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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有中原流寇、东北后金和东南海患三大乱，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崛起，至天启二年荷人占据澎湖，天启七年民变在陕西开始燎原，
以迄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在台湾的明郑政权，中国的战事从边疆燎原至腹地，从外患扩展至内乱，延亘超过一甲子。
明军在萨尔浒之役大败后，发现其所拥有之无瞄准器或闭锁欠佳的三眼铳、将军炮和佛郎机铳等火器，尚无法对付后金的强弓和铁骑，遂开始起意引入较先进的武器。最早的尝试是聘请一批曾受雇于西班牙在马尼拉铸炮厂的福建人至京铸造“吕宋铜炮”，惜因技术和设计不到位而未如预期。稍后，在京畿和辽东所配置的西炮，则多是购自澳门或捞自广东沿海（如万历四十八年触礁沉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独角兽号上的船炮），并由徐光启和李之藻等天主教徒协助安排运送，还雇请澳门来的葡萄牙籍铳师负责教放。同时欧洲的炮学书籍亦经由奉教士人和耶稣会士中译，惟其中一些关键内容并不公开传布。至袁崇焕于天启六年以西炮缔造宁远大捷后，明廷对此新式武器的重视日殷，除持续要求澳门解铳解人，还要求福建和广东的官员大量仿铸并解京；此故，现今从华北以至辽东都还存有当时闽粤地区所铸的古炮。
另一方面，天启初年起即持续骚扰东南沿海的荷人与海寇，因已广泛使用较先进的红夷大铳，促使闽粤官员对西炮多相当重视，并开始动员工匠自行铸造。幸因荷人的兵力不足，且“所恃巨舰、大炮，便于水而不便于陆”，
所引发的威胁才不若满人。郑芝龙在崇祯元年的受抚，转使明军的战船与火炮拥有足够力量对抗海上其他势力，遂陆续平定李魁奇、钟斌、钟凌秀、刘香等贼寇，
并于崇祯六年在料罗湾大败世界强权荷兰的舰队。从这一途径引进的红夷火炮，与传教士或天主教士大夫的关联较少。
中国南方的铸炮技术亦受到其他欧洲海权国家的影响。为因应荷兰人持续对澳门的觊觎以及对船货的掠夺，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于1623年开始与华人签订铸炮合同，并在1626年任命出身印度果阿铸炮世家的万努·博卡罗（Manuel Tavares Bocarro）掌管铸炮场。据1635年的文献记载，澳门各炮台共安设四十几门炮，其中最大者可发射35磅的铁弹。 [21] 除葡人拿手的铜炮外（图表3.17），至1638年底，该铸炮场也已生产约二百门铁炮；由于价廉质佳，颇受市场欢迎。如1645至1646年间，许多澳门制造的铜炮和铁炮就被运至印度和葡国，以参与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统治的复国战争。 [22] 1647年，在南非沿岸沉没的 Sacramento 号上，即运送至少十五门万努·博卡罗铸于1640年之铜炮，其中最大者的内径为14厘米，通长469厘米，远超过当时其他在亚洲陆地上使用的火炮。由于博卡罗聘用不少长于铸铁技术的华人工匠，知其制炮相关技术应会在冶铁业发达的广东地区流传。 [23]
图表3.17：葡萄牙里斯本军事博物馆藏1640年万努·博卡罗在澳门所铸之铜炮（笔者摄于2006年）
此外，由广东官员自英国东印度公司沉船独角兽号打捞出的炮，曾协助明军于天启六年缔造宁远大捷。该公司且从1670年起在台湾设立商馆，迄1682年因荷兰攻占万丹始退出东南亚，前后共有十几年与南明郑氏政权进行交易，其间亦曾输入各式火器。
西方炮学在十七世纪中国的流布或可归纳成工匠和教会这两大途径。前者主要发生在冶铸发达的闽粤一带，有些很可能透过家族来传递相关知识与经验，如在明清之际许多南方制造的炮常出自曾姓之人：万历四十八年，由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自同安聘请工匠制造的“歼虏大将军”铜炮，是由曾慎等铸造；
天启四年，钦差福浙都督俞咨皋（福建泉州卫人）造的红夷铁炮上有“匠曾□”字样（图表3.2）；闽抚熊文灿于崇祯三年督造的铁炮，是由把总曾□监制（图表3.4）；又，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藏一门南明鲁监国五年（顺治七年）制的铜炮，铸匠名曾成（图表3.18）
