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尔浒的战败与明廷的反应

萨尔浒之役明军的重要将领其实颇富实战经验，且多曾在万历二十年开始的壬辰之乱中与日军对垒，如杨镐时任经理，刘綎为都督，李如柏为副总兵。日军入侵朝鲜初期的势如破竹，乃得力于其大量使用鸟铳；而朝鲜军队不仅欠缺此一可瞄准的制远武器，连火药的调配和强弓的制造亦无法自足。二十一年正月，提督李如松（如柏之兄）所率领的四万援兵一举收复平壤，明军在城之南、北、西三面以及东南、东北二角，各安排十余门大将军炮主攻，每炮由二十余名熟练的火器手操作，所用的铅子最大者重七斤（明代一斤约合597克，相当于1.32磅），并配置有重兵防护。此外，佛郎机铳、虎蹲炮以及三眼铳、鸟铳等大小火器亦发挥重要功能（图表1.1）。由于当时中、日两军在武备或战术运用上的差距不大，遂使得战争呈现拉锯，断续长达七年。

惟中、朝联军在萨尔浒之役所面对的后金部队，其主要战术与装备均不同于壬辰之乱的日军，明朝将领对此显然未能善作因应。满洲军士当时无论步兵或骑兵均持弓负箭，并配备近身接战用的利剑和长枪等冷兵器。 明军则普遍使用火器，如以万历四十二至四十五年为例，沈阳共驻有明兵一千九百多名，配备的武器为大将军炮两门、虎蹲炮十门、灭虏炮十门、三眼铳五百杆、弓三百张，余则为长枪和腰刀等。 依据当时编制，开原明军全营四百人亦均使用火器，其中除八十人操作四十门小口径的灭虏炮外，余皆执三眼铳。 四十六年六月，兵、工二部议准挑选库贮堪用的铜铁大小佛郞机铳、大将军炮、虎蹲炮、三眼炮、鸟铳等解赴辽东，原任总兵柴国柱亦主张“破虏全用火器”，且获准自山、陕督抚各借三百门解往前线。

查记清太祖朝历史的《满洲实录》中，绘有许多呈现重要战役场景的珍贵插图。 依照此书图文的描述，努尔哈赤在称汗之前与诸部落间的接战，双方均仅使用冷兵器。在记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事的《太祖阵杀张承胤》图中， 首见明军以大量火器与后金对敌。此前六天抚顺刚陷落，由广宁镇总兵张承胤所率领的一万援兵，于谢哩甸遭遇努尔哈赤的四万兵，明军“据山险掘壕，列火器安营”，虽“连放火炮”，但在满兵以强弓“奋勇射之”，并“杀入其营”的情形下，明军损伤十之七八，被掳去“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算”，大胜的后金声称己方只折损“小卒二名”，明显过分夸耀。

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时尚以火器自豪，刘綎还曾派人开谕敌军曰：“我有七种火器，汝不可当，须速来降！” 而马林在与努尔哈赤遭遇时，亦不畏布阵进行野战，“绕营凿壕三道，壕外列大炮，炮手皆步立大炮之外。又密布骑兵一层，前列枪炮，其余众兵皆下马于三层壕内布阵”， 马林在阵前胪列两轮战车，每车的牌楯上有可发射火器之小孔，期盼能以火力压制敌方。然而，战车必须配合准确性和发射速率均较高的火器，始能发挥作用。此外，他也失策地将大炮均列于壕外。由于各种铳炮的装填颇慢，故两军交战时，满洲骑兵只需不到二十几秒即可从一两百米外突入明军位于壕外的炮阵，而在这段时间内，操作各种大、小火器的铳炮手只有可能发射一二发！ 况且，快速移动的目标也很难被瞄准命中。

虽然明军早在嘉靖三十四年鞑靼以十万兵入犯时，杨博就曾以“火器布列车上，更番而进”，而解大同右卫之围， 但相关战术似乎一直未能成熟发展。戚继光时亦出现循环发射火器的概念，如其在《纪效新书》中有云：

初谓铳手自装自点放，不惟仓卒之际迟延，且火绳照管不及，每将火药烧发，常致营中自乱。且一手托铳，一手点火，点毕且托之，即不中矣！今炮手另聚为伍，四人给炮四管，或专用一人擎，一人点放，二人专管装药抽换，其点火一人兼传递，庶无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于城守，若临阵，不无人路错乱，引军夺气。边铳可用此法，鸟铳还是单人自放乃便。

