择对己说有利的材料，如他竟然既不展示也不提及闵受昌之父思诚在其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履历中所记的“振文：礼部儒士、候选简校”资料 （图表2.3） ，而后者的完成时间较闵受昌履历更早约半个世纪！ 类此之文字删略其实并不罕见，如思诚的履历记其嫡伯叔祖振西为“国学，考授州判”，但在受昌的履历中就只书作“振西：考授州判”。此外，《吴兴闵氏宗谱》第二册的《世经人纬图》中对振文的经历亦只简写为“礼部儒士”！

至于礼部儒士的性质，先前少见红圈中人讨论，此乃明清官制中吏员之一种，康熙二十五年议定其名额为十人。 时人有批评此辈曰：“会试、顺天乡试内帘供事人役，例用礼部儒士。夫儒士名目不识起于何时，初不过书记奔走，近闻闱中分卷、打印，暗通关节，悉由若辈之手……”， 雍正五年（1727）议准：“礼部儒士食粮三年，期满咨送过部，免其考职，以府检校、典史注册选用，并由礼部以铸印局大使简选题补。” 知闵振文乃以儒士身份在礼部担任书记性质之小吏，期满后或一直未能补授实缺，只获得候选府检校之虚衔。

胡文宣称因闵焕元在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的闵思诚 （十四年生） 履历中被注记为“业儒”，又由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的闵受昌履历中指焕元为“国学生”，故归结称“直到嘉庆二十一年，闵焕元的功名出身还不是太学生”，然在国子监就读的“国学生”原本就被称作“太学生”！

查吴兴闵氏所在之《晟舍镇志》，记贡生的体例是“别其恩、拔、副、岁，记其科分、年时，胪志之而有所考证。惟援例入成均者，指不胜屈，未便并列也”，而闵焕元并未胪列其中， 知其国学生的科名应属捐纳所得。 《吴兴闵氏宗谱》记有另四名“太学生”：鵕元 （雍正十年生） 、晋元 （康熙六十年生） 、丰元 （雍正三年生） 、葆元 （雍正三年生） ，他们与焕元同属东西五房鹤皋公支的第十七世，且皆未被收入《晟舍镇志》的贡生名单，推判他们亦均以捐纳入监。但在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的闵思诚履历中，除鵕元被记为“国学生”外（或因其为思诚的亲叔，故信息较清楚），晋元、丰元与葆元亦皆被注作“业儒”，惟他们不太可能全都年近五十之后才选择捐监，因该所费不赀的举动对他们此后的发展将帮助不大。

考虑到闵思诚中浙江乡试时才二十岁，笔者疑其因一直待在家乡，故对长期远居北京之嫡伯焕元的近况并不熟悉（与焕元较多往来的很可能只是鹗元）。思诚的科举履历或主要参考了父亲于乾隆九年或十年联捷时所整理的材料， 但其中有些内容并未能适时更新，直至其子受昌的嘉庆丙子科履历，才正确称焕元、晋元、丰元与葆元等人为“国学生”。

虽然捐监者可免入监，期满考用，但亦准入监读书。情理上，父亲在京任职的闵焕元，之所以花大钱捐纳为国学生，一是希望入监读书，以求在仕途上或人际关系上有较好的发展；一是期盼能留京参加顺天乡试， 此因北闱特别替贡、监生 （包含捐监者） 设有皿字号，乾隆元年又分为北、南、中皿，以吴兴闵氏籍贯所在的浙江省为例，其所属之南皿即有中额三十九名，乾隆三年还曾因皇帝视学国子监而特别施恩增加了十八名，九年以后则改成三十六名。总之，其录取率要较参加各省乡试高出许多。