；该馆还有一门永历三十三年郑经督造的铜炮，其阳刻铭文有“藩前督造守备曾懋德”字样（图表3.11）。此外，永历十二年负责在郑军中管理灵熕的军官亦名曾铣。
由于这些曾姓之人均与福建有地缘关系，不知是否有出自同一家族者？
图表3.18：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藏鲁监国五年铜炮上之阴刻铭文（笔者摄于2008年）
至于教会途径，则与奉天主教的士大夫攸关，主要是由明末的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徐光启的门生与亲家）、韩云（徐光启门生）、韩霖（徐光启门生，韩云之弟）、张焘（李之藻门生）、孙学诗、陈于阶（徐光启外甥）等教徒推动，透过同教、师生或姻亲等关系一脉相传，他们也从耶稣会士手中得见或翻译了一些欧洲的火炮专书，但他们多非闽粤之人，且与该地区无地缘关系。入清后，除在宫中服务的南怀仁外，较少见教中人士精研此学，然其知识传承似未完全断绝。如康熙十三年，康亲王杰书奉命率师驻浙，其幕客戴梓尝发明冲天炮（类似今之迫击炮）以及可连射二十八发的连珠铳，
戴梓的火攻之学即泰半得自其表兄弟张嗣垅，而嗣垅之父就是颇精西洋炮学的张焘。
由教会途径传布的西洋炮学，还曾随着明廷自澳门聘雇的葡籍铳师，而全面进入登莱巡抚孙元化统领的明军，但这支部队的精锐不幸在吴桥发生兵变，并于崇祯六年投降后金，反令相关的铸炮和操炮技术落入满人手里，且协助其在十年左右建立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专业炮兵部队。清军以满蒙八旗为主的步骑兵，原本就在野战中所向披靡，再辅以善于攻城破垣的汉军炮兵，更是如虎添翼，入关后遂很快在中原和江南站稳脚跟。
然而，活跃于闽、粤、台的郑氏政权，却令清廷大伤脑筋。此因，东南沿海的战事自天启二年荷人据澎湖以来，其频率和规模在东西方军事史上均十分突出，
[24]
且事涉全中国冶铸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以及大航海时代主要的欧洲强权，所动用或制造的西炮遂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间趋近世界最高水平。平心而论，郑氏为维护海贸的丰厚利益而长期积累建立的船队与火炮，不仅较清军占有优势，亦往往不逊于当时出现在亚洲海域的欧洲各国。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遂能两败荷兰于金门和台南，且郑成功、郑经和郑克塽均曾起意欲攻打被西班牙殖民的吕宋；
甚至，郑经在面对荷、清两海陆强权的联手攻击时，还能苦撑不坠。
事实上，倘非明郑发生多起重大叛降事件，以及郑家内部惨酷的权力斗争，
[25]
郑氏海上政权应有可能对抗清朝更长更久。
郑氏政权势力的奠基者是郑芝龙，他在天启四年以通事身份介入明荷澎湖事件的交涉。而就在荷兰人开始拆城转赴台湾的第二天，郑家最出名的历史人物——芝龙长子郑森（南明唐王隆武帝时赐国姓朱，更名成功）——诞生于日本平户。启、祯之间，芝龙从崛起台湾的海寇顺利转型成受抚的明朝将领，接着次第击败其昔日同党和荷兰人，并于崇祯十三年升任潮漳署总兵官后，集闽粤地区和东南海上的军权于一身。
郑氏家族在隆武朝更是权倾一时，不仅“全闽兵马钱粮皆领于芝龙兄弟”，芝龙和鸿逵且封侯，芝豹和郑彩封伯。
隆武二年，清廷派人向芝龙劝降，并以“闽粤王”之衔相诱。成功尝苦谏芝龙曰：
吾父总握重权，以儿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意（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指称清军铁骑在崎岖的闽粤一带或不易施展，故建议应利用地形凭险据守，并贩海以充兵饷，成功并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但芝龙或为维护其家族与部属盘根错节的政经利益，却自撤仙霞关（地处浙、闽、赣三省要冲）和分水关（在闽、赣接壤之处）两重要关隘的守兵，为清军入闽敞开了大门；
七、八月间，隆武帝朱聿键被杀；十一月，芝龙剃发降清。二十三岁的郑成功以“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遂率愿从者弃家入海，并招募其父旧部和四方义士起兵抗清。