然其目标仅在令每伍的三眼铳能持续发射。惟因三眼铳欠缺瞄准装置，且未能发展出排枪循环齐放（volley fire）的战术，故效果应颇受局限。至于鸟铳的操作，戚氏主张“单人自放”，且顶多亦只要求齐放。 事实上，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或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荷兰，以鸟铳分排循环齐放的战术，已在战场上证明可有效遏阻数量占优势的敌人。 可惜，萨尔浒之役的明军虽拥有足以取胜的形势条件，但在战术概念和训练上却未能善作因应。

在萨尔浒之役中被俘的朝鲜官员李民寏，曾于《建州闻见录》一文中反省两军的优劣，曰：

近来军器造作……皆有名无实。甲胄则不坚不密，重且龃龉；弓矢、刀枪则歪弱钝弊，不堪射刺；炮铳则四五放，多有毁裂者……臣观奴贼远技，不过弓矢，而皮弦、木箭，所及不过六七十步之间，惟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若以劲弓、利镞制之于百步之外，则可以挫其锋矣。至于鸟铳，极是远技，而藏放甚迟，若非凭城据险，则难以措手……上年，我军专恃炮手（农按：此为朝鲜之特殊用语，专指鸟铳手），当其冲突，未及再藏，而贼骑已入阵中矣！贼之甲胄极其坚致，除非强弓，必不能贯穿于百步之外。

指出萨尔浒之役中的朝鲜鸟铳手，在骤遇敌军时，才放铳一次，还来不及再装药，众马奔腾而来的满洲铁骑就已突入阵中。根据李氏的亲身经历，满兵所用的弓其实并不特出，但其精壮战马所提供的快速移动力，常令敌方反应不及。尤其，在严实的训练之下，一流的弓箭手有能力每分钟射出六箭，且准确度往往不逊于当时的火铳，而同时间内之鸟铳仅得一发。 ^[3]

明军的窘状亦略近于朝鲜，即使最精锐的京营兵士已有十之六七配备火铳，然因承平太久，“有装药不如法，点放仅有烟而无声者；有手颤不能点放，并火器坠落于地者；能中木牌者，仅二三人耳”，训练颇有欠缺。

徐光启尝自辽东逃回之人听闻溃败实情，并在疏中指出：“我兵盔甲既皆荒铁，胸臂之外，有如徒袒。贼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谁能抵敌！” 故壕外之兵往往在很短时间就弃械后逃，导致全营兵溃。当时，即使是明军将领所穿戴的甲胄亦欠精良与完备，如在萨尔浒之役中，总兵杜松“矢集其首”，监军道潘宗颜“矢中其背”，遑论士卒！ 徐光启因此总结称，以明军当时的装备和战力，顶多只能以火器凭城据守，而不应“列兵营、火炮于城壕之外，糊涂浪战”，更无法与满军在野战中一决胜负。

除开会战的失利，明廷对政务的荒怠以及军中层出不穷的流弊，均在在印证其无力阻挡后金的崛起。万历后期，各方进呈的疏奏往往留中，皇帝也不积极任命臣僚处理政务，各政府机构缺员的问题十分严重。 萨尔浒之役战败后，满朝文武奏请应亟速用人、发帑，并下诏罪己，但皇帝却不为所动。 四十七年六月，后金陷开原，马林战死，才改命熊廷弼接替杨镐经略辽东。然而，不顾群臣屡次疏请，直到七月始急遣熊氏出关视事。

晚明兵制乃力行分权和制约的原则，由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以及在外各都司，彼此平行，互不统属，如左军都督府下辖留守左卫等八卫以及浙江、辽东和山东等三都司。调兵权直接由皇帝掌管，兵部虽有出兵之令，但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有统兵之权，但无出兵之令。军队的主力是京营，装备也最精良，其人数在明初曾多达四十余万，但至泰昌元年则仅止十二万。 京营的兵籍虽由五军都督府掌管，惟五军府不干预营操，而是另委重臣提督。嘉靖起，设武臣一员总督京营戎政，并派文臣一员协理，其位阶颇高，往往带尚书衔（通常是兵部尚书），称之为戎政尚书。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为因应萨尔浒战败后的倥傯军务，泰宁侯陈良弼受命总督京营戎政，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亦被擢以兵部尚书衔协理京营戎政。由于陈良弼早在二十四至三十八年间即曾出任总督京营戎政， 给事中官应震遂疏称：“泰宁侯老耄，须敕令拱手而听协理之主持，乃无误兵戎大事耳！” 陈良弼时年虽约七十三岁， 然而讽刺的是，黄克缵在乞免的奏疏中亦自称：“年已七十有一，右臂常患麻木，志既就衰，力复非健。” 明廷竟然找不到更年富力强的人来承担此戎政大任！事实上，在萨尔浒之役时，担任辽东经略的杨镐就已六十五岁， 而实际统兵的明军主将们，亦皆垂垂老矣，如刘綎为六十七岁，杜松年七十多， 至于同领四路大军的李如柏和马林，年龄恐亦与刘、杜两位总兵在伯仲之间。相对地，努尔哈赤虽亦已六十一岁，但后金在前线带兵的主将多为他的子侄辈。