胡文又点出《吴兴闵氏宗谱·凡例》中对重名的处理原则是“以弟避兄，以侄避叔”，故批评拙说曰：“闵焕元不应该在知道同族十六世中有名大章者的情况下，再‘以字行’改名闵大章。”然从此谱中共可见四位“闵大章” （三支三房十二世，字慕劬；东东三房十四世，字文思；东西四房 十六世，字屺荣；西东大二房十八世，字雍文） 之事实判断，吴兴闵氏并未严守此规矩！ 或因族繁易复，该宗谱内亦可见其他同名之例，显然该重名之规矩在现实中或顶多只施行于同支。何况，闵焕元并未正式改名，他或只不过在题跋时惯用“闵大章”而已 （古人款署“姓+字”之例可见图表 2.2） 。再者，闵焕元无论是依亲还是入国子监，应均长年在京，他对老家这几位不同房支及辈分的“闵大章”，很可能皆极陌生。

胡氏还声称《吴兴闵氏宗谱》的凡例中有云：“浙之氏闵者在在有之，吾族旧家晟溪乡人，号‘晟溪闵氏’，今仍其旧，所以别他族”，故“吴兴闵氏将族谱自名《吴兴闵氏宗谱》，又如此自尊其居住地吴兴，强调有别浙江他地方的闵氏，怎么可能将闵氏始祖所在的山东‘汶水’用为自己的书画地名章呢？”然胡氏此说所使用的材料却是十分具选择性的，因就在同一条凡例之中即记称：“考吾宗由鲁而浙，由浙而湖，彰彰可据，冠以‘先贤后裔’四字，庶可别于他族。”表明其族是闵损的后裔。

此外，胡氏既详读《吴兴闵氏宗谱》，那他理应亦曾过览康熙四十八年续修谱之序，文中就提及晟溪闵氏的先祖是“鲁人，闵子之后也。宋靖康间世乱，转徙江南，一宗入乌程，其里曰晟舍”；乾隆十三年为新修宗谱所撰之序也称“吾闵自先贤琅琊公四十六世孙宋时随高宗南渡，流寓浙省……”； 而闵鹗元于乾隆四十年所写的重修宗谱序，亦谓其宗“始推本于先贤琅琊公”；至于此谱首册的《先贤大宗世系图》中，更在“一世”独列闵子骞一人。知吴兴闵氏乃以尝被宋真宗追封为琅琊公之闵子骞为显祖，此正与闵大章钤用“汶水”以缅怀先人德行的意涵相呼应。又，书画上的地名章通常是为标明该文物之收藏处或当事人题识时之所在，其与前述闲章“汶水”的性质大不同。换句话说，闵焕元钤用此印的目的，原本就非胡氏所认为的是要表达其族人的居住地。

胡文在未能提供具体证据的情形下，先筑起一道抵死不相信《种芹人曹霑画册》为真的堡垒，声称：“即便是能够证明《画册》中某一部分是乾隆时期的 （如闵大章） ，也未必能证明种芹人曹霑就是乾隆时期的，更不等于种芹人曹霑就是曹雪芹。”情理上，若他欲说服大家《画册》不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他就有责任从文物本身 （如透过材质、形 制、年代的鉴定等角度） 或其他资料来举证支持己说。胡氏且因不解《种芹人曹霑画册》中题画诗与画之间的关系，故认为两者的内容严重不符，并批评此属“低级错误”。其实，不论闵大章、陈本敬、铭道人或歇尊者，他们的自赋诗或所引用的前人佳句，多是为了呼应曹霑的避世情怀。

综前所论，胡铁岩虽在科举履历中新发现了几则涉及闵焕元的材料，并重探了《吴兴闵氏宗谱》，然因其抱有先入为主的立场，且在运用文献时不止一次只选择对己说有利的内容，以致他据以辩证闵焕元并非闵大章的诸多论述，均显得过于主观且逻辑有欠周全。此个案或颇适合被学界当作在大数据时代该如何正确从事“e考据”的绝佳范例。 TnbAZm5Z4XhbMu14ZWGNCRwedPeE5q6Dh6EyYPFigS7zZFQe5cZqpFInbzHsGW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