郑芝龙投降后发现受骗，其日籍侧室田川氏（成功的生母）竟然仍遭清兵凌辱遇难，贝勒博洛且背约将其挟持至北京，并利用其声望招降明军十一万三千人。顺治十三年，清廷甚至将郑芝龙“杻械禁锢”；翌年，更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且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十八年十月，芝龙被依谋叛律斩杀于北京柴市，卒年六十七。
在郑芝龙投降后的十多年，郑成功靠着“通海之利”，
持续于东南沿海抗清，虽曾一度以大军包围南京，但功败垂成。永历十五年，郑成功决定渡海取台湾为根据地，十二月，在历经半年多的战事后，终于赶走据台三十八年的荷兰人。不幸的是，成功旋即听闻在石井老家的祖坟遭挖毁、其父于北京被处死、永历帝遭降清的吴三桂俘获等噩耗。尤有甚者，世子郑经私通其弟的乳母且生子，成功暴怒，欲将郑经及其生母董氏问斩，但留守福建的众将竟抗命。十六年五月，疾首痛心的郑成功在台湾病逝，享年仅三十九岁。
倘若郑芝龙听从成功之劝不降，以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人脉网络，肯定会对清朝政权造成重大威胁。事实上，郑芝龙当时仍“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饷粮充足”，
他应有机会凭险抗拒清军，至少也可凭借其掌握的先进西式铳炮以及绝对优势的船舰纵横海上，并让郑成功多所历练，有更大能力承担复明的艰巨挑战。
康熙三十八年，清帝恩准郑克塽的奏请，让郑氏先人归葬故里。在石井郑氏祖坟中，因此迁入三代五具灵柩：郑成功及其夫人董氏、其生母田川氏、其子媳郑经夫妇。康熙帝并御赐“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之挽联，称扬成功的忠勇。其父芝龙却因在北京弃市，尸首无存，归葬时只得以木主替代遗骸，其孤魂飘荡在华北平原的黄土地上，远离他曾经扬帆声炮、称霸一时的海上世界。
随着明郑的投降，清朝出现长期的统一与安定，遂不再加强武备，东南沿海一带的铸炮技术亦因此停滞不前。直到遭受鸦片战争的痛击后，清廷才又积极在沿海加强战备。从广东以迄浙江的官员，开始重拾明末铁心铜体的技术，制造从数千斤至上万斤的重炮。
当时也曾延聘龙溪县城的“金宝兴”鼎炉铸造师黄取，在漳州用传统方法制模并浇铸出龙熕。
然而，欧洲各国的制炮技术早已一日千里，其炮常是先铸成实心铁管，再以机械镟出匀称的内膛，此法不仅精度较高，且成本较传统模铸法大幅降低。
[26]
面对西方列强更先进的大炮，清军新造的龙熕不再拥有神话般的威力，只能屈辱地伴随大清帝国的龙旗缓缓落下历史的地平线。
近年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在汉学界正方兴未艾，火炮作为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物”，本应很有条件成为学界的焦点，然或因所牵涉的范畴过于深广，迄今仍少见具有此一关怀的严肃研究。
过去十余年来，笔者尝试爬梳庞杂文献中零散的火炮相关记载，并实地勘查过数百门古炮，期盼能勾勒出各种明清西式火炮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
本书第十三章即首度有系统地深入探讨该在滑膛炮发展史上技术最先进之炮种，文中以四十八门尚存复合金属古炮结合史料记述，重现其在中国三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和多样性，且从技术、效能和成本等角度切入，以理解复合金属技法的兴颓变化及其最终遭淘汰的历史因素。
本章同样整合文献与文物，尝试理出明末以来闽粤地区所出现或制造之西炮的“文化传记”，并探索其对十七世纪中国史或东亚史所产生的影响。
前述两研究均具体牵涉大量古炮，其炮身上斑驳铭文所刻画的职官和铸匠姓名、制造年月、弹药用量，甚至膛炸或遭外力破坏的痕迹，见证了一页页明清鼎革时期铁血干戈的易代史，而鸦片战后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炼铜铁”的时代氛围，也令这些古炮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命史”更加真实与清晰。