萨尔浒战后，辽东的明军多似丧家之犬，甚且有将江潮之声误作敌至，以致全营奔溃者。而军士多无盔甲和火器，仅持短刀和弯棍，当熊廷弼检阅部队时，更发现：“每应手而抽一弓，弓辄断；取一箭，箭辄半截；验一刀棍，而刀不能割鸡，棍不堪击犬。” 此外，骑兵为避免出战，竟有人故意断绝草料，令马匹饿死，甚至无故将战马用刀刺杀，希望能改充步军。 至于号称十万人的京营兵，亦“皆无足恃”；即使其中最精锐的九千名选锋，“亦率聚操应点，持挺而曰兵，迨卯集辰散，而仍为市井行乞矣” ！

惜金如命的万历皇帝，在群臣屡次促请速发内帑并讥讽其嗜利的情形下，遂将脑筋动到百姓身上，分别于四十七年十二月和四十八年三月加征辽饷约四百万和五百万两， 力挽狂澜的熊廷弼始得借以重整关外战备。熊氏因主张“营营该习火器，队队该习火器，人人该习火器，时时该用火器”， 遂雇用铁匠千余人，打造两百斤以上的灭虏炮数百位，七八十斤至百斤重的灭虏炮三千多位，百子炮千门，三眼铳和鸟铳七千多杆，以及盔甲四万五千余副等， 而自北京运补的大量武器装备也于四十八年二月送抵辽东， 但熊廷弼抱怨相关的配合仍付诸阙如，“紧自缺兵将，催兵部征调而漫不着意；紧自乏粮饷，催户饷处办而漫不着意；紧自兵弱马羸，催各省镇拣发精壮而漫不着意”，他且因此与兵部尚书黄嘉善相互抨击。

当时工部所制造的火炮往往品质不堪，且因久置不用，“人与器不相习，器与药又不相习”，以致演放测试时常出现爆裂，御史唐世济于是建议应将武库中储藏的旧炮“俱用火煨、水浸，时时较试”。 戎政尚书薛三才因此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回应称：

先是，已将库贮神器渐次火煨、水浸，开操之日，即试灭虏大将军四位，自后逐日试放，十七堪用。

然而，薛氏所谓库藏大炮有十分之七堪用，恐为搪塞应付之辞。

军中其他的弊端更不胜枚举，如总督京营戎政赵世新曾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抨击曰：

厂所给火药，奸匠积习相同，粗糙不堪搪塞。各军领药到手，多将原药变卖，自买迅药，亦视为故套……营中刀枪皆非利器，且久不为换，半多损坏……旧有车辆久不修理，已二十余年矣。

查京营的火药乃由工部军器局下辖的盔甲厂和王恭厂供办，不仅要价较贵，且品质欠佳，以致各军还得另向民间商家购买质地较好的“细药”。 更有时人指出：“发十分之硝，已欺其三；制十分之药，又欺其三；及各营赴领，而又半药半折，局官复以充新制。” 熊廷弼在向朝廷请领火炮时，亦曾抱怨：“铜炮率多崩炸。” 至于戊字库（贮甲仗，属工部）所给发的盔甲，也往往“脆敝不堪”，每三副始可改造成一副。 甚至有库藏的铅块仅止外层为铅皮，其内尽是铁渣和砂土，每百斤融化后只得十数斤！ 又，内库收贮的硝黄亦被发现掺有盐土，纯度甚至不到四成。

相对地，后金所造的军器则相当精良，“弓箭、枪刀、盔甲，俱不计工本，必极其精铦而后已。其箭镞俱长三寸许，锋利不可当”，“刀能断铁，矢能透铠”，“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马亦如之”，以致一般的铳箭对满兵所披之坚甲均“无可奈何”。

亦即，萨尔浒之役前后，明朝乃以一蛀空的朝廷以及腐败的军队来应付锐意进取的新兴后金政权。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其遗诏中虽有“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等文句， 但内容应为他人借名代拟，而明朝的国祚则已回天无望。今沈阳故宫所藏乾隆帝亲撰的《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就直指此役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twraDKEq4BJ7a6FUdWgweupUkKicsg1Q/fSaPtWF8ktmPl8xGv/Yuh0K5SHCcF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