相对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常将火炮当成重要的商品，
明清火炮基本上是由国家严密控制的非流通物质，《大明会典》即明确指出火炮“不许私家制造，有故违者……从重问罪”，
《大清律例》更严格规定：
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者，不论官员、军民人等及铸炮匠役，一并处斩，妻、子、家产入官；铸炮处所邻佑房主、里长等，俱拟绞监候；专管文武官革职；兼辖文武官及该督、抚、提、镇，俱交该部议处。
此外，清帝御驾亲征及凯旋时，均要在教场祭火炮之神，每两年亦依例派遣八旗汉军的都统或副都统至卢沟桥祀炮神。
而由官方赋予某些大炮如“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定辽大将军”“神威大将军”“平夷靖寇将军”“振远将军”“耀威大将军”等名称，
以及“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身上的精美纹饰，亦可显示某些火器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只是停留在物的层次，而是包蕴有礼器或神器的意涵。惟如何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深入理解明清火炮在历史长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则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1] 据一荷兰船长的亲身记述，明人在岸上或船上均曾用小加农炮回击；参见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 - 1625 ，pp. 97，104，116.
[2] 参见《荷兰人在台湾》，页39—41；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1625 ，pp. 115-123. 有些学者将该新任总兵之名误作谢隆仪，不知此乃乾隆以后文献避皇帝弘历的名讳所致。
[3] 如天启年间，在肇庆府推官郑士亮等人的努力下，共有来自位于广东沿海三艘沉船上的四十二门西洋大炮被打捞解京。此外，天启中有夷船在番禺触礁沉没，当地居民曾泅水取得船上的大炮。1647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平底船 Joncker 号在台湾魍港（今嘉义县）附近发生船难，有华人在重利的驱使下，曾捞起船上载运的贵重金属以及二门铁炮。参见第二章；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41，页12；李毓中，《“海捞”一笔：早期海洋史、台湾史有关水下打捞工作的几则记载》。
[4] 如天启年间攻占澎湖的荷舰 New - Hoorn 号上，就配备有十一门半鸩铳；参见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 - 1625 ，pp. 147-148；O. F. G. Hogg， Artillery ： Its Origin ， Heyday and Decline ，pp. 269-271.
[5] 以瑞典在1628年所制造的超级战舰瓦萨号（ Vasa ）为例，船全长69米，合明清时期约二十二丈（一尺约合32厘米）。至于当时火炮的最大射程二千一百码，仅合3.3里（一里＝1800尺）。参见Hogg， Artillery ，p. 271.
[6] 时人形容沿海地区“商渔举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荷人且捉获一千四百多中国人，先送至澎湖筑城堡、任劳役，后则欲卖往东南亚；然而，经此惨酷折腾，能够活着登上巴达维亚陆地的只有三十三人！参见《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页3；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 - 1625 ，pp. 14-15.
[7] Alan Bax and Colin J. M. Martin，“ De Liefde ：A Dutch East Indiaman Lost on the Out Skerries，Shetland，in 1711.”
[8] 铁炮的重量（1b）可从下列公式粗估：2.5（D 2 L-5d 2 1/6），其中D为炮的平均外径（in），L为炮全长（英尺），d为内径（in），1为空管长（英尺），经代入概略值后，发现此炮重约二千斤；估算公式参见Hogg. Artillery ，p. 266.
[9] 由内径推估弹重时，依西方标准设游隙值为0.25英寸，铸铁密度取为7.1—7.7克/厘米 3 ；参见Hogg， Artillery ，pp. 265-267.
[10] 《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页105。此与当时东亚水域中的大型欧洲战舰已差堪比拟，如1627年西班牙在马尼拉的旗舰 San Ildefonso 号，共配置四十一门炮，搭载约六百五十人；参见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著，那瓜（Nakae Eki）译，《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场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罗克的结局》，页364—365。
[11] 左图出自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6，页10—11。右图出自Jacob de Gheyn， The Exercise of Armes for Caliures，Muskettes，and Pikes ，plate43.
[12]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pp. 38-39.
[13] 改绘自H. L. Blackmore， The Armouries of the Tower of London ： I. Ordnance ，pp. 49-51，141，146-147，plates 16，34，37. 惟双钮并非荷兰炮的独有特征，因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炮偶亦可见类似设计。
[14] Hogg， Artillery ，pp. 270-272.
[15] Adrian B. Caruana， 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 - 1875 ，Volume 1： The Age of Evolution 1523 - 1715 ，pp. 61-63.
[16] Hsiu-Jung Chang（张秀蓉）et al.，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 - 1685 ，p. 58.
[17] Hsiu-Jung Chang（张秀蓉）et al.，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 - 1685 ，p. 112.
[18] Hsiu-Jung Chang（张秀蓉）et al.，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1670 - 1685 ，p. 219，224.
[19] 图右各炮徽中的VOC代表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联合东印度公司）等字，其上下方之字母为Amsterdam，Middelburg，Enkhuizen，Delft，Hoorn，Rotterdam等六个组成商会的缩写，而除Middelburg在泽兰省（Zeeland）外，余均在荷兰省（Holland）。至于炮徽上所记各商会缩写字母与VOC的相对位置，有时会上下颠倒。参见R. Roth， The Visser Collection ： Arms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ollection of H. L. Visser ，Volume Ⅱ： Ordnance ，pp. 23-24，47.
[20] J. P. Kaestlin， Catalogue of the Museum of Artillery in the Rotunda at Woolwich ： Part 1 Ordnance ，pp. 24-25.
[21]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p. 18-23.
[22]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00.
[23] 有称此一铸炮场于1656年因万努·博卡罗举家迁回果阿而停止营运，但他似在1657至1664年间出任澳门总督，且笔者于里斯本军事博物馆（Museu Nacional Militar）尚见到两门由Jerónimo Tavares Bocarro在澳门制造的铜炮，分别铸于1679及1681年；此段参见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博卡罗铸炮场之始终》；Geoffrey Allen and David Allen， The Guns of Sacramento ，pp. 12-14，79；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53.
[24] R. 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 Dupuy，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pp. 571-665.
[25]
如施琅、黄梧、周全斌、黄廷等重要将领先后降清；郑经在其父去世后不久，即逼堂伯郑泰自杀，泰弟鸣骏遂率官兵暨眷属近一万六千名、船一百三十艘、大炮三百门降清；郑经死后，监国克
也在权力斗争中被杀。参见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页23—108；林田芳雄，《郑氏台湾史：郑成功三代の兴亡实纪》，页257—270。
[26] Richard Hayman， Ironmaking ：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Iron Industry ，pp. 39-45；Melvin H.Jackson and Carel de Beer， Eighteenth Century Gunfounding ，pp. 50-52，72-74，137-139.